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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伟,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书记,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近年来在《经济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家》、《宏观经济管理》等经济学学术杂志公开发表论文多篇,其中CSSCI收录16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篇。出版个人专著1部,主译经济学著作1部。
摘要:目前,我国经济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短期失衡和长期失衡问题,而且长期失衡比短期失衡更为严重,政策调整压力更大。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思路是: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与启动私人消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提高与出口升级、政府消费的消减与私人投资比例的增加。
关键词: 经济失衡 收入分配 技术进步 政府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3
2008年11月,我国政府颁布并逐步实施了4万亿的扩张财政政策,提出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2009年年1月14日至2月25日,我国政府又连续推出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有色金属和物流业十个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这些政策的实施显然是因为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因而,实施的效果如何,首先要弄明白宏观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除了短期的有效需求之外,还有没有更为需要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有自己本身的经济问题。我们可以定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不顾收入分配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经济增长为粗放式增长。近年来,我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放缓,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层级中依然处于低端;二,经济增长以政府投资为主。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政府投资一般至少占到中国GDP的30%以上。中国政府的投资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投资效率明显低于私人投资,二是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其实,中国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瓶颈已经不再是基础设施;三,中国的经济增长较少顾及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虽然存在争论,但是,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肯定会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最终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可以定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不顾收入分配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出现问题。
现在的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短期失衡,但是,从长期的经济增长角度出发,我们还会发现更为严重的中国长期失衡问题。
一、我国经济的短期失衡
(一)私人消费不足,经济启动困难
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相比过低,不利于启动内需。1987年以来,我国的资本所得一直高于劳动所得,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者总体所得在最高年份也没有超过新创造价值的50%,劳动所得份额最高的年份是1990年,也不过45%。这说明,我国劳动者从国民财富中的所得比例并不大。在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对这一比例偏低引起重视,劳动所得份额的进一步下降,进而资本所得份额的上升,对于我们的经济稳定和内需增长都不是好事。遗产税与个人所得税的不完善使得私人消费对于启动内需的作用无法发挥出来。
(二)国有企业的竞争不足与私人企业的竞争过度
历经14年打磨、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我国《反垄断法》终于在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措辞模糊,很多标准没有定义,在具体实施层面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鼓励自由竞争,促进经济绩效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扶持民族产业的发展,为民企创造一个宽松的、稳定的制度环境,鼓励民营企业进行长期运作,加大研发力度,积极参与更高层级的国际分工。逐步放开我国的行政垄断行业,不能让我国的《反垄断法》形同虚设。竞争行业的过度竞争,使得利润率过低,私人投资信心不足,而政府垄断的行业又不允许私人投资进入,因此,从私人投资角度来说,难以启动投资内需。
(三)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出口利润微薄
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大量国有及民族企业由于没有足够的科研投入而导致破产。我国的一般制造业,如彩电、空调、手机等产业,已出现过度竞争的情况,长期的价格战使得企业生存艰难。而在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如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新闻出版等领域,我国企业又明显处于劣势。国际产业转移在给我们带来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处于产业链底端的问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层级基本属于制造环节,其层级依然很低,属于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价值增加值很低的分工层级。而且制造环节属于浪费资源、浪费环境、剥削率高的一环。近年来,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必须花大力气整治的地步。“十五”之后,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明显增加,其值超过了100%。“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代价已经越来越大。当然,这与我国近年来城市化速度加快从而带动了重工业加速发展有关,但是,不能否认我国企业运营效率低的问题。这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有很大关系。
二、我国经济的长期失衡
(一)粗放式增长模式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绩效的讨论主要起源于Young(1995),Young(1995)的研究表明,1966年—1990年间,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TFP(全要素生产率)仅仅经历了2%～3%的增长。Young2003年进一步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行业范围为所有非农业部门,估算的结果为1978年—1998年的TFP的年增长率仅为1.4%,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23%。吴延瑞(2008)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部分:技术进步、要素投入和技术效率变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1992年—2004年,TFP每年平均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7%。以上的实证研究虽然结果不同,但是只要使用同样的实证方法和数据得到的发达国家的TFP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要高于中国。
TFP增长率过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还没有摆脱粗放式增长的模式。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本来在国际上就处于较低水平,如果经济继续这种粗放式增长模式,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生产要素量的严重制约。
(二)制度变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除了物资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量的增加的贡献之外,制度变迁因素(主要体现为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刘文革、高伟、张苏(2008)的研究表明,1978年—2006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效应的逐步消失,除非有新的制度变迁因素产生,否则,我国的经济增长将逐步减速。
(三)政府控制资金因素
我国私人消费仅占GDP的30%左右,这远小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私人消费的比例小反映了私人掌握的资金较少,多数资金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政府部门长期以来都掌握着较大比例的财政资金,这些资金的使用主要集中于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政府消费往往表现为公款吃喝,浪费严重。而政府投资的效率一直低于私人投资,更不用提这里面存在的大量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量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虽然有利于政府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经济,但是,由于国家使用资金的效率较低,其投资的项目效益低于私人投资。而在需求保证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效率就直接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国家掌握大量投资资源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或许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启动内需的作用,但是长期的效应肯定是负的。
