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11月,广电总局打出两记重拳:一是,全国上星频道每晚黄金档相关类型娱乐节目总量控制在9档之内,广电总局会抽签排定节目档期。二是,2012年全国包括央视在内的所有电视台全天取消电视剧中插播广告。紧随其后,广电再出严令,从2012年1月1日起,穿越剧、宫斗剧及涉案剧禁止在上星频道黄金时间(19:00至21:00)播出。
一时间,业内哗然,各方反应不一。
在我们的采访中,观众欢欣鼓舞,电视台口不对心,视频网站心底暗爽,广告客户有苦难言……这一限令能在中央对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氛围里推动,对整个影视产业链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而作为最上游的电视剧制作业受到的冲击更是不言而喻。
国龙联盟总裁王鹏举,毫不讳言由公司投拍的一部古装传奇剧,本来已与电视台确定购买意向,但近日合同开始无限延期;而另一部在四川电视节上大放异彩,被各大电视台纷纷看好的古装悬疑剧《刑名师爷》却前途未卜。但是,他仍然觉得广电这一连串举措,为目前电视剧产业盲目投资、产业泡沫加剧的现状,打了一针镇静剂。
在他看来,这未尝不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有利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长期稳定繁荣发展的大计。
为暴热投资降温
《影视圈》:您作为首都制作业协会秘书长,对广电总局近日接连出台的限令,从制作行业角度谈谈您的理解和看法。
王鹏举(以下简称王):这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从政府管理来说,我们的电视台首先是政府的宣传机构,在这里播出的所有节目,要符合党的政策,要弘扬主旋律,起到教育人民、启发人民、安定社会的作用,这是广电出台政令首要考虑的因素。同时,电视台又是商业化运作,我国靠政府拨款的电视台很少,主要依托于广告收入。这就令电视台处在一个二律背反的位置上,它的体制本身就是矛盾的。特别是各大卫视要自我发展,要更新设备,拓展领域,盖大楼,提升员工待遇,这一切都依靠广告收入。而电视台的广告收入电视剧又占到了70%,所以,说到影响,电视台是首当其冲的。这只是表面现象,之后的连锁反应,直接冲击的就是电视剧制作业。
《影视圈》:具体来说呢?比如,已经卖出去的剧,电视台是不是要求重新修改合同?
王:是,很多合同都停下来了,谈好的价格也要再等等。限令1月1日起实施,很多电视台的广告招商是先行完成,收入还没有真正受到影响,但在购剧上已经开始降价了,这就直接影响到制作业。你想,制作公司在项目投入时,是在通胀市场下判断的制作成本,比如演员片酬极高这样的形势下做出的评估,这等于原来的市场预测与现在的回馈信息产生了很大的差距。
特别是对于古装戏,涉及穿越和宫斗的项目,更是双重打击。比如说,已经投拍的戏怎么办?电视台已经预购明年不能播的剧怎么办?是不是要重签合同,或者干脆毁约?
再往下游看,最受影响的是演员的片酬。
《影视圈》:限广令颁布还不到一个月,对演员片酬的影响这么直接吗?
