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5日，当我看到6月出版的《大家》将以往的封底诗画版变成了商业广告时，我便不再坚持了！连《大家》这样的杂志都在商品经济面前低下高贵的头了，我还在坚守什么纯净的文学!”从1986年入伍至今，现在已是正团职干部的赵琼更经历了20几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有过激情、有过困惑。如今已近不惑之年的他在说这话的时候，笔者依然感受到他内心的矛盾，有着对文学发展的担忧。他坚守着“面对人心，面对语言”为“逐日之途”上跋涉的手杖；但面对现实的经济生存压力，也会有身不由己的无奈。
　　
　　 80年代 温饱下的精神创作
　　
　　 1988年，赵琼所在的连队里，很多战友都要求转业。“那时候，经济开放刚刚搞活，所以家里有关系的都纷纷要求转业回地方。”赵琼笑说，“部队上一个连长一个月的收入才60块钱，外边卖茶叶蛋的一天都能赚到30多块钱。所以，那时候很多人都争着转业回家奔小康了！”
　　而此时服役两年的赵琼刚刚考上西安的军队士官学校，“就是转成志愿兵，还能在部队多呆上几年。大家都去奔小康，我来守边疆！”回忆当时的情景，赵琼笑谈到。“我没有想过要转业。1986年，我从山西运城夏县农村出来当兵时，我们那里刚刚能吃饱饭。来到部队后，感觉生活变得特别有意义。在这里不仅能够学知识、学技术，还能进行我喜欢的文学创作。”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程中，“80年代更被公认为诗歌的黄金时代。这段时期对于诗坛的文学创作者来说，是弥足美好、浪漫、幸福的岁月,也是中国新诗自1917年诞生以来最繁荣、开放、宽容、自由的诗歌经典时代。”沉浸在诗歌创作中的赵琼，回忆当年的诗坛，依然有些沉醉。“这一时期不仅有如艾青、牛汉等‘归来的诗人’不断地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还出现了‘新生代诗群’，有的称作‘第三代诗’、‘后朦胧诗’、‘后现代诗’、‘后崛起’、‘当代实验诗’等。这个诗群旗帜林立，主张多样。有秉持知识分子立场写作的诗人，其主要成员有王家新、孙文波等；有‘他们’文学社的韩东、于坚、朱文等；有“整体主义”的石光华、杨远宏、欧阳江河等；有‘非非主义’的周伦佑梁晓明等；有‘莽汉主义’的胡冬、等；有西川、海子、骆一禾等北京大学的一群；还有一批卓有成就的女性诗人，如翟永明、陆忆敏等。”
　　“诗歌创作需要不断的外界精神刺激，伴着那段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心理变化、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现象，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也成就了更多了创作者！”于是，赵琼没有被“转业奔小康”的潮流所动，变成了身在军营中的一位“吃军粮却靠写字为生的不文不武之人”。用他的话说，常常呆想，睁只眼闭只眼地去审视生活：一只眼审美，一只眼审丑；审美的这只眼睛叫散文、也叫诗歌，审丑的这只眼睛叫杂文。于是，当时的赵琼，写了很多散文、诗歌，并发表在《辽宁日报》、《解放军报》上，这亦给了他极大的创作热情。
　　
　　经历1990年代文学贫瘠期
　　
　　 “那段时间很痛苦，常常都是耗尽心力写完的稿件，最终只能付之一炬。”赵琼回忆着90年代初的日子。89事件后，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兴起“去中国化”的潮流。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表现为一种无序、无主潮的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很多人都不再读书看报了，下海经商成了社会时下人们的普遍追求。在军队中，也再次掀起了一股转业潮。”赵琼笑谈，“大家又都开始想着奔小康了！当时我在中央广播电台发篇稿子的稿酬只有2元，在解放军报发一篇稿子大概8元，这还是朋友们特别帮我申请到的最高稿酬。而发表作品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当时的报纸大多都是4版、8版，版面本来有限，副刊文学版更是少得可怜。”不过，当时的赵琼依然没有离开部队，在部队里继续着自己的文学创作。
　　“1991年路遥完成的《平凡的世界》对社会的关注意识与热情反衬出当前文学对现实的淡漠和激情的匮乏。因为自80年代后期起，现实关注精神就退出了文学舞台的主流（除了张平和周梅森等人的反腐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有自己的不足，但它们的现实关注热情还是有其积极意义）。此后，随着商业文化的冲击，文学越来越走向个人和自我，却失去了文学最根本的对人的关注。90年代文学日益被社会所遗忘。”而此刻，面对浮躁的现实环境氛围及文坛的低落，赵琼在创作的道路上亦走入自己的迷茫期。
　　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在中国当代文坛引发了一场地震。《废都》出版时是两个印刷厂同时印的，一家印了25万册，一家印了20万册，正规渠道就将近50万册。书一出来，便掀起购书狂潮，好多外省的书商开着车，带着押车的，现钱去买。“当时是文化贫瘠期，《废都》顺应了时代潮流，抓住了某种历史情绪、历史意识。同时，这本书也迎合了社会上不同层次读者的口味，虽然从1994年这本书被禁很多年，但带给文学界更多的思索与讨论。”在赵琼心中，《废都》开创的文学地位是无可匹敌的，也让当时困惑的他看到了希望。
