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在这个世界上，文化交流如同天上的气流，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风雨雷电没有国境线，文化也是。但是，正如气流，总是从高压区流向低压区，文化也如此，平等互惠大多是官方用词，而非真实的现状。走进书店，走进电影院，甚至走到卖盗版光碟的小贩面前，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文化的殖民与文化的推进。高鼻子的文化朋友会说：“我们也在翻译中国的作品，比方说李白，还有杜甫。”这番友好的话只是再次证明了交流的走向。在唐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是强势的，都在向外张扬。强势并不等于优秀，比方说好莱坞，大家都明白。当然说到诺贝尔，明白的也有，不明白的更多。对于世界是如此，在一种文化圈内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这种交流是否合情合理，而在于处于这种境地中的写作者们知道自己处于何等位置。用中文写作的优秀文本当然是要文学理论家来评说，因此更多的文学理论家不当强势文化的推销员，这尤其重要。
　　二十世纪最短的一首诗，大概就是这首诗：题目——“生活”；内文——“网”。一字诗还有不少，但是最有争议的就是这一首了，反对者因为它把丰富的东西说成是一种网，而且这样的写法不像诗，更像偈语。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相交的时候，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新内容就是网络。对于许多网迷和“新人类”来说，网络就是他们的新生活。而且，不少网络公司还在进行“网上生存”比赛，参加比赛的人 不与正常社会接触，全凭网络取得生存条件。这时候的生活现实：题目——“网”；内容——“生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有争议的一首诗：题目——“生活”；内容——“网”。
　　二十一世纪最新的现实的生存方式：题目——“网络”；内容——“生活”。
　　对这一首诗的争论还在继续，因为还有许多人不认为它是什么好诗；对这种生存方式的争论也在继续，因为都在网络上活着，也太辜负丰富多彩的大自然了。
　　但生活在城市化的二十一世纪变得比诗更有想象力，更浪漫，更荒诞，更简捷。这是叫诗人们尴尬的“现实主义”。
　　〔斯洛文尼亚〕 芭芭拉·波加奇尼克：诗歌到底能干什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估诗歌的作用？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诗歌中无用的东西？诗人们经常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他们挣扎着想要一夜成名，却在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自己内心的平静。
　　一首诗的作用是探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见证人类的内心是如何被诗歌的魅力所吸引，而后又在某个不可名状的时刻忘掉这种魅力的过程。现代科技有时也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商业广告里，其区别只是现代科技是非个人化的，且影响巨大。而反观诗歌，不同于广告奴役人心的效果，诗歌倾向于去解放人心中的某一部分，使之达到对自我身份的清晰认知。尽管这种行为仅仅是在微观范畴内，一个人去认知自身的个体行为，却能够在宏观层面上决定人类在未來的生死存亡。
　　尽管把诗歌跟地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有失审慎，但实际上，如果人类仅仅只是继续生产物质垃圾，而科技又进一步减少其生产的时间，那人类将走向灭亡。在这样一个人口过剩、生态环境恶化的时代，一个独立的人，应该认识到他必须与周围的生物共存，并把自己大部分的注意力从物质层面转到精神层面，做到能够分享自己的精神世界，毕竟精神世界不生产垃圾。我们生产的物质垃圾随世界人口的指数增长而增长，尤其是城市的数量呈爆发性上升，城市人口的数量已超越资源可以承载的极限，与此同时，城市还制造着数量惊人的生活垃圾和化学废品。这两个趋势正在把这个时代变成一场对所有地球生物的灾难。
　　那么，一个诗人能做些什么来扭转这一形势呢？一个人凭一己之力，会有多大作为？物质上的野心，或者说贪婪的工业，已经把成千上万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类据为己有，这些宛如快速消费品般的人类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增加着。基本的数理逻辑即可证明这样的发展是非理性的，是一种将在中长期内持续下去的疯狂。因此，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即无法在这个人口过剩的星球控制物质垃圾的生产，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虚拟现实。
　　由于虚拟现实需要想象力，因而文学可以带动虚拟世界的发展，这是一种将一个完全非物质的东西变成物质世界的货币的方式。已经有大量充满想象力的点子成为虚拟现实，因为只有通过虚拟现实，拥挤不堪的城市才能继续运转。从生活在精神世界或者虚拟世界的角度来说，大规模快消品和具有个性的艺术品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后者就是文学里的明珠，为我们提供了高质量的谈资，尽管知者寥寥。诗歌就是一种独特的艺术产物，时间在其中可以被压缩、延长。而其他艺术例如绘画当中，时间也有类似的表现。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光就像水》中，由于居住在内陆地区，孩子们在一个小屋子传出的一束光前面划船。诗意就像那束被物化成水的光线：它让人的内心在真实生活中得到满足。当类似“光就像水”这样的句子出现在面前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诗句，因此当思维被打开的时候，诗歌就会带来一种独特的体验。当现实生活潦倒不堪的时候，人们就会进入诗歌当中，好像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虚拟现实。
　　但是如果大量的人开始沉溺于虚拟现实以至于忘掉了现实世界，那我们就需要注意虚拟现实跟诗歌之间有一个不同点：诗歌不能被工业化批量生产（比如制作一款网络游戏），而且诗歌无法在经济上使人获利，它是“纯洁”的，类似“量产诗歌”这样的事情不过是幻想或谣言。因此，诗歌作为一种心灵的自然力量，相比商业化的网络游戏，其创造的虚拟现实显然效力更大。
　　为什么呢？法国诗人蒂埃里·梅兹这样写道：“在声音中/消去声响/进入沉寂/或活在此处/活在车轮的/痕迹间/一个人/找回了他的面孔/给脸上/洗去尘埃。”诗歌是所有文学类型当中最纯洁的一类，正是这种寂静，才带来了无限可能。当人类头脑中不再有诗歌的位置，我们便会知道我们已经变得更加聪明，而这也代表着人类的一种慢性自杀：因为人类正在逐渐消耗掉灵魂需要的养料。
　　沈苇：在西域，我见过许多死去的城：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交河、高昌、阿力麻里、天山深处的乌孙城、帕米尔高原的■盘陀……它们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故城。死去的城是时间的遗作，人埋黄沙，文字死去，细节吹散，一座座幽灵之城诞生了。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考古报告和探险发现都缺乏鲜活生动的细节，这说明人类的智慧其实包含了巨大的无知。人被“生”局限着，其想象力扶不起一根枯朽的木柱，修补不了残墙上最小的缺口。尽管死去的城浑身伤口，四面漏风，但它们是紧闭的。或许人可以学会欣赏废墟之美，但他永远进入不了死去的城──不是人遗弃了城，人才是死去的城的真正弃儿。正如死亡到达之前，人就是死亡的弃儿一样。 　　诗人同样是“死亡的弃儿”，倚仗语言，苟活人间。但这个“弃儿”尝试进入并且能够进入死去的城，不是凭借“旅行癖”的体能， 而是借助于他的语言和想象，他的命名与创造，他的“物哀”——凝视对象和因空无而产生的悲欣。当诗人的心灵分身在远方，在湮没的故城找到一个承载空间，就意味着其已参与对记忆和遗忘的双重拯救。毫无疑问，这是美和想象力在拯救世界。
