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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虽然需要廓清常识之上的重重雾障，将浪漫乌托邦对生活的侵占给予清除，并划清界限，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清算艺术。
有人会说，艺术家是一群疯子，他们还是一些自私自利者、极端个人主义者。瞧，就连那个讲起平等自由头头是道，写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的卢梭，不也照样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孤儿院吗？还是他，几乎一辈子同社会地位低下的女人只保持同居关系，只是到白发苍苍几近走到生命终点时，才有了婚姻的象征性仪式。卢梭既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他对女人同样又很难说是负责任的。虽说他热爱女人，也仅仅是在艺术的范围内，满足个人的审美愉悦。女人所能做的只是无条件热爱与奉献，因为他是天才和艺术家。那个雍容华贵的华伦夫人把他当成情人又把他当成孩子，她用崇高的爱来滋润他的灵感，照料他的生活。而荷尔德林、卡夫卡则是终身未娶。他们自动解除与女人的关系，为的是一心觐见上帝。高更、凡·高则是以自我的怪诞举止，去撞破日常而达臻艺术的高峰体验。福柯更是骇俗惊世，他以绝对的痉挛颠踬来体验非正常生活，从而在神秘地带去寻少数才能走进并入思的人的独特权力。
当人们对天才和艺术家提出种种指责和诘问时，的确是比较振振有词。该怎么替他们辩护呢？我顿感语塞。那些非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显得乖戾而怪诞，他们躲避着白昼，躲避着阳光，在太阳升起时睡去，在夜晚来临时醒来，醒来后就苦读和冥想，发奋创作。他们与循规蹈矩的生活忤谬，乾坤颠倒。违反大自然以及生物钟的规律，使他们的健康损伤，他们常常是面孔苍白消瘦，心悸抽搐，具有病理学的典型特征。他们把周围的人骇住了。
看看那个克尔凯郭尔吧。
这是一个古怪而偏执的人。他的外表容貌实在是无法恭维。形象描述只能用这种笔法：瘦骨嶙峋，看上去有些像稻草人。在他的家乡丹麦哥本哈根，他所遭遇的情况看来是不太友好。顽童们总是跟在他的后面高喊：“非此即彼！”“非此即彼！”他对他的生理缺陷不得不采取逆來顺受的方法，这也是他在喜剧性讽刺方面所上的第一课，后来在他的智慧武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武器。因为，在他那羸弱而不雅观的身躯与身躯之中那无限的精神要求之间有如此的不协调、不相称，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此后他总能够把喜剧和悲痛都看成是宗教之人性的一个方面。也于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生所关心的是做一个基督徒是人的唯一道路。这种道路在他看来是决定要放弃智慧的。他在《日记》中谈到他自己以及他所承担的使命时这样说：“必须加以反对的是智慧，而不是别的什么。大概，我就是因为拥有丰富的智慧，而担当了这一使命。”在他看来智慧指的是太过正常而理性的生活，非艺术和宗教存在的生活。在历史的珍贵时刻，恰恰需要放弃这种让人变得聪明圆融的智慧。他放弃智慧，他用的仍然是病态的智慧，或奋笔疾书，甚至毁灭自己。而信仰是他对自己这种智慧的抑制，否则，他将会被自己的智慧折磨至死。他说，先放弃它。他要的不是希腊的知识而是希伯来的信仰。这不能单靠理智，而是凭藉身体和热血、骨骼和内脏，凭藉信赖和愤懑以及迷惘、热爱和恐惧，凭藉他对那永远不能通过理智去认识的存在的热情信仰而取得这种知识的。