我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粗放式增长的路径。GDP的不断增加并不代表经济的良性发展,也不一定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现代经济的增长不能长期建立在高消耗的一般制造业基础之上。目前,我国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只在30%左右,其他的部分则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由于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所处于的不利地位,出口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而固定资产投资的目的是扩大产出,因此消费始终是投资的最终衡量线。长期低迷的居民消费会使投资减速,进而陷入经济危机。因此,我国目前的GDP构成不是一个可以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构成。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中,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在70%左右。我国目前的国内消费情况极有可能使得我国下一步陷入经济衰退。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经济衰退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四)收入分配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多数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上个世纪80 年代以前的计量研究一般认为,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此后的计量研究持否定态度的居多。Benabou (1996) 总结了1992年—1996年间对这一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其中9 个结论是不平等显著地损害经济增长。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普遍表明,收入的不平等性在一国的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实物资本时,收入的不平等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力资本时,收入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反而有破坏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一路攀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逐步深化,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具有越来越大的效应,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显然会影响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五)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国际产业转移对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现在国内对于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都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产业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二是国际产业转移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但是,却很少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于我国民族产业的冲击,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的冲击。大量的实证分析确实表明,以FDI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我们不能被这一现象所蒙蔽,需要在此基础上考虑更深入的问题。因为国际产业转移涉及到国家民族产业安全和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及各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由1978年的27.94%下降为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起伏,但基本稳定保持在40%～50%之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比重由1978年的24.19%上升至2007年的40.1%。改革开放以来,产业转移有两个原动力: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三次产业及三次产业内部转移,二是由外部通过借款、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合作等各种形式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目前,外资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途径已经由对外借款改为直接投资。20世纪90 年代以来,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结构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急剧增长而且占据了绝对优势,在私人资本流动的构成中,1973年—1981 年间,银行贷款占63.9%,FDI 只占16.8%,但到1990年—1997年间,前者下降到11.7% ,而后者则上升为50.3%。1979年—2006年,在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中,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了80%左右的份额,对外借款和其他投资份额很少。因此,目前外部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变更的主力是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政府一直担心的问题是,一旦放开经济,私有(民营)经济会最终取代国有经济。但是,我们应该转变思维,现在不再是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谁控制中国经济的问题,而是外资可能会同时击败这两者在控制我国经济方面发挥更大影响力。目前外资对我国企业的收购就像井喷一样,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为 55.48%,外资企业占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比例为87%,200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份额已占到31.6%。“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招牌一方面彰显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但另一方面,却反映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耗费资源的经济增长,是不健康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经济增长。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不放开的产业效率低,而放开的产业又让外资占领。
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解决我国短期特别是长期失衡的根本点是: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与启动私人消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提高与出口升级、政府消费的消减与私人投资比例的增加。
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GDP增长更能使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发展,而依赖投资和外需的GDP增长将是一个脆弱的体系。国有资本从众多竞争性行业退出,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将提高资本收益率,促进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后中国经济调整的核心依然是激活民营经济,还富于民,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
中国的4万亿的扩张财政政策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的出发点必须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失衡主要表现为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中国政府在积极应对短期失衡的同时,一定要兼顾长期失衡问题,因为长期失衡才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编辑:何乐)
参考文献:
[1] Young, Alwyn (1995):"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3), 641-680.
[2]吴延瑞:《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新的估计》,载《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7卷第3期.
[3]刘文革,高伟,张苏. 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度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1952-200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2008年第12期.
[4] Benabou, Roland:"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Ben S. Bernanke and Julio J. Rotemberg,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pp. 11-74.