　　事实上，通过活着的城和死去的城，诗人在创造一种心灵现实主义。前者的代表作是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后者的典范当属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但卡尔维诺声称，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人们找不到能认得出的城市，所有的城市都是虚构的，更接近“泛指意义上的城”。他为十一类五十五座城市都取了女性的名字，并把这些作品视为“在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时刻，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虚构之城没有正史和稗史的佐证，也缺乏地理和遗迹的依据。
　　死去的城布满死去的语言。人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发现过人类曾经使用过的二十多种语言文字，大多数已难以破译，也就是说，大部分变成了死去的文字。我在十几年前的一首诗里写过：“听哪，亡灵们已开始劳作/以木乃伊的身份，在沙漠里奔走、呼号：/‘我的血，我的肉，我的家园，在哪里？’”而今天的语言现实大概是，活的语言已被收购，在废品站里呻吟、哭泣，只有死去的语言，在风雨雷电和钢筋水泥里发威。
　　而在生活之城，在热闹与便捷、困境与不堪并存的现实中，我对西域消失的部分更感兴趣，它能点燃我的历史想象。或许我已患上严重的单相思：如此迷恋世界消失的部分。我去楼兰之前曾写过大量与它有关的诗作，但在2005年去过之后，却只能写散文和游记了。这使我想起日本的井上靖，他的近百篇（部）中国历史小说中最出色的部分当属西域题材，但他1958年左右写《敦煌》《楼兰》时，还没有去过中国西部。二十年后，七十三岁的他终于来到敦煌莫高窟，感叹说：“真没想到敦煌竟与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井上靖一生都未到过楼兰，倘若有一天他真的到达了楼兰，想必会发出同样的感慨：“这里的景观，除了消失的罗布泊和芦苇荡，沙漠、落日、柽柳、胡杨等等，居然都是我小说中想象的样子！”
　　这就是想象的魅力，诗与文学的魅力。世上有些地方只属于我们想象力的势力范围，楼兰即是。这也可能是我去过楼兰之后反而写不出诗的原因之一了。楼兰作为一个遗址，是过去与现在、虚幻与真实、消失与呈现的同在，是时间与空间的混融。这种混融与同在，如中国古人所说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亦如诺瓦利斯所言：“有一种精神的当下，它可以通过融合将过去与未来视为同一，这种混合就是诗人的元素和大气层。”（《夜颂中的革命和宗教》）
　　为了生活和诗，更为了诗里的“元素”和“大气层”，我愿意认识更多死去的城。每一座故城、每一个遗址，都如此慷慨，为我们提供新的视点和起点。
　　〔罗马尼亚〕 迪努·弗勒门德：人类若最终集中居住于数十个超大宇宙城市，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仅是对于诗人而言，尤其在我们一旦发现自己的感觉呈碱性时。直至昨日，大多数诗人还出生于村庄，还得踏着牛粪才能抵达城市。他們熟悉周围的各种味道，同动物以及住在树上的自由的鸟儿一起度过童年。他们害怕广阔田野上传来的雷声，害怕咆哮的大海，或者林子中央的漆黑。有时，当他们沉醉于美景，感到五官自然醒来的时候，他们会跳进湖中，试图用牙齿捕捉月亮的形象。但如今，封闭于城市这些拥挤的立方体中，随着先前那些朴素的现实不断缩减，当他们想要看看生活究竟还剩下什么时，恐怕得付出巨大的努力来重新创造这所有的一切。紧接着，我们将不知如何在时空中接受自身的局限。那位名叫惠特曼的美国人，头一个感觉到了这一危机的迹象：他用毕生的时光，在自己所缺的几棵草叶中寻找无限。
　　这一星球上，有一小帮人继续声称，他们信仰诗歌，而且一直保持着这一古怪的信念。这些人为数有限，估计无须太大的村庄就可以容纳下他们。古时，在某些皇家庭院中，诗歌可以为诗人带来极大的恩惠：跟随某位没有文化的权贵，诗人可以成为一种装点因素。在近代，有些思想家讨好诗人，期望他们能为自己获得并保持政治权利的口号增添些许色彩。那时，诗歌尚为稀罕之物。可现在呢？在真实生活的银河中，一些滑稽之徒不也俨然成了诗人吗？……人人都说诗歌不可言说， 为了理解诗歌的奥秘，只要居住于诗歌之屋便足矣。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呼吁所有尚无栖身之地的诗人。
　　那些断言我们时代已创造出虚幻世界的人，是在恬不知耻地撒谎。电影院以及其他富有的媒体公司，只要给吉尔伽美什或者荷马添加某种传奇经历，便能从中获得好运。不然，他们就得支付版权。倾听史诗或者在莎草纸页上阅读史诗时，接受信息的听者或读者心中恰恰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内心想象中，一幅全景屏幕打开，虚幻世界得以创立、展开，用以补充“真实”世界。倾听或者阅读《伊利亚特》中有关阿喀琉斯之盾的描写时，人们会通过文字暗示构建自己的虚拟世界，而不是接受现成的影像，就像在连续剧《权利的游戏》中那样。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人生中那个特别阶段，即童年和少年之间的那段岁月。那时，任何孩童的经历中，都会产生一种幸福的认同，甚至是一种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竞争。你不必是胡塞尔现象学专家，也无须是本相心理学学者，都可明白，无论有无影像，在人生的旅程中，真实和虚拟之间都极容易失衡，而这就使得我们对未知的投影成为必要。成年人到一定的时候会发现，永生并不存在。有些诗人却一辈子也发现不了……尽管在他们心中，虚拟现实之影片不断地暗中毁坏现实（丑陋的、平庸的、不可理喻的，或者在看似明显的外表下藏匿着某种复杂的现实），以无比纯真的方式。
　　1970年代，在布加勒斯特，我曾遇到过一名中国留学生，他属于少数获得批准到那时同属于一种制度的兄弟国家去学习的学生之一。他来学习化学或者农艺学，但他显然并不开心。在一个欧洲人看来，他的面部特征十分标准，似乎不见任何情绪流露，即便如此，我仍然可以读出他的孤独。我自豪地告诉他，我写诗，很高兴自己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明白为何到那时为止没有写出什么好诗，并将要完善自己。出乎意料的是，这位中国留学生掏出一张纸，写下了李太白（或李白，Li Po……人们熟悉的这位生于公元701年的诗人的其他名字）的一首四行诗，而且还标上了拼音。凭借我的饭店英语基础，我收到了一份礼物，一首中国所有学生都会背诵的诗——《静夜思》。我甚至记住了发音，当然，从那至今，记忆总会不时地扭曲它。当时，这首四行诗 成了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文本。请允许我在此以不完美的方式概述一下：“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从此明白了，汉语中，沉思奥秘（照进房间的月光），同样唯有通过某种扩大，而非简化奥秘的身体感觉，方能进行。那道清冷的月光正是“温暖”表达的秘密所在。诗人将你领入房间，表明所有的感觉，让你一下子发觉到“你生命的时刻”，就像发觉到一束间接的光亮（实际的，但又是虚拟的）。诗歌可以帮助你在内心建立起你生存时刻的感觉，但它并不能提供给你一种定义清晰的表达，既不虚拟，也不真实，而是鼓励你不断丰富自己感觉的奥秘，那种你用以发现世界的奥秘。我不知道，在未来，技术是否会创造出比诗歌这种简单的多功能逻辑，更为细腻的东西。虚拟现实是否会日益侵入真实生活，并不令我忧虑。未来的诗人“李白”在同一首四行诗中，是否会用“低头思电脑”来替代“低头思故乡”……情感的衰退将起作用，为什么不会呢？然而，另一项灵魂工程就必须开始运转，小心翼翼地，特别特别小心翼翼地…… 　　高兴：京城，都市，大半个中国，热浪滚滚而来。极端的热，仿佛是上天的考验。说考验，已有诗意的色彩和宗教的意味，其实更像是惩罚。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是法则对无度的惩罚。自以为是的人类，贪欲无限的人类，陷入恶性循环的人类，总在开采、挖掘，总在破坏、扩张，追逐无休无止的利益。林子在消失，农田在消失，湿地在消失，我们童年的漫游天地在消失，太湖邊的野鸭和苍鹭在消失，慢在消失，对慢的想象和感觉在消失。权力和资本联手，导演出一幕幕后果可怕的戏剧，还常常假借“人民”和“现代化”的名义，显示出的却是种种的反人类性。