　　在90年代后期，一种做工精美的文学名著包装盒忽然流行开来，当时人们称其为装饰书。“在很多商人眼中，文化依然是崇高的。那时很多下海经商富起来的人，虽然有了钱，但感觉还需要文化的包装来提升个人身价。于是，最初的时候，一种包装精美的装饰书成为很多富人家中的摆设。”赵琼说，“流行一阵后，很多人觉得这种形式化不足以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于是市面上便出现了‘御用文人’，富商们在出版文化界有了署名。”
　　对于当时文化圈的很多人来说，选择的路也许只有两条：要么甘当“写手”，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要么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着清贫的生活。如果抛开这两种选择，那么只有跳出文化圈去另谋生路……“所以当时很困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更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视文学创作为生命的赵琼最初选择了默默坚守。
　　
　　放弃与收获
　　
　　1998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报业市场也迎来了厚报时代。从以往的4版、8版拓展到24版、48版甚至到后来的100多版，报业生态圈内更增加了各种不同读者定位的报纸。在人们欢呼“知识爆炸时代”到来的同时，商业利益驱使下的文学媚俗化也一并呈现。
　　1999年，对于赵琼的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就像前文提到的，当看到《大家》这样以“唯雅”创刊的杂志都不免媚俗追求商业效益，“我干嘛还一个人苦苦坚守！”赵琼笑称，“以前我笑那些替别人撰文的人，是出卖灵魂的妓女，没想到自己也不得不沦落了！”这种放弃，对于一个坚守文学阵地的创作者来说也许是痛苦的。“我们都年轻过，都有过为之付出过代价的幻想；但日子要过，太阳还要温暖我们以后每一个日子！”赵琼在给友人信中的这句话，也许最能说明当时的心境。
　　如今，已近不惑之年的赵琼，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亦有了自己的收获。已经出版了6本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品，“只可惜很多90年代写的稿件全部烧毁了，其实有很多不错的作品，但现在想再重写已经不太可能。”
　　谈到近年的文学发展，赵琼感慨，“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和文坛的变化似乎越来越多：各种写法多了，作品类别与印数增了，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期刊的时尚味浓了，作家比过去多了，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少了……文学创作的个性化越来越突出，一些新派作家辛辣大胆的做派吸引了更多人的眼球，如王朔、及80年后为代表的郭敬明、韩寒。”
　　赵琼不无担忧的谈到，“现在纯文学的刊物生存越来越难了，《诗刊》是代表中国诗歌艺术最高水平的诗歌类刊物，在纯文学刊物特别是诗歌刊物中，几近世界最高水平；而基于资金压力，难以为继，不得不放下架子为赞助的商人‘润色’诗作。再就是《人民文学》，这本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水准、发行量最多时达１００多万册、在中国最具权威、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如今不仅风光不在，也不得不面对生存问题。”赵琼痛心地谈到，“文学刊物不再神圣的时候，便没有了文学。”
　　
　　赵琼，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中国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现在空军某部工作。
　　人物述评：
　　赵琼自称其是“吃军粮却靠写字为生的不文不武之人”。因为自幼出身贫苦，所以入伍后很珍视军队中的创作大环境。在军营中，曾经历两次“奔小康”的退伍潮，而乐于文学创作的他，曾“高傲”的埋头创作，虽然也有过困惑，而坚守纯粹的文学创作成为他当初的选择。不过，随着商业经济的不断渗入，面对现实的生活压力，甚至说找到了自己放弃坚守的突破口——“《大家》杂志都低下高贵的头了！”他亦开始了商业创作。
　　2005年5月，笔者去外地的一次采访中，与赵琼结识，而那次外出对他而言亦是一次具有经济创收的出行。其间，在大家的聊天中，赵琼谈到《废都》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不可颠覆的文学价值时，当地某杂志主编就此问题与赵琼争论的甚是激烈。作为旁观者，只记得赵琼忽然不去和那位主编探讨了，而是讲起了“鱼翅不是粉条”的笑话。在场众人听后，都不免大笑起来。而转瞬间，那位主编一脸羞愧，再不做声。那次的接触，让笔者深深地感受到其幽默间不乏文人的傲骨之气。
　　而此次的采访，谈话间，他依然不乏幽默地谈论着自身的年轻时的激情、理想，甚至毫无避讳地谈到自己的“沦落”——开始为了商业利益帮别人润作。而谈到文学的发展未来，他又开始变得激愤，谈论间，更亦能感受到其内心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忧虑与焦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