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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比其他口号更能反映深圳这座城市的精气神。1992年，这句深得邓小平钟爱的治国名句在深圳蛇口率先叫响，打破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教条，让市场经济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空间里萌芽、成长。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年后，深圳面临着“特区不再特”的经济瓶颈；同时，深圳也再度站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处。在这种情形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被再次提及，它被赋予了能够在新时期破题深圳当下的发展困境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迷局的期望。
它的承载者，不再是旧日的蛇口，而是位于深圳西部、面积仅达15平方公里的前海。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再度提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前海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经营发展处处长王锦侠有着不一样的感触。
深圳是新中国自成立伊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全新的作品。
“现在的前海，有如当年的蛇口，都是毫无前人的建设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王锦侠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回答了“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如今，又是深圳，在特区面临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时刻，借崇尚实干之风范，再次冲锋陷阵于新时期的改革前沿。
回顾30年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前海还是蛇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动力均来源于旧有社会制度不再适应历史潮流，不得不放权让利与新的体制。
从小渔村到特大城市的30年发展史中，深圳作为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首个窗口，正好赶上了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国的转型过程。但经济日益强大，深圳传统制造业、转口贸易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出现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往其经济带给内地城市的轰动效应渐渐沉寂，“特区不特了”这种质疑应声而起。
然而，深圳发展到今天，其整个经济体量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要改革又谈何容易？
“作为一个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深圳无论社会管理、经济建设的任务都非常繁重，如果直接作为实验区，势必会产生很多问题，改革成本也会很高，影响会很大。”王锦侠表示。
前海便在这个节点处应势而生。“往前看，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要实现中国梦，现行制度让以上三点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今天的前海和当年的蛇口面临的局面很像，必须由它来当排头兵，探索出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当代路径。”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前海就是要传承深圳精神、蛇口精神，要打造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涵的前海精神，”王锦侠如是总结。
新的经济中心
如果说蛇口是深圳特区诞生的原生地，前海便是它未来成长、成熟的伊甸园。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前10年，深圳作为国内首个由市场主导经济的新兴城市，其发展必须紧密依托香港，因此其经济中心设立在与香港一衣带水的罗湖。
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深圳已由经济特区试点一跃成为国内经济区域中心城市，经济中心也由于罗湖区域的逐渐饱和，以及国家进一步发展港口经济的需要而移至福田。
未来，深圳的经济中心将出现再度转移。“到2020年，深圳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经济中心将有两个；一个是福田，它侧重于行政中心，另一个则在前海。”王锦侠这样预测。
“这种经济中心不断西移的过程，一方面符合经济地理学说中临海、临江经济中心城市的布局规律；同时又意味着深圳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周期，从一个小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人。”王锦侠这样对记者解释。
如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美国的曼哈顿、英国伦敦，无一不是延续着城市河流、海洋迅速成长，最终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规律。
同样，前海经济中心的建立，将为未来深圳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史，添上一笔浓烈的色彩。
“我国对外开放30年，经历了一个从沿海，到沿江，再到沿线，再到沿边，这样‘四沿’开放的过程。到了前海，它将出现新的变化，将是沿境、沿区、沿业、沿制度的开放过程。”王锦侠说。
由于侧重发展高端金融服务业，前海将使深圳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拥有一个与世界同频共振的心脏地带，最终将成就深圳为中国与国外交往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种烙印了强烈地域特色的改革创新，在已被聘任为前海咨询委员会的香港专家、港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看来，其实代表了当前中国区域金融改革的一种潮流。
