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缅怀这位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奋斗不息、忘我工作的老红军，也是对中共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会师80周年的纪念
刘琦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从事情报侦察等工作，长征中曾任红一方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侦察科技术书记，红四方面军侦察科长，三次过草地，又在西路军总指挥部任情报科长，1943年春从新疆回到延安，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交际科长、经济建设处处长兼督查处处长。我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办公室工作时曾在其领导下工作十几年，深被他对革命忠贞不渝、兢兢业业的忘我工作精神所感动。
携电台投奔红军开始革命生涯
刘琦（曾用名刘奇），江苏省徐州人，1912年7月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贫苦家庭，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即去世。父亲带着他和哥哥艰苦度日。高中毕业后，到徐州火车站干活，后经人介绍，在火车站学收发电报。1930年春，赶上国民党军队征兵，需要懂电报的人员，刘琦就被招兵到了国民党军队，干起了电台的工作。
1931年秋，刘琦所在部队开到江西，参加了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但他却一直寻找机会想投奔红军。终于在1932年1月下旬，他趁部队休整之机，以修理电台为借口，得以投奔红军。当时的红军首长获悉他的情况以后，给予了热烈欢迎。至此，刘琦带着电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32年，红军有关部门安排他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利用他的特长，破译国民党军方面的密电，以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冬，红军保卫局被撤销，刘琦在胡底任科长的执行部预审科工作，且与胡底同住一室。期间，还成功地粉碎了敌特的反动阴谋，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其后，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文化教员兼中华苏维埃联合合作总社管委会主任委员、飞行（机）场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长征路上化装侦察和三次过草地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刘琦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为了加强徒步侦察情报工作，在云南扎西（威信）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侦察科，由刘伯承总参谋长直接领导，科长胡底，刘琦为该科技术书记。侦察科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前进驻地及其附近敌情（包括人员、编制、装备等）；绘制驻地周围路线图（包括山、水、桥梁、船只、道路情况和距离等），并找向导；进行社会调查（包括沿途的村庄、人口、房屋、粮食、商店、社团等）。部队和机关出发前，侦察科先派侦察队随先遣部队从正面或侧翼搜索前进，有时为了便于侦察，也着国民党军服，伪称为国民党军某部。刘琦曾率十余名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突袭到昆明东北约20公里的杨林镇，闯到龙云所部一个少校副官面前。副官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刘琦答曰：“薛岳部打前站的。”此时龙云部队正盼着中央军的到来，副官兴奋起来：“你们来得好快呀！”马上抄起电话报告龙云的副官长。正当副官招待刘琦等“中央军”之际，红军后续部队和机关开到了杨林镇。副官听到街上熙熙攘攘的噪杂之声，惊愕地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刘琦答曰：“红军！”副官吓得意欲逃走，哪里动得了。此刻，电话铃响，刘琦对他说：“不要怕，按照我们的意思回答昆明，决不伤害你。”副官在与龙云副官长的通话中，对方说：“据飞机侦察，共军已到杨林，你是在共军监视之下，是叛徒！”刘琦等对这位少校副官进行了一番工作之后，便放了他。1951年，刘琦从广州到北京，正好与在香港宣布起义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同坐一个火车包厢。途中闲谈时，龙云颇有感触地谈及当年红军过云南时红军俘虏政策的宽大，并提到在杨林被俘的那个少校副官被放回后颇有影响。刘琦笑逐颜开：“老主席，对不起，那是小老弟干的。”龙云随即起身同刘琦握手，表示敬意。
侦察科每次到达宿营地后，都是立即按要求写敌情报告并绘制较为详细的前进路线图，在11点左右呈报刘伯承总参谋长参阅。刘琦在长征途中亲手绘制了一箱子地图，后在长征途中遗失。