正是这种克尔凯郭尔式的凭藉，使他具有了超越我们今天的力量，但终极的源泉既不在于他的智慧，也不在于他与智慧帝国主义所做的斗争，而在于他本身对宗教的热情和对人类的热情。智慧与反智慧正是从这种热情中迸发而获得全部的意义。而智慧于热情的基督徒，一个成为个人的克尔凯郭尔则是不那么讨人喜爱的人物。他生命的内在深度就在于他的遭遇，他命定的无可选择和他的自我选择的遭遇。前者指的是他羸弱的身躯，后者则指他对婚约的解除。关于前者，前边已经说到，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在肉体与精神内在的巨大要求的不和谐中，找到宗教之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后者，在这里可以稍稍多说几句。他要求自己始终要成为一个人，一个单独的上帝的子民。他的欢乐只能从巨大的痛苦之后而得出，否则，该有的欢乐在他看来都是浅薄和廉价的。这些让一般人去享受吧，他却是不能够。关于女人，那关于温情与关爱的照拂，确立一种恋爱关系，并且自己投身其中并被青草和阳光般的明媚覆盖，这该是多么好啊，可是，这些让一般人去享受吧，他却是不能够。一般的人是要找到这种世俗间最有支撑的力量，与一个女人相爱，肯定会有许多孤独难挨的日子被充实。傍晚时分的缠绵，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或是在林荫道上蹀躞，消磨掉的许多时光在相爱者那里是不觉后悔的。他会说，在爱河中游弋，忘却今夕何夕，是一件至美之事。但是他却不能，他怕在女人的臂膀中昏昏睡去，或是为一个心爱的女人去负起在世时种种的小责任。他不能承诺一个女人的托付，他要担当的只能是思想的天命。本来，他如此孱弱，一个女人的走来将给他带来无穷的骄傲，但他却不是一个以征服女人而体现自己英雄情结的男人，他也尊重和热爱女人，但他终究要做的则是以征服语言为快事。他只是无助的个人，犹如荒原狼们，在几乎没有希望和光亮的莽原深处独自穿行。这样，一个人的灵魂才能完成，他才能亲手打开世界的神秘通道，去看创造世界的奇谵图画。而这一切，得靠上帝引导而非靠女人引导，不是女人不好。他明明知道女人的光亮可以照亮他的阴郁和阴暗，但他却不给自己太多的轻松与明亮。他把自己逼入险狭绝境，从中去体会精神运动的纯粹形式。他得避开女人，女人让他想起温情，而温情是俗世的囚禁。而他必须在个人的自我的囚禁中获得自由。
于是，他是如此的热恋着思想了。总是闪电般的灼击，在暗夜；总是恍惚着，亲临着思想的跌宕；然后，有了一种嬗变，在嬗变中一个思想接近了另一个思想。这千载难逢的契机，那些预感、期待，都在灵魂的巨大欢悦和宁静中实现了。冥思时，脑袋低垂得像沉甸甸的麦穗，将在秋天扬起头颅。放弃女人，而替代的欢乐是从某一思想引发开来，经由前后一致的思考，一步步登上更高的思想。这前后一致的思想是一架天国之梯，踏上以后，他就比天使还有福了。但是他不会■步。虽然在思想中有兴味盎然的事，他在前后一致的思考中发现更多的联系，但是某些时候却不能有更多的进展。这时他就会沮丧。因为这表明他思想的推进过程有某种缺陷。他于是会推倒重来。一旦成功，他就会欣喜若狂，高兴得彻夜不眠。这时，怎么可能会想到女人呢？既然他连智慧都宣布可以放弃，当然也会放弃女人。 这让一般人看来简直是无可理喻，这不是疯了又是什么呢？但这却是个人，如同帕斯卡尔所说，我们打开一本书，本想碰到作者，却遇见了人。
下面我还要遇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尼采。
