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2010年到2014年，王岩完成了她的摄影项目“母亲河”。她将6211公里的长江等分为62段，每段长100公里。这样产生的63个等分点就成了王岩从江源到江尾的拍摄地点。受“新地形摄影”流派影响的她，决定用这种“抽样调查”式的拍摄，来陈述一个真实、不为人知的长江，而不仅仅是被“歌颂”的长江。
王岩自述：
我的成长经历似乎是由长江大事记串联起来的：1983年有《话说长江》，1986年有长江漂流，1992年修筑三峡大坝决议通过，1998年长江发生了特大洪水，等等。这些事情让我隐约感到祖国的辽阔，长江的力量以及时代的变迁。二十岁出头时，作为业余摄影爱好者的我拍摄了青藏公路旁边沱沱河的辫状水系，也在徒步虎跳峡时为金沙江的澎湃而惊叹。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到我当时居住的上海，沿着长江漫长的时间和空间之旅对我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从小开始接触到的唐宋诗歌和山水画作，也让我感受到薄薄的雾气笼罩在这条畅流不尽的大河上，将它与‘天人合一’的生活哲理和亘古不变的时间联系在了一起。“长江是我的母亲河”这个概念，早早地铭刻在我的意识中。而在许多对长江的感情当中，唯一缺失的，却是真正在它身边生活的经历和记忆，因为我是在河南省长大。
2005年，我移居英国，并从麻醉师改行学习摄影艺术。国外缤纷的摄影作品一下子涌到我眼前，其中不乏关于长江的专题。可是这些图片与我记忆中、或者是说与我想象中的长江大相径庭。同时，它们几乎都集中在三峡地区，长江其他漫长的流域却被忽略了。思乡心切的我便逐渐产生了拍摄整个长江的想法。一来可以解乡愁，二来可以为更好地理解长江补充一些较全面的信息。由于当时我正在认真考虑摄影的“客观性”，所以也模糊地想到用一个平均分点的方式来拍摄，这样或许可以更“客观地”观察长江。
不过，我知道对长江这样庞大的主题，不能够轻举妄动。2009年，我用平均分点的方式拍摄了英国的一条长121.6公里的小河瑞布河，然后还在鹅湾河上做了相似的实验。这个尝试告诉我两件事：第一，没有真正“客观”的观察，但是“平均分点”确实是进行系统观察的方法之一；第二，分点方式可以帮助我避开常规地点，摒弃已有成见。但就长江而言，分点方式意味着放弃那些“重要的”和“著名的”地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我还不能够完全体味。拍摄地点的无法预测性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会，这让我有些胆怯，但也充满向往。怀揣着这些经验和问题，我于2010年底正式启动了长江项目，并首先来到了著名的三峡地区。
眼前的景象让我震惊。那薄雾高远的山水长江已经消失，相反，已经处于‘后三峡’阶段的奉节和巫山正处于巨大的开发期。建设和破坏是事实的两面，在这里更加无法区分。我的内心涌出巨大的困惑，甚至伤痛感。为什么我想象中的长江和现实如此不同？长江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回答这些问题。解题方法是和长江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我在海拔5400米的江源用裸露的双手触摸冰冻的江体，并在冰面上绘制了一幅红色的圆；在玉树结古镇亿万块玛尼石堆附近，我坐在长江的小支流巴塘河边雕刻了127块玛尼石并将它们置放到了河水当中。
2012年8月，在重庆畅游长江的经历更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江水那不可抗拒的力量让我敬畏，置身于它当中又带来了真实的存在感。至此，当初在奉节的迷惑已完全消失。我明白了，抽象的长江对于我，和“家乡”的概念几乎等同，而这个概念只有在离开家乡之后才有体现。虽然我想像的长江风景不可寻见，但它的存在和力量是完全真实的。至此，“母亲河”于我，原本是个只有代表性的地点，现在却成了点点滴滴的生活。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去分点拍摄长江，也大致知道了在每一个等分点如何拍摄。
我很早就利用“谷歌地球”将长江的全长等分，并标好了62个等分点的位置。2011年11月拜访江源时，我已经拍摄了那里的三个等分点。2013年3月，我正式开始实施“分点计划”。根据长江的气候和地质特点，我决定先从Y9点（图2）开始往下游走，分段拍摄并尽量避免雨季和雪季。为了鼓励我，我的母亲陪同我拍摄了Y9，Y10和Y11三点。当时，我对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仍有很多疑问。而母亲的陪同，是我能得到的最大支持。接下来一年半当中，我的生活就围绕在抽象的地图和抽象的GPS数据里，并把它们可视化，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地点、人物和图像。我幸运地躲过了沿途发生的地震、洪水、泥石流和塌方；也成功越过了几十条冰河，经历了最低的零下30摄氏度和最高的零上44摄氏度，并在100多张各形各色的床上补充了能量。
