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居民楼
在城里买房的时候，我们根本没听说过小区这个词。
当时城市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开发，没有商品房。这栋居民楼坐落在城郊结合部。原是村民的地被占了修成路，后来自发形成农贸市场。村民成了居民，却没有工作没有保险，几万块钱开销不了一家人的一辈子。有钱有胆量的拆了自己的房子建楼房，剩下的卖出。一二楼是老村民，我们成了这里的新住户。
我们家在四楼，人声、市声被滤出层次，反倒近切得像在耳边。白天吵吵嚷嚷，依在窗口，看见一地高高低低的色彩，青绿，润紫，金黄的炸豆角，旁边一大盆旧黄的水里养着白白的豆花，冉冉冒着白汽，暖暖的，像小户人家的日子。
晚上一切都没了，露出底子的不可理喻。硬邦邦的水泥台子，旁边堆着摆摊子用的箩筐，黑咕隆咚。兀地竖在一边，蒙着一块灰油布，是烤鸭子的不锈钢炉子，不明就里多半给吓住。市政建设者想不到夜晚还有人要过路，没安路灯。
二楼的一家，担负起收电费水费的职责，每家给她四块钱。她家的电线明晃晃地越过门口的电表，直接拉进家里。我们有些诧异，偷电的事到处有，但偷得如此光明正大，仍属少见。
什么事，给你亮底亮面，你倒不好说了。平常碰见，她招呼人很热络。每次收费时，她总要叫苦：这个月咋回事啊，电费多出这么多！……我们没什么好说，客客气气等她走。电表分表进户后，她便再不收电费了。
一个单位的人住在一起，到底会收敛些。居民就不一样了，用不着顾虑楼上是领导，楼下是同事。
住户里原先的村民，全都做着小生意。楼下有两间门面，一家卖杂货，一家卖面。没有门面的就到农贸市场摆摊子，卖烧腊，卖馒头。
卖馒头的中年妇女是底楼住户，经常能在家里听到她吆喝吵架的声音。
一天大早我就听见她敞亮的嗓音，兴奋得沙哑了。我从那种兴奋中听到了吵架对一个人的积极意义。
一个菜担子挡在她的馒头摊面前，她撵他，而他竟说脏话。她得了理，连珠炮似地骂过去。围观的哄笑声中只有一支女高音。嗓音带着欢快的性质，让人觉得仿佛一支曲调配错了词。
那男子灰溜溜地挑着担子走了，虽然嘴里还骂骂咧咧。——女人也还没消气，放低了声音说，他还要骂人？！这是实际胜利后的争取舆论。
要听吵架的话，女人的仇恨更深。傍晚下雨，底楼的两个中年妇女叉着腰在雨中骂了一个多小时，不堪入耳。却跟男女关系不搭界——为的是过道，卖面的一家占了一半的过道，夹出一间房，租给人出租光碟。一个说，大家的过道不能一个人占了；一个说，我靠着自家的墙壁砌屋子，关你啥子事？真是公婆各有理。吵到最后，已经完全偏离主题，两个人夹枪带棒地辩论二婚是否有失妇道。
农民争一点边角地界，可以扯到四代以上的祖先。从那窄窄的巷道里侧身而过，道德家要捶胸顿足了。
这里没有大门，我不必像上夜班的同事那样准备一元钱零钱交给门卫。这栋楼一共五层，有一道围墙大约就一人高吧。我也实在想不明白这墙能起到什么作用，任何方向都可以进来，里面还有个足以再修两栋楼的荒草坝子，虽说杂草丛生，从这里走过总比翻墙好吧。多么笨的小偷才会从一米长的围墙翻进来？
不久，我就在这一米宽的过道上遭遇了小偷——突然对峙。当时他正趴在围墙上，准备翻过来。我拿着电筒照见了他，似乎蒙住了脸——这一束光亮连接着我和他，静静地，静静地，人像在收缩。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听到咚-咚的两声，非常沉闷，我这才觉得头皮发麻。他掉下去了！——狭路相逢，持电筒者胜。然而我没有一丝得胜的喜悦。
实际上，小偷光顾是常有的事。
有一天半夜，我迷迷糊糊听有人喊：小偷！逮到！逮到！然后楼道里响起杂沓沉重的脚步声。稍远处，是一只狼狗起劲的狂吠。从呼叫、喝斥声里分辨出，一群人围住一个人，有皮鞋踢在人身上的声音，钝钝的矬得人不好受。直到人声散去很久，仍睡不着。
城乡结合部的生活，让人心绪不宁。半夜狂奔的脚步声，能把人吵醒，我甚至听到过两次枪声。
第二天白天，昏昏沉沉起来，楼下的农贸市场依然熙熙攘攘，让人怀疑昨晚的残忍不过是一个噩梦。
一年四季，从我的窗口看出去，永远不会有春天的景象——黑青的瓦搁在灰的屋脊，高低的红砖房，两幢房子形成一个让人极不舒服的锐角，让人好情绪也要变坏；窗是百年不开的，茶色玻璃里面永远挂着窗帘，也许给钉死了。光線不好的时候看着像一些大而黑的窟窿。
