张仃与李骆公是终身挚友。关于他们的交往，张仃在《李骆公的艺术》（1982）一文中，开门见山写道：
　　1946年，我从延安到哈尔滨，戴着军帽，打着绑腿，风尘仆仆，完全是一个老兵的样子;而李骆公则刚从日本回国不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正是一个青年洋画家。“我叫黑沙骆”，他当时的笔名也很洋，但他却热情坦率，一见如故。我们常作艺术上的漫谈，很广泛，有时也很深入。谈到近代画家的时候，他很兴奋，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册毕加索的大画册送给我。在那个时候，真是雪里送炭。他的艺术见解与创作态度，他为人的热情与慷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段文字暗藏玄妙：张、李同岁（生于1917年），1946年在哈尔滨初遇时，已届而立之年，张仃却称自己是风尘仆仆的“老兵”，李骆公则是风度翩翩的“青年洋画家”，还点明自己是从延安来，李骆公则刚从日本回国——这些看似轻松调侃的笔墨，其实是为后面的“一见如故”做铺垫。何谓“一见如故”？缘也，张仃与李骆公，正好有很深的缘，李将自己从日本带回的毕加索大画册慷慨相赠，张视为“雪中送炭”，便是最好的证明。
　　笔者仍想指出的是：张仃写下这些文字时（1982），距1946年已隔三十六载。三十六年的沧桑岁月、风雷激荡，艺术人生的变幻起伏、酸甜苦辣，必定会影响到此时此刻的心境与表达，不经意中对当初的历史语境产生微妙的“修改效应”。也许正是这种修改，将张、李之间的“缘”彰显了，强化了。
　　细读张仃对李骆公的评论，遥想两位艺术家的生平行状，令人兴味无穷。张仃欣赏李骆公早年的“野兽派”画风——“洋化得很地道，风格近似佛拉芒克”，但更赞赏他“油画民族化”的创作——那种以极薄的稀油，画在中国的绢上，具有水墨画透明效果的油画，其成果之一《哈尔滨之春》，一直挂在张仃哈尔滨的画室中。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张仃难以直言而沉郁委婉：“他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未消极。他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埋头苦干。他后来改用刻刀和石头来抒发豪情。他刻印用的石头是论担挑的！”——知情人读了，定能感受其中的痛楚，因为，这未尝不是张仃自己的写照。
　　李骆公坦言：他是被“逼”入篆刻这个“方寸之地”的。1957年，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从此，一位才华出众、前程远大的油画艺术家淡出中国美术界。与之同时，一位不同寻常的篆刻家，在孤独中悄然诞生。1969年，李骆公被逐出津门，随妻下放西南边陲，成为广西灵川县文化馆一名负责出借“小人书”、管理阅览室的奇特老头。不无黑色幽默的是，这竟成全了他的艺术探索。
　　据画家王玉良回忆：1973年，他利用机会到南方写生，在广西阳朔北渡口一个依山而建的阁厅中，看见墙上挂着一幅风格奇异的草篆和另一幅拓有两方鲜红巨玺并附有跋文的条幅，跋文字体也是草篆，令他喜欢之极。经一番打听，得知作者李骆公，就在附近的灵川县文化馆工作，于是前去拜访。灵川县文化馆靠着铁路，是一座低矮的砖房，门外是一个砖头散落的场院，像是临时的露天电影放映场，墙边杂草丛生，显得荒凉，时有火车通过的隆隆轰鸣传来。老先生负责一个书报室，阅览桌上放着几个小纸牌，上面书写“不要撕书报”“安静学习”的字样，字体介于隶篆之间，一看出自李骆公的手笔——“我当时脑子一阵发热，真想把这几个小纸牌拿走，收藏起来。”这次拜访的收获是，他向老先生求到“业精于勤”四个草篆字。四年后，经过刻苦努力，他考上北京中央工艺美院研究生，成为张仃的学生——此中缘分，良可思也。
