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上风云变幻，中日关系波谲云诡，领土争议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短期能解决的问题。哪怕是一个无人荒岛，一旦涂上领土主权的圣油，在民族感情上没有哪一方能下得了台阶。茅于轼老先生冒天下之不韪，提出钓鱼岛无用论，主张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在爱国情绪高涨的背景下无疑是螳臂当车，饱受抨击。但登岛示威也好，抵制日货也罢，都只是爱国主义感情的表达，对实质性的问题解决问题无助。无论如何表达愤怒，法律秩序必须得到尊重，暴力必须予以惩戒。抵制日货抵制到把同胞的私家车砸了，示威抗议宣示到拦截日本大使的汽车，还把人家车上装饰的日本国旗夺走。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社会和网络上竟然不乏愤青们为这种暴力行径叫好声援。
　　爱国主义是愤青的圣杯。不管懂不懂国际规范，不管如何维护国家利益，反正越激进越兴奋，越暴力越爱国。林语堂有句话很传神：“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低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志，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现代愤青滥觞于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当时，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愤青们呼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一切没错，因为公民有表达意见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自由是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的，他们错在二话不说，就把外交官员的私宅赵家楼给烧了，这是赤裸裸的侵犯私人财产和人身安全的暴行。当时不乏有清醒的声音，北大教授梁漱溟发出异议，即使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之前，谁也不能施加暴行于他们。梁坚持认为，闹事的学生应该交给法庭，尊判服罪。但杯水车薪，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蔡元培说学生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
　　同时期，国外的愤青也是爱国主义的刺激下亢奋异常。一战失败和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造就了德国愤青。战败的耻辱激发了民族情绪，德意志祖国正遭受英、法帝国主义的宰割，纳粹运动由此兴起，希特勒本人就是头号愤青——视野偏狭，思维肤浅，虚荣心强，情绪冲动，爱走极端。纳粹的骨干冲锋队基本上都是大萧条中失业的愤怒青年。
　　如果说德国愤青在民间，日本愤青主要集中在军队，所以日本无纳粹主义而有军国主义。日本军人大都贫苦农民出身，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天皇情结。三十年代，日本也是民生困苦、外交软弱，愤青们遂归结于日本的无良资本家和无耻政客，称之为“国贼”、“日奸”，欲除之而后快，只有让清正廉明、坚强伟大的皇军掌权才能拯救大和民族。愤青军人开始诉诸暴力，陆续发动了“5.15事件”和“2.26兵变”。1932年5月15日，民选首相犬养毅在官邸被11名海军军官刺杀。当审判这11名“壮士”时，35万人以鲜血署名的请愿书被送到法庭。此外，还有一份求情书，是由11位新泻县年轻人寄来的，他们请求代替11位军官一死，并附上11根手指表示诚意。考虑到舆论压力和社会效果，法院最后果然从宽发落，杀人凶手没几年就被放出来，被拥戴为民族英雄。重案轻判，愤青们对法治的试探和挑衅初战告捷。没几年，一伙年轻军官发动了举世震惊的2.26兵变，日本开始变身为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
　　罗素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真正的爱国者懂得区分国家和政府：爱你的国家，警惕你的政府；真正的爱国者懂得区分国家和个人，国家利益至上，但国家的目的是尊重并捍卫个人权利。“记住，持不同意见就是爱国”，这是美国茶党在此次美国选举中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虽然也有大批愤青，但它从来没有颠覆主流社会。
　　马特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