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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都能全球化，普世价值难道不能全球化吗?”
车过广州番禺洛溪大桥时，很多人会想到王则楚。
由霍英东和何贤捐款建设的洛溪大桥建成于1988年。王则楚对洛溪大桥的关注是从2000年开始的，时任广州市人大常委的王则楚要求将洛溪大桥收费站的投资、收费、支出、还贷情况由审计部门每年向市民公布。他连续6年就洛溪大桥收费问题提出议案，直到洛溪大桥在2005年停止收费。
思想之源
胆子大——这是许多人对王则楚的印象。
王则楚胆子确实挺大，广州市明月二路的民主大楼二楼，当摄影记者隔着十多米用长镜头给他照相时，阳台上的花丛挡着了他，穿着一身运动服的王则楚直接就站到了阳台的围栏沿上，摄影记者在对面用广东话大声说“唔好啊(不要这样啊)。”
63岁的王则楚则说“这没什么”。
王则楚的父亲王季思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史家、戏剧史家。王季思和游国恩等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如今仍是各高校中文系使用最多的教材。
1963年高考，王则楚考上了北京大学，当年广州考上北大的中学生只有10个。原本一心想读中文系的王则楚在高考前因为不能在写作文时自由立论而对文科心生厌倦，他选择了数学系。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哥哥王则柯(日后成为了著名经济学家)已经是北大数学系的一名学生。
在北大就读，王则楚看到了聂元梓贴的第一张大字报。“文革”时候，他目睹了北大的疯狂，这让王则楚思考了很多问题。
某年春节，王季思在与王则楚的一次交谈中说：“共产党的哲学也要随执政地位的改变而改变，维持革命斗争时期斗争哲学的思维，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斗争是为了新的统一、稳定和调和。一个斗的社会，人民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王则楚想想这些年的经历，对父亲的话深有体会。
大学毕业后，王则楚被分配到了广西百色的一家工厂。从1970年3月到1974年9月，他在那里待了四年。
由于分居两地多年，王则楚想与在安徽蚌埠二作的妻子住到一起。当时的工作调动条件是——必须在蚌埠找一个和他工作性质相近，而且愿意到广西百色的人。
“这真是大海捞针啊。”数学系毕业的王则楚如今仍然感叹这是一桩小概率事件。但是，居然让他们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王则楚调到了蚌埠，那位则去了百色。“前几年我去了一趟百色，发现那个人居然还在那个厂里面!”
1985年，已经在安徽财贸学院工作的他加入了民盟。1994年，他调回广州。
洞悉数字背后的玄机
数学及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让王则楚在多年之后面对一堆希图蒙混过关的数字时，头脑依然清晰，并能迅速地指出数字背后的玄机。
他一再强调，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事务，比如煤气、水、电等的涨价，应该在人大常委会通过。“现在没有这样做，矛盾非常多。”王则楚说，“应该把政治的参与权、知情权、反映权、表决权还给人民。培养现代公民的意识很重要，至少在知识分子里应该这样做。”
《广东省价格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对由政府定价或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水、电、煤气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公共性服务、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定价时，提出“应当以保本微利或者不超过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为原则”的核价意见。
王则楚认为老百姓离不开的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这些被社会经济学家卡斯特称为“集体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是政府应当用纳税人的钱来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
在他看来，“共同富裕”应该是指由政府提供的“集体消费”加上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能使社会成员过上较富裕的日子。因此，这类公共事业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其定价必须“由政府定价或实行政府指导价”，定价的原则应当根据“政府的承受力”来核定，而不是根据“社会承受力”来核定；它应当是由政府无偿提供或给予补贴廉价提供，而不能通过“保本微利或者不超过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去获利。
2007年，广东的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对于广东的“中等发达水平”，王则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的路桥依然是要收费的、我们的学校依然是要交“择校费”的、我们的治安依然是严峻的、我们的医疗保障依然不能覆盖更多的人、我们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依然得不到解决，我们依然是10％的富人拥有社会45％的财富，“我们的发达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能等发展后再去惠及老百姓，迟来的惠及也是不公平和缺乏效率的。”王则楚说。
“普世价值不能全球化吗?”
