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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同性别视角下译者对原著的解读和翻译会影响译文的质量和还原度。笔者选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艾莉絲·门罗的名篇《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两个中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的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策略及不同性别视角对译文的影响。以此希望为将来更多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品时注意性别视角带来的显性和隐形影响。
【关键词】《男孩子和女孩子》；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性别视角；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黄歆，卫鹏羽，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男孩子和女孩子》作品简介
《男孩子与女孩子》是收录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一篇文章。故事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一个普通小女孩性别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心理变化。女孩的爸爸是一个靠卖银狐皮为生的狐农。“爸爸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形象， 粗野沉默，从事带有血腥与杀戮的工作：给银狐剥皮、剁马肉喂银狐”等。妈妈则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妇女形象，终日以厨房为中心。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女孩的性别意识从初期的向往独立、自主，想要从事农场工作，成为像爸爸那样领导者，到后来弟弟的逐渐长大强壮意识到性别差异的存在，明白了作为一个女孩，注定会和妈妈一样一生都逃不开琐碎的家务事。
二、《男孩子和女孩子》中译本及译者简介
笔者选取了王学文和李玉瑶的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并从性别视角下进行赏析。王学文是中国颇有声望的文学翻译家。大家广为所知的文学译著有《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等。李玉瑶也是一位读者熟知的优秀的翻译家。她出色翻译了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激情》，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三、《男孩子和女孩子》译本对比分析
1.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策略层面。本文主要从添加脚注和劫持两个方面剖析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
（1）添加脚注。“脚注是译者经常采用的翻译策略，指的是‘传递信息，通过自己的话语引起读者的注意，补充作者的信息，表达对原文的评论，使用的翻译策略，证明来源，吸引大家阅读’。”
由于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各不相同，文学作品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读者不了解的地名、作品、典故、战争游行及俗语等，需要对应的文化背景知识来帮助理解。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会适当加写脚注从而利于读者更好地体会原文的意思。
在《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两篇译文中，两位译者的脚注都不多，王学文先生有三处脚注，而李玉瑶女士则有五处脚注。其中，王学文先生的三处脚注和李玉瑶女士相应的三处脚注是相同的。
1）原文： “…a picture of the Battle of Balaclava…”
[王学文脚注]/[李玉瑶脚注]：
the Battle of Balaclava： 1854年10月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与俄国的一场大战。
2）原文：“…I grabbed the hand behind his back to make sure he was not crossing his fingers…”
[王学文脚注]/[李玉瑶脚注]：
crossing his fingers： 西方迷信认为两手指交叉在一起会带来好运或减轻说谎的罪过。
在对比分析两位译者译文过程中发现，女译者李玉瑶多加写了这两处脚注：
3）原文：“…What was an Ave？ Every day I forgot to find out…”
[李玉瑶脚注]：
Ave： 拉丁语，天主教的祈祷语。“Ave，Maria”，即万福玛利亚。
4）原文：“…I got some money I had saved and that afternoon we went into Jubilee and saw a show， with Judy Canova， at which we both laughed a great deal…”
[李玉瑶脚注]：
Judy Canova： 茱迪·卡诺瓦，美国演员。最初在歌舞剧中扮演女丑角和演唱，又和哥哥、妹妹在夜总会中表演。1935年进入百老汇加入齐格飞歌舞团，参加演出。
从中可以看出，女性译者李玉瑶的脚注更为细致，既为读者解释了生词，也联结了一些文化背景知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玉瑶译者的这两处脚注均和女性有关，而王学文的译文中则并未体现。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女性译者在向读者传达原文意思时，会添加其自身女性视角下对该文本的理解过程，从而“在建立起从作者到译者再到读者的认知联系中”，“彰显女性译者‘译者主体性’的概念”。
（2）劫持。蒋骁华认为，所谓劫持，一言以蔽之，就是操纵原文中那些不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的词句并在译文中改写它们。
5）原文：“Laird sang ‘Jingle Bells’， which he would sing any time， whether it was Christmas or not， and I sang ‘Danny Boy’. I loved the sound of my own voice， frail and supplicating， rising in the dark.”
