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老兵叶宏亮至今腰杆笔直，中气十足。他把记者带到他家小区的报刊栏前，那里贴着一张宣传画，介绍的是3个多月前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书名是《鏖战雪域之巅——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回忆录》。叶宏亮是主要作者，也是当年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在这个静谧的夏日，老人仿佛仍能听到50多年前的炮火声。“为共和国流血流汗，那是我这一生最值得铭记的经历。”
　　先是冻伤，后来又遭遇高原反应
　　1962年，我入伍3年，在55师当卫生兵，部队驻扎在青海。10月中下旬，我们还在青海湖边的江西沟农场收麦子，突然接到参战命令——55师将担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段西山口战斗的主攻任务。
　　10月末，我们整好行李，原地待命。等战备物资和武器弹药从西宁的营房运过来，我们就连夜出发了。
　　进藏的路上，首先遇到的是冻伤问题。还记得第二天，我们到达格尔木兵站，大家都下车了，只有通信兵小谭没有动。我说你下来啊，他说脚都麻了，不能动。我赶紧上车脱下他的鞋袜，发现他双脚肿大，前半部分变成了深紫色，右脚更严重些。这是冻伤啊！我赶紧用皮大衣包着他的脚，把小谭送到兵站医院。医生一看，就说小伙子真可惜，双脚可能都要锯掉了。小谭那时才18岁，是刚入伍3个月的重庆兵，非常精干。我心里很为他难过。
　　11月的青藏地区很冷，零下几十摄氏度。由于部队调动突然，没有军车，我们坐的卡车都是青海地方上支援的民用杂牌车，很多车连篷布都没有。我们虽然穿戴着皮大衣、皮帽、皮手套和带毛的皮鞋，但车一开起来，还是冻得和冰棍一样。小谭的事一出，团里立即研究，为了不再出现冻伤情况，要求车最多开两个小时，就要停下来让大家下车活动。还有原来我们都是坐在背包上，被子放在背包里，现在让我们把鞋脱了，用被子把脚裹上。
　　后来严重的冻伤没有再出现，也有脚趾截掉一点的，但不影响走路，至于手脚冻红冻肿的情况就太多了。我们这些卫生兵，每晚督促大家洗脚，给冻伤的人涂药膏。后来张国华司令员视察我们部队的时候，还问过大家，手脚冻伤好了没有？会不会影响战斗？
　　继续往南，海拔变高，上级要求我们可以下车活动，但不能剧烈活动，因为高原反应出现了。大家胸部都有压迫感，喘不过气，一些年龄大的战士，过不了高原反应这一关，就留下了。最凶险的地方是五道梁，那里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夏天气温也就5摄氏度左右。当地有谚语，“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纳赤台得了病，五道梁要了命”。纳赤台比五道梁的纬度低，你要在纳赤台得了病，到五道梁就没命了。我们不舒服，运送我们的司机更辛苦，为了不让卡车发动机冻上，他们晚上还要轮流值班，让柴油车整夜空转发动。
　　车队翻山越岭，终于在错那县停了下来。这里的棒山口是喜马拉雅山脊上通往达旺的一个山口，位于“麦克马洪线”上，也是印军在达旺以北的重要侵略据点。棒山口南北两侧，景色截然不同，北边荒凉高寒，寸草不生，南边则是茂密的森林。要不怎么说藏南是好地方。
　　我们到达时，第一阶段的战斗已经结束，棒山口至达旺都被收复了。我们参加第二阶段的战斗，要攻打的西山口位于达旺南边。由于从错那经棒山口到达旺的道路正在抢修，路况不好，为了保证炮兵部队的通行，步兵只能步行到达前沿阵地。
　　我们不眠不休走了两三天。后来我对别人说，你们没体会过真正瞌睡的感觉，那时我搭着前面人的肩膀，走著都能睡着。最终，我们在11月中旬到达了达旺前沿。达旺是坡地，坡底是达旺河，过了达旺河就是西山口，印军驻扎在山顶。
　　达旺河上原来有桥，印军撤退的时候把桥炸了。我们团就配合工兵团抢修。那儿原始森林里的树非常粗，我们把大树拦根截断，架在河上，下面并排架一层，上面再架细一点的圆木，汽车就能走了。后来我们进攻时，主要就是从这座桥通过的。
　　我们炮击半个小时，印军就蒙了
　　我们部队有很多1962年8月才入伍的新兵，入伍就到农场，放下锄头就上了战场，都没受过正规训练。到了达旺，老兵才手把手教他们怎么投手榴彈、怎么打枪——那时我们的枪还是单发的，打一枪要退一下弹壳，上一下膛，而印军都用半自动的了。我们把这种训练称为“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后来看，牺牲人数较多的还是新兵，毕竟经验少。
　　11月16日晚，我们吃了大战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把带的好东西都做了，肉烩菜里还加了粉条海带。那之前，我们吃了半个多月半生不熟的米饭，没有油水的土豆、萝卜、冻白菜，还有面条，能吃上这样一顿飘着肉香的饭，真是满足。
　　天黑后，我们开始向达旺河阵地进发，一路上，枪炮声越来越响。我们一排的老排长参加过抗美援朝，走过来跟我们说，不要紧张，你们听到炮弹“嗖嗖”地响，其实离得远着呢，要是听到“扑出、扑出”的声音，才要特别小心，那是子弹打在土里的声音，说明它就在跟前，就要赶紧趴下。
　　天亮的时候，我们到了达旺河上面几百米的密林中。我们分散隐蔽，一人一小块雨布，用树枝撑在石缝外，人就潜伏在石缝里。直到晚上，炮火声还是不断。163团已经在西山口旁的佳山口打上了，而我们团的一营作为第一梯队，正面与印军交锋，正在做火力侦察，要发现哪里有火力点，印军都配备什么武器，以备进攻的时候重点收拾。