王:我最近作了一些思考,我说限令是镇静剂,使大家一下子冷静下来。电视台不敢盲目买片了,制作公司很多項目不上了,演员们也只能考虑降价了。我们一个剧找演员,我就不透露谁了,一线,一个月前三十五万一集,昨天已经变成二十五万了。还有一个顶级的男演员,现在一千万打包三十集戏可以谈了,在一个月前,他的价钱是一千八百万。
《影视圈》:从产业良性长远发展来说,现在的制作业只是在经历一个阵痛。
王:说得直接一点儿。比如,有一部戏已经制作完成,但限令后进不了黄金档,他已经付了创作人员部分稿酬,几百万投进去了,那么他为了止损,前期认赔了再转投别的戏。还有,以前大家都在拼命抢大腕,付了高价定金,比如说有个腕四十万一集,他出了百分之十的定金,现在不用抢了,换个二十万一集的,这样就算定金认赔,综合下来还是能省出很多钱。所以,如果这个政策能坚持下来,会给产业带来一个连锁降温。
《影视圈》:几个月前我们在聊产量过剩这个话题时,您对盲目生产造成的片酬通胀忧心忡忡,并预测会在明年有所收敛,广电限令等于让这个时间提前到来了。
王:那一段时间,像我的好朋友陈宝国,他们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说这个市场不对了。现在有了这个政策,大家懂得未雨绸缪,这是好事。
“限广令”的出现,就是给盲目的大跃进式的投资一针镇静剂,对中国电视剧的市场是一次很好的引导,对于净化荧屏也起到积极作用。毕竟我们电视台的属性,那些今年大火的穿越和宫斗,你在网上看看小说无可厚非,但在国家主流电视台长期播放,从影视制作业本身来说,这是对历史和中国年轻一代的不负责任,贻害无穷。我坚决同意这样的剧不仅不能在黄金档播出,更应该在立项的时候就把好关。
塑造令人尊敬的中国形象
《影视圈》:您刚刚提到的那些剧,也许观众看了只是一笑而过,毕竟电视剧不是历史课。
王:当然,我们不是用电视剧去给大家上历史课,我们是通过讲故事,用人物命运来服务社会和大众,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积极向上。
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里唯一没有中断的,它虽然有很多糟粕,但更是一幅优秀灿烂的文明长卷。这需要我们去开掘,把更优秀的东西展现出来。在这一点上,韩国人比我们做得好,像《大长今》这类励志戏的风靡就是很好的例证。早些年,日本的《阿信》,也是表现东方人的生存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和亲人的责任,这都是很有价值的作品。
我们的文化中,李白的飘飘欲仙、杜甫的忧国忧民,阳刚的唐诗和婉约的宋词,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的开放,文化上的包容,诞生了这么多文化的成果,我们的素材信手拈来,但我们做了什么呢?反观现在道德沦丧,老太太倒地没人敢扶,小姑娘被压没人敢救,道德滑坡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过去的文明里撷取火种,来燃烧这些腐败?
盛世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而是道德文化法律的全面发达。
《影视圈》:前不久召开的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会议,主旨是倡导文化软实力的输出?
王:有一次我在电梯里看到两个广告,感觉非常悲凉。一个是iPhone4,一个是海尔冰箱,一个那么小的卖5000多,一个那么大的卖3000多。海尔也算是我们比较骄傲的民族品牌,我们那么多的资源和劳力,结果却比不上一个小小的手机。iPhone4拼的是什么,是科技,是丰富的文化内容,而冰箱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以力制人,不能服人,以利诱人,不能服人,以理喻人,可服天下。理是什么,就是文化的力量,是软实力。中国要想在世界上获取最大的发言权,使我们的文化有影响力,所有从事文化产业的人都要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去看问题。所以,我们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能解读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要在GDP的比例里有多大提升。这都是表层,核心是13亿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文化信仰,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哪儿?
《影视圈》:目前来说,您感觉这三个限令在执行层面会遇到哪些问题?
王:任何一个规定不是全面的好,总要伤及一些人的利益。我们还是要站在全局来看这件事。从文化大发展的思路看,表面的限制与这个基调是不抵触的,而且我们的限令也不是一刀切。比如古装剧,前不久编剧协会在河南开会,他们也在呼吁这个事情,不是国家不让生产古装剧,而是我们生产的东西不对了,如果我们真正有类似于《大长今》这样的作品,能在世界上产生大的影响,政府不给发奖才怪。当然有人会说,你们拍这些已经没人想看了,我们就喜欢《宫》、《步步惊心》,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只能说,制作公司还没有真正地用艺术水准和价值来包装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想要表现的历史文化内容。
《影视圈》:您如何看待唯收视率论,这也是导致一些剧只盲目追求收视率而忽略文化内涵的原因吗?