[王学文译文]：“莱尔德唱的是‘铃儿响叮当’。不管是不是圣诞节，他总唱这支歌。我唱‘小伙子丹尼’。我的声音微弱，宛似在祈求，我喜欢听到黑暗中响起自己的歌声。”
[李玉瑶译文]：“莱尔德唱的是《铃儿响叮当》，不管是不是圣诞节，他都是唱这首；我唱《丹尼少年》。我喜欢自己柔弱、恳切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从对比中可以发现，在对形容女性的词汇“frail and supplicating”的翻译中，女性译者李玉瑶选取了该词中较为中性化的意思，将其译为“柔弱、恳切的”，而男性译者王学文则直接将其翻译成带有鲜明女性色彩的“微弱”、“宛似在祈求”。相较男性译者，女性译者会采用劫持的翻译策略，将原文中女性角色柔弱、害怕的形象弱化。
2.性别视角对译文的影响。笔者主要从语气和措辞用语和情感表达两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在传达原文意思中性别视角带来的影响。
（1）语气和措辞用语。“翻译中的语气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能否再现原作者的口气态度，反映原文的神韵、精神风貌。”由于英汉语言文字的差异，在很多情况下，译者无法将原文的句式结构及情感寄托完全表达出来，这时候就需要译者在措辞表达上下功夫了。
6）原文：“Laird lifted his arm to show off a streak of blood.“We shot old Flora，” he said， “and cut her up in fifty pieces.”
“Well I don’t want to hear about it，”my mother said. “And don’t come to my table like that.”
[王学文译文]：“莱尔德举起一只胳膊炫耀上面的一道血迹，说‘我们毙了老弗罗拉，把它切成了五十块。’”
“哎呀，我不想听这些，”妈妈说，“你要是不洗胳膊，就别到我的饭桌旁来。”
[李玉瑶译文]：“莱尔德举起一只胳臂，炫耀上面的一道血迹。“我们枪杀了老弗罗拉，”他说，“把它切成了五十块。”
“哎呀，我不想聽这些。”妈妈说，“还有，这副样子可别到我的饭桌旁来。”
从两位不同性别译者的译文对比中可以看出，男性译者王学文将原文中男性角色莱尔德的语气翻译得更为精确。“我们毙了老弗罗拉”与女性译者李玉瑶所译的“我们枪杀了老弗罗拉”相比，更突出体现了男性角色的所反映的性格特征，更加接近男性的说话语气。相较之下，李玉瑶却将原文中女性角色母亲的语气翻译得更为传神，“这副样子可别到我的饭桌旁来”，将母亲的些许斥责、嫌弃和娇嗔译得淋淋尽致。
2.情感表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会在对文章内容的解读里寄托自己的情感。
7）原文：“I had the real watering can， my father’s； though I could only carry it three-quarters full.”
[王学文译文]：我用的是真正的浇水用的壶，是我爸爸的；但是我只能提动大半壶水。
[李玉瑶译文]：我用的是真正的浇水用壶，是我爸爸的；尽管我只拎得动大半壶水。
8）原文：“Whatever thoughts and stories my father had were private， and I was shy of him and would never ask him questions.”
[王学文译文]：不管我爸爸有什么想法和故事，他从来都不说，我在他面前有点拘束，因此什么也不问他。
[李玉瑶译文]：不论爸爸有什么想法和故事，他都秘而不宣，我在他面前有点腼腆，从来不问他任何问题。
在对比分析《男孩子和女孩子》两篇译文中发现，女性译者李玉瑶在女性视角下流露出对主人公的理解和同情的情感。考虑到原文作者门罗的写作风格，女性译者更能突出原文作者想表达的对女性的赞美；而在某些细节处，男性译者王学文则“未能准确传达原作女性主义精神， 以至有时出现背离原作的误译”。
如8）中对“though”一次的翻译，李玉瑶译者译为“尽管”，王学文译者译为“但是”。结合语境和文章内容来看，李玉瑶译者的翻译显然更贴合原作者的情感表达。“尽管”一词表现出主人公想证明自己在干活中是有用的，让读者体会到她的那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劲儿。相比较而言，如果译为“但是”则有一种衰败、无奈之感。再如8）中对“shy”一词的翻译，在女性视角下翻译为“腼腆”可以体现出小女生的那种害羞、内敛的可爱，而男性视角下翻译为“拘束”不免有种小家子气的感觉。
四、结语
本文从翻译理论下译者的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男孩子和女孩子》两个不同性别译者的汉译本进行研究。女性译者一定程度上受女性视角影响，在翻译策略上会更多地采用女性主义思想的翻译策略。女性译者在情感表达方面会更能感同身受代入角色中，通过翻译细节表现原文的思想；而男性译者在男性视角下一般会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翻译模式。笔者认为，不管是女性译者还是男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注意刻画性别视角，翻译效果会更加显著。译者应对不同性别代表的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进行归纳统一，从而提高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林亚丹.浅析《男孩子与女孩子》中的女性性别意识[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8）.
[2]黄梦芝，王霞.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视角对比分析《一间自己的房间》两个中文译本[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5（5）.
[3]杨姝.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中译本为例[J].信阳农林学院学报，2018（3）.
[4]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4）.
[5]倪芳.翻译中的措辞语气与句式重心问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2）.
[6]蔡秋文.译者的性别差异与翻译实践——从性别视角分析《爱玛》两译本[J].怀化学院学报，2013（7）.