改革开放已经30周年。30年前，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搞包产到户的时候，王则楚正在安徽工作，他很早就知道了这些事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包罗万象的体系，是容易往里面放东西的筐，以后应该是特色越来越少，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王则楚说，“我们国家虽然在发展，但惯性思维非常多，有识之士想做事情不容易，这不是党内党外的问题，是中国几千年的惯性。”王则楚说。
在东莞被评为“中国优秀创新型城市”时，王则楚曾说，城市不管大小，必须有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思想、文化和理论的创新，才会成为创新型城市，在世界历史上如佛罗伦萨那样留下浓重的色彩。
在王则楚的想法中，有序的代议制度是需要的，基层民主自治是需要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是需要的，“现在，民间组织不要说壮大，登记都受到很多限制。”
王则楚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会带来变化的。“经济都能全球化，普世价值难道不能全球化吗?各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制度可以有自己的特点，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应该体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不体现这些的话，最终还是会被别人排除在外的。”
63岁的王则楚已经不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会让人觉得以后的“两会”少了一个敢说话的诤言者。“一个王则楚起不了什么作用，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的，大家应该形成敢说真话的氛围。”王则楚说。
车过广州番禺洛溪大桥时，很多人会想到王则楚。
由霍英东和何贤捐款建设的洛溪大桥建成于1988年。王则楚对洛溪大桥的关注是从2000年开始的，时任广州市人大常委的王则楚要求将洛溪大桥收费站的投资、收费、支出、还贷情况由审计部门每年向市民公布。他连续6年就洛溪大桥收费问题提出议案，直到洛溪大桥在2005年停止收费。
思想之源
胆子大——这是许多人对王则楚的印象。
王则楚胆子确实挺大，广州市明月二路的民主大楼二楼，当摄影记者隔着十多米用长镜头给他照相时，阳台上的花丛挡着了他，穿着一身运动服的王则楚直接就站到了阳台的围栏沿上，摄影记者在对面用广东话大声说“唔好啊(不要这样啊)。”
63岁的王则楚则说“这没什么”。
王则楚的父亲王季思是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史家、戏剧史家。王季思和游国恩等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如今仍是各高校中文系使用最多的教材。
1963年高考，王则楚考上了北京大学，当年广州考上北大的中学生只有10个。原本一心想读中文系的王则楚在高考前因为不能在写作文时自由立论而对文科心生厌倦，他选择了数学系。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哥哥王则柯(日后成为了著名经济学家)已经是北大数学系的一名学生。
在北大就读，王则楚看到了聂元梓贴的第一张大字报。“文革”时候，他目睹了北大的疯狂，这让王则楚思考了很多问题。
某年春节，王季思在与王则楚的一次交谈中说：“共产党的哲学也要随执政地位的改变而改变，维持革命斗争时期斗争哲学的思维，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斗争是为了新的统一、稳定和调和。一个斗的社会，人民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王则楚想想这些年的经历，对父亲的话深有体会。
大学毕业后，王则楚被分配到了广西百色的一家工厂。从1970年3月到1974年9月，他在那里待了四年。
由于分居两地多年，王则楚想与在安徽蚌埠二作的妻子住到一起。当时的工作调动条件是——必须在蚌埠找一个和他工作性质相近，而且愿意到广西百色的人。
“这真是大海捞针啊。”数学系毕业的王则楚如今仍然感叹这是一桩小概率事件。但是，居然让他们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王则楚调到了蚌埠，那位则去了百色。“前几年我去了一趟百色，发现那个人居然还在那个厂里面!”
1985年，已经在安徽财贸学院工作的他加入了民盟。1994年，他调回广州。
洞悉数字背后的玄机
数学及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让王则楚在多年之后面对一堆希图蒙混过关的数字时，头脑依然清晰，并能迅速地指出数字背后的玄机。
他一再强调，涉及到老百姓利益的事务，比如煤气、水、电等的涨价，应该在人大常委会通过。“现在没有这样做，矛盾非常多。”王则楚说，“应该把政治的参与权、知情权、反映权、表决权还给人民。培养现代公民的意识很重要，至少在知识分子里应该这样做。”
《广东省价格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对由政府定价或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水、电、煤气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业、公共性服务、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定价时，提出“应当以保本微利或者不超过社会平均利润水平为原则”的核价意见。
王则楚认为老百姓离不开的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这些被社会经济学家卡斯特称为“集体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是政府应当用纳税人的钱来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
在他看来，“共同富裕”应该是指由政府提供的“集体消费”加上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能使社会成员过上较富裕的日子。因此，这类公共事业经营的商品和服务，其定价必须“由政府定价或实行政府指导价”，定价的原则应当根据“政府的承受力”来核定，而不是根据“社会承受力”来核定；它应当是由政府无偿提供或给予补贴廉价提供，而不能通过“保本微利或者不超过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去获利。
2007年，广东的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对于广东的“中等发达水平”，王则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的路桥依然是要收费的、我们的学校依然是要交“择校费”的、我们的治安依然是严峻的、我们的医疗保障依然不能覆盖更多的人、我们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依然得不到解决，我们依然是10％的富人拥有社会45％的财富，“我们的发达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能等发展后再去惠及老百姓，迟来的惠及也是不公平和缺乏效率的。”王则楚说。
“普世价值不能全球化吗?”
改革开放已经30周年。30年前，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搞包产到户的时候，王则楚正在安徽工作，他很早就知道了这些事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包罗万象的体系，是容易往里面放东西的筐，以后应该是特色越来越少，普世的东西越来越多。”王则楚说，“我们国家虽然在发展，但惯性思维非常多，有识之士想做事情不容易，这不是党内党外的问题，是中国几千年的惯性。”王则楚说。
在东莞被评为“中国优秀创新型城市”时，王则楚曾说，城市不管大小，必须有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思想、文化和理论的创新，才会成为创新型城市，在世界历史上如佛罗伦萨那样留下浓重的色彩。
在王则楚的想法中，有序的代议制度是需要的，基层民主自治是需要的，民间组织的发展是需要的，“现在，民间组织不要说壮大，登记都受到很多限制。”
王则楚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会带来变化的。“经济都能全球化，普世价值难道不能全球化吗?各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制度可以有自己的特点，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应该体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不体现这些的话，最终还是会被别人排除在外的。”
63岁的王则楚已经不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会让人觉得以后的“两会”少了一个敢说话的诤言者。“一个王则楚起不了什么作用，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的，大家应该形成敢说真话的氛围。”王则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