待到长江入海口，我裸露双脚站在江/海水中拍摄最后一张图片时，心中和眼前俱是一片清亮。我和长江的63个约会，就此告一段落。
此行拍摄，是追溯乡愁之旅吗？一般来说，乡愁是充满情绪的，但为何选择用相对客观的拍摄方法？情绪的主观性和拍摄的客观性两者如何统一？
拍摄长江是一次严肃的关于摄影艺术实践方法和审美的探讨。如果只追溯乡愁，我回国就可以了。一个人走路，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甩在身后，恐怕反倒生出不少乡愁呢。长江本身并不是我的研究对象。“母亲河”这个具有神话性质的文化课题才是我的研究对象，而长江是“母亲河”的物理载体。长江虽然很长，真正“代表”长江的，也就那么几个著名地点。这些地其实是一种刻板化的价值选择。
平均分点拍摄并不是要客观，而是要从概念的角度冲破原有的价值选择。在平均分点的系统中，每一个点和其他所有点，对于我是同等重要的。从每一个地点拍摄的图片在整个系列中也同等重要。我拍摄的大部分地点，都是只有在大比例地图上才能发现、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它们确实存在于长江边，却从来与“母亲河”神话搭不上边。为什么费那么大劲去拍这些“根本不重要”的地点？这就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我在路上拍摄时会有情绪。但我个人的情绪对我需要探讨的话题，以及对这个社会，根本就无足轻重。我在每个等分点上选择拍摄平常的风景，并以比较写实、褪情绪化的方式来表现。这样做的第一个原因是要跟通常表现“母亲河”的那些歌颂性质的图片不一样。同时，也希望观众更少地受到创作者的影响，自己去体会图片和创作意图。 在拍摄前做了哪些准备？
我曾经在瑞布河、鹅湾河上练手，想进一步搞清楚河流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并没有拍摄鹅湾河，而是分点徒步，在每个点上取了水样，拿回去种花。还在徒步过程中每隔半个小时就停下来倾听周围的环境。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水本身的功能（比如灌溉），以及污染等环保问题，并不是我关心的对象。同时，我也意识到视觉本身的局限性——有很多我能听到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在这同时，我也不停在长江边上做实验。
这几件事情加到一起，让我将目标聚焦。我认识到，长江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它的污染、破坏、功能等，而正是它作为“母亲河”这一文化符号的神话性，以及与现实符合或者不符合的关系。这才是我拍摄长江的原因。
在拍摄每一个节点的时候，你如何来选择拍摄对象呢？
这是对艺术家的挑战，因为你可以确定地点，但是怎么拍照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最理想的景观照片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的：它既可以满足眼睛，也可以满足心灵，还可以满足大脑。也就是说它需要有一定的秩序和美观来让大家欣赏，又可以唤起情感，满足逻辑。将这些原则运用到拍摄上是非常困难的。
坦白讲，在我选择的地点，很少能遇到符合上面原则的景象，这是不可控的。在实地拍摄的时候，我想告诉人们当地的实际，也有想象的空间，还想让观者在心灵上感到一种人与人的沟通，这个我只能去努力。
你在英国的摄影老师是谁？在摄影上受谁影响最大？
在英国的前五年，虽然读了硕士，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由摄影师，没有认真研究艺术摄影。读博士后，跟我的博士导师接触多一些。但是我们的教学方式很开放，基本上是以我创作、导师提问的方式进行。我的实践导师叫Jem Southam。他教给我严谨、不张扬，不媚俗的学习和创作方式。比如，如果我说很喜欢某人的作品，他就会说：“那么你可以从分析他的每一张图片开始来学习他的创作方法。他是如何构图？如何用色？如何编辑一个系列？”Jem还教我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能着急。好作品是一点一点做的。《母亲河》如果没有他的教导和鼓励是完不成的。回到摄影界，我受到“新地形”摄影的影响较大，这在我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我感兴趣的摄影师很多，比如乔尔·斯坦菲尔德（Joel Sternfeld），塔林·西蒙（Taryn Simon），托马斯·乔舒华·库珀（Thomas Joshua Cooper）等。另外我也受到大地和行为艺术的影响。在“母亲河”的前期我也做过一些行为艺术的作品。