他认为，顶层设计者并不能对各地具体经济情况一一把握，而地区的智库则对当地经济有着更深的了解，因此设计的发展规划更能有效地解放区域经济桎梏，从而可能对中国金融改革起到促进作用。
前海是蛇口的2.0版本
由于健康原因而不得不辞去前海管理局局长职位的郑宏杰，如今仍然非常关注前海的动态。6月22日，他还要作为主要发言人，出席深圳罗湖晶都酒店的前海发展论坛。
郑宏杰曾经的名片上印了一只拓荒牛，那是他带领几个手下将前海从无到有建设起来时期的最生动的形象。
“当年为了尽快出台前海的‘基本法’，市长带着我们7个小组，动员全市的力量来进行调研，把几十万调研报告浓缩成一万来字的一个小册。”郑宏杰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回忆当年前海开发计划的诞生、成长与落实，郑宏杰记忆犹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港深两地城市发展的瓶颈开始凸现，有关前海的开发计划首度被提及。
2009年6月17日，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江华提出议案，要求香港政府“与深圳市共同协商规划和发展深圳前海地区，探讨共同经营港深合作区域的可能性”。
2010年4月17日，广东省与香港特区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港深前海合作被列为粤港合作重点区域之首。从此，前海的规划也被提上了国家日程。
2010年7月，国务院批复的前海发展规划内容，将前海的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2010到2012年）阶段，完成制度的设计和政策法规的一定突破，全面完成区域土地整合工作；第二（2013到2015年）阶段，完成区内基本设施建设，初步建立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体系；第三阶段（2016到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前海合作区，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体制。
进入2013年，前海的第一步已稳稳当当跨了出去，但以后的路如何走，还要继续探索。
“前海的战略必须是系统的战略谋划，有着全面的战略思考，接轨国际、放眼世界。这种布局是谋定后动的，是提前进行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的，”郑宏杰这样认为。
“这样打个比方，深圳的改革前30年是1.0版本，前海就是要升级到2.0版本。前海的改革开放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要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状态，而必须建立起一种自顶端设计的、谋定后动的改革状态，动则必成，动则大成。”郑宏杰表示。
“就跟当初袁庚搞蛇口一样，前海最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思想不解放。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新的探索，前海之于深圳的意义重大，它的发展走向将明确深圳未来的经济中心究竟如何来定位，怎么来构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中心。”
在他看来，与当年相比，前海的物质基础上比蛇口当年要优越得多，但就任务的艰巨性而言，一点不亚于30年前的难度。
“最怕的其实是30年前不敢解放思想，30年后还是这样。并不是30年了，我们思想的解放程度不够，而是制度越来越成熟后，条条框框还更多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制度很健全，不能做更大的调整。”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年后，深圳面临着“特区不再特”的经济瓶颈；同时，深圳也再度站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处。在这种情形下，“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被再次提及，它被赋予了能够在新时期破题深圳当下的发展困境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迷局的期望。
它的承载者，不再是旧日的蛇口，而是位于深圳西部、面积仅达15平方公里的前海。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再度提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前海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经营发展处处长王锦侠有着不一样的感触。
深圳是新中国自成立伊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个全新的作品。
“现在的前海，有如当年的蛇口，都是毫无前人的建设经验可以借鉴，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王锦侠说。
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回答了“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如今，又是深圳，在特区面临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时刻，借崇尚实干之风范，再次冲锋陷阵于新时期的改革前沿。
回顾30年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前海还是蛇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动力均来源于旧有社会制度不再适应历史潮流，不得不放权让利与新的体制。
从小渔村到特大城市的30年发展史中，深圳作为中国内地对外开放的首个窗口，正好赶上了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国的转型过程。但经济日益强大，深圳传统制造业、转口贸易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出现其自身的局限性，以往其经济带给内地城市的轰动效应渐渐沉寂，“特区不特了”这种质疑应声而起。
然而，深圳发展到今天，其整个经济体量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要改革又谈何容易？
“作为一个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深圳无论社会管理、经济建设的任务都非常繁重，如果直接作为实验区，势必会产生很多问题，改革成本也会很高，影响会很大。”王锦侠表示。
