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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26日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已尘埃落定，欧盟机构新一届领导班子也将随之而生。这是近20年来选民参与度最高的一次欧洲议会选举，从结果上看，此番欧盟政治生活的“盛宴”不乏惊喜。
综观本次欧洲议会选举。首先，欧盟政党格局呈现出了更加碎片化、多极化的态势。与2014年选举相比，传统党团在欧洲议会的影响力下降。中右翼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中左翼社会党党团本次选情低迷，支持率均为20%强。即使两党联合也仅拥有332席，已失去在欧洲议会中的简单多数地位（欧洲议会共751席）。
2019年5月2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偕夫人布丽吉特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投票。
其次，中間派和绿党党团的“惊艳”表现为挺欧派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绿党党团获得69席。中间派欧洲自由与民主复兴联盟党团（ALDE）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党派组成的党团在选举中表现不俗，预计将获得105席，成为了决定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简称欧委会）班子组建的重要力量。由于传统中左、中右党团即使联合也注定失去多数派地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中间派党团便成为大党团“组阁”的最佳搭档选择。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内，挺欧派仍将在欧洲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再次，极右翼、反建制政党总体表现平平。疑欧的极右翼、反建制派势力有所增强，但总体席位数无法达到总席位数的1/3，对欧洲议会政党格局的冲击比预期的强度要低。但在部分国家，疑欧势力大幅攀升：成立仅两个月的脱欧党如愿地成为在欧洲议会中拥有席位最多的英国政党;在意大利，联盟党以近35%的支持率夺得该国头名，获得28席，成为欧洲议会中席位最多的独立大党之一。政党间势均力敌、席位分散意味着欧洲议会中“两党主政”的权力格局已被打破，未来五年内，无论是自由派、极右翼、反建制派还是绿党党团，其在欧盟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都将得到大幅提升。
选举过后，欧盟机构和各国政要们首要面对的议题是：如何搭建下届欧盟机构的“领导班子”？其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是否继续启用“领先候选人程序”（Spitzenkandidaten process）？该程序是欧盟为提名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而设立的非正式决策程序，即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的党团候选人将自动获得欧洲理事会提名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欧盟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首次启用该程序，当时第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候选人容克随即成为欧委会主席。
不过目前，欧盟内部对是否继续沿用该程序争执不下。在欧洲议会，多数党团支持继续沿用“领先候选人程序”。5月28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表示欧洲议会将拒绝任何来自于非领先党团的欧委会主席候选人提名。反对该程序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亮眼”的中间自由派党团。它们认为，该程序缺乏合法性，无法搭建一个有多国背景的欧盟领导班子。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尊重欧洲人民党党团候选人韦伯，但并不认同该程序的原则。ALDE党团领袖伏思达（Guy Verhofstadt）强调，下届欧委会主席应通过明确的复兴欧洲计划、成为多数挺欧派诸党团的共同代表。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被授权在欧洲议会、成员国政府之间就程序和提名问题进行斡旋。他表示，在该问题上，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不会发生机构间冲突，双方的目标都是达成共识。
目前，各方已达成的共识是，欧盟部长理事会将仅对原则性问题进行讨论，而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提名将放在即将于6月召开的欧盟峰会上讨论。这些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洲中央银行等。此外，各国同意将下届欧盟机构的主要目标聚焦在气候行动、社会凝聚力、保护欧洲、欧元区改革等议题上。
虽然欧洲议会选举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较为利好的消息，但欧洲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首先，欧盟经济有下行风险。据欧委会新近发布的欧盟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欧元区2019年整年的增长率被调整为1.2%，低于原先1.3%的预期目标;欧盟同期整体增长率调为1.4%，下降0.1%。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下行是欧盟下调增长预期的主要考量。2019年德国经济增长率预期仅为0.5%，德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大幅缩减，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
其次，结构性赤字问题依然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5月8日，欧委会向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等国政府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建议书，望其恪守财政纪律，保持收支平衡。欧委会认为，比、西、意、法等四国在2019年预算中的结构性赤字过高。公债规模长期居高不下、经济停滞是造成赤字率过高、结构性赤字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糟糕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2019年扩张性的财政计划都是在较高增长预期基础上制定的。在经济不振的现实面前，欧委会有理由担心两国的财政状况存在恶化风险。最后，不断增加的全球风险和国内政治不确定等因素加大了欧洲经济提振难度。这些因素包括英国脱欧以及欧美、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等。欧委会经济与金融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表示，欧洲经济被负面的全球时局和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所裹挟。如果贸易摩擦持续下去的话，未来两年欧盟面临的主要风险将是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和全球经济增速下滑。