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种特别个人化的行为，关乎你的美学趣味和哲学偏好，因此爱憎相差极大。按理说，如果有一位作家无可争议的话那非莎士比亚莫属，但是在过去的400年里，与这个来自斯特拉特福德郡的人过不去的，也大有人在，而且很多还是重量级的作家和名人。
　　排在第一位的是莎士比亚的朋友，剧作家同事，后来成了英国首位桂冠诗人的本·琼森。这位瓦匠的继子似乎从来没有从他的罗马剧《西亚努斯的覆灭》遭观众嘲弄，而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一炮而红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吟游诗人莎翁去世三年后，琼森宣布，“我爱他，悼念他，”同时也用这样的话来贬低他的作品，“莎士比亚一直在寻求艺术性”。
　　后来又有两个诗人通过改写莎士比亚戏剧的方式来挽救他的“缺乏艺术性”。这两位分别是英国诗人、剧作家和剧院经理威廉·达文南特，另一位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达文南特觉得把《恶有恶报》和《无事生非》合并会更好，他也确实这样做了。达文南特是旅店主之子，是莎士比亚的教子。约翰·德莱顿则改写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并称， 对于莎翁的戏剧，读者“必须清除顶层的垃圾，才能发现被完全掩埋的许多深刻思想”。
　　那些是垃圾呢？李尔王发了疯，葛罗斯特瞎了眼，考狄利娅被杀，让早期莎士比亚的批评家最接受不了，为了广大英国人民的感情，1681年， 诗人兼剧作家泰特（Nahum Tate ）发挥了聪明才智，他让李尔王恢复了心智，让考狄利娅和爱德伽结了婚，活脱脱使《李尔王》变成了喜剧。泰特的改变大获成功，成功得让莎士比亚的版本在英国消失了150年。
　　虽然有些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救”莎士比亚，而有些人则根本质疑莎士比亚是否值得去挽救。1662年9月29日，伦敦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看了《仲夏夜之梦》，“以前我从未看过，之后也不会再看，因为它是最平淡最可笑的戏剧。”然后佩皮斯说，他从剧中的舞蹈和几个漂亮女人身上稍稍找到些慰藉。
　　伏尔泰没有佩皮斯喜欢漂亮脸孔的弱点，他说《哈姆雷特》太荒谬了是“醉醺醺的粗人”想象出来的，不过，这位法国哲学家对莎士比亚又爱又恨，把他的作品翻译成了法语，当然了加进了自己的干预和改进。
　　老年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最无情，这位《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在《论莎士比亚和戏剧》宣布，这些戏剧让他“反感，厌倦和困惑”。莎士比亚不但不是天才，连普通作家都算不上。在1906年一篇以英语发表的文章中，托尔斯泰坚持，任何想赞扬《李尔王》的言辞都是错误的。
　　40年之后，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李尔王，托尔斯泰及傻瓜（弄人）》中提到，李尔王的命运与托尔斯泰本人的经历不可思议地相似。像李尔一样，托尔斯泰一生最令人敬佩的事就是弃世行动。老年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的地产，他的头衔和版权，甚至不再写作，尝试去过农民的生活。托尔斯泰就像李尔，以正确的动机行动却没有得到所希望的结果。就像李尔，托尔斯泰既不谦逊又无知人之明。尽管身着农民的上衣，他仍是倾向于某些时刻回复贵族的态度，甚至有两个他曾经信任的儿子最后也背叛了他，最终他在一个忠诚的女儿的陪伴下，死在一个奇怪村庄的一栋木屋里。好像某种诡异的李尔王的翻版。
　　像托尔斯泰一样，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批评也主要是从道德角度，“他完全缺乏最崇高领域的思想。”他认为莎士比亚是“普通的那种人……一个心胸狭窄的中产阶级”。这正是中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眼中的莎士比亚。
　　讽刺过莎氏的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博尔赫斯。此后，好像莎士比亚仇敌基本上从视野中消失了。不过偶尔也会出声， 美国作家亚瑟·菲利普斯在2011年的小说《亚瑟的悲剧》中借一位主要人物之口宣称：“我从不喜欢莎士比亚”，不知道他是不是说出了很多人暗觉羞愧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