当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之后，于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4月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确定了继续北上抗日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南下川康边地区或西进青海、新疆，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主张。红四方面軍总指挥徐向前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8月18日，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并肩穿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北上甘南。经过七天的艰苦跋涉，红军穿过草地。其后，张国焘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分裂中央。此时刘琦与胡底等被安排到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工作，刘琦任秘书科长。张国焘强令部队又一次穿过草地，开往川西地区。党中央多次批评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朱德（当时在左路军）、徐向前等的坚持下，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于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三次越过草地，向甘肃前进，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这样，刘琦等被派往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是越过了三次草地，其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刘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路军血战和艰苦征程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主力集中，当时陕甘苏区粮食和经费困难已极，难以支撑；蒋介石又调集兵力，准备组织“通渭会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河东的西（安）兰（州）通道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1月8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之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及总部机关共两万一千多人，在西渡黄河之后，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刘琦又作为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情报科长，沿河西走廊向西挺进。一路上，与拦截的马步芳、马步青等西北军阀进行了多次残酷的鏖战，特别是1937年1到3月在高台、倪家营子一带的战斗，几进几出，极为惨烈。红军损伤惨重，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等壮烈牺牲。西路军在河西的艰苦征战历时半年多，歼敌两万余人，自己也损失伤亡多半，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1937年3月12日入夜，红三十军历经血战保留下来的部队从梨园口进山，宿梨园堡。这是个不大的镇子，约有近百户人家，依山筑有围墙。部队立足未定，敌军即衔尾追来，包围了梨园堡。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突围被迫再次向深山转移。在行进的路上，曾传六（当时任西路军总部保卫局长）、黄火青（当时任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和刘琦同行时，遇到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李先念叫他们三人留下随三十军行动（当时总指挥部机关干部统统编入干部团）。不几日，传出消息说，中央同意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并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委书记，李先念为副书记。
部队沿祁连山脉西进的途中，敌情不明，线路不清楚，食粮发生极端困难。一天傍晚，李先念政委要曾传六、黄火青和刘琦三人一起，先行一步，设法解决食粮、路线和向导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三人心中无底。历史上清朝军队对这一带回族的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回汉两民族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加之敌人对红军进行造谣诬蔑，使祁连山区的游牧民族皆闻讯逃避，给西路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次日天将黎明时，刘琦和黄火青、曾传六三人行至一个山顶上，商定兵分两路，曾、黄二人在山上观察，由刘琦带一名警卫员下山去闯。刘琦和警卫员骑马下山走了一段路，天色渐亮，发现一个牧民正在放牧一群羊和十几匹马。这位牧民怀抱一个幼儿，见红军过来，上马要逃走，因语言不通，警卫员上前将他拉住，他掏出锋利的随身短刀向警卫员刺来。警卫员躲过利韧，将这牧民拉下马。正在着急之际，正好红三十军的一个参谋骑着骡子经过。刘琦要他速回部队报告。
