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过去了，其实，电影院根本没有发生过放电影这回事，很多人只是在那里笑两声，然后出来对自己说，100块其实能买很多双过冬的袜子……我们真不希望那样的事发生在《达达》身上；因为有的时候，一部电影要比很多双过冬的袜子更让你感到温暖。
　　
　　我们终于见到了那个长得像昆汀的导演张元，然后从他那里知道了《达达》快要上映的消息，是在四月份。
　　话题从一本多年前他为基耶斯洛夫斯基传记所写的序言开始。他一边思考一边不紧不慢地闲聊着二十年间光影人生的心路历程，话题渐行渐远，却在不经意间让我们触到他一丝内心深处的涟漪。谈及这一路在“地下”与“地上”之间的选择徘徊，谈及多年前《北京杂种》、《东宫西宫》首次触及“摇滚乐”及“同性恋”题材的尴尬以及国人的不甚理解，他毫无难色，甚至不无意气风发地感慨当下这个开明风气与多元化并存的时代到来，正是靠着当年他们这一群开路先锋的电影记录行为所启发。“我要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我的电影”，于是张元拍摄了《过年回家》，然后是《我爱你》、《绿茶》，他的上一部作品《看上去很美》让更多的普通人认识了张元和他的作品，孩童的视角、低姿态的叙述、怀旧的情绪，以及一个朴素到有些美轮美奂的成长经历，都让观众那么印象深刻。
　　张元的新作即将上映，有个古怪的名字叫做《达达》（DaDa’s Dance），年轻的演员，年轻的编剧，心态年轻的张元期待着重新出发。张元说《达达》的主题是寻找，他更是坦承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只能用摄影机来极尽可能地完善这残缺和卑微的人生，说这话的时候他眼里闪烁着一丝关切的热情，周围的嘈杂与冰凉似乎顷刻消失了。他开始回避我们探寻答案的目光而肆意进入自己的世界，对于旁人甚至同行的话题他不愿妄自评价，他充满人性关怀的言谈里又透露着些许的压抑和深感卑劣的人生况味，我们不想深究这些心境是否与他的涉毒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张元，比以前略胖了一些，他的身后摆放着一架古筝，他的窗外有一个供放着笔墨纸砚的案台，他的面前则是一些小孩子的图书以及画画用的彩笔，与这古老的根雕木桌显得极不相称，但是在夕照下，这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电影
　　《过年回家》是张元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因为它跟以前的张元电影有所不同。它比一百双袜子更能让你想起温暖这个词（mildness）。这就是为什么威尼斯电影节把它的最佳导演奖给了《过年回家》。
　　《过年回家》是一部探讨“罪与罚”的电影，毫无血缘关系的姐妹，小琴和陶兰，她们正值青春期；青春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把另一个打死了，起因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罪恶都是这么产生的：世界上有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两个人信不同的教，一个就把另一个杀了。
　　电影通常都在后二十分钟决定自己的德性，就像很多人要在晚年决定自己的名节；《过年回家》在它的晚年汇聚成一条温情又饱满的热流，老朽的父母，过度被管束的犯人，人性化得有点失真的女狱警，忽远忽近的晚会背景音，鞭炮提示的环境声，最终，闸门打开，在一家三口的痛哭声中，所有的人都原谅了对方，也原谅了自己。
　　


　　如果说人的价值体现在你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己，就像电影中的陶兰父母——那么一部电影的价值体现在导演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你的文化和信仰；在这部电影里，我们确实看到张元超越了他那些多少有点病态又孱弱的同行。
　　在中国拍电影，你很容易就出来，只要比别人多一点钙。当然，如果你再能比别人多一点趣味，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当你乘坐电梯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放下手中的报纸对你说：
　　我认为您应该拿一回奥斯卡，伊斯特伍德已经拿过两次了。
　　可是你知道这样的事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人们只会说，他是个拍电影的家伙，但是我没看过那些电影。
　　如果说中国有一部既有趣又有钙的电影，我想会是《看上去很美》。那是张元的另一部电影，或者可以这样说，是中年方枪枪的另一朵小红花。这又是一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电影。我们喜欢改编王朔的小说，就好像只有一棵果树，却有很多榨汁厂，以及很多不熟练的工人。所以你很难想象，张元竟然把它拍成了一部中国版的《零分操行》，我们的工人里终于出现一个师傅。美国的《新闻周刊》（Newsweek）评价它是一部“勇敢的、表达自由的电影”。在这里，摄影机尽量保持和儿童身高相等的低机位，以平视的姿态观察孩子们的活动，谦虚得让人感动；在中国，很少有人真的把孩子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总是以为那是“自己的”儿子或女儿。这极大地限制了创作者的想象，他们几乎不敢肯定那里有另外一个真实的世界——一点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拍不出《微观世界》这样的电影，在这部光泽感和透明度双重出众的影片中，甚至没有人类，只有蚂蚁，蜗牛和瓢虫。缺乏想象力是一回事，有没有耐心是另一回事。遗憾的是，我们都没有。直到这部《看上去很美》的中国电影出现为止，我们的孩子终于动起来了，是一个真实的“主体”了。