王:收视率是一个普遍使用的东西,但是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们国家没有替代,甚至连另外一个与之并行的新标准都没有。收视率数据的调查还不如网络真实,而且对用户样板的设置也存在问题,还不透明。本来作为一个统计行为,国家统计局应该有所干预,从样板户的设置,到数据的权威性,都要有一定的监督和干预。在这些问题上,政府应该大有作为,我们共同期待吧。
一时间,业内哗然,各方反应不一。
在我们的采访中,观众欢欣鼓舞,电视台口不对心,视频网站心底暗爽,广告客户有苦难言……这一限令能在中央对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氛围里推动,对整个影视产业链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而作为最上游的电视剧制作业受到的冲击更是不言而喻。
国龙联盟总裁王鹏举,毫不讳言由公司投拍的一部古装传奇剧,本来已与电视台确定购买意向,但近日合同开始无限延期;而另一部在四川电视节上大放异彩,被各大电视台纷纷看好的古装悬疑剧《刑名师爷》却前途未卜。但是,他仍然觉得广电这一连串举措,为目前电视剧产业盲目投资、产业泡沫加剧的现状,打了一针镇静剂。
在他看来,这未尝不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是有利于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长期稳定繁荣发展的大计。
为暴热投资降温
《影视圈》:您作为首都制作业协会秘书长,对广电总局近日接连出台的限令,从制作行业角度谈谈您的理解和看法。
王鹏举(以下简称王):这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从政府管理来说,我们的电视台首先是政府的宣传机构,在这里播出的所有节目,要符合党的政策,要弘扬主旋律,起到教育人民、启发人民、安定社会的作用,这是广电出台政令首要考虑的因素。同时,电视台又是商业化运作,我国靠政府拨款的电视台很少,主要依托于广告收入。这就令电视台处在一个二律背反的位置上,它的体制本身就是矛盾的。特别是各大卫视要自我发展,要更新设备,拓展领域,盖大楼,提升员工待遇,这一切都依靠广告收入。而电视台的广告收入电视剧又占到了70%,所以,说到影响,电视台是首当其冲的。这只是表面现象,之后的连锁反应,直接冲击的就是电视剧制作业。
《影视圈》:具体来说呢?比如,已经卖出去的剧,电视台是不是要求重新修改合同?
王:是,很多合同都停下来了,谈好的价格也要再等等。限令1月1日起实施,很多电视台的广告招商是先行完成,收入还没有真正受到影响,但在购剧上已经开始降价了,这就直接影响到制作业。你想,制作公司在项目投入时,是在通胀市场下判断的制作成本,比如演员片酬极高这样的形势下做出的评估,这等于原来的市场预测与现在的回馈信息产生了很大的差距。
特别是对于古装戏,涉及穿越和宫斗的项目,更是双重打击。比如说,已经投拍的戏怎么办?电视台已经预购明年不能播的剧怎么办?是不是要重签合同,或者干脆毁约?
再往下游看,最受影响的是演员的片酬。
《影视圈》:限广令颁布还不到一个月,对演员片酬的影响这么直接吗?
