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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46年出生在瑞士；大学毕业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报社记者；之后他弃笔从商，34岁时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合资企业；49岁时他又成为瑞士驻中国大使；如今他是跨国媒体公司——荣格集团的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国发展银行的顾问。但他最为声名显赫的身份是收藏家。
如果要举出一个对中国当代艺术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业内外人士无疑都会第一个想到乌利·希克(Uli Sigg)。从王广义、艾未未、张晓刚、方力钧到张洹、卢吴，希克的藏品几乎包容了所有中国先锋艺术家。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这些人的作品早已变得洛阳纸贵。用购买“原始股”来形容希克当年的收藏行为十分恰当，比如，上世纪80年代耿建翌在北京做展览时的4张画，当时仅以每张4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朋友，后来这4张画全被希克以每张2万美元收购。
粗略统计，希克一共收藏了180多位中国艺术家的近2000件作品。他还创立了“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支持中国更年轻的艺术家走向国际。乌利，希克被称为“完整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人”，西方主流艺术媒体一致将他评为“影响世界艺术100人”之一。
希克收藏的过程，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从企业的管理者到收藏家转变的典范。首先，任何人都是从零开始的，希克也不是生来就懂中国当代艺术，或者是能够点石成金的人。希克当年的收藏不是都能像今天的方力钧、岳敏君等人成为当红艺术家。他收藏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幅女艺术家的画。但她在不久之后就从艺术舞台上消失了。为了寻找好的中国艺术家，可以说耗费了他的很大精力，在收藏的20多年中他走遍各地。拜访过1000多位艺术家，这也是希克收藏过程中最独特的一个法宝和优势。
在去年11月CCAA2008作品展现场，这位说话谨慎、不苟言笑的瑞士收藏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但话题却是他并不愿意涉及的艺术品投资和个人收藏的细节。
“收藏得好不如收藏得早”
M 您怎么看经济危机对于如今中国艺术市场的影响?
U 我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下一阶段的表现并不乐观，相信少数几个好的艺术家作品会留下来，但大部分的艺术家作品会受到不利影响。在中国，我不知道市场景气的恢复需要多长时间。在西方，至少得等上好几年。
您为什么会喜欢收藏?受家庭的影响吗?
我没什么特殊的家族背景，我的父亲和祖辈们都非常普通。不过我父亲对传统油画很感兴趣，经常在我们家的墙上挂很多画，在我看来这不能算是收藏。父亲的爱好对我影响不大，因为他的兴趣是在传统油画，而我是当代艺术。这么讲吧，我从小就对艺术感兴趣，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当代艺术的时候，整个人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惊呆了。那个时候我很清醒地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收藏那么多中国当代艺术品，究竟花费了您多少钱?
不好意思，具体的资金我不能说。我想说的是，我收藏的钱都是自己辛苦赚来的，并不是如外界所猜测的有什么强大的家族背景，人们老说我是瑞士拥有私人湖泊的两个贵族之一，其实那个湖是我7年前自己买的，并不是家族继承的。
收藏也好，保存也好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我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做得最好。我无法像大的博物馆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上保存的技术难题。比如保存照片，我自己把照片挂在墙上，博物馆的朋友看了之后很震惊，他们骂我说你怎么能把这些照片挂在家里，光线又这么亮。但没有办法，我只能尽力创造最好的保存条件。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我很幸运、很早就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市场变化巨大，当初一件只要几百美元就能买下来的作品现在要几千美元，有的甚至要好几万。比如何多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风已经苏醒》，在中国艺术市场未形成时只有500元人民币的收藏费；夏俊娜在1995年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的获奖作品以1万元人民币就能被收藏，而隔年就以10倍以上的价钱卖出了。搞收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收藏得好不如收藏得早。
“仅仅买作品不叫收藏”
您只有在亲自接触过艺术家本人后，才决定是否收藏他的作品吗?