稍顷，部队来了。这个牧民连同他的羊和马被带回来以后，炊事员忙着宰羊做饭，为官兵们充饥。牧民出于恐惧并心疼他的马和羊群，不吃不喝，抱着幼儿哭泣不止。因为语言不通，刘琦等只得用手势向他示意说，出于无奈，才把羊、马杀掉吃了，并当即取出金锭（大大高于其羊群和马的价值）给他作为赔偿，他坚持不收受。从其疑惑的表情可以看出是对红军不信任。可是，当他观察到刘琦等人与原来（一个月前找到的）的那个少数民族向导亲密无间时，态度稍有缓和。经过再做工作，主要是在生活交往中感化他，他的疑虑解除了，金锭也收下了，并流露出一种信任和喜悦。待他情绪稳定后，刘琦便同他促膝而谈，用打手势，就地摆石子的方法，来确定地名、位置、地形、河流等，绘制成草图。他还答应作向导给红军带路。食粮、路线和向导这三项任务出乎意料的顺利完成了。李先念等首长都非常高兴。
渡疏勒河望“海市蜃楼”
部队继续西行。但草图的前进路线上标有悬崖峭壁，车马难以通过。刘琦遂向李先念政委等提议：“部队在原地露营，我和警卫员、向导连夜搜索前进，沿途设路标识别，如果有敌情或牺牲了，他人立刻回报；如果无法通过，立即回转；如果可以通过，就地等候。”就这样，刘琦三人骑马先行，当到达有障碍地点时，即下马探路。虽然山势奇陡，但尚可通过，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刘琦三人按预约办法就地等候。中午时分，部队到达，按刘琦所探之路下山。
西路军部队一直在高山气候中行进，在迷失了方向之后，便艰难的爬上一座山顶辨别。山上，狂飙呼号，卵石滚飞，寒光照单衣，气短腹中饥，令人难以支撑；脚下，山嶺像巨大的银蛇亘卧南北。原来这里就是地理上的分水岭，乃祁连山最高峰，海拔5500多米。依此来判断部队所在的位置，山外对面便是肃州（酒泉）。
部队西行到安西县城附近村庄时，敌骑兵出动将我军包围，经过激战后，敌兵退去。李卓然命刘琦设法找到一条西进之路。刘琦立即派一个得力侦察员找来一个曾走过私的人，指点如何躲过疏勒河淤泥，走河底铺过石子的走私人曾偷偷涉水的路并插上标记，部队于当晚由此顺利过河。4月26日黄昏前，红军800余人到达红柳园子，与跟踪而至的敌人骑兵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大家分头突围，一些同志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军未予追击。事后到了新疆才了解到，甘肃的马家军曾同新疆的盛世才定有密约，以红柳园子为界，越界者必遭反击。因此，马家军深恐中伏击，未敢对红军追击。
冲出包围圈后，大家在戈壁滩上休息。烈日当空，极为干燥。部队此时已三天滴水未进，嗓子干的像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也难以下咽。这时有一位战士看到远方有一片淡绿色的汪洋大海，大家高兴地奔去，到跟前什么也没有。回过头来，又见一片汪洋，又往回奔，仍然是一场空。大家疲劳已极，停下叹息。有人说，这大概就是书上说的“海市蜃楼”吧。正在无可奈何时，一位同志的马不见了，他去追马，发现马闻到了水味，在一个两间屋子大小的水坑里喝水。他立即回来招呼大家去喝水。见到这救命水，同志们也不管水面上的绿苔和小孑孓了，都痛饮个饱。卫生部长苏井观幽默地说，我这卫生部长也不讲卫生了。
陈云在星星峡接应西路军残部到新疆
在这救命的水坑旁，大家边休息边商定：奔向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当时由于对新疆的情况不了解，不准备在新疆久留。为预防万一，便各自编造自己的身份，如医生、文书、马夫等。行进中隐约看到远处两山环抱，中间洞开，顾名思义，知道这里就是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忽然看见对面开来一辆大卡车，莫非是敌人搜索来捉我们？李先念政委命令：立刻卧倒，准备战斗。汽车上的人发现我们后，立即停止前进，并手摇红旗向我们示意。这下子把大家弄糊涂了，红旗是我们的红旗，难道是敌人施计谋来捉我们？车上的人仍在原地摇动红旗。于是，李先念向曾传六、黄火青和刘琦说，你们三人前去探个明白，我们在这里准备战斗。接触后，车上的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副官，陈云同志已到星星峡，知道你们在山里，特地要我乘车来接你们。”为了弄清虚实，详细询问了陈云的年龄、说话的口音、身材等情况，以及已到达星星峡同志们的情况，经过对话和观察，方知确是自己的人。于是刘琦三人回身告诉其他同志。大家乘坐这辆卡车到了星星峡。看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时，每个人都不禁泪如雨下。陈云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党的财富，到后方好好休息，恢复身体。”次日，到达星星峡的400多位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在一起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 刘琦回忆，从1937年3月12日进梨园口到4月30日抵星星峡，其间整整49天。这是在人烟稀少，冷热无常，飞沙走石的高山和戈壁滩上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49天。也是诸位坚贞不拔、忠于革命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终于胜利躲开敌人追击的49天。就此，写下了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刘琦曾赋诗记下艰苦征战的情景：“重围突出到颠峰，义勇三军血染红。斗大卵石随风舞，狂飙如刀割面容。银柱高挂南北倾，肃州密结东西岭。何当重扫敌骑净，立马中原气贯虹。”