　　
　　性别
　　《东宫西宫》和《金星小姐》的考察领域固然跟性有关，它们同时也提出一个指向权力关系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有没有权利在后天决定自己的性别？或者说，我们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就像《东宫西宫》里的经典台词那样：
　　当你想爱的时候，你就是个男人，当你想承受爱的时候，你就是个女人。
　　对于艺术家来说，性是上帝开给他们的长期支票——它出现在所有伟大的作品中，甚至可以这样说，真正接近艺术本质的作品必然是那些对性有明晰认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决定了我们生存的本质和意义——我们在人间所做的任何努力，付出的任何代价，无论多么卑微也要活下去，所有的一切，不出意外地，都根植于生的欲望，或者说，伟大的性冲动。就像歌里唱的：
　　聋子听见了听见他情人的声音
　　瞎子看见了看见第一次的日出
　　哑巴说话了他清晰无比
　　蠢蛋也爱上了音乐
　　写一首曲子传唱一千年
　　……
　　


　　自从1919年世界上出现第一部同性恋电影《与众不同》，直到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中国才出现几部像样的同性恋电影。1997年是个独特的年份，导演们纷纷想起了开发同性恋这座宝藏，除了有张元导演的《东宫西宫》，还有台湾导演蔡明亮的《河流》，香港导演王家卫的《春光乍泄》——毫无疑问，《东宫西宫》是最深刻的，它甚至已经把摄影机架到了中山公园的公厕里，就离小便池不远。
　　在这部表现主义风格的电影《东宫西宫》中，一系列运动的镜头把我们带进了人类心灵的纵深处——如果说在电影《罗生门》中，宫川一夫的跟移镜头第一次把观众带进了光影变化的森林，那么这次，年轻的中国导演第一次把观众带进了另一个森林，在那里，人类像昆虫一样隐藏在树丛中，他们像昆虫一样渴望交配，却不配有同样的自由。你看不见那些焦虑的、被情欲折磨的昆虫，只有渐渐升起的摄影机才能找到它们。摄影机找到了它们，同时警察也找到了。
　　接下来，张元找到了金星小姐，一个渴望变性的舞蹈家。这部在八大处整形医院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个男人如何变成一个女人。用张元的话说，“手术是无法想象的艰巨，甚至必须用可怕来形容!至今我都不知道自己是靠着什么勇气或说是好奇心去拍完的……”他们用掉八本胶片去采访舞蹈家，并且和他在同一天驻进了医院，就像等待蝶变的瞬间那样，等待他变成女人。
　　只是很遗憾，很少有人看过这部纪录片。
　　
　　治病
　　《妈妈》是张元的第一部电影，在他25岁那年。
　　《妈妈》和《儿子》是两部关于“治病”的电影：在《妈妈》这部电影中，年轻母亲面对的是一个大脑损伤的儿子；在《儿子》这部电影中，年老母亲面对的是两个无所事事的的儿子，和一个有酒精依赖症的丈夫。妈妈们总是面对病人。
　　而她们并不是最好的医生。于是，这些人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变成了帮病人治病，同时维系家庭的完整。她们都想找到治疗家庭伤痛的良药。问题是，良药很难找到，尤其是在电影中，导演们制造各种病让他们的家属无所适从——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生活制造了这些病。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导演和生活确实都是制造麻烦的人。
　　《妈妈》是一部黑白胶片和彩色胶片轮流使用的电影，因为导演觉得那样更有意思；就像把有些人把肉松夹进生菜里吃那样，他们觉得这样更有食欲。当然，导演有自己的考虑，他们也许压根儿就没想过食欲这回事。
　　但是你确实能看到导演的用心。虚构的故事（黑白）和记录的影像（彩色）出现在银幕上，当然，也可能是你家的电视上，你会很容易就分清楚哪些是虚构的故事，哪些不是。你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虚构的故事用黑白胶片，而记录的部分则用彩色胶片——总的来说，颜色并不是导演要考虑的重点，他们更关注自己的人物出现在画面的哪个位置；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彩色的画面更接近我们的日常经验，因为这就是你在平时看到的，并且以“纪录片”的形式出现在你面前。
　　让我们回到电影的“现实”中——也许脑损伤并不是什么病，比那更严重的是你的生活出了问题，这种“病”更难治愈，更没有希望；生活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各种各样的病。也许治疗这些生活之病的良药就是更多的电影——就像张元说的那样，用拍电影的方式完善我们的生活，让它完整些。
　　《儿子》是张元七年之后的另一部和“治病”有关的电影。
　　谈起这部电影拍摄的缘起，张元说有一天两个兄弟来敲他的门，给导演讲了自己的故事，并且告诉他，这也许是部不错的电影；尽管大多数人缺少这样的勇气，但是两兄弟还是试图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敲了导演的门。
　　和大多数人的生活出了问题一样，两兄弟的家庭已经濒临解体：他们的父亲住在精神病院，他们自己荒废了学业，现在只能每天无所事事。不可思议的是，在后来的电影中，他们全家出现在画面上；影片全部由生活中的原型来扮演，也就是说，他们喝酒，然后住进精神病院，母亲拼命在外边赚钱贴补家用，她最终失去了信心。用导演的话说，《儿子》讲述了一个“绝望的故事”——绝望的理由是你根本找不到解决难题的药，你知道，也许根本没有药。
　　没有开出药方的电影后来在鹿特丹电影节拿到了最佳影片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摇滚乐