楼顶平台上斜出一片黑瓦，下面挂着衣服，有些是小人的，有些是大人的，小人的衣服慢慢变大了尺码。快过年的时候，又挂上了香肠腊肉——那是空间太局促的缘故，不得已将一些人生的内容展示给了不相关的人；或者因为局促，下面的窗户甚至窗帘总不见开的时候——起早贪黑地忙生计，那窗或窗帘根本派不上用场。
街是不够宽的，菜农们摆了菜，走路也得侧着身才能过。街口有两棵树，树叶上布满了灰，看不出新绿或是旧绿——我的窗口是看不见树的，只有白的灰的，空虚和局促。这样的景色看久了，难免会有人生逼仄的感觉。
下了夜班，我走着这湿漉漉的路回家，背后大路上的灯光昏黄渺茫。回家的路和大路垂直，因此越走越黑。突然一声吼叫，一个庞然大物从黑夜里窜出来，足足高出我一倍。我在这惊恐中出了一身冷汗。定下神来，才看出是一条狼狗。虽有铁链子拴着，无端被这么惊吓一场，很有报110的冲动。
然而我终于没有报——既然人人觉得不安全。后来有一天，狼狗蹲着的地方，窗帘掀开了一个角，原来是开赌局的。白天碰见狗主人牵着狼狗，他看我不敢过，很友好地说，不要怕，黑虎听话得很。走嘛，走嘛。他开赌局，兼着晚上守摊子存货的事，于是大家都能谅解他养着一条狼狗了。
虽说喜怒哀乐只在各家屋檐下，一幢楼里的人也有共同之处。中央台放《笑傲江湖》的时候，每晚两集。我们趁着中间的广告时间去倒垃圾。出门时刘欢“呀”的那声，下到三楼，没断，二楼还没断。倒了垃圾回来，片尾的歌曲竟然可以不错过。 拆迁
我们住着平房的时候，这个国家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但是一切正在慢慢变好，人们总是相信，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父辈那一代人曾被理想所迷惑，他们相信努力工作能创造美好未来，他们相信正在走向宏大词汇描绘的好日子。
那个时候的人想都不用想，房子就应该比人经老，才妥当安稳。房子都是要住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
慢慢地，大词消失了，或者它还在说着，却再没人理会了；各种新词语冒了出来，比如打造，比如拆迁。
一个片區摊上了拆迁，那简直就是一场动荡，甚至一场浩劫。但愿你不要碰上。
现在，我们住了不到十年、修好也不过才十来年的居民楼就要拆了。
听说要拆迁之后——不知道邻居们从哪里听来的，人们总有办法打听到许多事。这一点总让我们搞新闻的人惭愧。当我从网站上了解到发生在我家门口的事情，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奇怪——某一天开始，荒草坝子里以深圳速度建起几间平房，一个偏棚，让我下班回来时以为走错了地方。
楼上的两套房是一家人买的。那家男人特别热心拆迁的事，他开始一家一家地游说，要提前去打听，想办法。找了几回，我爸爸不在家。有一次，碰到我在家，堵在门口对着我数落我爸爸的不是：“他就是这样，从来不操心这些事，只好找你了！”然后硬要我到对门去商量。
对门的邻居知道我在报社，我刚走进，她就说：“对，她在报社呢。”想不到这男子精明得很，说：“她们报社都是临时工，管不到用。”
他的爱人说话柔和许多，拐弯抹角交待了一些意思：老头子去跑，还不是大家都有益，总要搞清楚咋回事。并且还声明：“老头子有退休工资，我们家两个女儿都是吃皇粮的，不缺钱。”
最后仿佛也没有人交钱给他。他留下一句话：你们这样子拖，总要吃亏的。
前任收水电费的辞职后，由这家女主人接手。她每个月都会挨家申诉：为什么多出来的电费水费他们家要摊两份？这不公平，大家都要表个态才行。说是说买了两套房，有一套周末才有人住，不公平。
她男人长得高大，在楼梯口挡住我问：“周末两个娃儿才回来住，水电都没咋用。你都是干媒体的，你说公平不公平？”虽说并没什么危险，每次他在窄窄的楼梯上这么一横，我都有被打劫的感觉。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呢？
这么个威猛汉子整天去纠缠这些鸡毛蒜皮，真是野鸦无意绪。
鸣噪自纷纷，是千百年的命运吧。
