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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税率后，外商企业所得税负担增加。本文主要运用2008年～2014年全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在对外商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变化趋势归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地区的税收影响程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以涉外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来衡量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均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涉外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和影响程度呈现区域差异性；第三，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和继续扩大开放水平对于我国涉外企业，尤其是西部地区涉外企业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税合并后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企业税负；外商直接投资
一、 引言和文献回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施的内外资有差别的企业所得税率政策得到修正。新税法规定，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由此，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由原来的33%下降为25%，然而部分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由原来的15%～24%调整为25%，外資企业所得税负增加。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意义重大，为企业进行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提高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税前抵扣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影响纳税人的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进而导致投资风险的增加，进而导致在华外企撤离现象的加剧。近10年来，随着三星等在华外企的撤离，这种现象已变得非常明显。近期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甚至出现外资撤离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罕见现象。外资撤离的原因多种多样，经营管理不善、成本攀升、战略规划、国际竞争等。正如《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前景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趋于美国，人均工资水平年涨幅位列全球第一。基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所得税改革的背景，本研究拟采用2008年至2014年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静态面板的实证分析，主要探讨2008年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的变化情况及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当前，关于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争议较大。税收因素涉及到征税对象的确定、征收范围、税率、税前扣除、税收优惠以及税收征管等方面。不同的学者对不同的税收工具所发挥的作用持有不同的观点。具体而言，一方面，早期大量的国外学者认为税收因素不是影响外商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凌岚（1996）等认为，东道国通过税收协定争取适用免税法或税收饶让，仅是吸引外资的众多因素之一，税收优惠代价较大，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张阳等（2006）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证明了我国税收因素对FDI作用不显著，进而提出了两税合并、减少税收优惠的建议。这些观点多是从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讨论的。另一方面，国外有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得出了税收对FDI的较强影响（哈特曼，1984；费尔德斯坦，2001），国内部分学者也肯定了税收优惠与外商投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夏杰长，2004等）。部分国内外学者发现企业所得税率是一个有效的变量，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有限，施行内外资差别税收优惠政策的弊大于利（靳东升，陈琍，2006），建议使用低税率替代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力更明显（格洛普和卡斯泰尔，2001）。
综上所述，影响FDI的因素的多样的，其中，税收因素也是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变量。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企业类型的外资企业与税收的关联度也不尽相同，国外学者的研究的基本结论：税收对本国外资的影响由弱变强，对税收政策较为敏感。两税合并前，国内部分研究结论认为，我国税收对外资的影响由强变弱，统一内外资税率比税收优惠政策更有效果。然而，两税合并后，关于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较少，从而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意义。
二、 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借鉴参考文献中有关研究税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关于税收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模型如下所示：
lnFDIit=？琢 ？茁·lnburdenit ？酌·lnXit dumt* ？孜it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使用FDI来表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了税收负担率来衡量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涉外（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应交所得税与涉外（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值来衡量税收负担率，使用burden表示；控制变量X，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潜力（Growth）、商品市场发育程度（Market）、人力资本（Human）、劳动力成本（Cost）、基础设施水平（Infrastr）、开放程度（Open），经济发展潜力利用历年GDP比上一年的增长率来表示；商品市场发育程度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人力资本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劳动力资本使用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表示；基础设施水平选取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开放程度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dumt*，代表2008年～2014年各年时间虚拟变量之和。其中，α表示截距项，β、γ代表各项指标的系数，ξ是随机误差项，i表示省份变量，t表示时间变量。如表1所示。
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中税收负担是指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由于考虑到企业所得税的不可转嫁的性质，能够最直观的体现企业税负的真实情况，是衡量微观税收负担最直接的指标之一，主要用来说明企业主体拥有的纯收入中，有多大份额以直接税形式贡献于国家。因此，本文选择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来衡量外资企业税收负担。本文全部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分省年度数据”（2008年～2014年），2014年是最新分省年度数据（主要是因为核心解释变量“外资工业企业应交所得税”数据仅更新到2014年）。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较难，缺少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和利润总额的数据，故选择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应交所得税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应交所得税的比值计算得到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由于缺少西藏2008年至2010年涉外企业平均工资的数据，采用平均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推导出缺失值。为了消除异方差所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先将所有变量（除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再带入模型中。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在217个观测值中，被解释变量ln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均值为10.57百万美元，其中最小值为6.28百万美元，最大值为13.57百万美元，显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省份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核心解释变量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burden的全国平均水平保持在15.41%，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最小的地区为2.94%，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最大的地区为41.39%；lnburden的均值为2.66%，最小值为1.08%，最大值为3.72%，表明涉外工业企业税收负担率也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