　　城市在物质上将人类聚拢，同时又在心灵上将人类隔离。这是城市的悖论，更是人类的尴尬和悲剧。而故乡已难以返回了。
　　许久没有在电视新闻中看到如此的情景了：绿色和平组织成员登上捕鲸船，打出标语，发出自己的抗议。高压水龙头喷射出的水在冲击着他们。他们一次次地爬上，又一次次地摔下，像西西弗斯。可在捕鱼船巨大的背影下，他们显得如此弱小、无力。他们虽弱小、无力，却英勇，却执着，却坚定不移。他们是茫茫海域中跃动的火焰。有一阵子，我常常想：什么时候，如果我也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的生命或许就有了实在的意义。这当然需要行动的勇气和能力，以及综合素质、意志力和大爱大恨的情怀。每每看到他们的身影，我都会流泪。人类，正因为有他们以及同他们一样的人，才有希望。
　　酷热中，人在晕眩，书在晕眩，文字在晕眩。身居城市，仿佛拥有了一切，又仿佛一无所有。在喧嚣中，日益感觉孤独，是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所说的那种过于喧嚣的孤独。孤独，是一种宿命，是这滚滚而来的热浪，已不仅仅是晕眩，甚至有点沮丧和绝望。我们如何是好？！我如何是好？！
　　这时，诗歌再度出现，像回应，像缓冲，更像呼唤：呼唤我们出发、回归，再出发，试图将一条条路呈现在我们面前。
　　于是，在诗歌的发动下，我们总会走在路上。其实，从一出生，我们就时刻都在路上。
　　在路上，这是个过程。从这里，到那里；从此岸，到彼岸；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幼稚，到成熟，再到衰老；从生，到死，既漫长，又短促。这个过程永远都是相对的。它也是种状态，运动的，起伏的，新鲜的，变化的，变化中的不变，运动中的静止，行走中的停留。它还是种姿态，敞开的，探寻的，前瞻的，期望的，解放的，创造的。每时每刻，你都有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人与事；每时每刻，你的思想和心灵都有可能受到滋润、激发、震撼或冲击。在路上，就意味着，你应主动拥抱世界，而不是断然拒绝这个世界；就意味着，你想真真切切地活着。在路上，既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既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在路上，杰克·凯鲁亚克似乎想说，要让生命更像生命，心灵更像心灵。
　　一旦上路，即便没有约定，你也依然会问：路的那头，什么在等待着我们？这是个未知。而未知总有一缕神秘的、迷人的气息，总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于是，你就开始想象。一路上都在想象。什么在等待？或者，我们在等待什么？某个人？某些事？某个动人心魄的景观？只要上路，什么都有可能。你就尽情地想象吧。想象中，时间变得轻盈，甚至不知不觉。南方在下雨，是那种蒙蒙细雨。有消息从百里之外传来。校园中，细雨霏霏，诗意缠绕，正是漫步的好时光。可与谁一道漫步呢？再度陷入想象。
　　有时想想，我们生命中的各种努力，说到底，都是与时间的抗争。意大利作家卡尔洛·莱维在评论《项狄传》时写道：“钟表是项狄的第一个象征。在钟表的控制下他出生了，开始了他那不幸的一生。钟表也成了他不幸的象征。贝利曾经说过，死亡躲藏在钟表之中。死亡就是时间，是一步步变得具体的时间，是慢慢分成片段的时间，或者说是渐渐走向终结的抽象时间。”因此，他断言，项狄迟迟不肯出生，实际上是在对抗时间，也就是死亡。对时间的这种认识，既有可能消磨人的意志，也有可能打磨人的意志，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了。瞧，我们正面临严重的时刻。
　　严重的时刻，诗歌会伸出援手吗？ 我们在等待什么？我们在等待“等待”本身吗？“等待”本身散发出莫名的芬芳。一路上，芬芳浮动，忘掉疲顿，可以做会儿梦了。 在梦中，也常常在漫游，那是梦游。那么，我们究竟是为了上路而做梦的，还是为了做梦而上路的呢？抑或一切都是梦？闭上眼睛，是梦。睁开眼睛，还是梦。人生如梦。天空在做梦，海洋在做梦，田野在做梦，林子在做梦。
　　诗歌，说到底，也是在做梦：试图替代现实，替代城市，成为人类心灵的另一番天地。
　　〔加拿大〕 弗朗索丝·罗伊：城市的历史几乎可以跟建筑的历史一样久远。十七世纪英国诗人亚伯拉罕·考利写道：“上帝创造了第一个花园，该隐创造了第一个城市。”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威廉·库柏也写道：“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可以看到，城市和城市当中的一切都是人类的杰作。加泰罗尼亚诗人和剧作家爱德华多·马其纳有相近的观点：人们建造大城市的原因是为了让我们产生想去乡村的愿望。难怪那些对惊奇美好的事物感兴趣的诗人都会描绘城市，不管是真实还是想象出来的。例如传说中闪耀的“黄金国”艾多拉多，吸引着无数狂热的诗人，永远处在争论的风口浪尖，并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根据《圣经》记载，所谓的天堂应该是一个浮于空中的花园，而其在地球上的复制品雄伟地竖立其中。跟艾多拉多一样，麦加在伊斯兰文化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信徒对其永恒地凝望。而有一些城市，先不说其鳞次栉比的街道和建筑物，仅仅是它们的名字就具有神奇的魔力和魅力：廷巴克图、 撒马尔罕、巴黎、拉斯维加斯、迦太基、威尼斯、佛罗伦萨、马拉喀什、圣彼得堡、庞贝、里约热内卢、摩纳哥、罗马、纽约、中国香港。这些城市不仅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见证了王朝的兴衰、时间的流逝和人类的想象力。我们可以在与马克·吐温同时期的美国作家汤玛斯·阿普尔顿的笔下看到他对某一个城市近乎狂热的喜爱：他坚持认为，只要是一个“好的美国人”，死后并不会去天堂或者地狱，而是去巴黎。 　　由于诗歌会关注、歌颂或者指责所有跟人类相关的东西，因此城市当然就无法逃脱诗人手中的羽毛笔。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人们都生活在大城市或者城乡接合部。因此，城市中的美丽或丑陋，混乱或浪漫，理所当然地在诗句中得到了体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尽管圣奥古斯丁说诗歌是“魔鬼的酒液”，但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对诗歌的态度却更加宽容：十六世纪法国国王查尔斯九世认为，诗人跟马匹有共同之处，我们应该喂养他们，而不是一味地催肥他们。诗人拜伦认为，高耸的山峰更能给他带来亲密的感觉，而城市的轰鸣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尽管一些诗人会偏爱乡村，但所有的诗人笔下都曾出现过都市的快乐与罪恶、进步和传说。诗歌一直生活在我们当中，描绘着人类奋斗的地点和方式。而城市，或大或小，不仅是大多数人生老病死的地方，也承载着我 们的梦想与希望，恐惧与罪恶。想象一下吧，如果卡瓦菲的《伊萨卡》当中缺少了伊萨卡，如果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城中小溪》， 抑或是爱伦·坡的《海中城市》，或是洛尔迦的《不夜城》当中缺少了“城市”，甚至波德莱尔的那些关于巴黎的作品中没有了巴黎，那诗歌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我个人来说，尽管无比热爱大自然，但还是在城市中生活了一辈子，而且我享受在城市中度过的每一分钟。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叫魁北克，是北美仅有的几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地方之一。作家皮埃尔·卡农的笔下曾出现过魁北克狭窄的卵石街道、銀绿色的屋顶和十七世纪早期的建筑风格，当然还有那夺取了无数欧洲殖民者性命的严冬：我十一岁的时候，在圣诞节前的某天清早，在连接李维斯和魁北克的渡船上，在一片寂静当中，我第一次看见了阳光下的老城，看见了低处的彩色屋顶，优雅的芳堤娜城堡顶就像一顶桂冠一样戴在积雪笼罩的戴蒙得角。那一刻，我的生命才真正开始。