不晓得楼上那家人看到过没有，当初，这个村的地被占了，大家对赔偿不满，村里的老人把白布缠在头上，到南门桥上静坐。南门桥是交通要道，这么一坐，交通立即瘫痪。我上班从那里走过，看着那场景浑身冰凉；然而下班时南门桥已经车水马龙了。
晚上听邻居们说起，简直不敢相信：一会儿警察就来了，两个人拖一个人往车上甩，分分钟就搞定。
领头的几个人被弄走，隔了几天，有位老者死在拘留所。
我在网上看到他们静坐的照片，想不明白谁发的，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熟悉网络。不过和千千万万的事一样，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网上的照片很快就不见了。
地占了没几年，现在开始拆房。
这次呢，一切都糊里糊涂的。什么时候拆，不知道；究竟怎么赔偿，也没有个说法。上门谈判的人几乎是一家一家地吓：别人都签了，就剩你们。我当着他们敲开对门，结果邻居说：“我们也没签。”
有些人动了脑筋，在协议上签个狂草的“麻辣鸡丝”。划算呢，就认账；不划算呢，那是谁签的啊，我们不认识。
倒迁房修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去看了回来说给大家听——那样的倒迁房，指头就能把墙戳个洞。人们一窝蜂去看了，回来群情激愤。不过等了很久也没拆，拿到倒迁房的，两边都占着；没拿到的——倒迁房再破关你什么事？人们再懒得去抱怨了。
所以，叫现在的人相信什么呢，拆迁游说可以欺瞒哄骗，房子可以指头就戳得破。能相信什么呢？一切价值都变了，所有值得坚守的都变得风轻云淡，人们在无依无傍的空虚里互相欺骗，而所有人都活在一个更大的欺骗里。文明，就像倒迁房的墙。
这拆迁搞得我们一想起就惴惴不安，却很久不见楼上的男子敲开门数落人了。
楼上常常有电锯的声音，中午晚上一律不管不顾地施工。因为几乎不来往，也不知道究竟在干什么。后来，看到不同的陌生人走过，才推测楼上的房子出租了。
听说要拆，楼上那家就搬走了，但那女人每个月仍回来收水电费。她说，这里的房子租不起价，老头子把客厅隔成两个小间。另外三间房，一套房五家人住，好歹划算些。过段时间，把小的那套也租出去。
真是不辞辛苦精打细算。对面那套房里进行分割，电锯声不会像在头顶那么吵吧？
好几个月后，在楼下的农贸市场碰见他，几乎不认识了。他坐在轮椅上——刚从医院回来。长了肿瘤，做手术出了事故。找了熟人，官司也不好打。等伤口好了还得重新开刀。他的爱人推着轮椅，一口气给我们说了很多，最后总结，就是不该找熟人。
那么高高大大一个男子，几个月不见，几乎瘦掉了一半。我和爸爸正兴致勃勃要去爬翠屏山，猛然碰见坐着轮椅脸色青白的他，我们支支吾吾说，去走一走。这么一支吾，心里生出莲花。
看到路边被连根拔起的树，碰掉了根须的树，静静地躺在人行道上——城市里每条道路都在加宽——望着面前一个丑陋的黑洞，感同身受。长在城里的树是不幸的。它们是要去哪里的人行道，还是就这样自生自灭？它们不得而知，我也不得而知。
尽管面前的工人忙得热火朝天，旁边一个修皮鞋的师傅，却在摊子前睡着了。脸上一层薄薄的油汗——疲倦的平静。
楼上的邻居
一场又一场的失去很快烟消云散。伤痛总会过去，日子还要继续。农民失去土地，市民失去居所；所有人不是在搬家，就是在等待搬家。在这一场盲目的迁徙中，谁和谁都能成为邻居。 没有什么比我家楼上的住户更像走马灯了，他们基本上半年或者三个月一换。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共同的身份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只有他们才会租住我们这幢位于城郊结合部、我的朋友们说倒拿钱请他们也不肯来住的房子，失地农民是没有资格谈愿意不愿意的。
开始有个姑娘住在楼上客厅里，常常在我的窗台上留下她生活的痕迹。多半是一窗台的瓜子壳，直到有一天，我捡到装瓜子的口袋，于是知道我收拾的瓜子壳是洽洽牌的。她没有电视机，得靠瓜子来打发时光。瓜子壳之多表明她确实很无聊。
隔几天，我的窗台会飘落一个海飞丝的洗发水包装袋。也许她买这些东西和我是在同一家超市，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小超市。但我一般都买瓶装的洗发水，只有外出旅游的时候，我才会准备这种简装的洗发水。所以，我断定她不像我把这里看成家。
