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陈曼生是一位著名的收藏家、书法家、篆刻家，为 “西泠八家”之一。著有《西泠八家研究》的林乾良先生对曼生有这样的评价：“西泠八家，丁敬为最早…曼生为最好，当排八家第一。”精于篆刻的曼生在当溧阳县宰时迷上了宜兴紫砂，“用刀如用笔，写石如写纸”的他把精湛的篆刻技艺用在了紫砂壶坯上，那真可算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设计的“曼生十八式”的大部分壶都适宜紫砂陶刻，这与曼生精于篆刻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曼生十八式”中，有很多器型可以和中国书画创作的格局联系起来，每一个适宜的壶面都是一幅微型的书画载体，它们就如条幅、中堂、斗方、扇面等。在“曼生十八式”中，壶面有竖幅的有“汲直壶”、“六方壶”等；有似横幅如“井栏壶”、“方壶壶”、“春胜壶”等；有似扇面的如“石铫壶”、“台笠壶”、“石瓢壶”、“圆珠壶”、“合欢壶”等。在曼生的陶刻精品中，有一款“玉川饮茶壶”，韩其楼所著《紫砂壶全书》载有该壶壶铭的拓片（见图1），壶盖拓片有如圆形扇面，壶钮的右侧刻“玉川饮茶图”，左侧刻“临刘松年本石壶”。刘松年为南宋画家，善画人物、山水，对民风民俗的人物刻画得细致精到。曼生在壶体上所刻，有如一书一画的两横幅。其中一面刻绘人物，玉川子长衫纶巾，飘飘欲仙，身后刻两仕女，顾盼有情，刀法简洁而传神。另一面刻壶铭：“女奴赤脚仆长须，相见高风兴俗殊。春汲名泉烹活火，雨香初试碧云腴。”诗中的“仆”为玉川子，即唐代大诗人卢仝，著有《饮茶歌》，中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名句。小小的紫砂壶经过文人的精心设计、操刀，能刻画出既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又使人在赏玩中感到心旷神怡的书画元素，这与作者具备多方面特别是紫砂壶造型设计方面的修养是分不开的。
　　当代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鲍志强与陈曼生类似，也是一位既精于紫砂壶造型设计，又精于紫砂陶刻的艺术大师。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紫砂壶造型设计与陶刻的关系。其代表作“五代诗韵留香壶”（见图2）壶体修长，用筋纹分成十四等份，有如古代的竹简。在上面刻有唐代杜牧、宋代梅尧臣、元代元好问、明代文征明、清代董元恺等人咏茶的诗词名句，诗词句用带有篆味的隶书刻就，笔笔精到，诗词句后附有以行草书落款，并间有印章。造型和陶刻可以说是珠联璧合，鲍志强大师还经常在传统的“石瓢壶”、“井栏壶”、“合欢壶”、“倒把西施壶”上陶刻书画。他设计的适宜于书画陶刻的新样有“璞玉壶”、“三羊开泰壶”、“金声玉振壶”等，适宜于在壶肩处陶刻的有“韵玉提梁壶”、“玉带茗香壶”等。
　　“鸳鸯壶”（见图3）壶式为“美人肩壶”，其形上丰下敛，如美人体态，丰满圆润为其造型特征。对于书画来说，它的壶型如一椭圆形的扇面，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好的陶刻载体，还必须精心设计陶刻画面，“鸳鸯壶”一面刻了清代宋元鼎《题郊居》的诗句：“一岭山花烧杜宇，满地春雨浴鸳鸯。”诗中描写了风景如画的郊居景色：满山盛开的杜鹃，娇红似火；屋边的水塘春水碧透，一对对鸳鸯在池水中嬉戏。“鸳鸯壶”的另一面刻了一对鸳鸯相依相伴：雄的闲适自在：雌的头部前倾，正向前游去。水波流动，一杆芦苇从右下方向左上方伸展，芦叶下密上疏，似乎在迎风飘动。画与诗情景交融。古人咏鸳鸯是有它深刻的含意的。唐代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中有这样的名句：“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意思是愿与心爱的人结成夫妇，像比目鱼一样形影不离，即使死也不改变心意；愿与心上人结成伉俪，如鸳鸯一样出双入对，即使是神仙生活也不羡慕。其诗借物抒情，表达心态，对爱情的渴望毫不动摇，像磐石一样永固，像金石一样坚贞，直至永远。
　　中国的诗词，宜兴的紫砂，都是我国璀璨文化的组成部分，选中一个题材、一种造型，用艺术的手段把它们融于一壶，表达作者的一种情趣、一种思绪，经过艺术的提炼和升华让生活中常见的画面鲜活起来，表现出紫砂造型与装饰的独特魅力。
　　总而言之，凡是光货，不论是圆壶还是方壶，都是适于紫砂陶刻装饰的。设计壶型的时候要注意是否有足夠可供陶刻的空间以及是否安排了醒目的位置，抓住了这一要领就能使以后的陶刻有“用武之地”。曼生设计紫砂壶，并作书画陶刻，把文人气息融入紫砂壶，后人给予“字依壶传，壶随字贵”的赞誉，一把壶型优美的紫砂壶，如果同时还具有别出心裁的陶刻，二者相得益彰，魅力无穷。所以，怎样把紫砂壶造型设计与紫砂陶刻紧密结合，是值得我们今后深入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