【关键词】《男孩子和女孩子》；男性译者和女性译者；性别视角；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黄歆，卫鹏羽，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男孩子和女孩子》作品简介
《男孩子与女孩子》是收录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一篇文章。故事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一个普通小女孩性别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心理变化。女孩的爸爸是一个靠卖银狐皮为生的狐农。“爸爸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形象， 粗野沉默，从事带有血腥与杀戮的工作：给银狐剥皮、剁马肉喂银狐”等。妈妈则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妇女形象，终日以厨房为中心。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女孩的性别意识从初期的向往独立、自主，想要从事农场工作，成为像爸爸那样领导者，到后来弟弟的逐渐长大强壮意识到性别差异的存在，明白了作为一个女孩，注定会和妈妈一样一生都逃不开琐碎的家务事。
二、《男孩子和女孩子》中译本及译者简介
笔者选取了王学文和李玉瑶的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并从性别视角下进行赏析。王学文是中国颇有声望的文学翻译家。大家广为所知的文学译著有《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等。李玉瑶也是一位读者熟知的优秀的翻译家。她出色翻译了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激情》，颇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三、《男孩子和女孩子》译本对比分析
1.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策略层面。本文主要从添加脚注和劫持两个方面剖析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
（1）添加脚注。“脚注是译者经常采用的翻译策略，指的是‘传递信息，通过自己的话语引起读者的注意，补充作者的信息，表达对原文的评论，使用的翻译策略，证明来源，吸引大家阅读’。”
由于世界各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各不相同，文学作品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读者不了解的地名、作品、典故、战争游行及俗语等，需要对应的文化背景知识来帮助理解。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会适当加写脚注从而利于读者更好地体会原文的意思。
在《男孩子和女孩子》的两篇译文中，两位译者的脚注都不多，王学文先生有三处脚注，而李玉瑶女士则有五处脚注。其中，王学文先生的三处脚注和李玉瑶女士相应的三处脚注是相同的。
1）原文： “…a picture of the Battle of Balaclava…”
[王学文脚注]/[李玉瑶脚注]：
the Battle of Balaclava： 1854年10月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与俄国的一场大战。
2）原文：“…I grabbed the hand behind his back to make sure he was not crossing his fingers…”
[王学文脚注]/[李玉瑶脚注]：
crossing his fingers： 西方迷信认为两手指交叉在一起会带来好运或减轻说谎的罪过。
在对比分析两位译者译文过程中发现，女译者李玉瑶多加写了这两处脚注：
3）原文：“…What was an Ave？ Every day I forgot to find out…”
[李玉瑶脚注]：
Ave： 拉丁语，天主教的祈祷语。“Ave，Maria”，即万福玛利亚。
4）原文：“…I got some money I had saved and that afternoon we went into Jubilee and saw a show， with Judy Canova， at which we both laughed a great deal…”
[李玉瑶脚注]：
Judy Canova： 茱迪·卡诺瓦，美国演员。最初在歌舞剧中扮演女丑角和演唱，又和哥哥、妹妹在夜总会中表演。1935年进入百老汇加入齐格飞歌舞团，参加演出。
从中可以看出，女性译者李玉瑶的脚注更为细致，既为读者解释了生词，也联结了一些文化背景知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玉瑶译者的这两处脚注均和女性有关，而王学文的译文中则并未体现。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女性译者在向读者传达原文意思时，会添加其自身女性视角下对该文本的理解过程，从而“在建立起从作者到译者再到读者的认知联系中”，“彰显女性译者‘译者主体性’的概念”。
（2）劫持。蒋骁华认为，所谓劫持，一言以蔽之，就是操纵原文中那些不符合女性主义要求的词句并在译文中改写它们。
5）原文：“Laird sang ‘Jingle Bells’， which he would sing any time， whether it was Christmas or not， and I sang ‘Danny Boy’. I loved the sound of my own voice， frail and supplicating， rising in the dark.”
[王学文译文]：“莱尔德唱的是‘铃儿响叮当’。不管是不是圣诞节，他总唱这支歌。我唱‘小伙子丹尼’。我的声音微弱，宛似在祈求，我喜欢听到黑暗中响起自己的歌声。”
[李玉瑶译文]：“莱尔德唱的是《铃儿响叮当》，不管是不是圣诞节，他都是唱这首；我唱《丹尼少年》。我喜欢自己柔弱、恳切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从对比中可以发现，在对形容女性的词汇“frail and supplicating”的翻译中，女性译者李玉瑶选取了该词中较为中性化的意思，将其译为“柔弱、恳切的”，而男性译者王学文则直接将其翻译成带有鲜明女性色彩的“微弱”、“宛似在祈求”。相较男性译者，女性译者会采用劫持的翻译策略，将原文中女性角色柔弱、害怕的形象弱化。
2.性别视角对译文的影响。笔者主要从语气和措辞用语和情感表达两个方面来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在传达原文意思中性别视角带来的影响。
（1）语气和措辞用语。“翻译中的语气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能否再现原作者的口气态度，反映原文的神韵、精神风貌。”由于英汉语言文字的差异，在很多情况下，译者无法将原文的句式结构及情感寄托完全表达出来，这时候就需要译者在措辞表达上下功夫了。
6）原文：“Laird lifted his arm to show off a streak of blood.“We shot old Flora，” he said， “and cut her up in fifty pieces.”
