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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关键是唤起了工农。
而“工”与“农”，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说法，“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当然工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社会基础，而按照中国的国情，中国是农业国，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因而实际上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搞工农运动，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农民阶级这支强大的同盟军，否则，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就等于是一句空话！
孙中山深知这个道理，于是他大力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更深知这个道理，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搞工农运动，特别重视农民运动。唤起工农成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主题。
而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认识农民的力量，最早开展农民运动的是广东海丰人彭湃。
他开创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新纪元，创造了中国农民运动史的“五个第一”。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
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时，单枪匹马，遇到很多困难。初到农村，农民们有的以为他是来讨账的士绅，有的以为他是来收税的官吏，应酬几句，便躲开了。尽管彭湃诚心诚意，不辞劳苦，一再宣传，但“农民被人欺骗的多，总以为湃的话是说谎的”。豪绅地主则乘机造谣中伤，说彭湃被撤去教育局长的职务，忧郁在胸，得了神经病。彭湃到农村去的行动，也得不到家里的支持。因为“他家里特地花了一笔钱送他出洋留学，及他回来，不去做官挣钱，反而说要拿家财去运动什么社会革命；那他家里可就不答应了”。他自己说：“除了三兄和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彭湃一清早去农村活动，晚上回来，只能弄点残羹剩饭来填饱肚子。在给李春涛的信中，彭湃说：“重重困难，几乎把要到民间去的念头打消。幸而湃的决心是十二分坚决的，遂把这个形单影只的我，送到农村去作单独的奋斗。”
彭湃一心要和农民交朋友，而农民却不愿和他接近。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细心思索，终于认识到：自己穿戴特殊，农民不敢接近，自己讲话太文雅，农民听不懂。于是，他摘下白通帽，戴上尖顶竹笠，脱下鞋子，光着脚板，带着农民爱用的旱烟袋，到农民中去，用通俗的语言和农民交谈。他选择了一个好地点——海丰城东郊龙山的天后庙前作为宣传阵地。这里是交通要道，许多农民进出县城，都从这里经过；庙前一棵傍溪生长的大榕树，郁郁葱葱，树底下，正是行人歇脚的好地方。在农民路过休息时，他主动和农民攀谈，有时还发表演讲。方法改变之后，马上收到了效果。彭湃说：“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说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后来，彭湃的办法就更多了。他有时先表演魔术，有时用留声机播放唱片，有时教牧童唱民歌，吸引来许多农民，再进行宣传演说。他还到青年们爱去的拳术馆练武术，结识农村青年。
彭湃的宣传，越来越深入。他用“耕田亏本”的道理，提示农民痛苦的根源。他对农民说：“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亩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怎样才能“拿回这笔账”呢？他说：“农民如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彭湃的这些话，使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青年农民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和李思贤等成了彭湃最早的知心农友。1922年7月29日（旧历六月初六日）的晚上，他们五个人来到彭湃的住所——得趣书室，组成了一个六人秘密农会。
六人农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彭湃开展农运的信心。他热情地帮助张妈安、林沛学会演讲，张妈安和林沛则带领彭湃到农村宣传。彭湃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锄草翻地，车水挑粪，晚上又挑着留声机，走田间小路，深入乡村。“六个人的团结与奋斗”，成绩颇佳，听众由原来的几个人、十几个人迅速增加到六、七十人，以至二百余人。彭湃等人的赤心还感动了一个名叫吕楚雄的医生，他也和彭湃等一起奋斗，他们一同下乡，边行医，边宣传，“食尽了四乡的茶饭，差不多日日是早出夜归”，很受农民欢迎。
彭湃越深入农民，他的地主家庭对他就越不满。他的大哥竟因此向他提出分家。分家以后，彭湃把分给自己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彭湃便把他们召集到得趣书室门前，将田契当众烧毁。他对佃户们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要交租谷。”从此，他和妻子蔡素屏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在蔡素屏的支持下，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农民运动。
在两个多月的串连发动过程中，彭湃耐心细致地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会。经过耐心引导，加入农会的人逐渐增多。农会组织发展后，显示出团结的力量。到1922年农历九月时，会员已扩展到五百余人。这时，乡村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由绅士土豪之手移至农会，农会在农民中的影响和威望大大提高了。
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六日），召开了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彭湃为赤山约农会草拟了组织章程，规定凡入会者，经本人申请，交纳会费，经谈话后发给会员证。会员证上面印着“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教育农民团结起来，为反对剥削而斗争。
建立了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
赤山约农会的建立，对于长期饱受压迫剥削的海丰农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又是一个实际的榜样。农会努力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是创办农民医药房，优待会员治病，更受农民欢迎。农会威望日高，农民入会日众，很快形成了加入农会的热潮。“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互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彭湃计划到旧历年尾，“可以组织总农会于县城，可以向田主挑战。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将现出于南部海丰一隅！”