有时候散落在窗台的是撕烂的果皮，她竟然连小刀都不肯买一把。后来我明白她只吃价格便宜的时令橘子、柑子之类。
我每天给她收拾垃圾，我们却连面都没见过。干这些事我不是心平气和的，我又不是她的清洁工。总有一天我的愤怒不可遏止，我会提着她的垃圾去还给她。
白天，我的客厅天花板常常是安静的，偶尔会有两只懒洋洋的鞋子——多数时候是拖鞋有时会是高跟鞋——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然而一到夜晚，男人女人的脚步声就显得杂沓。我偶尔会猜测一下，她究竟以什么为生呢？
什么东西都是往下一扔就了事，我甚至看到她穿壞的内衣。我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地等待着，等她再扔下一件怎么都说不过去的东西去找她。可我等来等去，却发现一段时间连瓜子壳都没有了。
她已经走了。
来不及认识来不及了解，来不及同情，来不及蔑视。这真是一个快速的时代啊，走马灯似的移动转换，邻居们来了又去，连愤怒都来不及。
新搬来的是一家人。这家人要有教养得多，从不往楼下扔垃圾。他们有着正常的作息，有孩子的吵闹，有老人钝钝的脚步声。热闹是新邻居的特色，有时候闹得人心烦。那孩子，仿佛是两个，总是玩一种铁球，咚！突然一下在头顶砸开。要命的是，他们中午从不休息。
有一天中午，我在求而不得的睡意中昏昏沉沉。头顶咚咚咚地砸着，我拿毛巾捂着头脸，咚咚咚。我把头钻到枕头底下，咚咚咚，还伴着一个孩子尖声哭叫的刺耳声音。我头痛欲裂，一怒之下跑上楼去，敲开了比我家高一层的门。十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在门口犹豫过吗，仿佛有那么一会儿。大门是开着的，这一套三居室住着四家人。我敲开的是相当于我的卧室那扇门。这个十平米的房间，我一张床一个柜子都嫌挤。
这房间用窗帘或者床单围着大部分空间，里面大约还有更细致的分割，只留下一条不到一尺的过道。所有人——这一家三代四口人都在这过道里，因此我一眼就看到了全家人。
他们全都望着我，但一个个眼神都是退缩的。给我开门的小女孩退后几步，紧紧攥着奶奶或者外婆的衣角；老人手臂里还抱着一个孩子，连他都停止了哭叫，脸上身上还留着眼泪鼻涕口水，安安静静往这边睁着眼。
青年男子蹲在一个碓窝面前，握着石杵停在碓窝上方的半空中。他缩在那里，浑身都是知趣和歉意，还有一点点讶异。仿佛这不是他们的家，仿佛谁都有权利进来，指责他们。
我闻见碓窝里舂的是药，说：“药店可以帮你打的。”青年男子笑了：“在摊摊儿上买的，娃儿不好。”他含混地指了指老人那边，生怕一个明确的动作会冒犯这个世界。
我们有时候抱怨自己像民工，只这一句话，我就明白我们比民工好多了，起码我吃中药用不着去管价钱，药店知道该磨的磨，该熬的熬。我甚至不知道哪里有卖中药的地摊。
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我对另外的属于他们的生活视而不见，他肯定也对装饰堂皇、设备先进的药铺置若罔闻——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即使那个姑娘和我在同一家超市购物，她和我的生活有联系吗？
我再也没有力气去指责，眼前这个为孩子舂药的父亲，甚至包括那个姑娘以及她选择的生活。她没剩下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既没有土地可继承，也没有生活方式可继承，当然也没有建立在此之上的道德教养可以继承，没有与土地相连的尊严可以继承。
对于垃圾，她就那么随手一抛，管它去了哪里。这正是世界对待她们的态度，那么随意，那么轻薄，那么没羞没耻。
而我面前这个男子，他觉得不把一切都说明白仿佛对不起我似的，他说：“地占了，倒迁房年底才修得好，修好了我们就可以搬了。”他还在抱歉，对这个该对他抱歉的世界抱歉。
也许由于这住处的局促，男子习惯性地收缩着四肢，动作都是怯怯的，不能完成的。他把自己收得再紧，再谦卑，这世界也不会因此对他露出笑脸。