　　如今我住在墨西哥，这个国家的世界遗产城市超过了十五个。有的建于史前，有的建于殖民时期。不管是位于现代都市下面巨大的特诺奇提特兰，还是闪耀的墨西哥新城，都激发了无数的诗意。没有人可以对瓦哈卡、瓜纳华托、萨卡特卡斯、坎佩切或者奇琴伊察的宏伟和美丽免疫。这些城市的街道记载了曾经的恐惧与重生、战败与伤疤，以及人类的罪恶。如今，我们的世界早已被无尽的战争撕裂，有谁能够拯救叙利亚的明珠阿勒颇呢？那些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建筑，三扇中世纪的大门和一万两千米长的古集市能在轰炸中幸存吗？是不是以后我们只能在诗句中去重新探访这些古老城市的遗迹了？
　　梁晓明：从某种意义上来看，现实指的是已经被人类开发，被从原始的状态中，按照人类的意愿和想象中的方式进行改造过的一种存在和展示。或者说，我们的现实大都已被各种类型的人类加以“开发”，并以各种人类的意愿世俗化了。我现在居住在杭州，杭州西湖天下闻名，但对于诗歌写作，我从心底里厌憎西湖——她的妩媚秀丽，她的青山绿水、瓦亭石阶。我可以欣赏苏东坡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也可以欣赏林逋的“疏影横斜”，但我却不能忍受自己写出这样内容的诗歌。试想，自古以来，除了赞美，还能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东西呢？西湖边有一座非常有名的岳飞庙，我至多写出这样的句子：“空下来的时候/我去看看岳飞/想想岳飞/用手指叩叩低着头的秦桧。”而这几句也早被我撕掉了。作为现代诗歌，一种思想和独立眼光的文学形式，往往美丽妩媚的现实反而使我们更加怀疑，而那些令人担忧的现实却变得更加直接，令诗歌的写作显得有一种可能性的出现。在这种令人不满足的现实中，诗人的态度出现了，同时，一种想象中的城市和现实也就渐渐显示。
　　此时，我想起昌耀，大西北的城市和风光是否成就了他？若他居住在杭州会怎样？另一面，我又想起聂鲁达。当马楚·比楚高峰矗立在他面前，当他写下“美洲的爱/和我一起攀登/每一块石头都溅出回声”时，我们能说，你聂鲁达又不生活在马楚·比楚山峰下。我们能这样说吗？我们只能和聂鲁达一起攀登，一起感受，一起叩问和追索，一同经历死亡和最后的歌唱。
　　在这种一起追索和经历的过程中，一种由诗人创造出来的现实（或者城市），渐渐地和我们的生命融汇在了一起，它慢慢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种体验和生命的记忆。但从根本上来看，这种现实（或者城市）却并不是眼前的，也并不是真正存在于可以触摸的真实状态中。所以，在面对“现实与想象中的城市与诗”这样的题目面前，我首先想到的是，诗与现实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闻一多呼吁让这死水更加腐烂，还是蒙住看向历史的眼睛，如郭沫若般猛烈地歌颂？我们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命运，这些一定都不尽相同。我想，我们首先要了解和确定我们自己所谓的现实与我们眼前的城市之间的关系，做好定位，我们才有可能展开属于我们自己的想象中的城市与诗歌。
　　我来，我看见，我想，我写。每个诗人都命定地写下自己的诗篇。从根本上来看，我们的后人只会从作品中认出和认清，我们作为一个诗人所处的时代的文学价值和诗歌的意义。
　　〔以色列〕 哈瓦·平哈斯·寇恩：诗文的背后是一个个诗人墨客，而诗人则是他们所处时代、生活和地域的见证者。绝大多数的艺术家都蛰居在大都市中，周遭境遇时而跌宕起伏便感物伤怀，时而又如同遁入空门便波澜不惊。城市无非是一个定义的空间，正如外间的大千世界一样影响着诗人和他们的创作。他们流连于广厦万间的片砖片瓦、仰之弥高的摩天大楼和风情万种的街头巷尾，还有那人潮人海的广场、教堂毗邻的空地和那熙来攘往的市集。有江湖的地方，他们都扮演着观察者的角色。好奇心、创意、诗与艺术是关键词。虚拟世界无法完全替代现实世界，它不过是熟知的现实世界的延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本身就自成一体。它有自己的欧文法则，尽管乍眼一看，它似乎并无界限。但对那些兴趣相同、对相逢充满好奇，并渴望以此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文化、其他时代的人来说，它便是一个聚会之所。过去，人们常常在靠近水井的地方相会，抑或是在集市或者教堂边，而如今，脸书或者博客同样能充当这样的集会之地。
　　我们此生生存所仰赖的一部分就是写作，而通过写作同样建立了一个共同体。它有时是真实的，有时则是虚拟的。通过在脸书上参与写作，便有机会扩大影响并通过这个虚拟世界打破地域和空间的束缚。我们虽然寸步难行，但仍然可以到达更远甚至语言不通的地方。尽管地域和语言是我们诗歌的根源，我们依然可以冲破这些桎梏。 　　我想就我的切身经历举一个例子。德州休斯顿大学的艺术家和舞蹈家亚可夫·沙利尔曾经读完我的一本诗集之后邀我相见。他用他的个人电脑向我展示了为舞台所设计的动画，里头的形象栩栩如生。尽管他们并非真实，作为虚拟现实却像真人一样与真实的舞者在舞台上共舞，那令我印象深刻，尽管那曼妙的虚拟舞者并不是在剧场而是在电脑之中。在看完一些时日的虚拟现实之后不久，我写了十二首诗，集成一册，题为《聚在当下：与图像的对话》。亚可夫·沙利尔回应了我现实里的诗，而我也情不自禁地为他的虚拟现实提笔作诗，敬它们的舞姿绰约，敬它们的悲伤与孤独。
　　刘红立：技术、信息及其构成的时代科技，贯穿和笼罩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在城市这个由来已久的文明试验场和集散地，文化的混战与苟合、妥协，乃至凝结与扩张，源于此也将扎根于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当代城市生活的本质。只不过，将来总是不会太远，我们这些人以及诸多的后来者，都将会退让于信息技术，甚至意志和精神也有被各种终端所篡改和掌控的可能。
　　技术的发展进步，科学的强大，甚至无孔不入、无所不能，其实有时是很残酷的。这种残酷往往让我们深陷其中又浑然不觉，自得其乐甚至欣欣然而又自入彀中。它们的幅度巨大但又不动声色，具有一种丝丝入扣的力量，并且指向明确又繁杂。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宿命，构成了我们当下的每个城市人的生活基调，尽管具有明显群居动物特征的人类社会从来各形各色，趋同变异。
　　“我们的大多数痛苦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相对于自然主义，科学与技术是人类在文明进步当中经验、方法等方面的总和。浩大雄浑的自然，精细宏大的科技，构成了人类文明最强有力的翅膀，但由于科学技术的无限扩张与“入侵”，使得人类不得不向自身的科学发明创造进行必要的妥协和不自觉的“让步”，甚至被其有效地“奴役”。
　　以上所说，尽管不可能人人感同身受，深有共鸣，但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大势。众所周知，在这个年代，很多城市人已经步入了信息解决一切的现实生存的基本状态。当然，还有一些人，因为物质方面的制约，可能稍微迟钝一些，但可以确定的是，全民信息化乃至人类的信息化、技术化肯定不再是梦想和神话了。“神行太保”“千里眼顺风耳”已经被当代科技所睥睨。
　　在这样一种光怪陆离、异彩纷呈的背景下，面对“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爱因斯坦语）的境况， 我们的诗歌写作到目前为止，仍旧或者说是更加难以与时代相匹配了。我觉得，尽管很多诗人已经意识到了技术环境的凌厉与强大，也就此觉得了某种意味，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写作，可是，相当数量诗人的笔触乃至体察，仍然与真正的时代现场及其本质不相适应。也就是说，我们身在其中，觉察和体悟的能力都非常强大与细致，但反映在诗歌写作中，多数还是囿于自身，没有对整个时代进行过精准深透的发现与呈现、表达与判断。