陈云在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接应西路军余部官兵，尔后乘汽车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军阀盛世才正在实行“反帝”“亲苏”政策，答应西路军余部官兵七八百人到迪化。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安排下，组建新兵营和干部队，开展军事政治学习。刘琦到迪化后任干部队教员班班长，凭他过去读高中时的学习基础，又经过自己的刻苦自学，勇敢地承担起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1942年9月，在蒋介石发动一系列反共高潮的影响下，盛世才也摘下“革命”面具，反苏反共亲蒋，并以“阴谋暴动”为罪名，软禁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和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曾任新疆省财政厅代理厅长和民政厅长的毛泽民等（后均遭监禁并于1943年9月被杀害），党中央立即指示在迪化的西路军官兵东行，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留守延安与赴东北下华南调津京
1943年春，刘琦到延安后，即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工作（司令员为萧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交际科长，不久升任经济建设处处长兼督查处处长，并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刘琦受中央军委派遣，带东北干部团，长途跋涉，前往东北，中途留冀东任兵站部政委，并任热河铁路局中共铁路局委书记兼副局长。1946年7月，刘琦到吉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运输总公司政委，东北税务总局副局长。1948年5月，任吉林军区保卫部部长，为解放吉林、长春两市和东北地区，为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
1949年11月，刘琦奉命带领一批干部从东北南下广东，任华南分局财经委员会常委、秘书长兼军管会华南海关处处长和广州海关关长。之后先后任天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交通部船舶设计院副院长。在长期的革命戰争中，刘琦积劳成疾，身体一直不好。“文革”中又受到冲击和迫害。1978年落实政策后任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顾问。
全身心投入政协文史工作硕果累累
刘琦1979年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即被安排参加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继阎揆要将军接任军事组长，孙毅、杜聿明、侯镜如、覃异之等为副组长。1980年冬，杜聿明将军给刘琦同志写信，主动请缨挂帅，提出成立解放战争辽沈、淮海战役及陈诚军事集团专题编审小组，先搞淮海战役，由他任组长，黄维、文强、杨伯涛等参加。杜聿明的倡议，得到军事组长们的赞许，也得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政协有关领导的赞许和支持。可惜工作开始不久，杜聿明即患重病。杜聿明1981年春病故后，刘琦毅然担起了编审组长的重任。1981年10月，我来到政协工作，一两个月后即投入了军事组的工作。当时正值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一些在旧军政界任过职的老人对北伐、抗战的史料开始敢于实事求是地撰写资料了。1983年出版了《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这部50多万字的回忆录。该书出版后很受各界人士欢迎。随后几年编审出版的《辽沈战役亲历记》和《平津战役亲历记》，与《淮海战役亲历记》一样，都重印多次，均达十万册以上。
刘琦晚年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政协文史工作，在1993年春政协换届后不再担任委员和文史委的领导工作，但他继续为文史委审阅稿件，直到1995年把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十二本史料书出齐。此后他本应集中精力写写自己的回忆录，可是当他刚刚写了几篇回忆和他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同过事的胡底、钱壮飞等几位烈士及西路军的短篇之后，就病魔缠身，不能动笔了。在我和刘琦一起出差考察和平时相处中，只是片段地听他讲了一些经历。今简记如上，以缅怀这位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奋斗不息、忘我工作的老红军，也是对中共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会师80周年的纪念。