他故意要让我难过似的，在我准备下楼时说，我们一天到黑事情多，忘了是中午。我连忙朝他摆摆手。
我不知道，一家农户的地被占了，会这么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一个邻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等他们一家搬进倒迁房，还会有谁来做我的邻居？
在城里买房的时候，我们根本没听说过小区这个词。
当时城市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开发，没有商品房。这栋居民楼坐落在城郊结合部。原是村民的地被占了修成路，后来自发形成农贸市场。村民成了居民，却没有工作没有保险，几万块钱开销不了一家人的一辈子。有钱有胆量的拆了自己的房子建楼房，剩下的卖出。一二楼是老村民，我们成了这里的新住户。
我们家在四楼，人声、市声被滤出层次，反倒近切得像在耳边。白天吵吵嚷嚷，依在窗口，看见一地高高低低的色彩，青绿，润紫，金黄的炸豆角，旁边一大盆旧黄的水里养着白白的豆花，冉冉冒着白汽，暖暖的，像小户人家的日子。
晚上一切都没了，露出底子的不可理喻。硬邦邦的水泥台子，旁边堆着摆摊子用的箩筐，黑咕隆咚。兀地竖在一边，蒙着一块灰油布，是烤鸭子的不锈钢炉子，不明就里多半给吓住。市政建设者想不到夜晚还有人要过路，没安路灯。
二楼的一家，担负起收电费水费的职责，每家给她四块钱。她家的电线明晃晃地越过门口的电表，直接拉进家里。我们有些诧异，偷电的事到处有，但偷得如此光明正大，仍属少见。
什么事，给你亮底亮面，你倒不好说了。平常碰见，她招呼人很热络。每次收费时，她总要叫苦：这个月咋回事啊，电费多出这么多！……我们没什么好说，客客气气等她走。电表分表进户后，她便再不收电费了。
一个单位的人住在一起，到底会收敛些。居民就不一样了，用不着顾虑楼上是领导，楼下是同事。
住户里原先的村民，全都做着小生意。楼下有两间门面，一家卖杂货，一家卖面。没有门面的就到农贸市场摆摊子，卖烧腊，卖馒头。
卖馒头的中年妇女是底楼住户，经常能在家里听到她吆喝吵架的声音。
一天大早我就听见她敞亮的嗓音，兴奋得沙哑了。我从那种兴奋中听到了吵架对一个人的积极意义。
一个菜担子挡在她的馒头摊面前，她撵他，而他竟说脏话。她得了理，连珠炮似地骂过去。围观的哄笑声中只有一支女高音。嗓音带着欢快的性质，让人觉得仿佛一支曲调配错了词。
那男子灰溜溜地挑着担子走了，虽然嘴里还骂骂咧咧。——女人也还没消气，放低了声音说，他还要骂人？！这是实际胜利后的争取舆论。
要听吵架的话，女人的仇恨更深。傍晚下雨，底楼的两个中年妇女叉着腰在雨中骂了一个多小时，不堪入耳。却跟男女关系不搭界——为的是过道，卖面的一家占了一半的过道，夹出一间房，租给人出租光碟。一个说，大家的过道不能一个人占了；一个说，我靠着自家的墙壁砌屋子，关你啥子事？真是公婆各有理。吵到最后，已经完全偏离主题，两个人夹枪带棒地辩论二婚是否有失妇道。
农民争一点边角地界，可以扯到四代以上的祖先。从那窄窄的巷道里侧身而过，道德家要捶胸顿足了。
这里没有大门，我不必像上夜班的同事那样准备一元钱零钱交给门卫。这栋楼一共五层，有一道围墙大约就一人高吧。我也实在想不明白这墙能起到什么作用，任何方向都可以进来，里面还有个足以再修两栋楼的荒草坝子，虽说杂草丛生，从这里走过总比翻墙好吧。多么笨的小偷才会从一米长的围墙翻进来？
不久，我就在这一米宽的过道上遭遇了小偷——突然对峙。当时他正趴在围墙上，准备翻过来。我拿着电筒照见了他，似乎蒙住了脸——这一束光亮连接着我和他，静静地，静静地，人像在收缩。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听到咚-咚的两声，非常沉闷，我这才觉得头皮发麻。他掉下去了！——狭路相逢，持电筒者胜。然而我没有一丝得胜的喜悦。
实际上，小偷光顾是常有的事。
有一天半夜，我迷迷糊糊听有人喊：小偷！逮到！逮到！然后楼道里响起杂沓沉重的脚步声。稍远处，是一只狼狗起劲的狂吠。从呼叫、喝斥声里分辨出，一群人围住一个人，有皮鞋踢在人身上的声音，钝钝的矬得人不好受。直到人声散去很久，仍睡不着。
城乡结合部的生活，让人心绪不宁。半夜狂奔的脚步声，能把人吵醒，我甚至听到过两次枪声。