　　其实，每一种生活都是现实的。现实一方面具有非常具体的坚硬性质，另一方面也具有非常宽阔的想象空间。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根本的能力是在时代的内部，洞彻整个时代乃至人类的核心和本质，尤其是未来的走向。此时，我的种种困境，以及我们在日常当中的个体能体验到的那些越发深刻、辽阔的孤独，越来越仓皇的内心，似是而非的幸福之后所产生的莫名沮丧与不安，甚至罪感和茫然等等，使得我们在诗歌写作当中，不得不在静夜谛听个人内心在逐渐稀疏的轰鸣中的真实跳动，以及在熟悉却又陌生的人群中明确感到那种可触可摸、但又暗藏凶险的疏离的悲哀情绪。
　　也就是说，身在当下城市的人，其实都是特殊的个体，不断地与人发生联系，热衷于各种交际与沟通，但每个人最渴望的还是结束这一切，回到独处。从这方面来看，城市人就像无数的灰尘和商品，同质、同样地被运到某些地方，又以同样的姿势堆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由此来看，身在城市的诗人及其诗歌写作，想象力是被严重限制了的，其也是正在被技术竭力格式化的人的一种最宝贵的“天性与本能”。作为一个写诗的人，在成都这座数千年来诗意弥散、文化灿烂的城市当中，我的写作多数陷入了“个体的无限与狭小”“现实的嘈杂与想象的艰难”，以及“生活的繁复和诗歌写作的紧张与无力”等奇怪而又原本如此的怪圈当中。有些时候，我也会猛然惊觉，其实所谓的想象力大致是拯救或者说提升诗歌创作的有效途径。
　　雷诺阿说：“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由此，城市化将越来越成为我们未来多年生活的基本格调与形式。身在城市的诗歌写作，所要进行的，将是一种持续的历险——迅速的转换与自我意义上的“释放”与“缩紧”，当然诗歌的本质是宽阔的、深厚的、灵性的，也是大度的、具备气象的。庆幸的是，亲历时代，并且与一座城市乃至更多的城市发生扎根般的联系，无论我在其中如何存在，城市及城市的现实生活，都是我诗歌写作的基点所在，也是我想象力出发的港口与发射塔。
　　记住米沃什的一句话：“要想掌握现实的原貌，要想保持它固有的善与恶、绝望与希望的交缠，唯一的方法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翱翔于现实之上。”
　　〔美国〕徐贞敏：老实说，如果不是成都的缘故，我可能不会成为一个诗人，或者说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双语诗人。当然，我会写一些诗送给朋友，但是我也许永远都不会决定去出版我的作品，成为一个为人所知的诗人，并且尝试用中文写作。在我成长的亚利桑那州母校的课堂上并没有真正太多与诗歌相关的内容。当然，我在高中时代曾拜读过许多赫赫有名的美国诗人的作品，但他们大都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驾鹤西去了。我们学校没有邀请任何诗人来为我们朗读诗歌或者举办关于如何成为诗人的讲座，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小写诗。高中时期，我在一个诗歌比赛中崭露头角，幻想着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作家，虽然这样的念头或者梦想离我所处的现实相去甚远。最后，我上了研究生院并且下定决心要走一条更普通的人生道路，成为一名老师和学者。虽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将我的诗付梓出版，但要不是因为2001年的成都之行，那一天可能会迟到半辈子。
　　彼时，我还在攻读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从事中文现代诗的研究，我的导师莉迪亚·刘建议我到成都见一见翟永明，去她的“白夜” 酒馆坐坐，那里是当地诗人和艺术家的聚会之所。在那之前，我就知道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诗歌之城——1994年，我第一次踏足成都的时候，曾去拜谒过望江楼的薛涛像，在拜读杜甫的作品之后又慕名去了杜甫草堂——可我却不知道成都至今都還是诗与艺术的中心。我在1994年和1995年两次到过成都，迷上了成都的木结构建筑和怡然自得的慢生活，还有那河边的茶馆。人们安坐品茶，打打纸牌，搓搓麻将，嗑嗑瓜子。当我吃过了火锅，看过了川剧，我就知道我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我与翟一拍即合，她还向我引荐了一些当地诗人。当晚，我们去了另一个诗人开的酒馆。在那里，我遇见了杨黎、小安、刘涛和当地的一些诗人。翌日午后，我又去了翟永明在玉林区旧址的“白夜”酒馆。她将我引荐给诗人唐丹鸿，我们畅谈了三个钟头。后来，我同翟永明以及一些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音乐家们挤进了丹鸿的吉普车，一道去往成都之外的一个小镇。那里两江交汇。我们恰好在日薄西山之时抵达了目的地。他们租了一艘木船，点好了晚餐。在接下来的六个多小时里，我们在月下泛舟湖上，谈笑风生，吟诗作对。有人还引李白诗，谈到他水中捞月的传说。我记得那种感觉就像找到了归宿，与他们相伴我感到无比自在。 　　之后，翟永明、丹鸿和其他一些中国诗人朋友鼓励我将我的诗作付梓。那时我还只是用英文写作，但当我将曾经的梦想告诉翟永明的时候，她对我说：“你是个诗人。将梦想写下来本身就已經是一首诗了。”自那以后，她和其他的中国诗人朋友都鼓励我尝试用中文创作。2008年，我移居北京，一有机会，便会去成都——主要是参加一些在“白夜”举办的诗歌与艺术活动。后来，我开始花更多时间与成都的艺术家们往来，从他们的作品里汲取灵感，并与他们切磋交流，比如画家何多苓以及他的学生们，包括吴江涛、雕塑家朱成、建筑设计师刘家琨，还有吉木狼格、何晓珠、李亚伟等诗人。成都作为诗歌天堂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有囊括了大量作家、学者、音乐家和学生的社区，而这些社区成员们都互相交流作品和思想。趣味横生的交谈在成都已经司空见惯，在这里，想法和玩笑能不翼而飞，彼此碰撞，须臾之间就成了装饰艺术、妙笔丹青。又或者当你在“白夜”跳舞的时候，顷刻间，诗作已成竹在胸。使成都成为诗歌之城的，并不是它的摩天高楼、宽广的道路，也不是它日益提升的国际形象。成都之所以称为诗歌之城，是因为它富饶的诗与艺术的传统，是因为在这里每一天都被赋予意义（通过与朋友共度时光、分享创作、谈笑风生），是因为作家、音乐家以及社区读者之间的包容，是因为这座城的活力，耗时甚长的火锅晚餐与午夜烧烤，以及这里以节日、读书会、沙龙、艺术展与社区活动等形式对诗歌与艺术的支持。我逢人便说成都是我的天，以上种种就是原因所在。
　　汪剑钊：城市，作为一个历史标识与现实的存在，已深深积淀在现代人的心理结构之中。一方面，人们对城市文明和科技成果有着强烈的依赖，并借助它们延长并丰富自己的感觉，加强直面世界的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情感上“忘恩负义”地排斥它们，并在表述上予以诸般的拒绝，有时还刻意去丑化和诋毁。殊不知，城市原本就是人的杰作。人类是一种善于协作、互相沟通的动物。他们开始农耕文明或游牧生活时，便在互助、互惠的原则下建立了一个个群落和村庄。随后，其因流通、交换而形成了贸易和商业，逐渐出现了集镇，最后又因交流、运转和防御的缘故，将集镇扩大为城市。某天，我的脑子里甚至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城市或许是人类较早出现的一个行为艺术，它为诗意地栖居和生活艺术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起点，并且绵延至今。
　　关于城市与诗，有个一直困扰我并令我不以为然的问题是，一部分诗人任意抨击城市文明，不无夸大地赞美乡村的恬静与和谐，仿佛田园真的是一个最美好的归宿。可一旦让他们远离文明的成果，回归偏远、落后的山野乡村，却没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回去。记得二十年前，有位诗友曾经向我表达了对乡村的无比怀念，再三声称，愿意回到出生的老家，但同时又表示那里还是应配备有冰箱和空调。我想，如果在今天，她可能还需要网络和手机。应该说，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言不由衷，其人格存在着严重的分裂。