责任编辑 陈晰
刘琦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从事情报侦察等工作，长征中曾任红一方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侦察科技术书记，红四方面军侦察科长，三次过草地，又在西路军总指挥部任情报科长，1943年春从新疆回到延安，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交际科长、经济建设处处长兼督查处处长。我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办公室工作时曾在其领导下工作十几年，深被他对革命忠贞不渝、兢兢业业的忘我工作精神所感动。
携电台投奔红军开始革命生涯
刘琦（曾用名刘奇），江苏省徐州人，1912年7月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贫苦家庭，在他三四岁的时候，母亲即去世。父亲带着他和哥哥艰苦度日。高中毕业后，到徐州火车站干活，后经人介绍，在火车站学收发电报。1930年春，赶上国民党军队征兵，需要懂电报的人员，刘琦就被招兵到了国民党军队，干起了电台的工作。
1931年秋，刘琦所在部队开到江西，参加了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但他却一直寻找机会想投奔红军。终于在1932年1月下旬，他趁部队休整之机，以修理电台为借口，得以投奔红军。当时的红军首长获悉他的情况以后，给予了热烈欢迎。至此，刘琦带着电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1932年，红军有关部门安排他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利用他的特长，破译国民党军方面的密电，以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冬，红军保卫局被撤销，刘琦在胡底任科长的执行部预审科工作，且与胡底同住一室。期间，还成功地粉碎了敌特的反动阴谋，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其后，历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文化教员兼中华苏维埃联合合作总社管委会主任委员、飞行（机）场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长征路上化装侦察和三次过草地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刘琦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为了加强徒步侦察情报工作，在云南扎西（威信）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侦察科，由刘伯承总参谋长直接领导，科长胡底，刘琦为该科技术书记。侦察科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前进驻地及其附近敌情（包括人员、编制、装备等）；绘制驻地周围路线图（包括山、水、桥梁、船只、道路情况和距离等），并找向导；进行社会调查（包括沿途的村庄、人口、房屋、粮食、商店、社团等）。部队和机关出发前，侦察科先派侦察队随先遣部队从正面或侧翼搜索前进，有时为了便于侦察，也着国民党军服，伪称为国民党军某部。刘琦曾率十余名侦察员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突袭到昆明东北约20公里的杨林镇，闯到龙云所部一个少校副官面前。副官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刘琦答曰：“薛岳部打前站的。”此时龙云部队正盼着中央军的到来，副官兴奋起来：“你们来得好快呀！”马上抄起电话报告龙云的副官长。正当副官招待刘琦等“中央军”之际，红军后续部队和机关开到了杨林镇。副官听到街上熙熙攘攘的噪杂之声，惊愕地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刘琦答曰：“红军！”副官吓得意欲逃走，哪里动得了。此刻，电话铃响，刘琦对他说：“不要怕，按照我们的意思回答昆明，决不伤害你。”副官在与龙云副官长的通话中，对方说：“据飞机侦察，共军已到杨林，你是在共军监视之下，是叛徒！”刘琦等对这位少校副官进行了一番工作之后，便放了他。1951年，刘琦从广州到北京，正好与在香港宣布起义的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同坐一个火车包厢。途中闲谈时，龙云颇有感触地谈及当年红军过云南时红军俘虏政策的宽大，并提到在杨林被俘的那个少校副官被放回后颇有影响。刘琦笑逐颜开：“老主席，对不起，那是小老弟干的。”龙云随即起身同刘琦握手，表示敬意。
侦察科每次到达宿营地后，都是立即按要求写敌情报告并绘制较为详细的前进路线图，在11点左右呈报刘伯承总参谋长参阅。刘琦在长征途中亲手绘制了一箱子地图，后在长征途中遗失。