第二天白天，昏昏沉沉起来，楼下的农贸市场依然熙熙攘攘，让人怀疑昨晚的残忍不过是一个噩梦。
一年四季，从我的窗口看出去，永远不会有春天的景象——黑青的瓦搁在灰的屋脊，高低的红砖房，两幢房子形成一个让人极不舒服的锐角，让人好情绪也要变坏；窗是百年不开的，茶色玻璃里面永远挂着窗帘，也许给钉死了。光線不好的时候看着像一些大而黑的窟窿。
楼顶平台上斜出一片黑瓦，下面挂着衣服，有些是小人的，有些是大人的，小人的衣服慢慢变大了尺码。快过年的时候，又挂上了香肠腊肉——那是空间太局促的缘故，不得已将一些人生的内容展示给了不相关的人；或者因为局促，下面的窗户甚至窗帘总不见开的时候——起早贪黑地忙生计，那窗或窗帘根本派不上用场。
街是不够宽的，菜农们摆了菜，走路也得侧着身才能过。街口有两棵树，树叶上布满了灰，看不出新绿或是旧绿——我的窗口是看不见树的，只有白的灰的，空虚和局促。这样的景色看久了，难免会有人生逼仄的感觉。
下了夜班，我走着这湿漉漉的路回家，背后大路上的灯光昏黄渺茫。回家的路和大路垂直，因此越走越黑。突然一声吼叫，一个庞然大物从黑夜里窜出来，足足高出我一倍。我在这惊恐中出了一身冷汗。定下神来，才看出是一条狼狗。虽有铁链子拴着，无端被这么惊吓一场，很有报110的冲动。
然而我终于没有报——既然人人觉得不安全。后来有一天，狼狗蹲着的地方，窗帘掀开了一个角，原来是开赌局的。白天碰见狗主人牵着狼狗，他看我不敢过，很友好地说，不要怕，黑虎听话得很。走嘛，走嘛。他开赌局，兼着晚上守摊子存货的事，于是大家都能谅解他养着一条狼狗了。
虽说喜怒哀乐只在各家屋檐下，一幢楼里的人也有共同之处。中央台放《笑傲江湖》的时候，每晚两集。我们趁着中间的广告时间去倒垃圾。出门时刘欢“呀”的那声，下到三楼，没断，二楼还没断。倒了垃圾回来，片尾的歌曲竟然可以不错过。 拆迁
我们住着平房的时候，这个国家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但是一切正在慢慢变好，人们总是相信，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父辈那一代人曾被理想所迷惑，他们相信努力工作能创造美好未来，他们相信正在走向宏大词汇描绘的好日子。
那个时候的人想都不用想，房子就应该比人经老，才妥当安稳。房子都是要住一辈子甚至几辈子的。
慢慢地，大词消失了，或者它还在说着，却再没人理会了；各种新词语冒了出来，比如打造，比如拆迁。
一个片區摊上了拆迁，那简直就是一场动荡，甚至一场浩劫。但愿你不要碰上。
现在，我们住了不到十年、修好也不过才十来年的居民楼就要拆了。
听说要拆迁之后——不知道邻居们从哪里听来的，人们总有办法打听到许多事。这一点总让我们搞新闻的人惭愧。当我从网站上了解到发生在我家门口的事情，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奇怪——某一天开始，荒草坝子里以深圳速度建起几间平房，一个偏棚，让我下班回来时以为走错了地方。
楼上的两套房是一家人买的。那家男人特别热心拆迁的事，他开始一家一家地游说，要提前去打听，想办法。找了几回，我爸爸不在家。有一次，碰到我在家，堵在门口对着我数落我爸爸的不是：“他就是这样，从来不操心这些事，只好找你了！”然后硬要我到对门去商量。
对门的邻居知道我在报社，我刚走进，她就说：“对，她在报社呢。”想不到这男子精明得很，说：“她们报社都是临时工，管不到用。”
他的爱人说话柔和许多，拐弯抹角交待了一些意思：老头子去跑，还不是大家都有益，总要搞清楚咋回事。并且还声明：“老头子有退休工资，我们家两个女儿都是吃皇粮的，不缺钱。”
最后仿佛也没有人交钱给他。他留下一句话：你们这样子拖，总要吃亏的。
前任收水电费的辞职后，由这家女主人接手。她每个月都会挨家申诉：为什么多出来的电费水费他们家要摊两份？这不公平，大家都要表个态才行。说是说买了两套房，有一套周末才有人住，不公平。
她男人长得高大，在楼梯口挡住我问：“周末两个娃儿才回来住，水电都没咋用。你都是干媒体的，你说公平不公平？”虽说并没什么危险，每次他在窄窄的楼梯上这么一横，我都有被打劫的感觉。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呢？