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达二万户，人口约十万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总农会设有文牍、农业、宣传、仲裁、财政、交际、庶务、教育、卫生等九个部，下辖海丰各约农会。这个县级农会的建立，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推向了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
海丰总农会在《农会利益》传单中，对农会的作用阐述得十分详尽：一、防止田主升租；二、防止勒索；三、防止内部竞争；四、凶年呈请减租；五、调和争端；六、救济疾病；七、救济死亡；八、救济孤老；九、救济罹灾；十、防止盗贼；十一、禁止烟赌；十二、奖励求学；十三、改良农业；十四、增进农民知识；十五、共同生产；十六、便利金融；十七、抵抗战乱。农会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
海丰总农会还很注意斗争策略，因而避免了官厅的干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农会出现了“极盛之有状况”。为了进一步扩大农会的影响，1923年春节，举行了全县农民同乐会。到会的会员达六千多人，非会员约三千多，共约一万人。会场上锣鼓齐鸣，歌声四起，燃炮舞狮，气氛非常热烈。大家高呼“农民万岁”，表现出农民组织起来后的巨大革命热情。“是日加入农会已发会证者二千余人……自后入会者日以百计，农会接洽新会友者有应接不暇之势。”
海丰总农会的成立和发展，大大地鼓舞了毗邻的陆丰农民。成立海丰总农会时，有十多名陆丰农民自动前来参加大会，并当场加入农会，领取了会员证。后来，他们又请彭湃去指导陆丰农运。在彭湃的关心和指导下，陆丰县从1923年初开始，经过深入宣传，培养骨干，发展核心力量，组织起农会，到六月份，入会农户达八千多。6月23日召开陆丰县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县总农会，彭湃兼任该县总农会会长。
1923年3月举行了反对抵压农民的大示威，矛头直指封建地主、军阀官僚的政权机关，并以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粮业维持会长陈月波不得不借故辞职，出走香港，维持会无形中解散了。这次斗争使农民更加认清了农会代表农民的利益，“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不仅海丰总农会的会员进一步发展，紫金、五华、惠阳、陆丰等县的农民加入农会者也逐日增多，这时，各县的农会入会户数约达二万六千八百户，会员约十三万四千人。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海丰总农会扩展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起来。不到两个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遂改组为广东省总农会，各县均设县农会。彭湃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长。广东省总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的职权。以海丰为中心的粤东农民运动出现了高潮。
主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3年我党“三大”以后，对农民问题也日益重视起来，并由此加强了和彭湃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彭湃于1923年底到1924年初这段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4年4月，彭湃到了广州。不久，他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主任。
第一届农讲所于1924年7月3日开学。校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53号的惠州会馆（现89号），学员共38人，都是我党团组织在各地派来的先进分子，其中“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觉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运动者，有女生三名”。
在培训农讲所学员过程中，彭湃亲自讲课。他着重介绍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并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搞农民运动必须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彭湃还聘请有关方面的著名人士来所授课，如请廖仲恺讲国民革命；阮啸仙讲国民革命中的工农政策；周其鉴讲广宁农民运动；罗绮园讲有关农民运动问题；林苏讲农民运动的宣传问题；鲍罗廷讲国际问题。丰富的教学内容使学员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开展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
除组织正式授课外，彭湃还很注重所外活动，常利用假日带学生到郊区农村实习，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宣传，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等。此外，农讲所还有步行和马术训练，军事科目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一。
孙中山对农讲所十分重视，8月21日，他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自参加第一届学员的毕业典礼，发表了《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演说，强调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革命就没有基础。他指出，学员毕业以后，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农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
经过严格培训的农讲所学员，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他们对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5年4月彭湃又在海丰城郊的龙山准提阁开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他兼任所长。这些学员毕业后，奔赴饶平、潮安、普宁、惠来、五华、揭阳等县，促进了东江各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5年9月14日，第五届农讲所开学，彭湃又担任农讲所主任。
第六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彭湃仍兼任教员，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1926年，彭湃在汕头领导农运时，又在汕头开办了东江工农运动养成所。1927年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又被聘为教员。为培训农运干部，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撰写发表了中国第一篇农民运动报告