　　《北京杂种》是一部更混乱的电影，电影里有摇滚，有债主，有不想打胎的年轻妈妈。总之，这是一部跟摇滚有关的“混乱电影”。
　　
　　张元访谈录
　　《达达》什么时候上映？
　　张元：四月份。到时候邀请你们参加首映式。这部电影在国外反响不错，我很高兴；中国观众喜欢与否还不知道，希望它同样受欢迎。我也相信这部电影会有观众缘。
　　
　　《东宫西宫》和《金星小姐》是两部很有意思的电影，一个拍同性恋，一个拍跨性别，为什么要拍酷儿电影？
　　张：这得站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去看。性在中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同性恋尤其敏感，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身边就生活着这样的人，问题是，他们确实存在。我愿意去关注那些不被关注的人，他们在生活。
　　
　　《看上去很美》也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以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是不是要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
　　张：我想大概是。孩子看到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看得更清晰——这个我能从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
　　
　　拍完《达达》，有拍纪录片的打算吗？
　　张：纪录片是电影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片种，而且纪录片这些年在中国发展也不错，涌现了很多很好的纪录片导演。对于我来说，如果有我感兴趣的题材，我还会再拍；像《金星小姐》，93年拍的《广场》，中间还拍过一个《钉子户》，包括《疯狂英语》。因为电影的记录本性，当你扛着摄影机，面对这些需要拍的人物，面对一些你需要拍的事情，同时你也在构思一个故事，对自己来说是很有意思的。拍纪录片是对时代中一个阶段的记载，到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我们的工作室在前年，曾经做过一个非常长的纪录片，叫《粉末春秋》，关注的是中国的京剧艺术，现在还在做。
　　
　　从你最早的电影《妈妈》开始，一直关注的是那些很卑微的人，普通人。
　　张：人生本来就是很悲伤的，一个人的人生并不是很完善，为什么我们要拍电影呢，进行创作？实际上，这才能真正地表达我们的生活。如果希望我们的人生更完整一些，我想可能应该用电影来补充它。我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关注那些卑微的人，那些普通人，也是关注我自己，我们的命运。
　　
　　看电影的人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比如现在遇到了金融危机，大家的生活都很艰难，所以不想再去看那些反映自己生活的电影，尤其是那种悲悲戚戚的电影，大家想找点乐子。有没有想过去拍喜剧？
　　张：我如果去拍喜剧，也会拍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喜剧。创作者本身也有各个方面的极限，有自己的角度，有自己的立场，这东西我觉得是不能强求的。我不能强求别人，我想别人也不能强求我。
　　
　　张元作品：
　　1989年《妈妈》瑞士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奖
　　 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
　　 英国爱丁堡电影节欧洲影评人菲普雷希奖
　　 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大奖和公众大奖
　　1992年《北京杂种》瑞士洛迦诺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奖
　　鹿特丹电影节最有希望的导演
　　1994年纪录片《广场》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
　　 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
　　 意大利波波立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1996年《儿子》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1997年《东宫西宫》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
　　 最佳摄影奖
　　 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斯洛文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1998年《过年回家》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意大利影评人最佳影片奖
　　 国际天主教协会电影视听艺术组织最佳影片奖
　　 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西班牙吉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00年数字电影《金星小姐》
　　2002年《我爱你》《绿茶》
　　2006年《看上去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