这么个威猛汉子整天去纠缠这些鸡毛蒜皮，真是野鸦无意绪。
鸣噪自纷纷，是千百年的命运吧。
不晓得楼上那家人看到过没有，当初，这个村的地被占了，大家对赔偿不满，村里的老人把白布缠在头上，到南门桥上静坐。南门桥是交通要道，这么一坐，交通立即瘫痪。我上班从那里走过，看着那场景浑身冰凉；然而下班时南门桥已经车水马龙了。
晚上听邻居们说起，简直不敢相信：一会儿警察就来了，两个人拖一个人往车上甩，分分钟就搞定。
领头的几个人被弄走，隔了几天，有位老者死在拘留所。
我在网上看到他们静坐的照片，想不明白谁发的，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熟悉网络。不过和千千万万的事一样，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网上的照片很快就不见了。
地占了没几年，现在开始拆房。
这次呢，一切都糊里糊涂的。什么时候拆，不知道；究竟怎么赔偿，也没有个说法。上门谈判的人几乎是一家一家地吓：别人都签了，就剩你们。我当着他们敲开对门，结果邻居说：“我们也没签。”
有些人动了脑筋，在协议上签个狂草的“麻辣鸡丝”。划算呢，就认账；不划算呢，那是谁签的啊，我们不认识。
倒迁房修到一半的时候，有人去看了回来说给大家听——那样的倒迁房，指头就能把墙戳个洞。人们一窝蜂去看了，回来群情激愤。不过等了很久也没拆，拿到倒迁房的，两边都占着；没拿到的——倒迁房再破关你什么事？人们再懒得去抱怨了。
所以，叫现在的人相信什么呢，拆迁游说可以欺瞒哄骗，房子可以指头就戳得破。能相信什么呢？一切价值都变了，所有值得坚守的都变得风轻云淡，人们在无依无傍的空虚里互相欺骗，而所有人都活在一个更大的欺骗里。文明，就像倒迁房的墙。
这拆迁搞得我们一想起就惴惴不安，却很久不见楼上的男子敲开门数落人了。
楼上常常有电锯的声音，中午晚上一律不管不顾地施工。因为几乎不来往，也不知道究竟在干什么。后来，看到不同的陌生人走过，才推测楼上的房子出租了。
听说要拆，楼上那家就搬走了，但那女人每个月仍回来收水电费。她说，这里的房子租不起价，老头子把客厅隔成两个小间。另外三间房，一套房五家人住，好歹划算些。过段时间，把小的那套也租出去。
真是不辞辛苦精打细算。对面那套房里进行分割，电锯声不会像在头顶那么吵吧？
好几个月后，在楼下的农贸市场碰见他，几乎不认识了。他坐在轮椅上——刚从医院回来。长了肿瘤，做手术出了事故。找了熟人，官司也不好打。等伤口好了还得重新开刀。他的爱人推着轮椅，一口气给我们说了很多，最后总结，就是不该找熟人。
那么高高大大一个男子，几个月不见，几乎瘦掉了一半。我和爸爸正兴致勃勃要去爬翠屏山，猛然碰见坐着轮椅脸色青白的他，我们支支吾吾说，去走一走。这么一支吾，心里生出莲花。
看到路边被连根拔起的树，碰掉了根须的树，静静地躺在人行道上——城市里每条道路都在加宽——望着面前一个丑陋的黑洞，感同身受。长在城里的树是不幸的。它们是要去哪里的人行道，还是就这样自生自灭？它们不得而知，我也不得而知。
尽管面前的工人忙得热火朝天，旁边一个修皮鞋的师傅，却在摊子前睡着了。脸上一层薄薄的油汗——疲倦的平静。
楼上的邻居
一场又一场的失去很快烟消云散。伤痛总会过去，日子还要继续。农民失去土地，市民失去居所；所有人不是在搬家，就是在等待搬家。在这一场盲目的迁徙中，谁和谁都能成为邻居。 没有什么比我家楼上的住户更像走马灯了，他们基本上半年或者三个月一换。他们的职业五花八门，共同的身份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只有他们才会租住我们这幢位于城郊结合部、我的朋友们说倒拿钱请他们也不肯来住的房子，失地农民是没有资格谈愿意不愿意的。
开始有个姑娘住在楼上客厅里，常常在我的窗台上留下她生活的痕迹。多半是一窗台的瓜子壳，直到有一天，我捡到装瓜子的口袋，于是知道我收拾的瓜子壳是洽洽牌的。她没有电视机，得靠瓜子来打发时光。瓜子壳之多表明她确实很无聊。
隔几天，我的窗台会飘落一个海飞丝的洗发水包装袋。也许她买这些东西和我是在同一家超市，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小超市。但我一般都买瓶装的洗发水，只有外出旅游的时候，我才会准备这种简装的洗发水。所以，我断定她不像我把这里看成家。