　　毫无疑问，城市确实有它的弊端存在。它的喧嚣和混杂，人际关系的疏远，自我放纵的残迹，胡同深处的垃圾，化学污染，理性面具下的疯狂，等等。但不容否认的是，它同时也带来了速度、秩序、卫生、 通信、安全等各种便利与享受，让人们的生命在物理单位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和创造幸福的更多可能性，同时设置了一个堪与自然灾害对抗、防御外敌的内部空间，为生命的安全与富足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诗人是时代和地域最灵敏的感应器，由时间裹挟而来的真善美和假恶丑，无一不在其笔底得到清晰的揭示与呈现。其中有中国的经典诗人，如杜甫与花团锦簇的“锦官城”，苏轼、白居易与“风光潋滟”的杭州。至于在外国诗人中，最著名的大约是波德莱尔与“忧郁”的巴黎，还有如萨迪、哈菲兹与酒香飘溢的设拉子，桑德堡与“拳击手”芝加哥，茨维塔耶娃与“非人工”的莫斯科，勃洛克、曼杰什坦姆与“红月亮”的彼得堡，博尔赫斯与“激情”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创作为所在的城市写下了灵魂的传记，在文字里建造了任由韵律和节奏穿行的精神建筑。
　　行文至此，我想为二十世纪初未来主义诗人的言论略做辩护。当时，他们对世界的看法确实存有偏激、片面的问题，其文化虚无主义的极端主张也应予摒弃，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们的宣言和艺术实验所包含的合理性。可以说，未来主义诗人对世界的期待中有相当部分受有人类本性的驱使，在审美观念上有着诗化生活的诉求，他们对速度和力量的崇拜，有着英雄主义集体无意识的遗痕。不容否认，公路、火车、飞机的出现，这些与城市文明有关的设计，在提速中缩小了世界的距离。可以说，摩天楼改变了空间伸展的方向，而那些经常遭受诟病的工厂和商场，则让欲望获得一部分合理的宣泄和规整，等等。如果无视城市文明中这些正面的价值，显然是不明智的，它可能会把人类重新推回到蒙昧时代。
　　城市的出现与发展，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让世界逐渐变得抽象化，实际上对想象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当代诗人必须调整思维的走向，改变自己的审美陈见，锻造与文明同步的诗性感受力。如此，我们才能感知事物的真相，为所处的时代写下证言和对未来的期待。今天，我们来到了成都，这是一座“诗圣”杜甫曾经赞美过的城市。当我们吟诵“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或者“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样的诗篇时，作为当代的诗歌书写者，我们自然有义务以自己的创作予以回报和致敬。
　　〔荷兰〕 杨贝柯：作为一个物理空间、一个共同体、一种居住场所、一个有机体或一系列的动作，城市对当代艺术形式起着关键作用。它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活动中心或一件艺术品，更多的是作为展示现代艺术形式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和城市有许多相似之处。
　　诗歌是一座语言城市，是一种复杂的异质体，既可以部分起作用，又可以整体起作用。正如城市包含了使其充满活力的排水、电力和交通系统一样，诗歌包含了隐喻、象征、音韵这些元素。你快速阅读许多日新月异的当代诗歌，就像在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一辆公共汽车瞬间阻挡了你的视线，汽车离开后，视线变得开阔，十字路口却挤满了过马路的人。 　　正是诗歌中出人意料的变化性、情感的多样性、隐含的意义、不间断的关系变化，使得城市和诗歌之间的相似性更明显。
　　因此，十九世纪中叶，当今西方世界最普遍的詩歌形式和现代主义一起出现，诗歌正是伴随城市激增而意识转变的产物。现代主义诗歌与城市互为镜像，并在重要作品中同时出现，如波德莱尔的作品，就像这些作品对城市做记录一样对城市做预言和定义。
　　城市是居住的地方：如果有什么可以去定义一座城市，那必定是居住在城市中所有的居民。在西方学术作品中浏览有关定居与诗歌关系的文章和文献时，人们一定会发现马丁·海德格尔的文章。他是一位受人尊敬却有争议的哲学家，写出了“人，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句子，这个短语来自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的诗歌。马丁·海德格尔在文章中试图解释这个短语的含义。
　　他指出，当荷尔德林谈及栖息地时，其眼前已经有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栖息地与诗歌有着特殊的关系，例如，诗歌首先使得栖息地可以栖居。诗歌是真正让我们栖居的地方。他还说，栖居是建立在诗歌创作的基础上，诗歌是一种建筑，让我们得以居住。只有当人们创作诗歌时，他才有能力建造这样的建筑。写诗是一种创作手段，任何诗歌创作都意味着要采取措施。
　　我们可以说，诗人创作诗歌，就像建筑师和其他人用石头、混凝土和其他建筑材料建造城市，或像用几何和虚拟图像建造数字化城市。考虑一下音韵重复和修辞形式，实际上，诗歌的全部意义在于其精确的语言，而非存在于语言之外。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建筑师是用建筑来思考，就像诗人用诗歌思考一样。
　　诗歌为其读者提供的，与城市为其居民提供的是不同的，如果读者可以被看作诗歌的居住者的话，城市提供物质空间，诗歌提供的是心理或精神的空间，但两者都可以为人们提供庇护、空间、安全感、归属感，以及冒险和探索未知地的能力。这个未知地首先必须是一个可以使你与他人的思想、行为联系起来的地方，让你兴奋，给你慰藉，又不时地让你感到不安。
　　城市和诗歌从虚拟的建造形式的角度看，都具有相同的结构、语言、表现形式、人际关系和逻辑关系。诗歌的数字形式与真实形式没有多大区别。如果语言是诗歌含义及结果的载体，那么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则具有相同的影响。
　　虚拟城市缺乏现实城市的物理表现，但它经常扩展构成其核心的结构性建筑和社区。它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城市，可以像在虚拟城市中虚拟出现的人一样小，而如果每个人都进入虚拟城市，它就像整个世界一样大。
　　正如维特根斯坦认为的那样，哲学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疗法，或许诗歌和城市都具有激励读者、观众和居民参与其中的潜力。当他们积极参与时，诗歌和城市是有用的，并且使其与用户的关系有了新的意义。
　　徐南鹏：我一直期望与一座这样的城市相遇。第一眼见到它，就如前生之约，此生所有的残缺全部得到弥补。像春风，也像醉意，或是顿悟。一座诗歌之城，一座想象之城，在前路等我。
　　城有一个秘密入口，一条岔路通向城门。那不是桃花源式的，没有误入，只有必然。一个入口得以辨识，是对诗人的情感、学识和品格的考验。只有诗人，也只有合格的诗人，才能用独到的眼光找到这个入口。甚至，没有维吉尔，也没有贝雅特丽奇，能够引导你得以顺利进入。路口隐秘，一如诗的神秘。
　　一个被诗神指认的人，果敢地从人流中走失，走上这条清幽之路。小路由青石铺就。可以想象，此前已经有许多人走过这里，路面才能磨得如此光滑。月亮升起，在东山上，带着汉唐古玉的光芒，微微泛黄，凝滞、迟缓，但温暖。路边生长着那些被诗人吟诵过的树木花草，像《封神榜》上的诸神各得其位，不争宠，不杂乱，海棠妩媚，睡莲清幽，雏菊灿烂，芝兰静雅，四时为序，次第开放。你可以慢慢辨认浮动的暗香，体味它们的主人情怀，就像在博物馆细细品读某个历史时刻的印迹，饱含对久远之境的景仰、钦羡和感喟。月光透过开满春樱、栀子、紫藤的树枝，斑驳一地，和远处起起落落的流萤，一路陪伴在你左右。