这仍然是关于个人的。但尼采采取的则是一种个人独有的恶性方式经历人的问题。这位才子年少即病，后来更是勤奋苦读把身体搞垮了，但他却因此领会了在文化和生命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可以发现发生在这个天才思想家身上的病理学过程。他总是头痛欲裂，长期在失眠、心悸等疾病的折磨中，他只有靠不断旅行，以改变不同的生活背景来使自己写作。这注定是一个病态天才。在极其疼痛难忍的时候，几乎颠踬和疯狂，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說出了他的听见。他听见的不是神谕，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是无法听到神谕的，他只是听到了更深邃、更原始心灵深处的呐喊，看到了那直接发自无意识的形象、象征和幻觉。他在残破的肉身中，恰恰是想要找到一个尼采本人一生都在寻找而找不到的健康与完整。那是查拉图斯特拉，像太阳般年轻而发光的神祇，太阳落山为的是翌晨的再生。这是尼采想要而不得的壮丽，这是尼采的另一个形象，化为他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为健康而斗争胜利的象征。但他却总是剧烈地头痛——这几乎是天才的通病，他只有在疼痛中才能感受这世界的一切。倘若他不头痛，不心悸，那就不是尼采了。尼采必得接受这一惩罚，因为天才总是僭越上帝在人间的位置，要代神发言，他由此必得受罚，必得承受那苦，在形体上加剧他的吃苦。许多人在肉身的疼痛与残破中已认为思想是太奢侈了，因而差不多要放弃了。但在尼采却是绝不，他要死死咬住。肉身在伤痕累累中，而精神却在成熟壮大；肉身在凋零残破中，灵魂却依旧火旺葱茏。尼采说了那么多奇谵的语言，他是再也不可能驻足和停顿了。一个肉身之人，怎能承受如此的语言辉煌？这是以肉身为祭品从此玉成肉身。然而一道血光闪过，闪在刀刃。肉身凋残了，天才诞生了，却是诞生于血泊之中。
让我们再一次抓住尼采的头疼往下想。当然是由于太过丰富的感受，而使肉身无力承担灵魂的激荡。想得太多，想得头疼，一些呼之欲出的思想就拥挤在嗓子眼。身体快要承受不住大脑的活跃，也就在这时，神差鬼使般地，有一些意象已在趋于清晰化，只要顺手写下来，就是好文字了。尼采不会因为头疼而把这些片段遗失，因为他知道即使现在的状态十分不好，也需要把这些好念头记下。不要奢望不再疼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端坐下来拿起笔，却是任什么也想不出，也写不出。
这些有病理学特征的人，是天才，却又是极度敏感和痉挛的人。他们的思想只具有尖锐性而不具有包容性。他们被相当一些人指责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艺术家总有种种的怪诞，像克尔凯郭尔是拒绝女人，但卢梭、里尔克则始终生活在女人温暖的羽翼中。卢梭幼年丧母，很早就开始过流浪生活，却每每得到女人的帮助。刚开始，他先在法国安西的瓦郎夫人家寄宿，瓦郎夫人是正宗的天主教徒。后来，他又到瑞士的尚贝里住进瓦郎夫人的新居，1732年到1740年卢梭在那里住了八年。瓦郎夫人待他不薄，他对这段生活始终有着美好的回忆。1756年卢梭到日内瓦隐居，过俭朴的生活。不久，他又接受厄比内夫人的邀请，到蒙莫朗西村去，住在女主人提供的一所小屋子里潜心著述。他受华伦夫人情感与物质的庇护，后者更是为他提供了憩养身心、激发灵感的条件。里尔克也是一生都在浪迹之中，他必须成为一个浪者，不能有固定的职业和家庭要他担负。他也受女人的庇护和恩惠。
一个艺术家放弃社会的实体责任则担负起思想的天命。这些放弃责任和义务的男人在写作时如猛狮一般，但在平常的日子则如羚羊。他们有些内省胆怯，需要找一个地方靠一靠。有些贵妇人是钟爱艺术、美以及天才的人。十八世纪的欧洲，是贵族的时代也是多情的时代，是一些有胆量、有眼光的女人保护了那有可能被时代和历史抛弃的天才。这是些非凡的女人，她们有着对艺术的挚爱，并因此赏识那天才的男人。她们除了用自己的财富、理解来保护这些天才，其他并不需要；不需要任何回报。于是，里尔克才有可能说：“没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他挺住了，在一个素朴而美丽的古堡中写出了《杜伊诺哀歌》这经典传世之诗章。他们与她们的相遇是一种命定。没有他们，那些贵族妇女就只剩下了一身的珠光宝气，她们即使自己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但也只是作为装饰，为礼仪风光添些风雅而已。但有了与天才的情感与思想关联，则使她们身上折射出影响过历史的深刻光芒；而没有她们，那无力担当责任的男人可能是居无定所，他们在漂泊途中倘若始终没有一个驻足养憩之地，那天才的闪光就可能泯灭，或者会一次再一次向后推迟。还有，她们的出现还是他们艺术灵感的发源地。这样就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了，而是他们互相滋润和养活。“这些孩子啊！”她们心疼地叹息道。