你曾经是一名麻醉师，在现在的拍摄中，会带有之前的职业习惯吗？
没有。我做麻醉师三年，当摄影师已经十年了。
王岩自述：
我的成长经历似乎是由长江大事记串联起来的：1983年有《话说长江》，1986年有长江漂流，1992年修筑三峡大坝决议通过，1998年长江发生了特大洪水，等等。这些事情让我隐约感到祖国的辽阔，长江的力量以及时代的变迁。二十岁出头时，作为业余摄影爱好者的我拍摄了青藏公路旁边沱沱河的辫状水系，也在徒步虎跳峡时为金沙江的澎湃而惊叹。从遥远的青藏高原到我当时居住的上海，沿着长江漫长的时间和空间之旅对我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从小开始接触到的唐宋诗歌和山水画作，也让我感受到薄薄的雾气笼罩在这条畅流不尽的大河上，将它与‘天人合一’的生活哲理和亘古不变的时间联系在了一起。“长江是我的母亲河”这个概念，早早地铭刻在我的意识中。而在许多对长江的感情当中，唯一缺失的，却是真正在它身边生活的经历和记忆，因为我是在河南省长大。
2005年，我移居英国，并从麻醉师改行学习摄影艺术。国外缤纷的摄影作品一下子涌到我眼前，其中不乏关于长江的专题。可是这些图片与我记忆中、或者是说与我想象中的长江大相径庭。同时，它们几乎都集中在三峡地区，长江其他漫长的流域却被忽略了。思乡心切的我便逐渐产生了拍摄整个长江的想法。一来可以解乡愁，二来可以为更好地理解长江补充一些较全面的信息。由于当时我正在认真考虑摄影的“客观性”，所以也模糊地想到用一个平均分点的方式来拍摄，这样或许可以更“客观地”观察长江。
不过，我知道对长江这样庞大的主题，不能够轻举妄动。2009年，我用平均分点的方式拍摄了英国的一条长121.6公里的小河瑞布河，然后还在鹅湾河上做了相似的实验。这个尝试告诉我两件事：第一，没有真正“客观”的观察，但是“平均分点”确实是进行系统观察的方法之一；第二，分点方式可以帮助我避开常规地点，摒弃已有成见。但就长江而言，分点方式意味着放弃那些“重要的”和“著名的”地点。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时我还不能够完全体味。拍摄地点的无法预测性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会，这让我有些胆怯，但也充满向往。怀揣着这些经验和问题，我于2010年底正式启动了长江项目，并首先来到了著名的三峡地区。
眼前的景象让我震惊。那薄雾高远的山水长江已经消失，相反，已经处于‘后三峡’阶段的奉节和巫山正处于巨大的开发期。建设和破坏是事实的两面，在这里更加无法区分。我的内心涌出巨大的困惑，甚至伤痛感。为什么我想象中的长江和现实如此不同？长江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回答这些问题。解题方法是和长江进行近距离的接触。我在海拔5400米的江源用裸露的双手触摸冰冻的江体，并在冰面上绘制了一幅红色的圆；在玉树结古镇亿万块玛尼石堆附近，我坐在长江的小支流巴塘河边雕刻了127块玛尼石并将它们置放到了河水当中。
2012年8月，在重庆畅游长江的经历更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江水那不可抗拒的力量让我敬畏，置身于它当中又带来了真实的存在感。至此，当初在奉节的迷惑已完全消失。我明白了，抽象的长江对于我，和“家乡”的概念几乎等同，而这个概念只有在离开家乡之后才有体现。虽然我想像的长江风景不可寻见，但它的存在和力量是完全真实的。至此，“母亲河”于我，原本是个只有代表性的地点，现在却成了点点滴滴的生活。我明白了为什么要去分点拍摄长江，也大致知道了在每一个等分点如何拍摄。
我很早就利用“谷歌地球”将长江的全长等分，并标好了62个等分点的位置。2011年11月拜访江源时，我已经拍摄了那里的三个等分点。2013年3月，我正式开始实施“分点计划”。根据长江的气候和地质特点，我决定先从Y9点（图2）开始往下游走，分段拍摄并尽量避免雨季和雪季。为了鼓励我，我的母亲陪同我拍摄了Y9，Y10和Y11三点。当时，我对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仍有很多疑问。而母亲的陪同，是我能得到的最大支持。接下来一年半当中，我的生活就围绕在抽象的地图和抽象的GPS数据里，并把它们可视化，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地点、人物和图像。我幸运地躲过了沿途发生的地震、洪水、泥石流和塌方；也成功越过了几十条冰河，经历了最低的零下30摄氏度和最高的零上44摄氏度，并在100多张各形各色的床上补充了能量。