　　笔者以为，张仃写《李骆公的艺术》时，其内心深处，定然是“心有戚戚焉”。他借用唐代诗人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句暗喻一生殉情的古诗，表达了两位艺术家共同的艺术情怀。从“转向”的角度看，生活挫折烧毁了他对生活的美好感觉，改变了他对艺术的观念，甚至影响到他对色彩、造型的感觉，驱使他从变形夸张、绚丽多彩的装饰画风，转向师法自然、朴实无华的焦墨山水。这个过程，张仃称之为“逼上梁山”。
　　李骆公与张仃，人生经历、知识背景各不相同：早年，一个学油画，一个画漫画;后来，一个留学日本，一个投奔延安;政治身份，一个是党员，一个是群众。在这个风雷激荡的大时代，他们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之剑，在压力下，终于被“逼”出一条崎岖险峻、他人无法模仿的艺术之路，靠的是丰沛的生命力、强韧的意志和对艺术的虔诚之心。
　　具体分析起来，张、李的转向过程各有不同。李骆公从油画转向篆刻篆草，自有多种原因，但生计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之后，其一家七口生活很快陷于困境，温饱尚且难保，哪里还能供养成本不菲的油画创作？后来降级留用，看管图书资料，生活得到改善，李骆公也不再去碰油画，理由很简单：要他放弃原有的画风，改弦更张，画那种主题先行、庸俗逼真的写实主义油画，他很难做到。更何况，似乎也只有古老而冷门的篆刻，才是一个可以躲避斗争、安顿精神的地方，而篆刻的制作成本相对低廉，不会给生计造成特别的困扰……
　　相比之下，张仃的“转向”显得一波三折，复杂而多层次，表现为“艺术”与“政治”在内心不断博弈，最后皈依自然神明的漫长过程。四十年前在延安，经文艺整风运动的洗礼，他的画风由变形夸张、个性强烈的“表现主义”，转向“二为”的“革命现实主义”。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党的“双百方针”与访法会晤毕加索的双重刺激下，他的“通灵宝玉”失而复得，由此引发新中国美术史绝无仅有的“毕加索加城隍庙”艺术实验，其后，经过七八年的沉寂，又一次“转向”不知不觉悄然到来。那是1974年夏，张仃逃离京城滚滚红尘，在香山脚下覓得一间农家废屋，隐居养病，疗心头之伤，在自然的召唤下，以一支秃笔、一个墨盒、一叠从大队小卖部买来的小学生习字用的书纸，走进香山深处，开始焦墨山水写生。此时他已年近花甲……
　　张、李的艺术转向，给20世纪中国美术史留下一份耐人寻味的“备忘录”。其艺术成就，令人惊异，令人敬佩，令人叹息。李骆公说：“我的一个图章，就是我的一个精神世界，它能反映我强烈的感情与艺术观。”又说：“我刻一方印或者一组印，必须先画许多稿子，把我的感情全放进去，等到我的稿子能够充分表达我的感情了，我才根据画的大小去选石头。这叫作量体裁衣，以脚穿鞋。”张仃说：“我年近花甲之时，决心从小学生做起，纯以焦墨写生，犹如对自然‘描红’，练眼、练手、练心，促使眼、手、心合一。从实践中悟到，石涛‘一画’说并非玄虚，联系到从赵孟頫到董其昌‘书画同源’论，重视以线为造型手段。经过不断实践，认识有所提高，不知不觉十几年又过去了。艺术劳动，可能也有惯性，每觉得以焦墨写生愈来愈得心应手，愈欲罢不能了。”——这些诚挚的表白，如仅仅从美学的角度解读，是远远不够的，是难解其中深致的，只有设身处地，深入两位艺术家所处的特殊的时代、环境及具体的遭遇，理解方为周全。 　　在这种情形下，受难者之间的同情与理解，就特别值得珍视，比如张仃认为：李骆公是热爱传统而又有世界眼光的艺术家，他的创作“神”“形”兼备而更侧重于“神”，结构造型高度凝练;他的篆刻严谨而新颖，他的草篆讲究“骨法用笔”和墨色变化，富有音乐的旋律与节奏。