“Well I don’t want to hear about it，”my mother said. “And don’t come to my table like that.”
[王学文译文]：“莱尔德举起一只胳膊炫耀上面的一道血迹，说‘我们毙了老弗罗拉，把它切成了五十块。’”
“哎呀，我不想听这些，”妈妈说，“你要是不洗胳膊，就别到我的饭桌旁来。”
[李玉瑶译文]：“莱尔德举起一只胳臂，炫耀上面的一道血迹。“我们枪杀了老弗罗拉，”他说，“把它切成了五十块。”
“哎呀，我不想聽这些。”妈妈说，“还有，这副样子可别到我的饭桌旁来。”
从两位不同性别译者的译文对比中可以看出，男性译者王学文将原文中男性角色莱尔德的语气翻译得更为精确。“我们毙了老弗罗拉”与女性译者李玉瑶所译的“我们枪杀了老弗罗拉”相比，更突出体现了男性角色的所反映的性格特征，更加接近男性的说话语气。相较之下，李玉瑶却将原文中女性角色母亲的语气翻译得更为传神，“这副样子可别到我的饭桌旁来”，将母亲的些许斥责、嫌弃和娇嗔译得淋淋尽致。
2.情感表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常常会在对文章内容的解读里寄托自己的情感。
7）原文：“I had the real watering can， my father’s； though I could only carry it three-quarters full.”
[王学文译文]：我用的是真正的浇水用的壶，是我爸爸的；但是我只能提动大半壶水。
[李玉瑶译文]：我用的是真正的浇水用壶，是我爸爸的；尽管我只拎得动大半壶水。
8）原文：“Whatever thoughts and stories my father had were private， and I was shy of him and would never ask him questions.”
[王学文译文]：不管我爸爸有什么想法和故事，他从来都不说，我在他面前有点拘束，因此什么也不问他。
[李玉瑶译文]：不论爸爸有什么想法和故事，他都秘而不宣，我在他面前有点腼腆，从来不问他任何问题。
在对比分析《男孩子和女孩子》两篇译文中发现，女性译者李玉瑶在女性视角下流露出对主人公的理解和同情的情感。考虑到原文作者门罗的写作风格，女性译者更能突出原文作者想表达的对女性的赞美；而在某些细节处，男性译者王学文则“未能准确传达原作女性主义精神， 以至有时出现背离原作的误译”。
如8）中对“though”一次的翻译，李玉瑶译者译为“尽管”，王学文译者译为“但是”。结合语境和文章内容来看，李玉瑶译者的翻译显然更贴合原作者的情感表达。“尽管”一词表现出主人公想证明自己在干活中是有用的，让读者体会到她的那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劲儿。相比较而言，如果译为“但是”则有一种衰败、无奈之感。再如8）中对“shy”一词的翻译，在女性视角下翻译为“腼腆”可以体现出小女生的那种害羞、内敛的可爱，而男性视角下翻译为“拘束”不免有种小家子气的感觉。
四、结语
本文从翻译理论下译者的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男孩子和女孩子》两个不同性别译者的汉译本进行研究。女性译者一定程度上受女性视角影响，在翻译策略上会更多地采用女性主义思想的翻译策略。女性译者在情感表达方面会更能感同身受代入角色中，通过翻译细节表现原文的思想；而男性译者在男性视角下一般会有一种一气呵成的翻译模式。笔者认为，不管是女性译者还是男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注意刻画性别视角，翻译效果会更加显著。译者应对不同性别代表的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女性视角与男性视角进行归纳统一，从而提高翻译质量。
参考文献：
[1]林亚丹.浅析《男孩子与女孩子》中的女性性别意识[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8）.
[2]黄梦芝，王霞.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视角对比分析《一间自己的房间》两个中文译本[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5（5）.
[3]杨姝.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中译本为例[J].信阳农林学院学报，2018（3）.
[4]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2004（4）.
[5]倪芳.翻译中的措辞语气与句式重心问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2）.
[6]蔡秋文.译者的性别差异与翻译实践——从性别视角分析《爱玛》两译本[J].怀化学院学报，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