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吉姆·惠特克 著
　　犹家仲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1963年5月1日早上6点，在被飓风袭击的帐篷里度过了一个悲惨的夜晚后，我爬出来，进入一个风卷雪形成的旋涡中，绑上夹子，把我的背包捆起来，跟我的夏尔巴朋友纳旺·贡布系在同一条绳索上，迈开了最后征程的第一步—攀登这座世界最高峰最终花了两个月时间。
　　在海拔27450英尺的高度，空气稀薄、寒冷，风速达50英里/小时。我呼吸急促，努力保持站姿—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就是关键的时刻了;也没有意识到，尽管山上的情况十分危险，我还是不会回头;更未意识到，这一刻将成为我后半生的转折点。
　　在当时，在我那缺氧的大脑中只有一个想法：让我的两条腿不停地移动。攀登—这就是我做的事。准确地说，在7小时之后的下午1点，我成了第一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美国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冒险都能成功。在所有这些成功与失败的交织中，我的心中有一个不变的理念—我的灵感、我的安慰、我的生命罗盘和我的舵手：美丽而又丰富多彩的自然。
　　我的整个生活已经被强有力地拽到了户外，进入森林和大山，到了海滨和大海中。我意识到这个星球的伟大和多变，并对此感到欣喜;我的精神也在潜意识中充满着对进入大自然的渴求—这两种力量推动着我。

险途

　　早上6：00，我对诺曼高喊说，我们要上去了。他从他们的帐篷里回答说，他们很快就会跟上来。然后，贡布和我从我们的帐篷爬出来，踏入暴风雪肆虐着的大地。
　　头顶上，骄阳似火。但是我胸部以下，是乳白色的一片。冰雪的晶体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贡布的样子有些怪异，头戴护目镜，坐在被风吹动着的雪地表面。
　　总之，我们出发了，跌跌撞撞，继续向前、向上行走。往前方，我只能辨清东南山脊，那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但是我看不到自己的脚。怒吼着的风，给地面盖上了4～5英尺深的旋转的、漂动的雪层。行走速度慢得惊人。在雪地中，我们轮流开路。踢雪，停步，前进，休息，吸氧。两小时的攀登，我们仅向上攀登了700英尺的垂直高度。
　　我的背包中装着两瓶氧气、两部照相机、一部收音机、两只水瓶、一个急救箱、食物、额外的衣服、一支手电筒、一个系有美国国旗的尖木桩、一只可在零下30华氏度时使用的睡袋，共45磅重，但感觉像背着一吨重的砖块。山脊之侧，比南侧顶峰低700英尺的位置，我们预估刚好是到达顶峰高度的一半，贡布和我决定把我们已经用过一部分的氧气瓶藏匿起来，以便回来时用;我们用剩下的氧气瓶登顶。每个氧气瓶重达13磅，卸下一个情况会大不相同。
　　然后我们又出发了。但是现在我有一个新问题：无情的风和冰晶，在吹过我的护目镜时结成了冰，把我的左镜片冻结起来了，我没法看清楚路况。没有双眼视觉，便不能很正确地判断距离。此外，我已经口渴难耐，但是水瓶里的水已经结成坚冰了。由于缺氧造成的愚蠢，早些时候我把它们放在了背包的外层，现在它已经成了毫无用处的物件了。从六号营地开始，我仅有的饮料便是冰柱，它是通过我的呼吸不断地在氧气面具上形成的—我不时地把它们打破，让冰从面具流入我的口中。我喝的是自己的气息。
　　即使每分钟有两升氧气的流量，且每小时仅攀登200英尺的垂直高度，每前进一步我们也不得不呼吸5～6次。此外，风还不断地吹打着我们，坡度越低，我们越是步履蹒跚;我们宁可登山，也不愿意走平地—至少，登山时我们还有东西可以握住。我们继续着沉重乏味的前进步伐，半爬行半攀登，每艰难地向前迈进一步，就变得更加疲劳。我觉得自己像只狼蛛，正以90英里的时速行进。

登顶

　　我们于上午11：30到达南峰峰顶，第一次看到比我们所处位置更高的真正的北峰峰顶。我们前方有一个急降的陡坡，然后在我们和下一个障碍之间有一个马鞍地形，我们必须爬过一处很陡的岩面。1953年英国探险队攀登期间，查尔斯·埃文斯和汤姆·布迪龙曾站在我们现在站的地方，仰望对面的山峰，然后转身下山。他们的氧气阀门装置被冻住了，所以他们无法继续前进。第二天，新西兰人埃德·希拉里和夏尔巴人丹增·诺尔盖攀登了上去，从此以后，这里就被叫作“希拉里台阶”。
　　我们蹲在南峰上，用我们的眼睛攀登“希拉里台阶”。然后我们下到马鞍处，跨过那里。在“希拉里台阶”的底部，饱受狂风拍击，我们又休息了一会儿。从这里开始，实际上是垂直向上—左面是岩石，右面是冰檐。冰檐悬挂在岩石上，但是有风化的裂缝和空洞。冰檐下，珠穆朗玛峰的康顺坡绵延下降数千英尺，直抵西藏。
　　贡布系好了登山绳，并且把我也固定好了。我用力摆动，通过岩石和冰檐避风面的槽口把自己撬上去，气喘吁吁，诅咒身上的背包又重又笨拙。我爬到了顶上，找到了一处好位置系绳索，把松弛的绳子收紧，急速地拉绳子，以便贡布紧随着我爬上来。随着他爬到我身边，我把绳子卷了起来。我们四肢伸展开来，躺在平地上，又休息了一次。
　　最后，贡布和我再次站起来，转过身。我们又开始移动，然而已疲惫不堪。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吸一只空氧气瓶。我曾经认为每人一只氧气瓶会把我们带到山顶，但是我们向上行走的路程比我們预期的要长得多，并且，我们的体力也消耗太多了。如果我的大脑一直正常工作，那么，我也许会被吓坏。相反，我记住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向前走”。而且我们接近终点了，在我们前方仅有一个平缓的斜坡了。
　　离山顶大约还有50英尺，我再次卷起绳子，贡布来到我的身边。我斜靠着他，顶着风喊了声：“你先走，贡布！”
　　“你先走，大个子吉姆！”他高声回答道。即使他戴着面具，我也能看到他露齿而笑。
　　我们采取了折中方案—并肩而行，蹒跚走过了最后的几英尺。下午1点，我们一起站在地球的最高点—比海平面高出29028英尺。我们头上的天空很幽深，那是在地球最高的大气中时才能看到的深蓝色。我们站在急流中，在宇宙的边缘。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