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战场上，他想溜；在纺织工厂干保全工，他只是混；去崇明围垦，他想逃。虽说他做过工、种过地、打过仗，集“工农兵”于一身，却从来不是个好工人、好农民、好战士。
　　
　　当过五年半的兵
　　
　　1935年，王洪文在长春郊区出生。1951年4月，16岁的王洪文参了军。不久，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来到朝鲜战场。先是当警卫员，后来在某师通信科当通信员。
　　爱睡懒觉，爱游山玩水，爱下河摸鱼，松松垮垮、散散漫漫的王洪文，在部队点名时，受到机关协理员的批评，他却当场跟协理员吵开来了，显露出了他的“造反”精神……
　　当年跟王洪文在一个部队的战士回忆道：“一次，领导派他去电台送命令，他怕路上遇到敌人，竟赖着不去。又有一次，部队机关在一个山沟里遭到敌人炮击，他不顾首长和机关的安全，炮声一响就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五次战役后，美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一次，机关驻地落下了一些带菌物，广大干部战士都忙着打扫、清洗，而王洪文却怕沾染，不参加打扫，后来看到大家清洗干净了，才装模作样赶到现场……”
　　面对着震耳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王洪文不愿当通信员，却向领导提出要到乐队去吹喇叭……
　　总算离开了朝鲜战场，回国当个“和平兵”。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没有爬冰卧雪的艰难。在和平的日子里，凭着能说会道，王洪文显得十分“进步”，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他当兵五年半中最大的“收获”，成为他日后政治生涯中的重要“资本”。
　　
　　买了一套军官服过“官瘾”
　　
　　1956年，当王洪文从部队到南京参加军事集训的时候，每个学员可以置一套解放军战士服，他却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套军官服。虽然他从未“扛”过肩章，但是肩上那根小小的布条似乎使他的“官瘾”得到小小的满足。王洪文复员后，这个东北长春人，被分配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
　　王洪文在厂部办公楼里上上下下转了一下。到底是大厂，整整一座办公楼，每个房间都塞满了办公桌。他想，凭着自己是复员军人、党员，在这个工厂里弄个官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他梦想着沏上一杯清茶，点上一支香烟，坐在舒软的椅子上，翻翻报纸，看点公文……他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单身宿舍里等待着分配工作的好消息，然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厂里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王洪文走进嘈杂的车间，心凉了半截。对于纺纱机、织布机一窍不通的他，如今要做保全工，简直是重敲锣鼓另开张!在他的心中，埋下了对厂党委不满的种子。但此时的他又不得不脱下心爱的军官服，穿上蓝色工作服，成天价跟满是油泥的纺织机打交道。
　　“闲茶闷酒无聊烟。”郁郁不得志的王洪文，上班不离烟，下班不离酒。
　　“你好好学。不懂，我教你，包你学会。”他的师傅是个厚道的老工人，以为王洪文所苦闷的是不懂技术。
　　王洪文缄默不语，坐在用废旧梭子做成的椅子上，叹着气说：“师傅，谢谢你的好意。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想吃技术饭，我想吃政治饭!”
　　王洪文跟巴巴地盯着党支部书记的位子；他想“吃政治饭”，一旦当上支部书记，就可以脱产，可以不干保全工；凭着他能说会道，“吃政治饭”比“吃技术饭”有出息得多。
　　非常遗憾，党支部改选的时候，他只被选为支部委员，而支部委员是不脱产的。
　　他成了个“阿混”。他没心思学技术，混一天算一天。不满、苦闷、无聊，下班之后，要么一盘接一盘地用“车、马、炮”打发时光，要么困大觉。
　　
　　在崇明打鸟、钓鱼、捉蟹
　　
　　王洪文不愿吃“技术饭”，依然胡混着。干了几年保全工，论技术，他还是原地踏步在学徒水平。
　　混着，混着，一次意想不到的工作调动，使王洪文差一点气炸了肺：那是在1960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从“大跃进”的狂热中，跌入了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棉花减产，原棉供应不足，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生产萎缩了，人浮于事。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了扩大农业生产，上海组织了十万围垦大军，奔赴崇明岛。在围垦人员名单之中，有王洪文。崇明岛是上海所辖的十个郊县之一，称崇明县。对于上海来说，那是一个最远僻的郊县，上海的“西伯利亚”。
　　王洪文闻讯，火冒三丈。在他看来，那是厂党委存心跟他过不去：如今，他连保全工都当不成，要到崇明去种田!那个恨，那个气，连眼睛都迸射出火星。他想，他是个党员，是个复员军人，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吵呀，闹呀，无济于事。1960年10月5日，王洪文只得踏上驶向崇明岛的轮船。
　　虽说刚到崇明时，他常常蒙头睡闷觉，终日脸一无笑，扳着手指数着离回沪休假还有几天，可是时间一久，他倒随遇而安，在郁郁寡欢中找到了欢乐：那里的河，有的是鱼，是钓鱼的好地方；那里的海滩，有的是螃蟹，一趟抓个半铅桶，用蟹下酒，美不胜收!崇明蟹，又肥又大，向来是上海市场一流的抢手货。眼下，芦苇丛里，河边泥滩，到处是这“横行”的家伙!