王:我最近作了一些思考,我说限令是镇静剂,使大家一下子冷静下来。电视台不敢盲目买片了,制作公司很多項目不上了,演员们也只能考虑降价了。我们一个剧找演员,我就不透露谁了,一线,一个月前三十五万一集,昨天已经变成二十五万了。还有一个顶级的男演员,现在一千万打包三十集戏可以谈了,在一个月前,他的价钱是一千八百万。
《影视圈》:从产业良性长远发展来说,现在的制作业只是在经历一个阵痛。
王:说得直接一点儿。比如,有一部戏已经制作完成,但限令后进不了黄金档,他已经付了创作人员部分稿酬,几百万投进去了,那么他为了止损,前期认赔了再转投别的戏。还有,以前大家都在拼命抢大腕,付了高价定金,比如说有个腕四十万一集,他出了百分之十的定金,现在不用抢了,换个二十万一集的,这样就算定金认赔,综合下来还是能省出很多钱。所以,如果这个政策能坚持下来,会给产业带来一个连锁降温。
《影视圈》:几个月前我们在聊产量过剩这个话题时,您对盲目生产造成的片酬通胀忧心忡忡,并预测会在明年有所收敛,广电限令等于让这个时间提前到来了。
王:那一段时间,像我的好朋友陈宝国,他们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说这个市场不对了。现在有了这个政策,大家懂得未雨绸缪,这是好事。
“限广令”的出现,就是给盲目的大跃进式的投资一针镇静剂,对中国电视剧的市场是一次很好的引导,对于净化荧屏也起到积极作用。毕竟我们电视台的属性,那些今年大火的穿越和宫斗,你在网上看看小说无可厚非,但在国家主流电视台长期播放,从影视制作业本身来说,这是对历史和中国年轻一代的不负责任,贻害无穷。我坚决同意这样的剧不仅不能在黄金档播出,更应该在立项的时候就把好关。
塑造令人尊敬的中国形象
《影视圈》:您刚刚提到的那些剧,也许观众看了只是一笑而过,毕竟电视剧不是历史课。
王:当然,我们不是用电视剧去给大家上历史课,我们是通过讲故事,用人物命运来服务社会和大众,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积极向上。
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里唯一没有中断的,它虽然有很多糟粕,但更是一幅优秀灿烂的文明长卷。这需要我们去开掘,把更优秀的东西展现出来。在这一点上,韩国人比我们做得好,像《大长今》这类励志戏的风靡就是很好的例证。早些年,日本的《阿信》,也是表现东方人的生存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和亲人的责任,这都是很有价值的作品。
我们的文化中,李白的飘飘欲仙、杜甫的忧国忧民,阳刚的唐诗和婉约的宋词,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的开放,文化上的包容,诞生了这么多文化的成果,我们的素材信手拈来,但我们做了什么呢?反观现在道德沦丧,老太太倒地没人敢扶,小姑娘被压没人敢救,道德滑坡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过去的文明里撷取火种,来燃烧这些腐败?
盛世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而是道德文化法律的全面发达。
《影视圈》:前不久召开的文化创意产业大发展的会议,主旨是倡导文化软实力的输出?
王:有一次我在电梯里看到两个广告,感觉非常悲凉。一个是iPhone4,一个是海尔冰箱,一个那么小的卖5000多,一个那么大的卖3000多。海尔也算是我们比较骄傲的民族品牌,我们那么多的资源和劳力,结果却比不上一个小小的手机。iPhone4拼的是什么,是科技,是丰富的文化内容,而冰箱就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以力制人,不能服人,以利诱人,不能服人,以理喻人,可服天下。理是什么,就是文化的力量,是软实力。中国要想在世界上获取最大的发言权,使我们的文化有影响力,所有从事文化产业的人都要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去看问题。所以,我们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能解读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要在GDP的比例里有多大提升。这都是表层,核心是13亿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文化信仰,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哪儿?
《影视圈》:目前来说,您感觉这三个限令在执行层面会遇到哪些问题?
王:任何一个规定不是全面的好,总要伤及一些人的利益。我们还是要站在全局来看这件事。从文化大发展的思路看,表面的限制与这个基调是不抵触的,而且我们的限令也不是一刀切。比如古装剧,前不久编剧协会在河南开会,他们也在呼吁这个事情,不是国家不让生产古装剧,而是我们生产的东西不对了,如果我们真正有类似于《大长今》这样的作品,能在世界上产生大的影响,政府不给发奖才怪。当然有人会说,你们拍这些已经没人想看了,我们就喜欢《宫》、《步步惊心》,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只能说,制作公司还没有真正地用艺术水准和价值来包装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及想要表现的历史文化内容。
《影视圈》:您如何看待唯收视率论,这也是导致一些剧只盲目追求收视率而忽略文化内涵的原因吗?
王:收视率是一个普遍使用的东西,但是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们国家没有替代,甚至连另外一个与之并行的新标准都没有。收视率数据的调查还不如网络真实,而且对用户样板的设置也存在问题,还不透明。本来作为一个统计行为,国家统计局应该有所干预,从样板户的设置,到数据的权威性,都要有一定的监督和干预。在这些问题上,政府应该大有作为,我们共同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