当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之后，于1935年6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4月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确定了继续北上抗日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南下川康边地区或西进青海、新疆，向边远地区实行总退却。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主张。红四方面軍总指挥徐向前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从大局出发，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团的兵力补充一方面军。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8月18日，中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左、右两路军并肩穿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北上甘南。经过七天的艰苦跋涉，红军穿过草地。其后，张国焘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分裂中央。此时刘琦与胡底等被安排到红四方面军保卫局工作，刘琦任秘书科长。张国焘强令部队又一次穿过草地，开往川西地区。党中央多次批评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在朱德（当时在左路军）、徐向前等的坚持下，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于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三次越过草地，向甘肃前进，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这样，刘琦等被派往四方面军的同志，也是越过了三次草地，其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刘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路军血战和艰苦征程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主力集中，当时陕甘苏区粮食和经费困难已极，难以支撑；蒋介石又调集兵力，准备组织“通渭会战”，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河东的西（安）兰（州）通道地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1月8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之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及总部机关共两万一千多人，在西渡黄河之后，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苏联）。刘琦又作为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情报科长，沿河西走廊向西挺进。一路上，与拦截的马步芳、马步青等西北军阀进行了多次残酷的鏖战，特别是1937年1到3月在高台、倪家营子一带的战斗，几进几出，极为惨烈。红军损伤惨重，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等壮烈牺牲。西路军在河西的艰苦征战历时半年多，歼敌两万余人，自己也损失伤亡多半，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1937年3月12日入夜，红三十军历经血战保留下来的部队从梨园口进山，宿梨园堡。这是个不大的镇子，约有近百户人家，依山筑有围墙。部队立足未定，敌军即衔尾追来，包围了梨园堡。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突围被迫再次向深山转移。在行进的路上，曾传六（当时任西路军总部保卫局长）、黄火青（当时任西路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和刘琦同行时，遇到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李先念叫他们三人留下随三十军行动（当时总指挥部机关干部统统编入干部团）。不几日，传出消息说，中央同意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并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委书记，李先念为副书记。
部队沿祁连山脉西进的途中，敌情不明，线路不清楚，食粮发生极端困难。一天傍晚，李先念政委要曾传六、黄火青和刘琦三人一起，先行一步，设法解决食粮、路线和向导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他们三人心中无底。历史上清朝军队对这一带回族的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回汉两民族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加之敌人对红军进行造谣诬蔑，使祁连山区的游牧民族皆闻讯逃避，给西路军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次日天将黎明时，刘琦和黄火青、曾传六三人行至一个山顶上，商定兵分两路，曾、黄二人在山上观察，由刘琦带一名警卫员下山去闯。刘琦和警卫员骑马下山走了一段路，天色渐亮，发现一个牧民正在放牧一群羊和十几匹马。这位牧民怀抱一个幼儿，见红军过来，上马要逃走，因语言不通，警卫员上前将他拉住，他掏出锋利的随身短刀向警卫员刺来。警卫员躲过利韧，将这牧民拉下马。正在着急之际，正好红三十军的一个参谋骑着骡子经过。刘琦要他速回部队报告。