后来，据说是随着贵族以及贵族妇女的消逝，天才在这个世界也消逝了。
还有另一个人好像也不得不提及，这个人就是福柯。对于他的归类，与其说他是哲学家，不如说他是艺术家。他没有哲学家刻板抽象的生活状态，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云谲波诡地度过了自己不算高寿的一生。1984年那一年他五十八岁，死于由同性恋引起的艾滋病。但是，你又不能不承认福柯在当代法国思想史上的影响。他研究疯癫、疾病、犯罪等“反常”现象，考察性史，批评西方现代文明的理性霸权和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其思想新锐深邃。但正是这个人，他的生活要的是尼采式探索。他如浮士德一般，一生追求“极限体验”，旋转眩晕，耽迷于性欲化的极乐体验，最后被魔鬼攫走。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这个世界，权力游戏，真理游戏，这些本身就是危险的，但情况就是如此，这就是你所拥有的。有谁会害怕艾滋病？如果与一个男人的性爱使我感到快乐，为什么要拒绝这种快乐？我们拥有权利，我们不应该放弃。于是，不放弃在世权利的“狐狸”终于倒在雪地而死。
不可能豁达宽宥，也不可能颐养天年，而是或肉身残破，或放弃责任，或行为乖戾出轨等等，这就是艺术家。这样，艺术家怎能不为人诟病？人们的清算好像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把好端端的日常秩序给颠覆了。他们给世人没有什么好的榜样。人们对艺术以及艺术家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因为他们已习惯于同生活打交道，同技术打交道，而无法同抽象同艺术谋面。当人们已失去个性的各种力量，面临着趋于一种标准化的群体社会时，要在人的内心唤醒一种可靠的、真正的生活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
也许这终归不是一个艺术的时代，艺术与艺术家种种都可能是奢侈的。而那提早走到人们生活中的艺术家，他的行为不免会唬怕那些普通人的神经，造成对平滑生活的震动。但是，那些如此不近情理的行为方式，却撞开平庸的厚重围墙。经过这种撞击，然后再走上日常和正常，则有新的东西到来了。自由的元素必有离经叛道之嫌。艺术家从来不可能使民众改变什么。很难使一般人懂得，艺术并不仅仅涉及有意识的愿望，并不仅仅是有意识的设计，艺术家唯一真实的艺术是具有自然力量的艺术。它不是常识中的公共意见，它不那么清楚明白。它是非理性的状态，潜行于深夜的秘密丛林，拒绝阳光和明亮；在寒冷和阴郁、抽搐和狂喜中，悄悄触及着人性本身的内容。这人性本身多是负面的，人有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却不大想正视，只想遗忘和躲避，而艺术家将这一切放大开来。负面的并且是极端的体验，体验平和秩序生活中所不能体验的东西。仅仅是个恪守规矩的人，那些原创性的东西就出不来了。为了艺术，人必须以身试法。糟蹋着肉身却又享受着生命，与文明处在对峙的状态，对感官维持着探究神秘的热情，是谓福柯；从土坡的背阴处与魔鬼遭遇，而不是向阳处攀登觐见上帝，从而斩断与尘缘的一切联系，是谓克尔凯郭尔。这些人，是蕴藏着自然力量的出色艺术家。
