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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中国举办了一届让世界惊叹的奥运会,在艺术水平、场馆建设方面都超越了以往所有的东道主。中国的运动员也不负众望,在这届奥运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夺得51枚金牌,21枚银牌,名列奖牌榜前茅。北京奥运会的举行是中国百年奥运梦想的实现,是中国体育强国梦的实现,也是中国崛起的象征。
办奥运会的梦想实现后,诺贝尔奖梦成为了中国最迫切实现的梦想。
前不久,华人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大陆媒体也都跟着高兴了一把。但细究起来,他跟华人圈尤其是大陆的教育和科研关系并不大。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1944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毕业后便一直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英国子公司——标准电话与电缆有限公司(Standard Telephones and Cables Ltd.)任工程师。这一干就是13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高锟教授成为光纤通讯领域的先驱。
其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也基本跟大陆扯不上关系。截至目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共有八人,其他七人中,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求学;197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本科为台湾大学,硕士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
只有一位,即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曾接受过十分短暂的两年时间的新中国基础教育,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宝丰,1951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
这确实让中国的教育界人士有些尴尬。获得诺贝尔奖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指出: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的缺失,不但会影响获得诺奖的多寡,还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胡主席着重强调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创新型社会”这一新目标。
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大趋势》的作者、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对中国进行了大量近距离的观察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教育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一切源于教育。只要中国教育体制继续强调被动学习和考试成绩,那么仍将无助于创新思维、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开花结果。”
钱学森曾有和奈斯比特相似的思考。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新中国教育发展60周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多数指标置身世界前列。但为什么就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奖呢?问题出在哪,怎样解决?
有人说:中国“可像两弹一星时那样,集中力量搞基础科学”,那样“中国的诺贝尔奖会反复出现”。这种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思路,倒是可以成功举办一届精彩绝伦的奥运会,可要是去冲刺诺贝尔奖,也许可以斩获一二,但想要像美国今日这样占有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的半数,从此使中国转型为创新型国家,则绝无可能。因为科学研究毕竟不是竞技体育,有人有钱加上苦干就能突击出来。
诺贝尔奖得主的长成需要一种环境,这就是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学术思想可以在这里自由交流、百家争鸣。然而现在大陆的大学学术造假、论文抄袭、腐败受贿的丑闻不断,高校异化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学术行政化、大学官僚化、校园衙门化,这些已经严重侵蚀了学术自由竞争的环境。而在奈斯比特看来,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能够拥有巨大的创造性,就是源于竞争,竞争是美国大学位列世界前茅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在30多年前,发现了经济领域自由的重要性,于是以农业为突破口,开始了艰难而波澜壮阔的改革,如今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都实现了充分竞争,并进而激发出了无限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崛起。这种经验为什么就不能植入教育领域,实现中国教育的腾飞呢?
中国人是智慧并富有探索精神的,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一定会在教育、科研以及国家竞争力方面重现2008年奥运会上的辉煌。
办奥运会的梦想实现后,诺贝尔奖梦成为了中国最迫切实现的梦想。
前不久,华人高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大陆媒体也都跟着高兴了一把。但细究起来,他跟华人圈尤其是大陆的教育和科研关系并不大。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1944年随父移居香港,入读圣约瑟书院,之后考入香港大学,但由于当时港大还未有电机工程系,他只好远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
毕业后便一直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英国子公司——标准电话与电缆有限公司(Standard Telephones and Cables Ltd.)任工程师。这一干就是13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高锟教授成为光纤通讯领域的先驱。
其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也基本跟大陆扯不上关系。截至目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共有八人,其他七人中,199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钱永健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之后赴美求学;197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中学时代在台湾度过;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的本科为台湾大学,硕士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
只有一位,即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曾接受过十分短暂的两年时间的新中国基础教育,崔琦1939年出生于河南宝丰,1951年只身远赴香港,之后崔琦在香港培正中学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金文泰中学修读一年预备班,成功考入香港大学,但是他选择了教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
这确实让中国的教育界人士有些尴尬。获得诺贝尔奖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指出: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我们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有的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的缺失,不但会影响获得诺奖的多寡,还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胡主席着重强调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建设创新型社会”这一新目标。
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大趋势》的作者、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对中国进行了大量近距离的观察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教育在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一切源于教育。只要中国教育体制继续强调被动学习和考试成绩,那么仍将无助于创新思维、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开花结果。”
钱学森曾有和奈斯比特相似的思考。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坦诚相告,“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新中国教育发展60周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多数指标置身世界前列。但为什么就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培养不出一个诺贝尔奖呢?问题出在哪,怎样解决?
有人说:中国“可像两弹一星时那样,集中力量搞基础科学”,那样“中国的诺贝尔奖会反复出现”。这种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的思路,倒是可以成功举办一届精彩绝伦的奥运会,可要是去冲刺诺贝尔奖,也许可以斩获一二,但想要像美国今日这样占有自然科学方面诺贝尔奖的半数,从此使中国转型为创新型国家,则绝无可能。因为科学研究毕竟不是竞技体育,有人有钱加上苦干就能突击出来。
诺贝尔奖得主的长成需要一种环境,这就是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一个制度化的自由空间,学术思想可以在这里自由交流、百家争鸣。然而现在大陆的大学学术造假、论文抄袭、腐败受贿的丑闻不断,高校异化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学术行政化、大学官僚化、校园衙门化,这些已经严重侵蚀了学术自由竞争的环境。而在奈斯比特看来,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能够拥有巨大的创造性,就是源于竞争,竞争是美国大学位列世界前茅的重要推动力。
中国在30多年前,发现了经济领域自由的重要性,于是以农业为突破口,开始了艰难而波澜壮阔的改革,如今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都实现了充分竞争,并进而激发出了无限活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崛起。这种经验为什么就不能植入教育领域,实现中国教育的腾飞呢?
中国人是智慧并富有探索精神的,相信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一定会在教育、科研以及国家竞争力方面重现2008年奥运会上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