　　这一晚，大家听着枪炮声，根本睡不着，到18日清晨五六点，才安静了一会儿。那时，要侦察的也侦察完了，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部队也都就位了，就等着进攻开始。
　　8点半，我们开始总攻。先是炮击，几十门大炮同时开火，战场成了一片火海。为国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我的心情激动得没法形容。我们炮击了半小时，一下就把印军打蒙了、打散了。
　　印军知道解放军在集结，但想不到我们来得这么快，打得这么猛。我们从青海出发时，行动就非常隐秘。当时61师从山西赶来接替我们，他们在山西就开始吃我们吃的粮食，用我们部队用的卫生纸。因为当时有间谍，从粪便里，从用的卫生纸里就能发现你是哪个部队的，所以61师就提前模仿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晚上出发，他们晚上就到，直接住在我们的营房里。第二天，外人看营房里照样有人，但其实已经换了部队。原计划如果55师伤亡太大，就由61师顶上来，结果开打后，我们的伤亡很少。 　　炮击结束，冲锋号就吹响了。我所在的3营是第二梯队，从1营的右侧发起进攻。战士们都很兴奋，拼命往上跑。没有人害怕，大家都觉得有机会为国家冲锋陷阵，是无上的光荣，当解放军就是要争这口气。
　　我在炮兵3连，冲锋的时候我跟着1排走在前面。现在部队的火力支援用火箭炮，当时我们的火力支援只有小炮。一个班10个人，负责一门炮。由班长和副班长指挥，一个战士背炮筒，一个战士背炮盘，一个战士背炮架，剩下的5个战士一人背一箱炮弹。再加上背着的炒面袋、水壶、急救包等，负重都超过60斤。现在的步兵可以坐装甲车、运兵车，当时的步兵就靠两条腿。
　　西山口的山陡啊，盘山路有十几个弯。为了赶时间，我们抄近道，其实也没有道，不管是树根还是草条，抓住就往上爬，手脚划伤流血也感觉不到。每爬上一步，就拉后面的人上一步。
　　爬山时，一个战士背的炮盘滑下去了，滚下坡十几米，连长当时就很不客气，没有炮盘怎么打，命令赶紧想办法把炮盘找到。于是全班人把背包带都系在一起，下去一个战士，把炮盘捆好拉上来。
　　不过我们辛苦运上山的炮，最后并没用上。下午3点左右，我们上到山顶，几乎见不到活的印度兵，他们都跑散了，留下的只有尸首，一片狼藉。我们就开始清理战场，掩埋尸体，追击逃兵。
　　胜利的一方纪念战争是为了更好地制止战争
　　西山口海拔很高，山脚是夏天，山腰是秋天，山顶是冬天。我们穿着单衣上去，冷啊。没想到我们占领西山口后，印军不知道，還继续空投物资，包括食品、服装、毛毯、武器等。上面就通知我们可以拿吃的，还可以一人拿一条毛毯。
　　一天，我们正在掩埋印军尸体，突然有人说，看那边，有印度兵过来了。我一看，真是，两个印度兵举着枪，显然是来投降的。我们连队只有我在出发前学过几句英语，比如“站住”“缴枪不杀”“我们宽大俘虏”。我就上前跟他们说，结果说了半天，他们也听不懂。他们指指肚子，又指指嘴，看来是饿了，我们的炊事班长给他们拿来了馒头。虽然他们听不懂我说的，我倒是听懂了那个年纪大的印度兵说“周恩来”，同时他竖起了大拇指。后来翻译来了，大家才知道这是父子俩，18日早晨我们刚开始炮击，他们就躲进了森林里，饿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才出来。
　　印度兵的素质和我们真是不能比，我们都是20多岁，斗志昂扬，他们则多数是为了挣钱养家。遇到火力，抵抗一下，火力再猛一点，就投降了，要不就躲到森林里去了。
　　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很宽大，我们吃面都吃不饱，给他们吃大米饭，我们穿旧棉衣，给他们穿新棉衣。我们还给俘虏上课，讲我们的政策，讲尼赫鲁怎么发动这场战争。后来印度兵回去的时候，有的还给我们磕头。
　　我们撤离时，把印度空投的武器整箱还给他们；他们的汽车坏了，我们给他们修好，让他们能开；我们缴获的武器也都擦洗干净，摆得整整齐齐，归还给他们。这都说明我们是仁义的，不光打军事仗，还打政治仗。打军事仗是为政治仗服务的，所以我们打赢了，也主动后撤。
　　有人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没有抗美援朝那么残酷，确实，我们没有遭遇那么顽强的抵抗。但战争总归是残酷的。我们的伤亡主要是地雷和炮弹造成的，我们连的一个战士，腿被炸掉，骨头都翻出来了。我们营的两个战士，追击敌人时产生了高原反应，发展为急性肺水肿，在送回驻地的途中就停止了呼吸。一位连长本来1962年8月已经转业了，但战争开始后，他就申请回来参战，结果在战场上牺牲了，那时他的儿子还没出生。还有一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员工，当时跟着我们团拍纪录片。一天，我们正在吃早饭，八一厂的几个同志下去拍摄，结果我们早饭还没吃完，一个人就被拉回来，说是被炮弹炸死了。战场上，人的生命真是太脆弱了。
　　我听说过一句话，胜利的一方纪念战争是为了更好地制止战争。这句话说得非常好！现在我们国家的年轻一代很多是独生子女，生命太宝贵了，能不打仗最好不打。但真到了国家领土受到侵犯的时候，就非打不可，哪怕代价再大也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