非理性状态的发端在于和平的局面已持续得太久，人们因之而变得麻木庸俗。现在这个世界并没有具体的什么威胁到人的生命，艺术家对持续的和平状态已感觉到麻痹和厌烦，他想要找到另一种力量，一种自然的力量把这种麻痹和厌烦摆脱。而相当多的人则没有意识到，因此他们觉得那些艺术和艺术家的极端方式搅了他们的美梦，令他们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围剿艺术的剑戟从来都没有生锈。
栏目责编：刘涛
有人会说，艺术家是一群疯子，他们还是一些自私自利者、极端个人主义者。瞧，就连那个讲起平等自由头头是道，写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的卢梭，不也照样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孤儿院吗？还是他，几乎一辈子同社会地位低下的女人只保持同居关系，只是到白发苍苍几近走到生命终点时，才有了婚姻的象征性仪式。卢梭既没有尽到一个当父亲的责任，他对女人同样又很难说是负责任的。虽说他热爱女人，也仅仅是在艺术的范围内，满足个人的审美愉悦。女人所能做的只是无条件热爱与奉献，因为他是天才和艺术家。那个雍容华贵的华伦夫人把他当成情人又把他当成孩子，她用崇高的爱来滋润他的灵感，照料他的生活。而荷尔德林、卡夫卡则是终身未娶。他们自动解除与女人的关系，为的是一心觐见上帝。高更、凡·高则是以自我的怪诞举止，去撞破日常而达臻艺术的高峰体验。福柯更是骇俗惊世，他以绝对的痉挛颠踬来体验非正常生活，从而在神秘地带去寻少数才能走进并入思的人的独特权力。
当人们对天才和艺术家提出种种指责和诘问时，的确是比较振振有词。该怎么替他们辩护呢？我顿感语塞。那些非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显得乖戾而怪诞，他们躲避着白昼，躲避着阳光，在太阳升起时睡去，在夜晚来临时醒来，醒来后就苦读和冥想，发奋创作。他们与循规蹈矩的生活忤谬，乾坤颠倒。违反大自然以及生物钟的规律，使他们的健康损伤，他们常常是面孔苍白消瘦，心悸抽搐，具有病理学的典型特征。他们把周围的人骇住了。
看看那个克尔凯郭尔吧。
这是一个古怪而偏执的人。他的外表容貌实在是无法恭维。形象描述只能用这种笔法：瘦骨嶙峋，看上去有些像稻草人。在他的家乡丹麦哥本哈根，他所遭遇的情况看来是不太友好。顽童们总是跟在他的后面高喊：“非此即彼！”“非此即彼！”他对他的生理缺陷不得不采取逆來顺受的方法，这也是他在喜剧性讽刺方面所上的第一课，后来在他的智慧武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武器。因为，在他那羸弱而不雅观的身躯与身躯之中那无限的精神要求之间有如此的不协调、不相称，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此后他总能够把喜剧和悲痛都看成是宗教之人性的一个方面。也于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一生所关心的是做一个基督徒是人的唯一道路。这种道路在他看来是决定要放弃智慧的。他在《日记》中谈到他自己以及他所承担的使命时这样说：“必须加以反对的是智慧，而不是别的什么。大概，我就是因为拥有丰富的智慧，而担当了这一使命。”在他看来智慧指的是太过正常而理性的生活，非艺术和宗教存在的生活。在历史的珍贵时刻，恰恰需要放弃这种让人变得聪明圆融的智慧。他放弃智慧，他用的仍然是病态的智慧，或奋笔疾书，甚至毁灭自己。而信仰是他对自己这种智慧的抑制，否则，他将会被自己的智慧折磨至死。他说，先放弃它。他要的不是希腊的知识而是希伯来的信仰。这不能单靠理智，而是凭藉身体和热血、骨骼和内脏，凭藉信赖和愤懑以及迷惘、热爱和恐惧，凭藉他对那永远不能通过理智去认识的存在的热情信仰而取得这种知识的。