这些见解，都是在李骆公艺术探索（尤其草篆）尚未得到世人理解的时候，发人所未发。但张仃又指出：李骆公的艺术探索，有他的历史背景及个人特有的条件，是百花园中的一枝花，因此他希望中青年艺术学徒“不要从形式上抄袭和模仿他，而应走自己的路”。张仃的希望隐含这样的深意：李骆公的草篆是一种难以复制的高端艺术，只能产生于那个时代，那个独特的个案，是一门无法模仿的“绝活”。张仃之言，同样令笔者想起张仃劝告那些热衷于焦墨山水的中青年画家“不要人人都搞”，可谓用心良苦也。
　　惺惺相惜。张、李之缘，结于对艺术不可救药的痴迷和审美价值的高度默契，因此像金刚石一样，经得起时间的腐蚀。李駱公家人新近披露的张仃、陈布文当年致李骆公的三通书信，生动地佐证了这一点。它们与《李骆公的艺术》，形成微妙的呼应，而且，由于是私人信札，比起公开发表的文章，显得更加自由随性，推心置腹，带有“私房话”的性质，因此更具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第一通信写于1976年9月1日，主要讲述一个月前唐山大地震爆发时，京城的灾情及震后周围文化人的防震生活状态，满满写了两页信纸。信的缘起，是李骆公的一纸电文。地震爆发后，远在广西的李骆公第一时间给张仃一家发来询问安危的电报，而当时张仃、陈布文正在香山过例行的隐居生活，因交通阻隔，时隔多日才见到电报。满满两页信纸，传达一种“尽不在言中”的深情与默契。其时神州大地四处摇晃，甚至连边陲广西都成了“防震省”，反过来又引起张仃、陈布文对李骆公一家的深切关怀，真可谓“患难见真情”也。
　　第二通写于1977年6月20日，内容围绕李骆公托人赠送的美作与美酒。美作即李骆公的篆草，受到张仃、陈布文的激赏：“安置到室内的主要位置上，蓬荜生辉，每看一次就赞叹一次。”美酒运气不佳，长途旅行中遭不测，由此引发接受者的深情慨叹：“每饮一次便不住口地抱怨：‘干吗给我们带酒，而且一下子带四瓶，太过分了。好，一上火车就挤碎两瓶，真可惜，尤其是那份情谊……我们在北京，什么都可以买到，可就从来没想到给他寄些。’”
　　第三通写于1981年1月6日。其时张仃平反复出，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已是第三个年头，正为文山会海、行政事务搞得焦头烂额，想当“业余画家”而不得。信中对李骆公为张仃刻的名章极表满意，要求再刻几方，并戏称这是“好事多磨”（因李刻得好，所以又得多磨石头），并写下张仃希望的章名——老郎、它山之石、三馀、探索、拙夺天工、寂寞之道，供李骆公参考。信中最后，张仃这样亲笔附言：“骆公兄：多谢你代我安排游桂一事，明春雨季过后能成行，最为理想了。‘长安不易居！’我每分钟都想逃开京城。多谢你，容见面细叙。”——唯真正的艺术知音才有的那份高山流水情谊，此时表露得无以复加矣。
　　据张大伟（张仃三子）回忆：母亲曾对他说，遇到大难时，李骆公是可去找的人;庐山插队时，他曾一度想扒火车，到广西去看看他。1976年，李骆公将自己面壁多年结萃而成的巨幅草篆《龟虽寿》赠送张仃，挂在家中，占了半面墙，其中每一个字都是他的独创，似篆非篆，或浓或淡，如远古的象形图腾，气感强烈，释放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与精神震撼力，演绎着造化的变化莫测……
　　张、李之缘，给人这样的启示：真正的艺术家，一定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与精神世界，具备丰沛的良知;而艺术同道之间的交流，惺惺相惜，则会产生巨大的创造效应，给人类的艺术宝库增光添彩，因此值得后人好好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