稍顷，部队来了。这个牧民连同他的羊和马被带回来以后，炊事员忙着宰羊做饭，为官兵们充饥。牧民出于恐惧并心疼他的马和羊群，不吃不喝，抱着幼儿哭泣不止。因为语言不通，刘琦等只得用手势向他示意说，出于无奈，才把羊、马杀掉吃了，并当即取出金锭（大大高于其羊群和马的价值）给他作为赔偿，他坚持不收受。从其疑惑的表情可以看出是对红军不信任。可是，当他观察到刘琦等人与原来（一个月前找到的）的那个少数民族向导亲密无间时，态度稍有缓和。经过再做工作，主要是在生活交往中感化他，他的疑虑解除了，金锭也收下了，并流露出一种信任和喜悦。待他情绪稳定后，刘琦便同他促膝而谈，用打手势，就地摆石子的方法，来确定地名、位置、地形、河流等，绘制成草图。他还答应作向导给红军带路。食粮、路线和向导这三项任务出乎意料的顺利完成了。李先念等首长都非常高兴。
渡疏勒河望“海市蜃楼”
部队继续西行。但草图的前进路线上标有悬崖峭壁，车马难以通过。刘琦遂向李先念政委等提议：“部队在原地露营，我和警卫员、向导连夜搜索前进，沿途设路标识别，如果有敌情或牺牲了，他人立刻回报；如果无法通过，立即回转；如果可以通过，就地等候。”就这样，刘琦三人骑马先行，当到达有障碍地点时，即下马探路。虽然山势奇陡，但尚可通过，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刘琦三人按预约办法就地等候。中午时分，部队到达，按刘琦所探之路下山。
西路军部队一直在高山气候中行进，在迷失了方向之后，便艰难的爬上一座山顶辨别。山上，狂飙呼号，卵石滚飞，寒光照单衣，气短腹中饥，令人难以支撑；脚下，山嶺像巨大的银蛇亘卧南北。原来这里就是地理上的分水岭，乃祁连山最高峰，海拔5500多米。依此来判断部队所在的位置，山外对面便是肃州（酒泉）。
部队西行到安西县城附近村庄时，敌骑兵出动将我军包围，经过激战后，敌兵退去。李卓然命刘琦设法找到一条西进之路。刘琦立即派一个得力侦察员找来一个曾走过私的人，指点如何躲过疏勒河淤泥，走河底铺过石子的走私人曾偷偷涉水的路并插上标记，部队于当晚由此顺利过河。4月26日黄昏前，红军800余人到达红柳园子，与跟踪而至的敌人骑兵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大家分头突围，一些同志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军未予追击。事后到了新疆才了解到，甘肃的马家军曾同新疆的盛世才定有密约，以红柳园子为界，越界者必遭反击。因此，马家军深恐中伏击，未敢对红军追击。
冲出包围圈后，大家在戈壁滩上休息。烈日当空，极为干燥。部队此时已三天滴水未进，嗓子干的像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也难以下咽。这时有一位战士看到远方有一片淡绿色的汪洋大海，大家高兴地奔去，到跟前什么也没有。回过头来，又见一片汪洋，又往回奔，仍然是一场空。大家疲劳已极，停下叹息。有人说，这大概就是书上说的“海市蜃楼”吧。正在无可奈何时，一位同志的马不见了，他去追马，发现马闻到了水味，在一个两间屋子大小的水坑里喝水。他立即回来招呼大家去喝水。见到这救命水，同志们也不管水面上的绿苔和小孑孓了，都痛饮个饱。卫生部长苏井观幽默地说，我这卫生部长也不讲卫生了。
陈云在星星峡接应西路军残部到新疆
在这救命的水坑旁，大家边休息边商定：奔向甘肃和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当时由于对新疆的情况不了解，不准备在新疆久留。为预防万一，便各自编造自己的身份，如医生、文书、马夫等。行进中隐约看到远处两山环抱，中间洞开，顾名思义，知道这里就是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忽然看见对面开来一辆大卡车，莫非是敌人搜索来捉我们？李先念政委命令：立刻卧倒，准备战斗。汽车上的人发现我们后，立即停止前进，并手摇红旗向我们示意。这下子把大家弄糊涂了，红旗是我们的红旗，难道是敌人施计谋来捉我们？车上的人仍在原地摇动红旗。于是，李先念向曾传六、黄火青和刘琦说，你们三人前去探个明白，我们在这里准备战斗。接触后，车上的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副官，陈云同志已到星星峡，知道你们在山里，特地要我乘车来接你们。”为了弄清虚实，详细询问了陈云的年龄、说话的口音、身材等情况，以及已到达星星峡同志们的情况，经过对话和观察，方知确是自己的人。于是刘琦三人回身告诉其他同志。大家乘坐这辆卡车到了星星峡。看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时，每个人都不禁泪如雨下。陈云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党的财富，到后方好好休息，恢复身体。”次日，到达星星峡的400多位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在一起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 刘琦回忆，从1937年3月12日进梨园口到4月30日抵星星峡，其间整整49天。这是在人烟稀少，冷热无常，飞沙走石的高山和戈壁滩上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的49天。也是诸位坚贞不拔、忠于革命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终于胜利躲开敌人追击的49天。就此，写下了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刘琦曾赋诗记下艰苦征战的情景：“重围突出到颠峰，义勇三军血染红。斗大卵石随风舞，狂飙如刀割面容。银柱高挂南北倾，肃州密结东西岭。何当重扫敌骑净，立马中原气贯虹。”