正是这种克尔凯郭尔式的凭藉，使他具有了超越我们今天的力量，但终极的源泉既不在于他的智慧，也不在于他与智慧帝国主义所做的斗争，而在于他本身对宗教的热情和对人类的热情。智慧与反智慧正是从这种热情中迸发而获得全部的意义。而智慧于热情的基督徒，一个成为个人的克尔凯郭尔则是不那么讨人喜爱的人物。他生命的内在深度就在于他的遭遇，他命定的无可选择和他的自我选择的遭遇。前者指的是他羸弱的身躯，后者则指他对婚约的解除。关于前者，前边已经说到，正是因为如此，他才在肉体与精神内在的巨大要求的不和谐中，找到宗教之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后者，在这里可以稍稍多说几句。他要求自己始终要成为一个人，一个单独的上帝的子民。他的欢乐只能从巨大的痛苦之后而得出，否则，该有的欢乐在他看来都是浅薄和廉价的。这些让一般人去享受吧，他却是不能够。关于女人，那关于温情与关爱的照拂，确立一种恋爱关系，并且自己投身其中并被青草和阳光般的明媚覆盖，这该是多么好啊，可是，这些让一般人去享受吧，他却是不能够。一般的人是要找到这种世俗间最有支撑的力量，与一个女人相爱，肯定会有许多孤独难挨的日子被充实。傍晚时分的缠绵，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或是在林荫道上蹀躞，消磨掉的许多时光在相爱者那里是不觉后悔的。他会说，在爱河中游弋，忘却今夕何夕，是一件至美之事。但是他却不能，他怕在女人的臂膀中昏昏睡去，或是为一个心爱的女人去负起在世时种种的小责任。他不能承诺一个女人的托付，他要担当的只能是思想的天命。本来，他如此孱弱，一个女人的走来将给他带来无穷的骄傲，但他却不是一个以征服女人而体现自己英雄情结的男人，他也尊重和热爱女人，但他终究要做的则是以征服语言为快事。他只是无助的个人，犹如荒原狼们，在几乎没有希望和光亮的莽原深处独自穿行。这样，一个人的灵魂才能完成，他才能亲手打开世界的神秘通道，去看创造世界的奇谵图画。而这一切，得靠上帝引导而非靠女人引导，不是女人不好。他明明知道女人的光亮可以照亮他的阴郁和阴暗，但他却不给自己太多的轻松与明亮。他把自己逼入险狭绝境，从中去体会精神运动的纯粹形式。他得避开女人，女人让他想起温情，而温情是俗世的囚禁。而他必须在个人的自我的囚禁中获得自由。
于是，他是如此的热恋着思想了。总是闪电般的灼击，在暗夜；总是恍惚着，亲临着思想的跌宕；然后，有了一种嬗变，在嬗变中一个思想接近了另一个思想。这千载难逢的契机，那些预感、期待，都在灵魂的巨大欢悦和宁静中实现了。冥思时，脑袋低垂得像沉甸甸的麦穗，将在秋天扬起头颅。放弃女人，而替代的欢乐是从某一思想引发开来，经由前后一致的思考，一步步登上更高的思想。这前后一致的思想是一架天国之梯，踏上以后，他就比天使还有福了。但是他不会■步。虽然在思想中有兴味盎然的事，他在前后一致的思考中发现更多的联系，但是某些时候却不能有更多的进展。这时他就会沮丧。因为这表明他思想的推进过程有某种缺陷。他于是会推倒重来。一旦成功，他就会欣喜若狂，高兴得彻夜不眠。这时，怎么可能会想到女人呢？既然他连智慧都宣布可以放弃，当然也会放弃女人。 这让一般人看来简直是无可理喻，这不是疯了又是什么呢？但这却是个人，如同帕斯卡尔所说，我们打开一本书，本想碰到作者，却遇见了人。
下面我还要遇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尼采。
这仍然是关于个人的。但尼采采取的则是一种个人独有的恶性方式经历人的问题。这位才子年少即病，后来更是勤奋苦读把身体搞垮了，但他却因此领会了在文化和生命之间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可以发现发生在这个天才思想家身上的病理学过程。他总是头痛欲裂，长期在失眠、心悸等疾病的折磨中，他只有靠不断旅行，以改变不同的生活背景来使自己写作。这注定是一个病态天才。在极其疼痛难忍的时候，几乎颠踬和疯狂，他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說出了他的听见。他听见的不是神谕，宣称上帝已死的尼采是无法听到神谕的，他只是听到了更深邃、更原始心灵深处的呐喊，看到了那直接发自无意识的形象、象征和幻觉。