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一批外国人来中国旅行，他们所拍摄的照片不经意间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某些细节。本期专题，我们请三位“老外”回顾当时在中国的旅行见闻，也来看他们1978-1990年在中国旅行期间拍摄的照片。业余拍摄，彩色信息，外来者视角，共同形成这些照片的趣味。

　　我在“你办事， 我放心”前面拍了合影
　　葛大为（David Gleit）
　　葛大为是美国人David Gleit的中文名。1978-1989年曾多次来中国旅行。2007年，他把在那些年拍摄于中国的几百张照片上传到网络上，一些网友开始转发这些照片，并且讨论自己的城市和生活在近三十年间的巨大变化，一时间他成了网络红人。葛大为学过六年中文，有东亚研究的专业背景，在七十年代的美国大概属于“左翼青年”，在八十年代中期进入金融业，他的故事非常有趣。
　　——编者
　　我 1978年第一次来中国时，还很少有美国人到中国旅行，我觉得我和中国一定有某种特殊的“缘分”。1942-1945年我父亲曾在中印之间的驼峰航线上服役，他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美国空军的前身）运输机的机械师，当时这条航线为国民政府运送抗战物资。在二战后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机会再次回到中国。30年之后的1978年12月，这个愿望实现了。并且，就在我们到达广州的那一天，我在广州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中美正式建交的消息，这真是惊人的巧合，我把那张报纸拍了下来。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从中餐开始的。我在纽约长大，父母几乎每周都带我去吃中餐，很小我就记得“馄饨汤，春卷，叉烧排骨，火烧鸭，炒饭，炒面”。高中时，我开始对中国现代历史感兴趣，钦佩中国人民的革命，痴迷于毛泽东的故事。70年代初，在杜克大学学习历史和宗教之后，我到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读硕士。在斯坦福的第二年，有一个机会可以去台湾学一年中文（当时我已学了四年中文）。我们当时所有人都更想去大陆，但是在1977年，美国学生还无法到大陆留学，所以台湾是唯一的选择。
　　在台大（台湾大学）学习期间，我偶然发现香港的“中华旅行社”有广州佛山三日游，这太棒了！这趟旅行需要特别的手续：我们要在香港的美国领事馆领取新的护照，这个护照上没有台湾当局的签注，只用于在大陆旅行，我们用这个护照，进入大陆。回到香港后，我们再用旧的护照回到台湾，台湾的签证官就不会发现我们去过大陆。这套手续很管用。首次旅行是在1978年4月，那年12月，我邀请我父母和兄弟在香港相聚，又去了一趟广州。
　　1978年，我已经在台湾学习将近一年了，能用很好的普通话与中国人交流，能看懂报纸上80%的内容。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理解应该算是很好的了，我觉得我做好了准备来感受大陆。比如，我知道华国锋，我还知道据报道，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过“你办事，我放心”。我和我的同学们在1978年4月的广州也见到了“你办事”的宣传画，我们在宣传画前面拍了合影。在广州的街上，只要我开口说中文，很快就会围过来一圈人听我说话。我记得有个人问我在哪儿学的中文，我告诉他们：“老实说，我的中文多半是在台湾学的”。他们一般会接着问“台湾？台湾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台湾还不错，比这里现代化一点”。他们的反馈会是：“嗯，有趣……”或是“是的，我们听说过！”我还记得街上遇到过一个人，问我从香港到美国的机票多少钱一张。
　　有天下午的安排是到广州郊外参观“人民公社”，我们听说在那里看到的是一些安排好的“表演”，于是我们告诉导游，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能否用那个下午游览中山大学。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同意了，他们只是告诫我们要“小心”，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我们自己上了一辆公交车，毫无问题的到了大学，见到了一些大学生，甚至参观了他们的宿舍，和我在台大的宿舍很像。我们能够自由的游览广州市区，过程没人跟着我们，我当时对这种自由很吃惊。
　　1978年我去大陆旅行两次，总共只有6天，但那之前我在台湾呆了一年半，所以我当时对台湾比对大陆更熟悉。就我的经验来说，当时台湾和大陆真是非常不同的地方。