彭湃从海丰到广州后，工作十分繁忙。党内，他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区委的农委负责人；在统一战线里，他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1925年11月又出任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在农民协会他是省农协的领导人。1926年1月，又兼任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他废寝忘食，为促进广东农运的发展而忘我地工作。彭湃经常在省农民协会出版的《梨头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注意从理论上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导农运的深入发展。
1926年1月，他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上连载。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彭湃以亲身的经历，详细、具体、生动地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提出和阐述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规律性等重大理论问题。1926年9月，它被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在丛刊的序言中指出：“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他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细看这一部分。他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和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后来一再翻印，当时担任广东区党委领导的周恩来题写了书名，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瞿秋白称赞它是革命者的必读书。
从开辟海丰农运起，彭湃以全部精力投入农民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行了理论的总结，在指导农民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和“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创建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4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彭湃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由于陈独秀把持了党的领导权，“五大”未能解决问题。会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一步发展，继续妥协退让。7月15日，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时，党中央的代表张太雷来到汕头，向南昌起义的干部传达党中央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的精神。在八七会议上，彭湃已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海陆丰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曾于1927年4月、9月先后举行武装起义，都失败了。10月30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得了政权。起义胜利后，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的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担负起筹建工农兵苏维埃的重任。11月13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的建立。
海丰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红宫召开。出席大会的有311名代表，其中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一、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九、兵士占百分之十。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第一次成了主人，自己起来组织政府。大会历时四天，彭湃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进行。大会开幕和闭幕时，他都发表了演说，他还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阐述新生红色政权的性质、任务和施政方针。
这次大会的意义，正如开幕通电所指出的：“这种举动是中国前古所未有，即在世界上除苏联以外亦是第一次，这种壮举实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但它同时又受到这次会议后党内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的影响，提出了诸如建立集体农场，工厂归工人，没收大商店等过“左”的错误政策，特别是由于对反动派在海陆丰疯狂大屠杀所引起的仇恨，提出了“杀尽一切反动派”的议案，导致了镇压反革命有过火行为和扩大化现象。但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首次尝试。它为其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永垂史册，彭湃创建苏维埃的功绩也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形势是处于低潮。因此，党在大城市的任务，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次大会上，彭湃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初冬，彭湃到了上海，住在大西路百禄里。当时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的中心城市，反革命势力极为嚣张，充满白色恐怖。彭湃在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军委书记。
1929年8月24日下午，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委军委的会议。开会时间已到，担任军委秘书的白鑫还没有来。不一会，白鑫进来了，帝国主义工部局的巡捕也紧跟着进来，彭湃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中共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颜昌颐和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刑士贞等。
1929年8月30日，国民党反动派把彭湃杀害了，同时被害的还有杨殷、颜昌颐、刑士贞。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彭湃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八十多年来，人民无限怀念彭湃烈士，人民永远铭记彭湃的功绩。正如当年党中央在《告人民书》中指出的那样：“他曾经领导着海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经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他曾亲自领导东江海陆丰广东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一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这是历史的结论，这是最公正的评价。
