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和“地域”的发现是生活空间的改变，也会带来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由此，现代中国不同于古代中国，不仅有观念、制度和技术上的差异，更有生活和文化空间的扩大所带来的不同。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和感受也是有差别的，时间记忆是累积和重叠的，空间记忆则有比较和差异性。这次将“地域文化及社会史研究”作为专题，是因为近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地方”和“地域”就有了新的语境和新的意义。
　　因此，特邀请三位专家撰写文章，分别就地域文化和文学以及社会史展开讨论。杨亭教授以“食盐公卖店”事件为中心，考察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统制的基层实施问题，认为食盐公卖店在盐业史研究领域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他在查阅川、黔省档案文献基础上，发现食盐公卖店不仅朝下延伸，解决了各地区或乡镇的民食问题，也还在朝上拉动，盐的行销也促进国家的盐税收入。并且，食盐公卖店的设立，国民政府也实现了对各地人口数目的掌控，初步实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统制在基层社区的推行。同时，作者也看到了在基层设立食盐公卖店，由于受制于战时战局内外因素的困扰和阻碍，公卖店被迫从基层社区的乡镇转向中间社区的县城，随之就被新兴同业公会所取代。胡希东教授主要分析巴蜀袍哥文化系统，认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系统有其自身强健的基质与活力，更有文化生长发展的社会土壤和空气。袍哥文化属于江湖文化，它是江湖帮派文化在巴蜀独特的地域表现，并在巴蜀近现代社会形成一种强势文化，其影响广泛而深远。而袍哥文化精神更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渗透于巴蜀文化之中，影响着巴蜀民众，至今还能感觉其生命力和影响力。刘志华副教授主要讨论贵州的奇异山水和多民族人文养育了蹇先艾、何士光和欧阳黔森等贵州籍作家。蹇先艾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州风土人情的描绘者，因其独特的文学创作，将贵州奇风异俗带入现代读者的视野，也揭开了贵州自然神奇和文化神秘的面纱。何士光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貴州新乡土文学的代表，其创作的“梨花屯”文学世界给改革的乡村吹去了一股清风。欧阳黔森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贵州生活的歌唱者，他让人们感受到贵州厚重的历史与不断变化着的当代生活。不同时代的贵州作家表现了不同侧面的社会生活和地域文化，也发现并建构了“文学贵州”的地方性意义。
　　人分南北，物生地方，物我虽殊，但道理还是相同或相通的。地方性和世界性理应并存共处，而非对抗或遮蔽。该论题还可往文学、文化和历史纵深处讨论，乃至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领域都有话题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