此外，从全国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变化趋势来看，全国平均（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自2008年的12.13%上升至2014年的16.64%，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的（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0年后上升趋势明显；西部地区（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在2011年前后分化，2008年至2011年与东部基本持平，2012年后明显下降，居全国最低水平。
三、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进行数据处理与模型初步检验后，F统计量检验模型具有强烈的显著性，检验模型的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均比混合效应更明显，同时也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所以加入时间虚拟变量dumt*，以控制因时间变化对结果的影响。通过对数据处理以及模型的筛选和检验发现，本文选择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种类型，通过hausman检验后，使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更加显著，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更好的控制经济增长潜力、商品市场成熟程度、人力资本、用人成本等因素的差异所导致的影响。由于存在区域差异性，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后，分别得到了全国层面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层面的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收负担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关于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及其他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估计结果看，核心解释变量各地区的涉外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涉外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增加，会显著的降低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控制变量中各年的经济增长潜力（经济增长率）、开放程度均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商品市场成熟程度、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但影响都不显著。以全国为例，模型（1）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负担率影响程度最高，达到31%，即涉外企业所得税收负担率每提高1%，外商直接投资将下降31%；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分别为27.5%、13%。这不仅说明在保持宏观经济环境不再继续恶化的情况下，降低涉外（工业）企业实际税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均会显著的促进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来”，而且说明我国优化税收环境、实施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特别是，现阶段全球经济由低迷向复苏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优劣和前景也会直接影响外资进入或退出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为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的出现，应根据企业实际的税负情况而有针对性的进行减负。
从分区模型（2）、模型（3）、模型（4）估计结果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是涉外企业所得税负与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涉外企业所得税负影响程度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税负的影响程度最大，为94.8%，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61.4%和17.7%。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除企业所得税负影响显著外，其余各项指标均不显著。外商企业更加比较关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商品市场、基础设施水平和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而言，除商品市场成熟程度影响不显著外，其余指标对外商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人力资本和开放程度对外商企业投资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水平是外商企业比较敏感的两个因素。总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涉外企业所得税负对各地区外商企业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从截距值分析，固定效应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截距值最大，固定效应最强，显示其外资吸引力最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外资吸引能力次之。这说明外商企业更加看重东部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良好的营商环境、成熟的商品市场更是吸引外商长期投资的主要因素。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主要结论。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以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来衡量的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全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反方向变化的趋势，即在1%显著性水平上，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增加，显著的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水平。第二，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和影响程度均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東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的影响程度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西部地区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比全国水平低很多。第三，稳定和（下转第78页）促进经济增长和继续扩大开放水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济增长潜力历来是外商企业投资决策的原因之一，稳定的经济意味着广阔的市场和活跃的就业市场。实证结果显示，不断扩大的开放水平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西部地区尤其重要。第四，东部、中部地区成熟的商品市场、较高基础设施水平和开放水平是外商选址的重要因素。由于成熟的商品市场和水平较高的基础设施和开放程度是地区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是外商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2. 政策建议。
（1）优化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研究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吸引外商投资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显著（潘一鸣，2006）。继续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优化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重点是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以产业结构转型为导向，运用更为有效的税收优惠工具，调整各地区税收优惠结构，建立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结合的税收优惠体系，加强税收优惠管理，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提高税收优惠效益。 （2）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工业企业成本。针对工业企业成本高的问题，完善降低工业企业经营成本的相关措施，整顿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等“三乱”现象，清理各种收费基金项目、逐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针对外资企业而言，政府有关部门应多关注企业用工成本，制度设计应予以纳入考虑范围，从而刺激外商投资的活力。
（3）实施差异性区域政策，稳定地区经济增长。针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外商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且税收负担率等区域差异性特点，不同地区相关部门需要深入调研，掌握本地区不同类型外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诉求，制定有行之有效的税收政策，以促进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
（4）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拓展西部外商投资的空间。研究发现，不断扩大的开放水平是外资选址投资的重要因素，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发展开放型经济。对西部待开发的广阔市场，应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普及和提高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
参考文献：
[1] 凌岚，刘恩专.外国直接投资的税式支出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1996，（5）：43-49.
[2] 张阳，刘慧.税收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J].税务研究，2006，（4）：38-41.
[3] Hartman D.G.Tax Polic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National Tax Journal，1984，37（4）：475-488.
[4] 夏杰长，李朱.税收激励与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的检验[J].涉外税务，2004，（9）：50-53.
[5] 靳东升，陈琍.外国直接投资与公司课税：亚洲国家的经验总结[J].涉外税务，2006，（8）：46-51.