而“工”与“农”，中国共产党的传统说法，“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当然工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社会基础，而按照中国的国情，中国是农业国，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因而实际上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搞工农运动，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农民阶级这支强大的同盟军，否则，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就等于是一句空话！
孙中山深知这个道理，于是他大力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更深知这个道理，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搞工农运动，特别重视农民运动。唤起工农成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主题。
而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认识农民的力量，最早开展农民运动的是广东海丰人彭湃。
他开创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新纪元，创造了中国农民运动史的“五个第一”。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
彭湃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时，单枪匹马，遇到很多困难。初到农村，农民们有的以为他是来讨账的士绅，有的以为他是来收税的官吏，应酬几句，便躲开了。尽管彭湃诚心诚意，不辞劳苦，一再宣传，但“农民被人欺骗的多，总以为湃的话是说谎的”。豪绅地主则乘机造谣中伤，说彭湃被撤去教育局长的职务，忧郁在胸，得了神经病。彭湃到农村去的行动，也得不到家里的支持。因为“他家里特地花了一笔钱送他出洋留学，及他回来，不去做官挣钱，反而说要拿家财去运动什么社会革命；那他家里可就不答应了”。他自己说：“除了三兄和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刺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彭湃一清早去农村活动，晚上回来，只能弄点残羹剩饭来填饱肚子。在给李春涛的信中，彭湃说：“重重困难，几乎把要到民间去的念头打消。幸而湃的决心是十二分坚决的，遂把这个形单影只的我，送到农村去作单独的奋斗。”
彭湃一心要和农民交朋友，而农民却不愿和他接近。这是什么原因呢？他细心思索，终于认识到：自己穿戴特殊，农民不敢接近，自己讲话太文雅，农民听不懂。于是，他摘下白通帽，戴上尖顶竹笠，脱下鞋子，光着脚板，带着农民爱用的旱烟袋，到农民中去，用通俗的语言和农民交谈。他选择了一个好地点——海丰城东郊龙山的天后庙前作为宣传阵地。这里是交通要道，许多农民进出县城，都从这里经过；庙前一棵傍溪生长的大榕树，郁郁葱葱，树底下，正是行人歇脚的好地方。在农民路过休息时，他主动和农民攀谈，有时还发表演讲。方法改变之后，马上收到了效果。彭湃说：“是日与我谈话的有四五人，听我演说的有十余人之多，其成绩为最好。”后来，彭湃的办法就更多了。他有时先表演魔术，有时用留声机播放唱片，有时教牧童唱民歌，吸引来许多农民，再进行宣传演说。他还到青年们爱去的拳术馆练武术，结识农村青年。
彭湃的宣传，越来越深入。他用“耕田亏本”的道理，提示农民痛苦的根源。他对农民说：“地主便是欠你们的大账者，他年年闲逸无做工，你们耕田耕到死，结果将租谷给他收去，他们一亩田多者不过值百元，你们耕了千百年，试计算一下，你们给他收了好多谷呢！我们想起来，实在是不平，所以来和你们磋商，怎样和地主拿回这笔账！”怎样才能“拿回这笔账”呢？他说：“农民如有了团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可以实行减租，那时地主一定是敌不过我们，只有束手待毙。”彭湃的这些话，使农民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青年农民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和李思贤等成了彭湃最早的知心农友。1922年7月29日（旧历六月初六日）的晚上，他们五个人来到彭湃的住所——得趣书室，组成了一个六人秘密农会。
六人农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彭湃开展农运的信心。他热情地帮助张妈安、林沛学会演讲，张妈安和林沛则带领彭湃到农村宣传。彭湃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锄草翻地，车水挑粪，晚上又挑着留声机，走田间小路，深入乡村。“六个人的团结与奋斗”，成绩颇佳，听众由原来的几个人、十几个人迅速增加到六、七十人，以至二百余人。彭湃等人的赤心还感动了一个名叫吕楚雄的医生，他也和彭湃等一起奋斗，他们一同下乡，边行医，边宣传，“食尽了四乡的茶饭，差不多日日是早出夜归”，很受农民欢迎。
彭湃越深入农民，他的地主家庭对他就越不满。他的大哥竟因此向他提出分家。分家以后，彭湃把分给自己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们不敢要，彭湃便把他们召集到得趣书室门前，将田契当众烧毁。他对佃户们说：“以后自耕自食，不必要交租谷。”从此，他和妻子蔡素屏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在蔡素屏的支持下，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农民运动。
在两个多月的串连发动过程中，彭湃耐心细致地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农会。经过耐心引导，加入农会的人逐渐增多。农会组织发展后，显示出团结的力量。到1922年农历九月时，会员已扩展到五百余人。这时，乡村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由绅士土豪之手移至农会，农会在农民中的影响和威望大大提高了。
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六日），召开了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彭湃为赤山约农会草拟了组织章程，规定凡入会者，经本人申请，交纳会费，经谈话后发给会员证。会员证上面印着“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教育农民团结起来，为反对剥削而斗争。
建立了第一个省级农民协会
赤山约农会的建立，对于长期饱受压迫剥削的海丰农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又是一个实际的榜样。农会努力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特别是创办农民医药房，优待会员治病，更受农民欢迎。农会威望日高，农民入会日众，很快形成了加入农会的热潮。“由赤山约而平岗约、银镇约、互青湖约、河口约、西河约、公平约、旧墟约……十余约，都成立了约农会，把县城东西南北都包围起来了。”面对迅速发展的形势，彭湃计划到旧历年尾，“可以组织总农会于县城，可以向田主挑战。中国农民的阶级斗争，将现出于南部海丰一隅！”
