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新居时，我在父亲的书桌抽屉里，翻出了一捆花花绿绿的粮票，有半斤的，有一斤的，有三斤的……它们一下子就攫住了我的视线，勾起了我对陈年往事的追忆。
　　我小时候，在供销合作社买糕点需要使用粮票，而当时粮票很紧缺，一般的家庭都没有多少，舍不得使用。我父亲就把家里积攒的有限的9%斤粮票像宝贝一样锁在柜子里，等到逢年过节时，才拿出来去供销合作社买些槽子糕给爷爷奶奶吃，或者拎着去走亲戚。
　　哥哥比我大两岁，他在外面和小伙伴们玩耍时，听说可以用粮票换糕点吃，所以一直对父亲锁在柜子里的粮票“垂涎三尺”。有一天，哥哥趁父亲在外面帮工喝醉了酒，烂醉如泥地躺在炕上睡午觉，妈妈又出去串门子的机会，偷偷解下父亲挂在腰带上的柜子钥匙，打开了柜锁，偷出了一斤粮票（面值有一两的、二两的、半斤的）。然后，哥哥飞快地跑到供销合作社，用四两粮票换回了一根麻花。哥哥很有哥哥样儿，不偷偷吃独食，他把麻花掰了一半分给我吃。
　　那年月，乡下农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顿面食，猛地吃上一根酥脆鲜香的大麻花，我们俩简直比过年还开心。我们吃得满嘴是油。那麻花可真香呀！吃完麻花，哥哥把剩下的沾滿油渍的6%两粮票藏在了仓房窗下鸡窝里的细草下面，还一再嘱咐我不许把偷粮票的事告诉爸爸妈妈，否则就不认我这个弟弟，然后心满意足地玩去了。
　　过了些日子，父亲发现柜子里的粮票被窃了，立刻怀疑是我和哥哥其中一人或合谋而为。父亲像个大独裁者，“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可放过一个”，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和哥哥动用了最严厉的家法———鞭打。哥哥真是英雄，柳条打在背上不哭不叫，像刘胡兰一样英勇不屈。可我就没那么坚强了，我天生胆小，身体又瘦得像麻秆儿，不禁打。父亲刚把柳条扬起来，还没等落到我身上，我就“举手投降、坦白从宽”了。我痛哭流涕地说：“我说，我全说。”我就把哥哥如何趁父亲醉酒偷粮票、如何买麻花、如何分我一半、如何把剩下的粮票藏在鸡窝里等，竹筒倒豆子般一点儿不剩地全招了出来。这时，我偷偷瞄了一眼跪在一旁赤裸着上身的哥哥，他正狠狠地瞪着我呢。
　　父亲赶紧去鸡窝里找剩下的粮票，却只找到了七零八落的粮票碎片。原来，沾满麻花油渍的粮票的香味吸引了老鼠，它们把粮票咬得“粉身碎骨”。
　　“粮票门事件”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哥哥都不肯搭理我，见了我就骂我是叛徒，管我叫“蒲志高”。我也像做错了事的“千古罪人”，不敢正眼看哥哥，只是低着头默默含泪走开。
　　如今，四十年的光阴过去，粮票早已成了那个时代的见证，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渐行渐远的是过去，越过越有滋有味的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