[6] Gropp R， Kostial K.FDI and Corporate Tax Revenue[J].Finance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企业税负；外商直接投资
一、 引言和文献回顾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施的内外资有差别的企业所得税率政策得到修正。新税法规定，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由此，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由原来的33%下降为25%，然而部分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由原来的15%～24%调整为25%，外資企业所得税负增加。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意义重大，为企业进行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利于提高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水平。税收影响投资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税前抵扣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影响纳税人的投资收益和投资成本，进而导致投资风险的增加，进而导致在华外企撤离现象的加剧。近10年来，随着三星等在华外企的撤离，这种现象已变得非常明显。近期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甚至出现外资撤离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罕见现象。外资撤离的原因多种多样，经营管理不善、成本攀升、战略规划、国际竞争等。正如《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前景分析》指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已趋于美国，人均工资水平年涨幅位列全球第一。基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所得税改革的背景，本研究拟采用2008年至2014年我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静态面板的实证分析，主要探讨2008年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的变化情况及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以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当前，关于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争议较大。税收因素涉及到征税对象的确定、征收范围、税率、税前扣除、税收优惠以及税收征管等方面。不同的学者对不同的税收工具所发挥的作用持有不同的观点。具体而言，一方面，早期大量的国外学者认为税收因素不是影响外商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凌岚（1996）等认为，东道国通过税收协定争取适用免税法或税收饶让，仅是吸引外资的众多因素之一，税收优惠代价较大，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张阳等（2006）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证明了我国税收因素对FDI作用不显著，进而提出了两税合并、减少税收优惠的建议。这些观点多是从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讨论的。另一方面，国外有学者通过大量的数据得出了税收对FDI的较强影响（哈特曼，1984；费尔德斯坦，2001），国内部分学者也肯定了税收优惠与外商投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夏杰长，2004等）。部分国内外学者发现企业所得税率是一个有效的变量，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有限，施行内外资差别税收优惠政策的弊大于利（靳东升，陈琍，2006），建议使用低税率替代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力更明显（格洛普和卡斯泰尔，2001）。
综上所述，影响FDI的因素的多样的，其中，税收因素也是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变量。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企业类型的外资企业与税收的关联度也不尽相同，国外学者的研究的基本结论：税收对本国外资的影响由弱变强，对税收政策较为敏感。两税合并前，国内部分研究结论认为，我国税收对外资的影响由强变弱，统一内外资税率比税收优惠政策更有效果。然而，两税合并后，关于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较少，从而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意义。
二、 研究设计
1. 模型设定及变量定义。借鉴参考文献中有关研究税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关于税收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模型如下所示：
lnFDIit=？琢 ？茁·lnburdenit ？酌·lnXit dumt* ？孜it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外商直接投资，使用FDI来表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了税收负担率来衡量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涉外（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应交所得税与涉外（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值来衡量税收负担率，使用burden表示；控制变量X，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潜力（Growth）、商品市场发育程度（Market）、人力资本（Human）、劳动力成本（Cost）、基础设施水平（Infrastr）、开放程度（Open），经济发展潜力利用历年GDP比上一年的增长率来表示；商品市场发育程度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人力资本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劳动力资本使用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来表示；基础设施水平选取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示；开放程度选取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dumt*，代表2008年～2014年各年时间虚拟变量之和。其中，α表示截距项，β、γ代表各项指标的系数，ξ是随机误差项，i表示省份变量，t表示时间变量。如表1所示。
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中税收负担是指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由于考虑到企业所得税的不可转嫁的性质，能够最直观的体现企业税负的真实情况，是衡量微观税收负担最直接的指标之一，主要用来说明企业主体拥有的纯收入中，有多大份额以直接税形式贡献于国家。因此，本文选择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来衡量外资企业税收负担。本文全部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分省年度数据”（2008年～2014年），2014年是最新分省年度数据（主要是因为核心解释变量“外资工业企业应交所得税”数据仅更新到2014年）。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较难，缺少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和利润总额的数据，故选择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应交所得税与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应交所得税的比值计算得到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由于缺少西藏2008年至2010年涉外企业平均工资的数据，采用平均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推导出缺失值。为了消除异方差所带来的估计结果偏差，先将所有变量（除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再带入模型中。 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在217个观测值中，被解释变量ln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的均值为10.57百万美元，其中最小值为6.28百万美元，最大值为13.57百万美元，显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省份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核心解释变量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burden的全国平均水平保持在15.41%，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最小的地区为2.94%，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最大的地区为41.39%；lnburden的均值为2.66%，最小值为1.08%，最大值为3.72%，表明涉外工业企业税收负担率也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
此外，从全国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变化趋势来看，全国平均（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自2008年的12.13%上升至2014年的16.64%，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的（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0年后上升趋势明显；西部地区（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在2011年前后分化，2008年至2011年与东部基本持平，2012年后明显下降，居全国最低水平。