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会员达二万户，人口约十万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总农会设有文牍、农业、宣传、仲裁、财政、交际、庶务、教育、卫生等九个部，下辖海丰各约农会。这个县级农会的建立，把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推向了有纲领、有领导的新阶段。
海丰总农会在《农会利益》传单中，对农会的作用阐述得十分详尽：一、防止田主升租；二、防止勒索；三、防止内部竞争；四、凶年呈请减租；五、调和争端；六、救济疾病；七、救济死亡；八、救济孤老；九、救济罹灾；十、防止盗贼；十一、禁止烟赌；十二、奖励求学；十三、改良农业；十四、增进农民知识；十五、共同生产；十六、便利金融；十七、抵抗战乱。农会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
海丰总农会还很注意斗争策略，因而避免了官厅的干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农会出现了“极盛之有状况”。为了进一步扩大农会的影响，1923年春节，举行了全县农民同乐会。到会的会员达六千多人，非会员约三千多，共约一万人。会场上锣鼓齐鸣，歌声四起，燃炮舞狮，气氛非常热烈。大家高呼“农民万岁”，表现出农民组织起来后的巨大革命热情。“是日加入农会已发会证者二千余人……自后入会者日以百计，农会接洽新会友者有应接不暇之势。”
海丰总农会的成立和发展，大大地鼓舞了毗邻的陆丰农民。成立海丰总农会时，有十多名陆丰农民自动前来参加大会，并当场加入农会，领取了会员证。后来，他们又请彭湃去指导陆丰农运。在彭湃的关心和指导下，陆丰县从1923年初开始，经过深入宣传，培养骨干，发展核心力量，组织起农会，到六月份，入会农户达八千多。6月23日召开陆丰县农民代表大会，建立了县总农会，彭湃兼任该县总农会会长。
1923年3月举行了反对抵压农民的大示威，矛头直指封建地主、军阀官僚的政权机关，并以农民的胜利和地主阶级的失败而告终。粮业维持会长陈月波不得不借故辞职，出走香港，维持会无形中解散了。这次斗争使农民更加认清了农会代表农民的利益，“由是要求入会者纷至沓来。”不仅海丰总农会的会员进一步发展，紫金、五华、惠阳、陆丰等县的农民加入农会者也逐日增多，这时，各县的农会入会户数约达二万六千八百户，会员约十三万四千人。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海丰总农会扩展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起来。不到两个月，又发展到潮州、普宁、惠来方面，遂改组为广东省总农会，各县均设县农会。彭湃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委员长。广东省总农会设在海丰，同时兼摄海丰县农会的职权。以海丰为中心的粤东农民运动出现了高潮。
主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3年我党“三大”以后，对农民问题也日益重视起来，并由此加强了和彭湃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彭湃于1923年底到1924年初这段期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4年4月，彭湃到了广州。不久，他被委派为“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主任。
第一届农讲所于1924年7月3日开学。校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53号的惠州会馆（现89号），学员共38人，都是我党团组织在各地派来的先进分子，其中“以‘五四’运动奋斗的经验而觉悟到要‘入民间去’之分子为多，次则为农民已接受本党政纲而做农民运动于前者，次则工人曾参加工会组织运动者，有女生三名”。
在培训农讲所学员过程中，彭湃亲自讲课。他着重介绍海陆丰的农民运动，并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搞农民运动必须有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彭湃还聘请有关方面的著名人士来所授课，如请廖仲恺讲国民革命；阮啸仙讲国民革命中的工农政策；周其鉴讲广宁农民运动；罗绮园讲有关农民运动问题；林苏讲农民运动的宣传问题；鲍罗廷讲国际问题。丰富的教学内容使学员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开展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
除组织正式授课外，彭湃还很注重所外活动，常利用假日带学生到郊区农村实习，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宣传，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等。此外，农讲所还有步行和马术训练，军事科目占全部课程的五分之一。
孙中山对农讲所十分重视，8月21日，他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亲自参加第一届学员的毕业典礼，发表了《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演说，强调农民是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革命就没有基础。他指出，学员毕业以后，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农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
经过严格培训的农讲所学员，成了农民运动的骨干。他们对推动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5年4月彭湃又在海丰城郊的龙山准提阁开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由他兼任所长。这些学员毕业后，奔赴饶平、潮安、普宁、惠来、五华、揭阳等县，促进了东江各县农民运动的发展。
1925年9月14日，第五届农讲所开学，彭湃又担任农讲所主任。
第六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彭湃仍兼任教员，讲授《海丰及东江农民运动状况》。1926年，彭湃在汕头领导农运时，又在汕头开办了东江工农运动养成所。1927年春，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又被聘为教员。为培训农运干部，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撰写发表了中国第一篇农民运动报告
彭湃从海丰到广州后，工作十分繁忙。党内，他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区委的农委负责人；在统一战线里，他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1925年11月又出任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在农民协会他是省农协的领导人。1926年1月，又兼任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他废寝忘食，为促进广东农运的发展而忘我地工作。彭湃经常在省农民协会出版的《梨头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注意从理论上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指导农运的深入发展。