　　城门在望。一座简约、素朴的城，汤汤流水蜿蜒环绕，如母亲的臂弯，温馨可靠。每一块城砖皆由诚信烧制而成，城墙的高度约等于人类信心的高度。进得门来，必须先把俗世虚荣的外套以及自矜自大抛入火中，任一把火烧了去，只留一颗勃勃赤子之心。城市不大，格局简洁，如明式家具，几条街市纵横交错，中有内河。河水安静如湖。河是明月之路，拱桥、桨声和高高低低的屋脊，如期迎来月光的满盈。临水的窗台，开窗要格外小心，预防一轮满月撞来，惊起庭前酣眠的小猫。而茶坊酒肆，琴瑟笙箫，开门即闹，闭户取静，诗人们各得其所。临风把盏，对花伤怀，把玩的是才气，是襟怀。但有二字，诗人不可忘却， 一为“礼”，一为“义”。不知礼，无以立。诗人一言一行，放浪也好，矜持也好，均不失于礼。君子义以为质。真正的贵族，从来都是遇到危险和困难的时候，率先挺身而出，挥剑而上，以沃血育养精神，以铁肩担起道义。“礼”“义”二字，正是诗心的本真。失缺这二字，诗则无立足之地，无植根之所。诗歌从来不举道德的旗子，它没有这个必要。诗歌从来高于哲学，诗歌力量早已穿透时空，但一直驻留于人心， 荡气回肠。坦克终究会生锈，炮弹终究会烂掉，但诗歌之树长青。
　　一座城，一首诗，构成生命的真实和梦幻，而本义不言自明。我走在广场上，一场诗会正在进行，主题是“现实与想象中的城市与诗”。诗歌的努力，在于使人从猪一样的生活困境中摆脱出来成为可能。
　　〔哥伦比亚〕 胡安·玛努埃尔·罗卡：书籍和诗歌，通过享受利于思考的逗留，将我们凝聚。打开一本伟大之书或一首伟大之诗的大门，有如进入一座城市。里面充斥着奇迹或者失败，人类的奢华和苦难，建筑和梦想，意料之外的亲吻或是侵略，水泥建筑和谜一般的脸庞。无论从哪一点看，我们都是城市这本嘈杂之书的居民，就像福尔卡纳利在《大教堂的秘密》中描写的古老居民一样——石头的读者，空间的译者，有固定生活方式的公民。
　　詹姆斯·乔伊斯和都柏林，巴黎和安德烈·布勒东，佩索阿和里斯本，纽约和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此外的另一点思考是关于书籍和诗歌的自由性。由于缺少允许文学作品自由进出一国或一座城市的海关，书籍和诗歌受护于几乎无条件的治外法权。
　　将无形的毫无正统可言的护照，签发给作家的自由意志。于是，在君特·格拉斯的书中，我们可以成为柏林铁皮房的居民；或者逗留在米加伊尔·布尔加科夫笔下的莫斯科，为了观察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魔鬼如何抵达克里姆林宫；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书中，我们能在雾的窗帘后面行走；能在古斯塔夫·梅林克的布拉格的犹太人居住区穿过格莱姆大街；或进入第戎大教堂——Allysius Bertrandt，在那里讲述《加斯巴之夜》里的魔鬼的故事；或者像可怜的巴特尔比先生那样，成为枯燥乏味的办公室的临时住户。浏览一首诗犹如惊奇地进入一座城市，浏览不同的领域并像优秀的旅行家一样对它进行探索。读者和游客同属一家。
　　邰筐：自从柏拉图把诗人逐出城邦，两千多年以来，诗人在城市里的合法性就一直遭受质疑。柏拉图对诗人的要求未免过于苛刻和偏激，他驱逐诗人的理由有三：一是诗人不够理性；二是诗人与现实太隔，离真理太远； 三是诗人对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过分宣泄，怕有不好的教化作用。但柏拉图并不抵触诗歌，因为他说过：“要是消遣的、悦耳的诗歌能够证明它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有存在的理由，那么我们还是非常乐意接纳它的。当然，它必须有益于建立‘正义’的城邦和培育‘正义’的人格。”
　　理解了柏拉图的意图，他心目中好诗的标准自然也就出来了：好诗要理性，好诗要真实，好诗要有精神向度。这个标准不仅在今天依然适用，我想，就是再过两千年也不会过时。
　　英国诗人库柏也曾说过：“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一句话好像一下子就定了性：乡村是神性的，而城市不过是物质的产物，诗神似乎并不住在那里。
　　无可争议的事实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现在的诗人十之有八九生活在城市里，或者正奔向城市途中。但自“五四”以来，却鲜有好的城市诗歌出现。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印象深刻的是顾城的《鬼进城·之三》、王小龙的《出租车总是在绝望时开来》、梁平的《重庆书》、杨子的《胭脂》、黄灿然的《货柜码头》。
　　大部分所谓的城市诗歌，要么只是躲在城市高高的楼群里，朝着乡村偶尔优雅回望，要么只是对城市表象的隔靴搔痒和居高临下的悲悯贩卖。
　　抒情的场域变了，再弹老调子就显得怪异。换句话说，书写对象决定你的言说方式。你站在城市的立交桥上面对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的时候，和你站在村庄月光下一片麦地里的心境肯定是不一样的。人们在城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心就走得越远；心走得越远，离开的渴望就会越来越强烈。大家似乎一开始就站在了一个悖论的诗歌立场上，即肉体生活在城市，灵魂却好像一刻也没在这里待过，而是如梦一般游荡在乡村。这个“乡村”也不是当下那个正不断遭遇强拆和空巢的乡村，而是一片深藏在他们记忆中甚至被他们净化过的精神私域，它的位置也许离心灵和天堂更近一些。
　　圈养在都市的人类，只有日历的更替，而缺少了对四季的感知。我们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不再抬头看星星了。但你抬不抬头，星空都在那儿；你信与不信，诗神依然住在白云的城堡。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信的。我们都曾像仰望星空一样寻找缪斯的影子，在我们的心里，或许只有彩霞的霓裳和白云的宫殿才能与之相匹配。后来，我们一次次被现实教训得头破血流，在生活的泥淖中一次次陷落， 而诗歌也从云雀变成了灰头灰脸的土鸡。
　　我们最终因自身的庸俗而失去了信仰的力量。波德莱尔曾说：“一个旁观者在任何地方都是化名且微服的王子。”我的脑海里常常重叠晃动着这样几个画面：一个画面是，波德莱尔躲在巴黎某个小酒馆的角落里，津津有味地听下夜班的工人发牢骚，听狂热的波希米亚人密谋政治；另一个画面是，桑德堡在喧闹的芝加哥和屠夫、小贩混在一起；还有一个场面是，狄更斯每天晚上都孤独地穿过半个伦敦。
　　就是这种旁观者的角度让波德莱尔写出了《恶之花》，让桑德堡写出了《芝加哥》。就在一次次的漫游中，狄更斯构思出了《双城记》。在今天的城市，诗人似乎只有回到大众之间，学会在人群中思考、在游走中张望，才会让诗歌获得安静的力量。
　　在城市拥挤的人群里，单靠外表已很难区分哪个是诗人，但我知道， 诗人从来都是怀揣秘密图纸的那个人，就像卡尔维诺一样。他们每个人心里都裝着一座“看不见的城市”，那是一个可以容纳诗神的地方。
　　〔立陶宛〕 科尼利厄斯·普拉特利斯：对我来说，值得谈论的城市是我的故乡。在这里，所有的事物和图像的名称都来自语言。语言变得个性化，并且为我们的抽象概念找到了具体形象。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创建的。后来，我见过许多城市，更漂亮、有趣，令人惊叹，但是它们都不能改变最初我用图片和文字对它们的界定。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生活在一个名叫希奥利艾的立陶宛小镇。那时，我的脑海中没有任何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虚幻世界，然而那时的现实生活却比当今由网络屏幕上蹦出的文字和图片构成的生活更加虚幻。那时候，充满了来自未知地域的初识和幻想。现实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并未分为真实与虚拟两部分，无须质疑。虽然诗歌美丽，但对当时的我而言，它什么都不是，因为它不能解决实际或者更基本的事情。那时，我生活在一个有八万居民的城市，是我的幅员六万五千三百平方公里的祖国的第四大城市。与此同时，有三百七十万居民居住在欧洲东北部波罗的海的东海岸。我知道，对中国人说我生活的“世界”太大，这听起来很可笑，而且它只有几条邻近的街道和两个小公园。但我仍然记得这个“世界”有多大，物体之间的距离很长，其中蕴藏着许多快乐或可怕的冒险。