三、 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进行数据处理与模型初步检验后，F统计量检验模型具有强烈的显著性，检验模型的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均比混合效应更明显，同时也存在显著的时间效应，所以加入时间虚拟变量dumt*，以控制因时间变化对结果的影响。通过对数据处理以及模型的筛选和检验发现，本文选择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两种类型，通过hausman检验后，使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更加显著，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更好的控制经济增长潜力、商品市场成熟程度、人力资本、用人成本等因素的差异所导致的影响。由于存在区域差异性，在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后，分别得到了全国层面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层面的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收负担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关于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及其他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估计结果看，核心解释变量各地区的涉外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涉外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增加，会显著的降低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控制变量中各年的经济增长潜力（经济增长率）、开放程度均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商品市场成熟程度、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但影响都不显著。以全国为例，模型（1）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税收负担率影响程度最高，达到31%，即涉外企业所得税收负担率每提高1%，外商直接投资将下降31%；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分别为27.5%、13%。这不仅说明在保持宏观经济环境不再继续恶化的情况下，降低涉外（工业）企业实际税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均会显著的促进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来”，而且说明我国优化税收环境、实施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特别是，现阶段全球经济由低迷向复苏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宏观经济环境的优劣和前景也会直接影响外资进入或退出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为防止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的出现，应根据企业实际的税负情况而有针对性的进行减负。
从分区模型（2）、模型（3）、模型（4）估计结果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是涉外企业所得税负与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涉外企业所得税负影响程度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税负的影响程度最大，为94.8%，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61.4%和17.7%。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除企业所得税负影响显著外，其余各项指标均不显著。外商企业更加比较关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商品市场、基础设施水平和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而言，除商品市场成熟程度影响不显著外，其余指标对外商直接投资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人力资本和开放程度对外商企业投资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劳动力成本和基础设施水平是外商企业比较敏感的两个因素。总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涉外企业所得税负对各地区外商企业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从截距值分析，固定效应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截距值最大，固定效应最强，显示其外资吸引力最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外资吸引能力次之。这说明外商企业更加看重东部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良好的营商环境、成熟的商品市场更是吸引外商长期投资的主要因素。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1. 主要结论。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以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来衡量的税收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有非常显著的负向影响。全国、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反方向变化的趋势，即在1%显著性水平上，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的增加，显著的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水平。第二，涉外（工业）企业所得税负担率和影响程度均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東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的影响程度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西部地区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比全国水平低很多。第三，稳定和（下转第78页）促进经济增长和继续扩大开放水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经济增长潜力历来是外商企业投资决策的原因之一，稳定的经济意味着广阔的市场和活跃的就业市场。实证结果显示，不断扩大的开放水平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西部地区尤其重要。第四，东部、中部地区成熟的商品市场、较高基础设施水平和开放水平是外商选址的重要因素。由于成熟的商品市场和水平较高的基础设施和开放程度是地区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是外商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2. 政策建议。
（1）优化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研究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吸引外商投资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显著（潘一鸣，2006）。继续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优化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重点是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以产业结构转型为导向，运用更为有效的税收优惠工具，调整各地区税收优惠结构，建立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结合的税收优惠体系，加强税收优惠管理，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提高税收优惠效益。 （2）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工业企业成本。针对工业企业成本高的问题，完善降低工业企业经营成本的相关措施，整顿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等“三乱”现象，清理各种收费基金项目、逐步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针对外资企业而言，政府有关部门应多关注企业用工成本，制度设计应予以纳入考虑范围，从而刺激外商投资的活力。
（3）实施差异性区域政策，稳定地区经济增长。针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外商企业所得税负担率的影响程度较大且税收负担率等区域差异性特点，不同地区相关部门需要深入调研，掌握本地区不同类型外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诉求，制定有行之有效的税收政策，以促进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
（4）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充分拓展西部外商投资的空间。研究发现，不断扩大的开放水平是外资选址投资的重要因素，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政府“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发展开放型经济。对西部待开发的广阔市场，应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普及和提高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
参考文献：
[1] 凌岚，刘恩专.外国直接投资的税式支出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1996，（5）：43-49.
[2] 张阳，刘慧.税收因素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J].税务研究，2006，（4）：38-41.
[3] Hartman D.G.Tax Polic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National Tax Journal，1984，37（4）：475-488.
[4] 夏杰长，李朱.税收激励与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的检验[J].涉外税务，2004，（9）：50-53.
[5] 靳东升，陈琍.外国直接投资与公司课税：亚洲国家的经验总结[J].涉外税务，2006，（8）：46-51.
[6] Gropp R， Kostial K.FDI and Corporate Tax Revenue[J].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