1926年1月，他写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开始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上连载。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彭湃以亲身的经历，详细、具体、生动地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提出和阐述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规律性等重大理论问题。1926年9月，它被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在丛刊的序言中指出：“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他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细看这一部分。他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和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后来一再翻印，当时担任广东区党委领导的周恩来题写了书名，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瞿秋白称赞它是革命者的必读书。
从开辟海丰农运起，彭湃以全部精力投入农民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行了理论的总结，在指导农民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和“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创建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4日，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彭湃参加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但是，由于陈独秀把持了党的领导权，“五大”未能解决问题。会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一步发展，继续妥协退让。7月15日，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集团也公开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时，党中央的代表张太雷来到汕头，向南昌起义的干部传达党中央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的精神。在八七会议上，彭湃已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海陆丰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曾于1927年4月、9月先后举行武装起义，都失败了。10月30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得了政权。起义胜利后，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的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担负起筹建工农兵苏维埃的重任。11月13日和18日，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的建立。
海丰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红宫召开。出席大会的有311名代表，其中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一、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九、兵士占百分之十。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第一次成了主人，自己起来组织政府。大会历时四天，彭湃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进行。大会开幕和闭幕时，他都发表了演说，他还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阐述新生红色政权的性质、任务和施政方针。
这次大会的意义，正如开幕通电所指出的：“这种举动是中国前古所未有，即在世界上除苏联以外亦是第一次，这种壮举实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
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但它同时又受到这次会议后党内滋长起来的“左”倾情绪的影响，提出了诸如建立集体农场，工厂归工人，没收大商店等过“左”的错误政策，特别是由于对反动派在海陆丰疯狂大屠杀所引起的仇恨，提出了“杀尽一切反动派”的议案，导致了镇压反革命有过火行为和扩大化现象。但是，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首次尝试。它为其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永垂史册，彭湃创建苏维埃的功绩也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形势是处于低潮。因此，党在大城市的任务，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积聚力量，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这次大会上，彭湃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年初冬，彭湃到了上海，住在大西路百禄里。当时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的中心城市，反革命势力极为嚣张，充满白色恐怖。彭湃在党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任江苏省军委书记。
1929年8月24日下午，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委军委的会议。开会时间已到，担任军委秘书的白鑫还没有来。不一会，白鑫进来了，帝国主义工部局的巡捕也紧跟着进来，彭湃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中共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颜昌颐和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刑士贞等。
1929年8月30日，国民党反动派把彭湃杀害了，同时被害的还有杨殷、颜昌颐、刑士贞。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彭湃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八十多年来，人民无限怀念彭湃烈士，人民永远铭记彭湃的功绩。正如当年党中央在《告人民书》中指出的那样：“他曾经领导着海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经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他曾亲自领导东江海陆丰广东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一切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这样英勇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入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而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这是历史的结论，这是最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