前海便在这个节点处应势而生。“往前看，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要实现中国梦，现行制度让以上三点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今天的前海和当年的蛇口面临的局面很像，必须由它来当排头兵，探索出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当代路径。”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前海就是要传承深圳精神、蛇口精神，要打造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涵的前海精神，”王锦侠如是总结。
新的经济中心
如果说蛇口是深圳特区诞生的原生地，前海便是它未来成长、成熟的伊甸园。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前10年，深圳作为国内首个由市场主导经济的新兴城市，其发展必须紧密依托香港，因此其经济中心设立在与香港一衣带水的罗湖。
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深圳已由经济特区试点一跃成为国内经济区域中心城市，经济中心也由于罗湖区域的逐渐饱和，以及国家进一步发展港口经济的需要而移至福田。
未来，深圳的经济中心将出现再度转移。“到2020年，深圳作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其经济中心将有两个；一个是福田，它侧重于行政中心，另一个则在前海。”王锦侠这样预测。
“这种经济中心不断西移的过程，一方面符合经济地理学说中临海、临江经济中心城市的布局规律；同时又意味着深圳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周期，从一个小孩子成长为一个成年人。”王锦侠这样对记者解释。
如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美国的曼哈顿、英国伦敦，无一不是延续着城市河流、海洋迅速成长，最终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规律。
同样，前海经济中心的建立，将为未来深圳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史，添上一笔浓烈的色彩。
“我国对外开放30年，经历了一个从沿海，到沿江，再到沿线，再到沿边，这样‘四沿’开放的过程。到了前海，它将出现新的变化，将是沿境、沿区、沿业、沿制度的开放过程。”王锦侠说。
由于侧重发展高端金融服务业，前海将使深圳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拥有一个与世界同频共振的心脏地带，最终将成就深圳为中国与国外交往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种烙印了强烈地域特色的改革创新，在已被聘任为前海咨询委员会的香港专家、港大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宋敏看来，其实代表了当前中国区域金融改革的一种潮流。
他认为，顶层设计者并不能对各地具体经济情况一一把握，而地区的智库则对当地经济有着更深的了解，因此设计的发展规划更能有效地解放区域经济桎梏，从而可能对中国金融改革起到促进作用。
前海是蛇口的2.0版本
由于健康原因而不得不辞去前海管理局局长职位的郑宏杰，如今仍然非常关注前海的动态。6月22日，他还要作为主要发言人，出席深圳罗湖晶都酒店的前海发展论坛。
郑宏杰曾经的名片上印了一只拓荒牛，那是他带领几个手下将前海从无到有建设起来时期的最生动的形象。
“当年为了尽快出台前海的‘基本法’，市长带着我们7个小组，动员全市的力量来进行调研，把几十万调研报告浓缩成一万来字的一个小册。”郑宏杰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回忆当年前海开发计划的诞生、成长与落实，郑宏杰记忆犹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港深两地城市发展的瓶颈开始凸现，有关前海的开发计划首度被提及。
2009年6月17日，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江华提出议案，要求香港政府“与深圳市共同协商规划和发展深圳前海地区，探讨共同经营港深合作区域的可能性”。
2010年4月17日，广东省与香港特区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港深前海合作被列为粤港合作重点区域之首。从此，前海的规划也被提上了国家日程。
2010年7月，国务院批复的前海发展规划内容，将前海的建设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2010到2012年）阶段，完成制度的设计和政策法规的一定突破，全面完成区域土地整合工作；第二（2013到2015年）阶段，完成区内基本设施建设，初步建立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体系；第三阶段（2016到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前海合作区，形成符合国际惯例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体制。
进入2013年，前海的第一步已稳稳当当跨了出去，但以后的路如何走，还要继续探索。
“前海的战略必须是系统的战略谋划，有着全面的战略思考，接轨国际、放眼世界。这种布局是谋定后动的，是提前进行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的，”郑宏杰这样认为。
“这样打个比方，深圳的改革前30年是1.0版本，前海就是要升级到2.0版本。前海的改革开放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要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状态，而必须建立起一种自顶端设计的、谋定后动的改革状态，动则必成，动则大成。”郑宏杰表示。
“就跟当初袁庚搞蛇口一样，前海最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思想不解放。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新的探索，前海之于深圳的意义重大，它的发展走向将明确深圳未来的经济中心究竟如何来定位，怎么来构建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中心。”
在他看来，与当年相比，前海的物质基础上比蛇口当年要优越得多，但就任务的艰巨性而言，一点不亚于30年前的难度。
“最怕的其实是30年前不敢解放思想，30年后还是这样。并不是30年了，我们思想的解放程度不够，而是制度越来越成熟后，条条框框还更多了，因为大家都觉得制度很健全，不能做更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