事实上，我在过去的25年里拜访过1000多位中国艺术家。我一直认为，只有深入艺术家的生活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艺术品。艺术品只是一个表象，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做这些作品?只有与艺术家面对面，我才能找到这个答案。收藏作品，仅仅是收藏的一部分。对我来说，与艺术家交往，了解他们的个性，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同样非常重要，这些步骤共同构成了整个收藏过程。
这也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界与其他国家的艺术界不同的地方。在西方，观众和收藏家们会常常与艺术家的作品见面，但要见到艺术家却比较困难。但是我发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我们不常见到的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的展览，反而，直接接触艺术家相对来说更容易。毕竟，西方与中国这两个艺术体系的操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拜访艺术家是我最感兴趣的事之一。
您对中国当代艺术品进行收藏，甄选的标准是什么?
在收藏上我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希望收藏的作品能表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总体状态。这里有两个标准，首先这个艺术品是属于当代艺术前沿的，能体现当代艺术演进的过程；其次还包括它记录着中国的点滴，并不一定表现为“中国的”艺术，而是无论放在何时何地都称得上是很好的作品。当然这个标准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现在我试着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收集当代艺术品，因为我不可能收集所有的作品，那些有代表性、冲击力、爆发力的作品才会收藏。
当我意识到国内也好、国外也罢，都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在系统地收藏中国的当代艺术品时，我就着手把当时中国艺术家正在做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收集起来，也许这些不一定都是当时最好的作品，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品。
收藏对某些人来讲，可以跟随潮流，但是我不能，我有自己的方式。如果我想买进某件作品，我会和那个艺术家讨论——他的作品试图要向世界展示什么——这是我做决定的基本因素。现在一年中我大概收集五六十件作品，尽管有些作品让我很激动，可是其他人看了却没有这种感觉。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许他们过了几年之后再来看这件艺术品就会激动了。
作为前瑞士驻华大使，作为“文革”之后第一个在中国做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商人，还作为国际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三重身份中哪一个最使您感到荣耀?
我做过大使，也一直在做商人，这两种身份从一些人的角度看起来也许更重要一些，但对我来讲，收藏家本身虽然并不是我的职业，但收藏研究完全吸引了我，也是我得到社会最大承认的一种身份。所以，我个人觉得做一个收藏家更有意义。
如果要举出一个对中国当代艺术影响最大的外国人，业内外人士无疑都会第一个想到乌利·希克(Uli Sigg)。从王广义、艾未未、张晓刚、方力钧到张洹、卢吴，希克的藏品几乎包容了所有中国先锋艺术家。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这些人的作品早已变得洛阳纸贵。用购买“原始股”来形容希克当年的收藏行为十分恰当，比如，上世纪80年代耿建翌在北京做展览时的4张画，当时仅以每张4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了朋友，后来这4张画全被希克以每张2万美元收购。
粗略统计，希克一共收藏了180多位中国艺术家的近2000件作品。他还创立了“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支持中国更年轻的艺术家走向国际。乌利，希克被称为“完整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人”，西方主流艺术媒体一致将他评为“影响世界艺术100人”之一。
希克收藏的过程，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从企业的管理者到收藏家转变的典范。首先，任何人都是从零开始的，希克也不是生来就懂中国当代艺术，或者是能够点石成金的人。希克当年的收藏不是都能像今天的方力钧、岳敏君等人成为当红艺术家。他收藏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幅女艺术家的画。但她在不久之后就从艺术舞台上消失了。为了寻找好的中国艺术家，可以说耗费了他的很大精力，在收藏的20多年中他走遍各地。拜访过1000多位艺术家，这也是希克收藏过程中最独特的一个法宝和优势。
在去年11月CCAA2008作品展现场，这位说话谨慎、不苟言笑的瑞士收藏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但话题却是他并不愿意涉及的艺术品投资和个人收藏的细节。
“收藏得好不如收藏得早”
M 您怎么看经济危机对于如今中国艺术市场的影响?
U 我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下一阶段的表现并不乐观，相信少数几个好的艺术家作品会留下来，但大部分的艺术家作品会受到不利影响。在中国，我不知道市场景气的恢复需要多长时间。在西方，至少得等上好几年。
您为什么会喜欢收藏?受家庭的影响吗?