有时候散落在窗台的是撕烂的果皮，她竟然连小刀都不肯买一把。后来我明白她只吃价格便宜的时令橘子、柑子之类。
我每天给她收拾垃圾，我们却连面都没见过。干这些事我不是心平气和的，我又不是她的清洁工。总有一天我的愤怒不可遏止，我会提着她的垃圾去还给她。
白天，我的客厅天花板常常是安静的，偶尔会有两只懒洋洋的鞋子——多数时候是拖鞋有时会是高跟鞋——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然而一到夜晚，男人女人的脚步声就显得杂沓。我偶尔会猜测一下，她究竟以什么为生呢？
什么东西都是往下一扔就了事，我甚至看到她穿壞的内衣。我忍无可忍、忍无可忍地等待着，等她再扔下一件怎么都说不过去的东西去找她。可我等来等去，却发现一段时间连瓜子壳都没有了。
她已经走了。
来不及认识来不及了解，来不及同情，来不及蔑视。这真是一个快速的时代啊，走马灯似的移动转换，邻居们来了又去，连愤怒都来不及。
新搬来的是一家人。这家人要有教养得多，从不往楼下扔垃圾。他们有着正常的作息，有孩子的吵闹，有老人钝钝的脚步声。热闹是新邻居的特色，有时候闹得人心烦。那孩子，仿佛是两个，总是玩一种铁球，咚！突然一下在头顶砸开。要命的是，他们中午从不休息。
有一天中午，我在求而不得的睡意中昏昏沉沉。头顶咚咚咚地砸着，我拿毛巾捂着头脸，咚咚咚。我把头钻到枕头底下，咚咚咚，还伴着一个孩子尖声哭叫的刺耳声音。我头痛欲裂，一怒之下跑上楼去，敲开了比我家高一层的门。十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在门口犹豫过吗，仿佛有那么一会儿。大门是开着的，这一套三居室住着四家人。我敲开的是相当于我的卧室那扇门。这个十平米的房间，我一张床一个柜子都嫌挤。
这房间用窗帘或者床单围着大部分空间，里面大约还有更细致的分割，只留下一条不到一尺的过道。所有人——这一家三代四口人都在这过道里，因此我一眼就看到了全家人。
他们全都望着我，但一个个眼神都是退缩的。给我开门的小女孩退后几步，紧紧攥着奶奶或者外婆的衣角；老人手臂里还抱着一个孩子，连他都停止了哭叫，脸上身上还留着眼泪鼻涕口水，安安静静往这边睁着眼。
青年男子蹲在一个碓窝面前，握着石杵停在碓窝上方的半空中。他缩在那里，浑身都是知趣和歉意，还有一点点讶异。仿佛这不是他们的家，仿佛谁都有权利进来，指责他们。
我闻见碓窝里舂的是药，说：“药店可以帮你打的。”青年男子笑了：“在摊摊儿上买的，娃儿不好。”他含混地指了指老人那边，生怕一个明确的动作会冒犯这个世界。
我们有时候抱怨自己像民工，只这一句话，我就明白我们比民工好多了，起码我吃中药用不着去管价钱，药店知道该磨的磨，该熬的熬。我甚至不知道哪里有卖中药的地摊。
我们住在一个地方，我对另外的属于他们的生活视而不见，他肯定也对装饰堂皇、设备先进的药铺置若罔闻——那跟他有什么关系？即使那个姑娘和我在同一家超市购物，她和我的生活有联系吗？
我再也没有力气去指责，眼前这个为孩子舂药的父亲，甚至包括那个姑娘以及她选择的生活。她没剩下什么选择的余地。他们既没有土地可继承，也没有生活方式可继承，当然也没有建立在此之上的道德教养可以继承，没有与土地相连的尊严可以继承。
对于垃圾，她就那么随手一抛，管它去了哪里。这正是世界对待她们的态度，那么随意，那么轻薄，那么没羞没耻。
而我面前这个男子，他觉得不把一切都说明白仿佛对不起我似的，他说：“地占了，倒迁房年底才修得好，修好了我们就可以搬了。”他还在抱歉，对这个该对他抱歉的世界抱歉。
也许由于这住处的局促，男子习惯性地收缩着四肢，动作都是怯怯的，不能完成的。他把自己收得再紧，再谦卑，这世界也不会因此对他露出笑脸。
他故意要让我难过似的，在我准备下楼时说，我们一天到黑事情多，忘了是中午。我连忙朝他摆摆手。
我不知道，一家农户的地被占了，会这么直接影响到我的生活；我不知道，一个邻居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等他们一家搬进倒迁房，还会有谁来做我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