待到长江入海口，我裸露双脚站在江/海水中拍摄最后一张图片时，心中和眼前俱是一片清亮。我和长江的63个约会，就此告一段落。
此行拍摄，是追溯乡愁之旅吗？一般来说，乡愁是充满情绪的，但为何选择用相对客观的拍摄方法？情绪的主观性和拍摄的客观性两者如何统一？
拍摄长江是一次严肃的关于摄影艺术实践方法和审美的探讨。如果只追溯乡愁，我回国就可以了。一个人走路，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甩在身后，恐怕反倒生出不少乡愁呢。长江本身并不是我的研究对象。“母亲河”这个具有神话性质的文化课题才是我的研究对象，而长江是“母亲河”的物理载体。长江虽然很长，真正“代表”长江的，也就那么几个著名地点。这些地其实是一种刻板化的价值选择。
平均分点拍摄并不是要客观，而是要从概念的角度冲破原有的价值选择。在平均分点的系统中，每一个点和其他所有点，对于我是同等重要的。从每一个地点拍摄的图片在整个系列中也同等重要。我拍摄的大部分地点，都是只有在大比例地图上才能发现、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它们确实存在于长江边，却从来与“母亲河”神话搭不上边。为什么费那么大劲去拍这些“根本不重要”的地点？这就是留给观众的问题。
我在路上拍摄时会有情绪。但我个人的情绪对我需要探讨的话题，以及对这个社会，根本就无足轻重。我在每个等分点上选择拍摄平常的风景，并以比较写实、褪情绪化的方式来表现。这样做的第一个原因是要跟通常表现“母亲河”的那些歌颂性质的图片不一样。同时，也希望观众更少地受到创作者的影响，自己去体会图片和创作意图。 在拍摄前做了哪些准备？
我曾经在瑞布河、鹅湾河上练手，想进一步搞清楚河流对我有什么意义。我并没有拍摄鹅湾河，而是分点徒步，在每个点上取了水样，拿回去种花。还在徒步过程中每隔半个小时就停下来倾听周围的环境。这个过程让我意识到，水本身的功能（比如灌溉），以及污染等环保问题，并不是我关心的对象。同时，我也意识到视觉本身的局限性——有很多我能听到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在这同时，我也不停在长江边上做实验。
这几件事情加到一起，让我将目标聚焦。我认识到，长江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它的污染、破坏、功能等，而正是它作为“母亲河”这一文化符号的神话性，以及与现实符合或者不符合的关系。这才是我拍摄长江的原因。
在拍摄每一个节点的时候，你如何来选择拍摄对象呢？
这是对艺术家的挑战，因为你可以确定地点，但是怎么拍照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最理想的景观照片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的：它既可以满足眼睛，也可以满足心灵，还可以满足大脑。也就是说它需要有一定的秩序和美观来让大家欣赏，又可以唤起情感，满足逻辑。将这些原则运用到拍摄上是非常困难的。
坦白讲，在我选择的地点，很少能遇到符合上面原则的景象，这是不可控的。在实地拍摄的时候，我想告诉人们当地的实际，也有想象的空间，还想让观者在心灵上感到一种人与人的沟通，这个我只能去努力。
你在英国的摄影老师是谁？在摄影上受谁影响最大？
在英国的前五年，虽然读了硕士，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由摄影师，没有认真研究艺术摄影。读博士后，跟我的博士导师接触多一些。但是我们的教学方式很开放，基本上是以我创作、导师提问的方式进行。我的实践导师叫Jem Southam。他教给我严谨、不张扬，不媚俗的学习和创作方式。比如，如果我说很喜欢某人的作品，他就会说：“那么你可以从分析他的每一张图片开始来学习他的创作方法。他是如何构图？如何用色？如何编辑一个系列？”Jem还教我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能着急。好作品是一点一点做的。《母亲河》如果没有他的教导和鼓励是完不成的。回到摄影界，我受到“新地形”摄影的影响较大，这在我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我感兴趣的摄影师很多，比如乔尔·斯坦菲尔德（Joel Sternfeld），塔林·西蒙（Taryn Simon），托马斯·乔舒华·库珀（Thomas Joshua Cooper）等。另外我也受到大地和行为艺术的影响。在“母亲河”的前期我也做过一些行为艺术的作品。
你曾经是一名麻醉师，在现在的拍摄中，会带有之前的职业习惯吗？
没有。我做麻醉师三年，当摄影师已经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