陈云在甘肃与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接应西路军余部官兵，尔后乘汽车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此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军阀盛世才正在实行“反帝”“亲苏”政策，答应西路军余部官兵七八百人到迪化。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安排下，组建新兵营和干部队，开展军事政治学习。刘琦到迪化后任干部队教员班班长，凭他过去读高中时的学习基础，又经过自己的刻苦自学，勇敢地承担起数学、物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1942年9月，在蒋介石发动一系列反共高潮的影响下，盛世才也摘下“革命”面具，反苏反共亲蒋，并以“阴谋暴动”为罪名，软禁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陈潭秋和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曾任新疆省财政厅代理厅长和民政厅长的毛泽民等（后均遭监禁并于1943年9月被杀害），党中央立即指示在迪化的西路军官兵东行，回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留守延安与赴东北下华南调津京
1943年春，刘琦到延安后，即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工作（司令员为萧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交际科长，不久升任经济建设处处长兼督查处处长，并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刘琦受中央军委派遣，带东北干部团，长途跋涉，前往东北，中途留冀东任兵站部政委，并任热河铁路局中共铁路局委书记兼副局长。1946年7月，刘琦到吉林，任东北财经委员会运输总公司政委，东北税务总局副局长。1948年5月，任吉林军区保卫部部长，为解放吉林、长春两市和东北地区，为东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付出了很多心血。
1949年11月，刘琦奉命带领一批干部从东北南下广东，任华南分局财经委员会常委、秘书长兼军管会华南海关处处长和广州海关关长。之后先后任天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交通部船舶设计院副院长。在长期的革命戰争中，刘琦积劳成疾，身体一直不好。“文革”中又受到冲击和迫害。1978年落实政策后任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顾问。
全身心投入政协文史工作硕果累累
刘琦1979年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即被安排参加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继阎揆要将军接任军事组长，孙毅、杜聿明、侯镜如、覃异之等为副组长。1980年冬，杜聿明将军给刘琦同志写信，主动请缨挂帅，提出成立解放战争辽沈、淮海战役及陈诚军事集团专题编审小组，先搞淮海战役，由他任组长，黄维、文强、杨伯涛等参加。杜聿明的倡议，得到军事组长们的赞许，也得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政协有关领导的赞许和支持。可惜工作开始不久，杜聿明即患重病。杜聿明1981年春病故后，刘琦毅然担起了编审组长的重任。1981年10月，我来到政协工作，一两个月后即投入了军事组的工作。当时正值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一些在旧军政界任过职的老人对北伐、抗战的史料开始敢于实事求是地撰写资料了。1983年出版了《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这部50多万字的回忆录。该书出版后很受各界人士欢迎。随后几年编审出版的《辽沈战役亲历记》和《平津战役亲历记》，与《淮海战役亲历记》一样，都重印多次，均达十万册以上。
刘琦晚年把全部身心都投入了政协文史工作，在1993年春政协换届后不再担任委员和文史委的领导工作，但他继续为文史委审阅稿件，直到1995年把原国民党将领回忆抗日战争的十二本史料书出齐。此后他本应集中精力写写自己的回忆录，可是当他刚刚写了几篇回忆和他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同过事的胡底、钱壮飞等几位烈士及西路军的短篇之后，就病魔缠身，不能动笔了。在我和刘琦一起出差考察和平时相处中，只是片段地听他讲了一些经历。今简记如上，以缅怀这位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奋斗不息、忘我工作的老红军，也是对中共建党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会师80周年的纪念。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