他在残破的肉身中，恰恰是想要找到一个尼采本人一生都在寻找而找不到的健康与完整。那是查拉图斯特拉，像太阳般年轻而发光的神祇，太阳落山为的是翌晨的再生。这是尼采想要而不得的壮丽，这是尼采的另一个形象，化为他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为健康而斗争胜利的象征。但他却总是剧烈地头痛——这几乎是天才的通病，他只有在疼痛中才能感受这世界的一切。倘若他不头痛，不心悸，那就不是尼采了。尼采必得接受这一惩罚，因为天才总是僭越上帝在人间的位置，要代神发言，他由此必得受罚，必得承受那苦，在形体上加剧他的吃苦。许多人在肉身的疼痛与残破中已认为思想是太奢侈了，因而差不多要放弃了。但在尼采却是绝不，他要死死咬住。肉身在伤痕累累中，而精神却在成熟壮大；肉身在凋零残破中，灵魂却依旧火旺葱茏。尼采说了那么多奇谵的语言，他是再也不可能驻足和停顿了。一个肉身之人，怎能承受如此的语言辉煌？这是以肉身为祭品从此玉成肉身。然而一道血光闪过，闪在刀刃。肉身凋残了，天才诞生了，却是诞生于血泊之中。
让我们再一次抓住尼采的头疼往下想。当然是由于太过丰富的感受，而使肉身无力承担灵魂的激荡。想得太多，想得头疼，一些呼之欲出的思想就拥挤在嗓子眼。身体快要承受不住大脑的活跃，也就在这时，神差鬼使般地，有一些意象已在趋于清晰化，只要顺手写下来，就是好文字了。尼采不会因为头疼而把这些片段遗失，因为他知道即使现在的状态十分不好，也需要把这些好念头记下。不要奢望不再疼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端坐下来拿起笔，却是任什么也想不出，也写不出。
这些有病理学特征的人，是天才，却又是极度敏感和痉挛的人。他们的思想只具有尖锐性而不具有包容性。他们被相当一些人指责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艺术家总有种种的怪诞，像克尔凯郭尔是拒绝女人，但卢梭、里尔克则始终生活在女人温暖的羽翼中。卢梭幼年丧母，很早就开始过流浪生活，却每每得到女人的帮助。刚开始，他先在法国安西的瓦郎夫人家寄宿，瓦郎夫人是正宗的天主教徒。后来，他又到瑞士的尚贝里住进瓦郎夫人的新居，1732年到1740年卢梭在那里住了八年。瓦郎夫人待他不薄，他对这段生活始终有着美好的回忆。1756年卢梭到日内瓦隐居，过俭朴的生活。不久，他又接受厄比内夫人的邀请，到蒙莫朗西村去，住在女主人提供的一所小屋子里潜心著述。他受华伦夫人情感与物质的庇护，后者更是为他提供了憩养身心、激发灵感的条件。里尔克也是一生都在浪迹之中，他必须成为一个浪者，不能有固定的职业和家庭要他担负。他也受女人的庇护和恩惠。
一个艺术家放弃社会的实体责任则担负起思想的天命。这些放弃责任和义务的男人在写作时如猛狮一般，但在平常的日子则如羚羊。他们有些内省胆怯，需要找一个地方靠一靠。有些贵妇人是钟爱艺术、美以及天才的人。十八世纪的欧洲，是贵族的时代也是多情的时代，是一些有胆量、有眼光的女人保护了那有可能被时代和历史抛弃的天才。这是些非凡的女人，她们有着对艺术的挚爱，并因此赏识那天才的男人。她们除了用自己的财富、理解来保护这些天才，其他并不需要；不需要任何回报。于是，里尔克才有可能说：“没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他挺住了，在一个素朴而美丽的古堡中写出了《杜伊诺哀歌》这经典传世之诗章。他们与她们的相遇是一种命定。没有他们，那些贵族妇女就只剩下了一身的珠光宝气，她们即使自己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但也只是作为装饰，为礼仪风光添些风雅而已。但有了与天才的情感与思想关联，则使她们身上折射出影响过历史的深刻光芒；而没有她们，那无力担当责任的男人可能是居无定所，他们在漂泊途中倘若始终没有一个驻足养憩之地，那天才的闪光就可能泯灭，或者会一次再一次向后推迟。还有，她们的出现还是他们艺术灵感的发源地。这样就不存在谁养活谁的问题了，而是他们互相滋润和养活。“这些孩子啊！”她们心疼地叹息道。