编辑后记
发展失衡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近发布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多处提到,今后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见,处理发展中的“短板”,解决经济社会各领域中的失衡问题,是今后一段工作的重中之重。
高伟,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书记,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民收入与经济增长。近年来在《经济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学家》、《宏观经济管理》等经济学学术杂志公开发表论文多篇,其中CSSCI收录16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2篇。出版个人专著1部,主译经济学著作1部。
摘要:目前,我国经济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短期失衡和长期失衡问题,而且长期失衡比短期失衡更为严重,政策调整压力更大。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思路是: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与启动私人消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提高与出口升级、政府消费的消减与私人投资比例的增加。
关键词: 经济失衡 收入分配 技术进步 政府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3
2008年11月,我国政府颁布并逐步实施了4万亿的扩张财政政策,提出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2009年年1月14日至2月25日,我国政府又连续推出了汽车、钢铁、纺织、装备制造、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有色金属和物流业十个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这些政策的实施显然是因为短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因而,实施的效果如何,首先要弄明白宏观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除了短期的有效需求之外,还有没有更为需要关注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有自己本身的经济问题。我们可以定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不顾收入分配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经济增长为粗放式增长。近年来,我国的技术进步速度明显放缓,在世界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层级中依然处于低端;二,经济增长以政府投资为主。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政府投资一般至少占到中国GDP的30%以上。中国政府的投资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投资效率明显低于私人投资,二是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其实,中国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瓶颈已经不再是基础设施;三,中国的经济增长较少顾及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虽然存在争论,但是,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肯定会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最终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可以定义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以政府投资为主的、不顾收入分配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即使没有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会出现问题。
现在的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短期失衡,但是,从长期的经济增长角度出发,我们还会发现更为严重的中国长期失衡问题。
一、我国经济的短期失衡
(一)私人消费不足,经济启动困难
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相比过低,不利于启动内需。1987年以来,我国的资本所得一直高于劳动所得,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者总体所得在最高年份也没有超过新创造价值的50%,劳动所得份额最高的年份是1990年,也不过45%。这说明,我国劳动者从国民财富中的所得比例并不大。在我国目前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对这一比例偏低引起重视,劳动所得份额的进一步下降,进而资本所得份额的上升,对于我们的经济稳定和内需增长都不是好事。遗产税与个人所得税的不完善使得私人消费对于启动内需的作用无法发挥出来。
(二)国有企业的竞争不足与私人企业的竞争过度
历经14年打磨、素有“经济宪法”之称的我国《反垄断法》终于在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但是,措辞模糊,很多标准没有定义,在具体实施层面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鼓励自由竞争,促进经济绩效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政府应该进一步扶持民族产业的发展,为民企创造一个宽松的、稳定的制度环境,鼓励民营企业进行长期运作,加大研发力度,积极参与更高层级的国际分工。逐步放开我国的行政垄断行业,不能让我国的《反垄断法》形同虚设。竞争行业的过度竞争,使得利润率过低,私人投资信心不足,而政府垄断的行业又不允许私人投资进入,因此,从私人投资角度来说,难以启动投资内需。
(三)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出口利润微薄
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大量国有及民族企业由于没有足够的科研投入而导致破产。我国的一般制造业,如彩电、空调、手机等产业,已出现过度竞争的情况,长期的价格战使得企业生存艰难。而在高附加值的产业中,如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新闻出版等领域,我国企业又明显处于劣势。国际产业转移在给我们带来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高消耗、高污染,产业处于产业链底端的问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层级基本属于制造环节,其层级依然很低,属于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价值增加值很低的分工层级。而且制造环节属于浪费资源、浪费环境、剥削率高的一环。近年来,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必须花大力气整治的地步。“十五”之后,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明显增加,其值超过了100%。“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代价已经越来越大。当然,这与我国近年来城市化速度加快从而带动了重工业加速发展有关,但是,不能否认我国企业运营效率低的问题。这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有很大关系。
二、我国经济的长期失衡
(一)粗放式增长模式
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绩效的讨论主要起源于Young(1995),Young(1995)的研究表明,1966年—1990年间,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TFP(全要素生产率)仅仅经历了2%～3%的增长。Young2003年进一步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行业范围为所有非农业部门,估算的结果为1978年—1998年的TFP的年增长率仅为1.4%,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23%。吴延瑞(2008)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将经济增长分解为三个部分:技术进步、要素投入和技术效率变化,通过实证研究表明,1992年—2004年,TFP每年平均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27%。以上的实证研究虽然结果不同,但是只要使用同样的实证方法和数据得到的发达国家的TFP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要高于中国。
TFP增长率过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还没有摆脱粗放式增长的模式。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本来在国际上就处于较低水平,如果经济继续这种粗放式增长模式,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会受到生产要素量的严重制约。
(二)制度变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除了物资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量的增加的贡献之外,制度变迁因素(主要体现为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刘文革、高伟、张苏(2008)的研究表明,1978年—2006年,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效应的逐步消失,除非有新的制度变迁因素产生,否则,我国的经济增长将逐步减速。
(三)政府控制资金因素
我国私人消费仅占GDP的30%左右,这远小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私人消费的比例小反映了私人掌握的资金较少,多数资金掌握在国家手中。而政府部门长期以来都掌握着较大比例的财政资金,这些资金的使用主要集中于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政府消费往往表现为公款吃喝,浪费严重。而政府投资的效率一直低于私人投资,更不用提这里面存在的大量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大量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中,虽然有利于政府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经济,但是,由于国家使用资金的效率较低,其投资的项目效益低于私人投资。而在需求保证的前提下,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积累,资本积累的效率就直接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国家掌握大量投资资源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或许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启动内需的作用,但是长期的效应肯定是负的。