　　崇明的鸟叫声，也唤起王洪文的喜悦。他从上海带去了小口径步枪，摆下了与鸟儿“宣战”的架势。
　　“干活磨洋工，打鸟、钓鱼、抓蟹是英雄。”人们用这样的顺口溜，勾画当年王洪文的形象。
　　打牌、下棋、喝酒，一回上海就生“病”，“病”了好久才回崇明。他打发着时光，两年多的时间就这么个混了过去。
　　既然王洪文无意于“技术饭”，想吃“政治饭”，领导便找他谈话，要他在崇明留下来，当个农场干部。王洪文的脸顿时煞白，连声说：“要我留下，我不干，我逃也要逃回上海去!”他终于“逃”回了上海。这一回，他总算不再当保全工了，当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二纺织工厂的治保委员。
　　
　　科长梦的破灭
　　
　　1964年，王洪文调到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当上保卫员。这下子，他在进厂8年之后，终于在那幢广部办公楼里，占有一张办公桌。虽说保卫员只是个科员，毕竟意味着他从工人转为干部。考虑到他是复员军人，厂里还让他担任了基层民兵连连长。他负责训练厂技校的学生。
　　王洪文坐在保卫员的椅子上，巴望着保卫科科长的位置。那时候。保卫科只有一位代科长。
　　“哪怕是当个副科长也不错!”王洪文坐在办公楼的二楼，望着从嘴巴里吐出的烟圈，常常这么想到。
　　每当厂里来了外宾，王洪文总是把四六分的小分头梳得光光的。外宾一到，他抢前一步上去握手；外宾离去，他也要跑上去握一握手。远远地站在现场的保卫科代科长虽然已提醒过他，保卫员的职责只是保卫外宾的安全，而接待外宾是厂领导的事。可是，每逢这种场合，王洪文岂甘默默无闻，颇爱显山露水。
　　他极力想从困境中挣脱，而在他看来腾跃之路，唯有“升官发财”，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升官”。那时的他，“升官”的目标，不过是做个科长罢了。正当王洪文做着“科长梦”的时候。一盆冷水迎头浇下，使他好梦破碎，恼火之极。
　　那是上海市委“四清”工作队，开进了上海国棉十七厂。“四清”运动开始了。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后来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清经济”的时候，有人向工作队反映：王洪文穿在里面的衬衫，是用厂里的花布做的，显然是偷的。王洪文在修理自己的房屋时，用的黄沙、水泥直至门上的弹子锁，是从厂里偷去的。在外宾走后，王洪文悄悄地把剩下的高级香烟塞进自己的衣袋。有人看见，王洪文从堆放在定海路上的公家木料中扛走了一根最粗的……最使王洪文难堪的是，有人要他当场把穿在里面的花布衬衫脱下来，弄得他的两颊涨得绯红绯红的。
　　虽说都是些小偷小摸的事儿，算不上大是大非，但是毕竟暴露了王洪文灵魂深处的肮脏。尤其他身为保卫科干部，身为共产党员，这些丑事使他名声挺臭，他差一点连科员都保不住了，当然别指望当科长了。
　　王洪文不怪自己的不检点，反而倒打一钉耙，心中燃起一股对厂党委的怨恨之火。他也恨“四清”工作队，还有那个向厂里揭发他偷拿行为的定海街道第五里委会第二居民小组长余凤珍。他是一个报复之心很重的人，发誓有朝一日要余凤珍“好看”。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