后来，据说是随着贵族以及贵族妇女的消逝，天才在这个世界也消逝了。
还有另一个人好像也不得不提及，这个人就是福柯。对于他的归类，与其说他是哲学家，不如说他是艺术家。他没有哲学家刻板抽象的生活状态，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云谲波诡地度过了自己不算高寿的一生。1984年那一年他五十八岁，死于由同性恋引起的艾滋病。但是，你又不能不承认福柯在当代法国思想史上的影响。他研究疯癫、疾病、犯罪等“反常”现象，考察性史，批评西方现代文明的理性霸权和资本主义权力关系，其思想新锐深邃。但正是这个人，他的生活要的是尼采式探索。他如浮士德一般，一生追求“极限体验”，旋转眩晕，耽迷于性欲化的极乐体验，最后被魔鬼攫走。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这个世界，权力游戏，真理游戏，这些本身就是危险的，但情况就是如此，这就是你所拥有的。有谁会害怕艾滋病？如果与一个男人的性爱使我感到快乐，为什么要拒绝这种快乐？我们拥有权利，我们不应该放弃。于是，不放弃在世权利的“狐狸”终于倒在雪地而死。
不可能豁达宽宥，也不可能颐养天年，而是或肉身残破，或放弃责任，或行为乖戾出轨等等，这就是艺术家。这样，艺术家怎能不为人诟病？人们的清算好像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把好端端的日常秩序给颠覆了。他们给世人没有什么好的榜样。人们对艺术以及艺术家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因为他们已习惯于同生活打交道，同技术打交道，而无法同抽象同艺术谋面。当人们已失去个性的各种力量，面临着趋于一种标准化的群体社会时，要在人的内心唤醒一种可靠的、真正的生活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
也许这终归不是一个艺术的时代，艺术与艺术家种种都可能是奢侈的。而那提早走到人们生活中的艺术家，他的行为不免会唬怕那些普通人的神经，造成对平滑生活的震动。但是，那些如此不近情理的行为方式，却撞开平庸的厚重围墙。经过这种撞击，然后再走上日常和正常，则有新的东西到来了。自由的元素必有离经叛道之嫌。艺术家从来不可能使民众改变什么。很难使一般人懂得，艺术并不仅仅涉及有意识的愿望，并不仅仅是有意识的设计，艺术家唯一真实的艺术是具有自然力量的艺术。它不是常识中的公共意见，它不那么清楚明白。它是非理性的状态，潜行于深夜的秘密丛林，拒绝阳光和明亮；在寒冷和阴郁、抽搐和狂喜中，悄悄触及着人性本身的内容。这人性本身多是负面的，人有这么多负面的东西，却不大想正视，只想遗忘和躲避，而艺术家将这一切放大开来。负面的并且是极端的体验，体验平和秩序生活中所不能体验的东西。仅仅是个恪守规矩的人，那些原创性的东西就出不来了。为了艺术，人必须以身试法。糟蹋着肉身却又享受着生命，与文明处在对峙的状态，对感官维持着探究神秘的热情，是谓福柯；从土坡的背阴处与魔鬼遭遇，而不是向阳处攀登觐见上帝，从而斩断与尘缘的一切联系，是谓克尔凯郭尔。这些人，是蕴藏着自然力量的出色艺术家。
非理性状态的发端在于和平的局面已持续得太久，人们因之而变得麻木庸俗。现在这个世界并没有具体的什么威胁到人的生命，艺术家对持续的和平状态已感觉到麻痹和厌烦，他想要找到另一种力量，一种自然的力量把这种麻痹和厌烦摆脱。而相当多的人则没有意识到，因此他们觉得那些艺术和艺术家的极端方式搅了他们的美梦，令他们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围剿艺术的剑戟从来都没有生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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