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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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是在《单读》杂志的主编吴琦与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之间展开的一场两代学人的对话.通过北京访谈、牛津访谈、温州访谈三次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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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是在《单读》杂志的主编吴琦与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之间展开的一场两代学人的对话.通过北京访谈、牛津访谈、温州访谈三次访谈,吴琦向项飙述说了一些当前青年的迷思与对一些具有社会性普遍意义的问题的见解,而项飙教授则从自己的个人生活经验出发,向读者陈述出他对于人文社科工作者、学者的一些思考.吴琦和项飙的谈话,就像许知远在序言中用以描述《为了以色列的未来》的感觉一样,“提问朴素却精确,回答高度个人化又极富延展性”,“它既镶嵌进具体历史情境又随时会通向一个意外的方向.它将个人思想、时代精神、众多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这是一种对话形式的示范,也可以说,它创造了一种对话形式的例外.项飙的种种言谈,与其敏锐的思想相携而行,将自我经历问题化,是认真的自我总结,也是深刻的自我反思,是对小世界的精准描述与切身观察,也是对个体如何与他者、与社会、与大世界盘根连接的真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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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多元文化与市场竞争的双重挑战,对任何一家出版社来说,在时代浪潮中抢占先机,追求精品出版、多出书、出好书的核心价值观已成为出版业内的共识.如此之目标定位虽然清晰,
一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2016年，台北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文林忆述《尚未尘封的过往》，2020年早春，得到一个机会再次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再次看到了一些关于萧红的文字。萧红是一位只活了三十一年的东北作家，她最后的作品是在战时香港写的《呼兰河传》。她是罹患肺结核去世的，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按照她的遗愿“面对大海”以及长久保存骨灰的可能性，将她的骨灰分葬在香港浅水湾与香港圣士提文女校。端木先生19
一 当今中国桥梁工程技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创造了“中国桥梁”的世界奇迹。关于今日中国的桥梁营造，国际上有“火箭造桥”之誉。这一方面是指造桥技术精进、造桥速度快，如2015年北京三元桥更换桥面的重大改造工程，仅花了二十四小时，相比于某些国家修段公路动辄半年甚至长达几十年的工程进度而言，这样的中国速度让世人大开眼界;二是面对桥梁索塔顶端至峡谷底部的巨大高度差，中国桥梁人使用了军工火箭发射先
1944年秋，久已厌倦西南联大内部纷扰的吴宓决意休假一年，转赴成都燕京大学讲学。途经贵州期间，吴宓在遵义浙江大学停留半月，与梅光迪、郭斌龢等“学衡派”旧友再次相聚。10月12日，时在浙大讲学的吴宓提笔给亲友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吴宓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宓之友好在浙大，乃当朝，而非在野。故不但校内（竺校长来拜访，请宴并陪聆演讲）纷纷请宴。即校外人士，如社会服务处主任等亦特请宴。”在西南联大，吴宓饱
楚奏与越吟 有一首古老的《越人歌》，载于汉代刘向编纂的《说苑》，楚王的母弟乘船夜游，撑船的是个越女，自作多情的她在搀扶中产生了情感，于是唱了这首情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风土记》曰“越俗性率朴”，是为佐证。《越人歌》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是中国最早的翻译作品
母校新亚书院和我“后”“先”诞生，我们年龄相近。不但年龄相近，她和我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是在一起的。1965年到1969年，我在九龙农圃道的新亚书院求学，开始了我在学术园圃的耕耘;1976年到2000年，我在沙田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的新亚书院教书，继续在学术田地上劳动。1976年是中大三间书院行政上趋向统一的一年。崇基、新亚、联合三院统一，所有新加入中大的教师，聘书是由中大发
一 文字首先是在占卜和祭祀中使用，它可能起源于巫师和祭司之手，用以传达神的旨意。后来，它被逐渐用于王朝政治中，用以传达王的旨意。从五帝中经夏、商，我们看到《誓》《诰》《命》等官方文书是渐次增多的，到了周公姬旦的时代，他自己就作了多篇发布政令或告诫帝王的文章，这使他用文字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成为可能。司马迁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
被誉为“文坛常青树”、民国十大才女之一的苏雪林,以散文集《绿天》和自传体小说《棘心》登上五四文坛,其后大半生则以屈赋研究和神话研究闻名学界.纵观这位一直自命“五四
1937年4月29日，朱自清先生从清华大学进城看了场展览。有两件手札引起了他的兴趣。其一是《叶名琛小传》，其二是“邓石如给樊的信，叙述一只鹤的历史，并要求樊将鹤归还和尚”。 这里我们单说邓石如的信。邓石如，清代著名书法家，安徽怀宁人，乾隆八年（1743）五月出生，嘉庆十年（1805）十月去世，名琰，字石如，号完白山人、完白山民或皖白。邓稼先的六世祖。这只鹤是邓石如晚年的重要精神寄托，这封信就是后
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性在近年海内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日渐凸显。一方面在各种新资料的发掘及新视野、新方法的引入的基础上，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跨学科知识生产不断丰富、蔚为大观，极大改变了传统文学史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叙述和评价;另一方面学者们对于近代文学的“重新发现”，也影响了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与重构。《“晚清文学”研究读本》聚焦于“晚清”这一枢纽，把中国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特别的领域，强调“重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