我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没有摆脱粗放式增长的路径。GDP的不断增加并不代表经济的良性发展,也不一定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现代经济的增长不能长期建立在高消耗的一般制造业基础之上。目前,我国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只在30%左右,其他的部分则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由于我们在国际分工中所处于的不利地位,出口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的。而固定资产投资的目的是扩大产出,因此消费始终是投资的最终衡量线。长期低迷的居民消费会使投资减速,进而陷入经济危机。因此,我国目前的GDP构成不是一个可以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构成。一个运行良好的经济中,消费占GDP的比重应该在70%左右。我国目前的国内消费情况极有可能使得我国下一步陷入经济衰退。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经济衰退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借鉴。
(四)收入分配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多数研究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上个世纪80 年代以前的计量研究一般认为,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此后的计量研究持否定态度的居多。Benabou (1996) 总结了1992年—1996年间对这一问题的13个计量研究,其中9 个结论是不平等显著地损害经济增长。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普遍表明,收入的不平等性在一国的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实物资本时,收入的不平等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力资本时,收入的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反而有破坏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一路攀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逐步深化,人力资本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具有越来越大的效应,而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显然会影响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
(五)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的经济增长
国际产业转移对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现在国内对于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都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国际产业转移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二是国际产业转移对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但是,却很少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于我国民族产业的冲击,对于我国经济安全的冲击。大量的实证分析确实表明,以FDI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我们不能被这一现象所蒙蔽,需要在此基础上考虑更深入的问题。因为国际产业转移涉及到国家民族产业安全和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力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及各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由1978年的27.94%下降为2007年的11.3%,第二产业的比重有所起伏,但基本稳定保持在40%～50%之间,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比重由1978年的24.19%上升至2007年的40.1%。改革开放以来,产业转移有两个原动力:一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三次产业及三次产业内部转移,二是由外部通过借款、国际直接投资、经济合作等各种形式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目前,外资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途径已经由对外借款改为直接投资。20世纪90 年代以来,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结构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急剧增长而且占据了绝对优势,在私人资本流动的构成中,1973年—1981 年间,银行贷款占63.9%,FDI 只占16.8%,但到1990年—1997年间,前者下降到11.7% ,而后者则上升为50.3%。1979年—2006年,在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中,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了80%左右的份额,对外借款和其他投资份额很少。因此,目前外部影响一国产业结构变更的主力是外商直接投资。
我国政府一直担心的问题是,一旦放开经济,私有(民营)经济会最终取代国有经济。但是,我们应该转变思维,现在不再是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谁控制中国经济的问题,而是外资可能会同时击败这两者在控制我国经济方面发挥更大影响力。目前外资对我国企业的收购就像井喷一样,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为 55.48%,外资企业占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比例为87%,200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份额已占到31.6%。“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招牌一方面彰显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但另一方面,却反映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耗费资源的经济增长,是不健康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长期维系的经济增长。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不放开的产业效率低,而放开的产业又让外资占领。
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解决我国短期特别是长期失衡的根本点是:收入分配体系的完善与启动私人消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提高与出口升级、政府消费的消减与私人投资比例的增加。
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GDP增长更能使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发展,而依赖投资和外需的GDP增长将是一个脆弱的体系。国有资本从众多竞争性行业退出,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将提高资本收益率,促进中国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后中国经济调整的核心依然是激活民营经济,还富于民,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
中国的4万亿的扩张财政政策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的出发点必须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失衡主要表现为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中国政府在积极应对短期失衡的同时,一定要兼顾长期失衡问题,因为长期失衡才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编辑:何乐)
参考文献:
[1] Young, Alwyn (1995):"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3), 641-680.
[2]吴延瑞:《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新的估计》,载《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7卷第3期.
[3]刘文革,高伟,张苏. 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度量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1952-2006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2008年第12期.
[4] Benabou, Roland:"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Ben S. Bernanke and Julio J. Rotemberg, eds.,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pp. 11-74.
编辑后记
发展失衡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近发布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多处提到,今后要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要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见,处理发展中的“短板”,解决经济社会各领域中的失衡问题,是今后一段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