我没什么特殊的家族背景，我的父亲和祖辈们都非常普通。不过我父亲对传统油画很感兴趣，经常在我们家的墙上挂很多画，在我看来这不能算是收藏。父亲的爱好对我影响不大，因为他的兴趣是在传统油画，而我是当代艺术。这么讲吧，我从小就对艺术感兴趣，但是当我第一次看到当代艺术的时候，整个人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惊呆了。那个时候我很清醒地告诉自己：这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收藏那么多中国当代艺术品，究竟花费了您多少钱?
不好意思，具体的资金我不能说。我想说的是，我收藏的钱都是自己辛苦赚来的，并不是如外界所猜测的有什么强大的家族背景，人们老说我是瑞士拥有私人湖泊的两个贵族之一，其实那个湖是我7年前自己买的，并不是家族继承的。
收藏也好，保存也好都要花费大量的资金，我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做得最好。我无法像大的博物馆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上保存的技术难题。比如保存照片，我自己把照片挂在墙上，博物馆的朋友看了之后很震惊，他们骂我说你怎么能把这些照片挂在家里，光线又这么亮。但没有办法，我只能尽力创造最好的保存条件。
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我很幸运、很早就开始收藏中国当代艺术品，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市场变化巨大，当初一件只要几百美元就能买下来的作品现在要几千美元，有的甚至要好几万。比如何多苓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风已经苏醒》，在中国艺术市场未形成时只有500元人民币的收藏费；夏俊娜在1995年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的获奖作品以1万元人民币就能被收藏，而隔年就以10倍以上的价钱卖出了。搞收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收藏得好不如收藏得早。
“仅仅买作品不叫收藏”
您只有在亲自接触过艺术家本人后，才决定是否收藏他的作品吗?
事实上，我在过去的25年里拜访过1000多位中国艺术家。我一直认为，只有深入艺术家的生活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艺术品。艺术品只是一个表象，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做这些作品?只有与艺术家面对面，我才能找到这个答案。收藏作品，仅仅是收藏的一部分。对我来说，与艺术家交往，了解他们的个性，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同样非常重要，这些步骤共同构成了整个收藏过程。
这也是中国的当代艺术界与其他国家的艺术界不同的地方。在西方，观众和收藏家们会常常与艺术家的作品见面，但要见到艺术家却比较困难。但是我发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我们不常见到的是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和他们的展览，反而，直接接触艺术家相对来说更容易。毕竟，西方与中国这两个艺术体系的操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拜访艺术家是我最感兴趣的事之一。
您对中国当代艺术品进行收藏，甄选的标准是什么?
在收藏上我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希望收藏的作品能表现中国当代艺术的总体状态。这里有两个标准，首先这个艺术品是属于当代艺术前沿的，能体现当代艺术演进的过程；其次还包括它记录着中国的点滴，并不一定表现为“中国的”艺术，而是无论放在何时何地都称得上是很好的作品。当然这个标准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现在我试着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收集当代艺术品，因为我不可能收集所有的作品，那些有代表性、冲击力、爆发力的作品才会收藏。
当我意识到国内也好、国外也罢，都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在系统地收藏中国的当代艺术品时，我就着手把当时中国艺术家正在做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收集起来，也许这些不一定都是当时最好的作品，但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作品。
收藏对某些人来讲，可以跟随潮流，但是我不能，我有自己的方式。如果我想买进某件作品，我会和那个艺术家讨论——他的作品试图要向世界展示什么——这是我做决定的基本因素。现在一年中我大概收集五六十件作品，尽管有些作品让我很激动，可是其他人看了却没有这种感觉。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也许他们过了几年之后再来看这件艺术品就会激动了。
作为前瑞士驻华大使，作为“文革”之后第一个在中国做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国商人，还作为国际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三重身份中哪一个最使您感到荣耀?
我做过大使，也一直在做商人，这两种身份从一些人的角度看起来也许更重要一些，但对我来讲，收藏家本身虽然并不是我的职业，但收藏研究完全吸引了我，也是我得到社会最大承认的一种身份。所以，我个人觉得做一个收藏家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