　　最大的不同是经济领域。台湾当时已经是自由市场，创业型经济，似乎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一点自己的小生意，街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店铺，马路上堵满了出租车、摩托车和公交车。我在台湾首次见到全家人——父母和两个孩子，骑在一辆摩托车上。在夜里，台北的很多街区比旧金山还要亮，霓虹闪烁，人潮涌动。大陆则不同，相比台北，当时的广州没有什么新建筑，看起来很“旧”，夜晚的城市也黯淡无光，没有霓虹灯，没有小生意，也没有摩托车。街上人很多，但是一切节奏都很慢，人们也更闲适。有一件事情是相同的——两地的公交车都非常拥挤。
　　在台湾，我与三名研究生分享一间宿舍。当时的台湾当局是很反共的，几乎台湾所有人都觉得大陆是个大监狱，因为媒体不遗余力渲染这一形象。当时台湾民众无法与大陆的民众接触，他们对大陆居民的日常生活真的不大了解。但外国留学生又想读大陆的书籍和报纸，所以我们得去一间本地学生不允许进入的“特别”房间，才能看到大陆的出版物。我们在美国学中文和中国历史的时候，是没有这种限制的，你可以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买到《人民日报》，街上的书店也能买到大陆出版的书籍。在当时的台湾，国民党对出版物的限制比美国更多。
　　从政治角度看，当时这两边明显是敌对状态。在台北，我看到标语上写着“光复大陆”，在广州，标语写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记得当时的台湾媒体谈到大陆的时候总是会加上“匪”字。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这很有趣，但是作为一名理想主义的美国学生，我不喜欢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媒体的这种控制，也不喜欢他们对批评的禁止。
　　文化是个很大的话题，我想两边在文化方面是相近的，但总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同。食物几乎是相同的，但台湾食品更多受西方影响，街头有更多的快餐。台湾人喜欢美国电影和电视剧，他们了解美国影星的名字，但他们给美国影星起的中文名字听起来很滑稽，像是“格里高利·派克”。我的第一部《星战》是1977年在台北看的，我的第一部成龙电影《醉拳》也是在台湾看的。我对那段时间的华语电影比较熟悉，当时大陆的电影看起来很老式，也太过政治化。不过我很喜欢电影《刘三姐》，我也喜欢演员刘晓庆。语言当然是非常相似的，台湾说“冷气”，大陆说“空调”。台湾没人会称配偶为“爱人”。有一次一位台湾教授告诉我，在台湾不应该用“水平”，因为这个词是“他们”使用的，他建议我使用“水准”替代。说数字的时候，我对大量使用的代替数字“1”的“幺”很吃惊，在台湾我没听过这种用法。 　　我1980年回到美国后，在旧金山得到了一份帮助难民在美国定居的工作，当时难民中的很多是华人，我在这里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芳。芳的父母出生在广州附近，之后移民到越南，芳在越南海防出生，越战期间生活在那里，她的家庭乘坐一艘小船离开越南，1978年在香港被搭救，之后辗转到了美国。帮助难民的工作很好，但收入不高，我决定去再上学，于是去了伯克利读MBA，并在1986年进入金融领域工作。
　　1986年，我和我的同学来到中国旅行，这次我先到了上海，不同于北京所具有的皇家气派，它是我见过的最现代的中国城市，马路上的商店和人们的着装都比其他中国城市要前卫许多，或者说，它正在成为中国最现代的城市，你能很清楚的感觉到它正慢慢苏醒过来，成为中国商业和现代文化的代表。我记得在上海买小笼包时，服务员问我要多少两，我不知道“两”是什么，我以为他们在说我要多少量，我就说了十，结果他们给了我10两。我付钱时，服务员问我要粮票。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我没有粮票，但我有外汇券。他们高兴地拿了外汇券，再没提粮票的事。
　　在从上海去广州的火车上，我一个人单独坐着。一位非常迷人的上海女孩听到了我和旁边的人在说中文，就很直接地过来开始和我聊天。她是上海人，去广州看朋友。然后我们在广州住进了同一个宾馆，她和她的朋友一道。我记得我们在广州一起吃了晚饭，还去跳了Disco。然后我们一起去了深圳，去了一个公园划船，两个人开心极了，这里面有些浪漫的元素。这样的事情，我敢说绝对不会在1978年的中国发生。
　　1978年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还不是很多。我拍这些照片，只是想和大家分享这些城市到底什么样。我当时还是学生，每张照片都得花钱，所以我对自己拍了多少照片一清二楚，我拍的远远不及我想要拍的数量。中国人喜欢这些照片，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的照片非常少。在当时的中国，单反相机在普通人家中远未普及，人们当时大多数时候也是在家庭聚会或者结婚时拍照，那些照片是给家人看的。我的照片拍的大多数是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公交车、商店和街景，这些不是当时的中国人的拍摄对象，大概人们很少从他们照片里看到这类生活景象。

　　1981年的鸭子更美味，我们吃了个精光
　　阿姆斯特朗夫妇
　　（Dona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