　　我长大后，学校开始把它的文化强加到我身上。我最亲密的现实世界开始萎缩，而我的想象力和知识培养着一个更大的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既看不见也摸不着，除非在电影或我十几岁才有的电视中才会出现。渐渐地，我不再相信学校和官方的知识、信息以及我父亲教我的东西。我没有开始质疑全部的现实，也没有像青少年通常做的那样盲目相信现实，并把现实划分成非黑即白，这种划分过于单调，所以，我的城市是白色的，只有人际关系让我的世界观变得多彩。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白色变成了彩虹，我的世界再次变得五彩缤纷。我开始质疑现实：“什么是真的？”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物理问题——不同的理解角度、情绪和感受，像不同的镜头带来不同的视角。我搬到更小的城镇或者开始在更大的城市工作，但这没有什么不同。 　　这个世界繁荣又萎缩然后又再次扩大，文字和图片不足以描述这一切，因此，有了诗歌。这与我的故乡有很大关系，语言产生了原始的世界，原始的世界又充实了语言。在那里，什么是真实的，什么又是虚拟的？我尽量不故弄玄虚。我觉得我自己心中有一个虚拟的世界，又有一个现实的世界，例如责任、目标、工作、官方和私人会议。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世界观和心理世界，有些人你深爱，有些人你喜欢，有些人与你或长或短地相见。但是这一切让你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不同的诗意感受，无论是城市还是村庄，就像他们使我小时候生活的希奥利艾变成白色一样。这些地方开始唤起你的诗意的语言，让旅行者的印象升华到艺术的层次。
　　这不是一首诗，是我的书封面上的一段话：
　　当我思考诗歌时
　　我却在诗与感受诗歌的自己之间迷失了
　　有没有可能找到我与诗之间的边界呢
　　诗歌就像风：不知道它来自何处
　　去向何方。也不知道它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多么奇怪和天真——这是风设下的陷阱
　　写诗的人该有多狡猾啊
　　哑石：长期以来，我觉得思索生命的意义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甚至是无甚助益的。常常，我不由自主焦虑的是生命的具体形式，是这些具体形式中生命流动的质感。
　　譬如我长期踯蹰的这条街道，仿佛多年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了。它的改变和保留都非常有限。黄昏中，我能清晰望见街面上慢慢腾起的粉尘。也许，这有些落寞，但花粉病人却能无恙通过的淡灰色烟瘴，最大限度地混合妙龄女郎丰满肌肤发出的微热的呼吸。她可能是一个生活的乐天派，领口开得极低，常常梦游，自己却不知道。有一次， 她竟然在明媚阳光下嗅出街道散发着浓烈的罂粟气息。也有可能，她是个半吊子的令人生厌的虚无主义者，总是和行道树浓荫下的旧衣摊小贩拌嘴，然后两手空空地走进一间名叫“深色之蓝”的水吧，很娴雅也很有快感地喝上一阵子冰水。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而这一个也是街道上那些有着清醒表演意识的众多女郎中最为模糊和幸福的一个。
　　其实，一个人的内心比这街道还要微妙、混乱，即使他生活得非常 “明白”。常常，生命被另一种力量取代，并沿着那种力量的惯性永久地滑下去。你不可能清楚，为什么她与你要在平庸的街道上相遇，并于相互的眼神中留下永久的擦痕。而那些街树，依然会岁复一歲地青翠、枯萎，哪怕你总有不恰当的感觉：它们被强制性地排成整齐的队列，衬以愈来愈诱人的霓虹招牌和建筑物。那些不知名的雀鸟把清鸣留在了哪里，当她们翻飞、纠缠，并在人行道上抛下柳絮状的阴影的时候？
　　所以我对生命的焦虑，依然浮现着生命之一般意义的暗褐色水印。这是个悖论：当你渴望着摆脱虚无，进入那无嗔无怨、结结实实的 “在”，晦暝的远方就总在你身边，惊扰你，拍打你。甚至你有可能在白日梦中伸手触摸到它朱红色的、一不小心就带有暴力陷阱的触须。当你郑重其事地对待它，力图弄清楚它的含义、手势，尤其当你试图将其作为影响了体温的具在之物并萌发与之交流的想法时，它又会毫不犹豫地逃之夭夭。这时，生命更会陷入一种毫无感应的状态。渐渐地，你将变成“披着洁白羊皮的狼”，或者变成沉沉暮气中将街道踩得咚咚直响的独角怪物。
　　于是，里尔克以一种无比精确以至于有些夸饰的语调写道：
　　他们饲养它不用谷粒，
　　总是只用或然性，它应在。
　　这或然性赋予它如此强力，
　　使它从前额长出一只角。独角。
　　洁白的兽走近一位少女——
　　映在银镜中，映在她心中。
　　（《献给奥耳菲斯的十四行诗》第二部之四）
　　这样，诗便既不是对于生命一般意义的沉思，也不是在内心混乱的世界中寻求和确立一种秩序的意志。诗之于我，只能是具体流动的有生命质感的语言“呼吸”。它使我明白，置身其中的“街道”，我只能谦卑地斗争。这斗争既漫长得无边，也没有获胜的真实可能。诗，是一种具有语言良知的沉沉香气、压力。要知道，我们只能在这条平庸得无法改变的街道上遭遇，并渐渐培育出灵魂里的光，否则，生命将是异常虚妄的。
　　〔英国〕 施笛闻：城市给人既宽阔又狭窄的感觉。城市地理的主要特征是马路，有的道路的交角垂直路口和交叉点呈几何特征，也有的如月球脱离了轨道般毫无设计，夹在两边凹凸不平的楼房中间。城市马路就像一条条排水沟，而水沟的两壁似乎升向天空。这大概是大部分城市的特点。这些马路延伸到四面八方，城市居民总是生活在其间。不仅城市的实际大小会禁锢它的居民，而且城市给人的巨大的心理感觉也让人们放弃离开：所有的伦敦人都感觉，伦敦以外的事物都遥不可及。如此，城市给人扩张的感觉。这也让城市变得拘谨，因为你不能（或不愿）离开，而且你得在排水沟里走着。柯尔律治起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抬眼凝视天空，天空是城市里唯一的自然微光。后来，他找到了更彻底的解决办法——搬到乡村去。对柯尔律治来说，诗歌与自然携手并进是理所当然的。诗歌里没有城市的一席之地，城市也不是诗人的居所。
　　诗歌始终具有一种地域性，无论是贝都因人描述沙漠旅行的颂诗，还是那些因触犯皇帝而被贬谪僻壤的古代中国士人的风景诗。而柯勒律治和当年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面对着特殊的地理选择：英国工业革命下迅速发展的城市或者乡村。大部分英国人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时候，诗人选择了自然。他们写的大部分诗歌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了这个选择。
　　我理解他们对城市的不安。当时的科学技术正加速把世界进行归类、整理、控制。只有大自然仍然保持着某种超越性，因为大自然似乎无条件地、神秘地存在，在人类与机器之外。而在城市里，一切都经过安置，都是人类计划和劳动的产物——秩序带来的乏味的智力。唯一剩下的选择是抬眼凝视天空。
　　然而对我来说，城市不是这个样子。首先，世界上所有城市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给大自然让步——在有山有水的城市比较明显，城市的直线与自然的曲线发生碰撞——城市从内部开始离散。确实，一条长长的街道展现了规划（而大自然则没有），但是不能说它是有秩序的，因为街道的设计过多。在一个点上集聚了太多想法，太多人宣称对这个公共空间的主权（大自然则是无人触及的空间），因此在城市逛逛， 所能看见的不是秩序，而是混乱：不同建筑风格的拼凑，许多颜色的杂糅，不同的楼房高度和形状挤成一条毫无理性的弯曲小道——跟荒野之地一样来历不明。城市设计师无法预料他们建造的东西会产生什么样的奇特空间和景象，它们也将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城市是所有人的（而大自然无人占有）。如果柯勒律治偶尔低头看看四周，也许他会看出城市比他想象的有意思一点儿，也很有可能看不出来。他忙着写自然的虚拟现实——自然的和谐，自然的美。这是幻想。石与云之间没有什么和谐：自然之所以美是因为它超越“平衡”“秩序”这些人造的概念。随便看看任何现代城市都能发现一样的现象。
　　确实，颂扬城市的现代诗人写的诗和浪漫主义诗人的一样虚幻。街并不像“一场讨厌的争论/带着阴险的意图”——乍看之下意图阴险，仅仅是因为那不再是你的意图。这两种虚拟的诗歌写作方式都反映了生活在某处的意义，对陌生化的环境现实进行反思：就自然而言，人是外在的；就城市而言，人类创造了城市，可城市与我们割裂关系，成为一个彻底的他者。
　　大部分诗歌彰显了地域感，不管是马路、沙漠，还是森林。而诗歌本身也与城市有某种契合。一个诗人写完一首诗后，常回头看看自己创作了什么，他时常需要问自己：寄寓在这些纸上街道的所指究竟去了哪里？它们把这些街道弄成了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