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也给成员国国内政治带来了一定冲击，政府频繁更迭无疑不利于政策执行的连贯性。大选过后，极左翼领导的希腊政府宣布解散、提前举行国内大选。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惨淡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的党首、意大利副总理迪玛约将于近日在党内支持者中发起对自己的信任投票。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风险依然很高，从其他成员国角度看，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在今年4月曾警告称，英国脱欧引发的不确定性正对欧元区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欧委会负责欧元区版块副主席则强调，“我们应该对英国无协议脱欧、政治不确定性和国有银行坏账等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图斯克、容克、塔亚尼、莫盖里尼和德拉吉为首的上一届班子给欧盟留下了许多政治遗产，包括多速欧洲、能源联盟、全球战略、财政紧缩以及众多“武装到牙齿”的贸易保护措施等。尽管如此，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依然在欧盟民众中呈下降趋势。
民粹政党虽然未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爆冷”夺得更多的席位，但其发展势头依然强劲，正在联盟和各成员国层面成为左右欧盟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反建制派政党放弃了惯用的“摧毁一切”的竞选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以“变化”“改革”为主题的竞选主张。虽然各民粹政党的竞选主张存在不同，但其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也找到了共性，即要求将权力收回成员国、建立更严格的欧盟边境控制制度等。从原来的单打独斗，到如今形成严格的政党间合作机制，民粹势力正逼近欧盟政治权力的中心。
过去五年，欧盟似乎与“更紧密的联盟”目标越来越远。在经济方面，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的经济表现不佳。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债危机、欧元危机、难民危机等接踵而至。容克的3150亿投资计划也没有将欧盟经济带入真正的增长轨道。以出口拉动增长的德国模式不再“高光”，法国经济停滞不前，意大利经济在过去十年里三次陷入衰退。在社会文化方面，欧盟推行的促进“公平”“民主”的新工具在很多成员国就对待难民、移民问题频频失灵。
“欧洲之父”让·莫内从不显眼、争议较小的“煤钢”联营突破，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自那之后，从项目入手、通过技术细节设计、将各国的共同利益绑定在欧盟这个超国家机制下的发展范式，使欧洲联盟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从取消煤钢关税到英国脱欧，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从项目式的发展“范式”走向了迫不得已的“多速发展”方向。如何“用无形的手将欧洲团结起来”，或许是新一届欧盟机构面临的最大难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副研究员）
欧盟政党格局碎片化加剧，挺欧力量依然占优
综观本次欧洲议会选举。首先，欧盟政党格局呈现出了更加碎片化、多极化的态势。与2014年选举相比，传统党团在欧洲议会的影响力下降。中右翼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中左翼社会党党团本次选情低迷，支持率均为20%强。即使两党联合也仅拥有332席，已失去在欧洲议会中的简单多数地位（欧洲议会共751席）。
其次，中間派和绿党党团的“惊艳”表现为挺欧派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绿党党团获得69席。中间派欧洲自由与民主复兴联盟党团（ALDE）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党派组成的党团在选举中表现不俗，预计将获得105席，成为了决定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简称欧委会）班子组建的重要力量。由于传统中左、中右党团即使联合也注定失去多数派地位，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中间派党团便成为大党团“组阁”的最佳搭档选择。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内，挺欧派仍将在欧洲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
再次，极右翼、反建制政党总体表现平平。疑欧的极右翼、反建制派势力有所增强，但总体席位数无法达到总席位数的1/3，对欧洲议会政党格局的冲击比预期的强度要低。但在部分国家，疑欧势力大幅攀升：成立仅两个月的脱欧党如愿地成为在欧洲议会中拥有席位最多的英国政党;在意大利，联盟党以近35%的支持率夺得该国头名，获得28席，成为欧洲议会中席位最多的独立大党之一。政党间势均力敌、席位分散意味着欧洲议会中“两党主政”的权力格局已被打破，未来五年内，无论是自由派、极右翼、反建制派还是绿党党团，其在欧盟决策过程中的话语权都将得到大幅提升。
在“组阁”问题上分歧较大
选举过后，欧盟机构和各国政要们首要面对的议题是：如何搭建下届欧盟机构的“领导班子”？其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是否继续启用“领先候选人程序”（Spitzenkandidaten process）？该程序是欧盟为提名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主席而设立的非正式决策程序，即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的党团候选人将自动获得欧洲理事会提名出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欧盟在2014年欧洲议会选举后首次启用该程序，当时第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党团候选人容克随即成为欧委会主席。
不过目前，欧盟内部对是否继续沿用该程序争执不下。在欧洲议会，多数党团支持继续沿用“领先候选人程序”。5月28日，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表示欧洲议会将拒绝任何来自于非领先党团的欧委会主席候选人提名。反对该程序的声音主要来自于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亮眼”的中间自由派党团。它们认为，该程序缺乏合法性，无法搭建一个有多国背景的欧盟领导班子。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尊重欧洲人民党党团候选人韦伯，但并不认同该程序的原则。ALDE党团领袖伏思达（Guy Verhofstadt）强调，下届欧委会主席应通过明确的复兴欧洲计划、成为多数挺欧派诸党团的共同代表。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被授权在欧洲议会、成员国政府之间就程序和提名问题进行斡旋。他表示，在该问题上，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不会发生机构间冲突，双方的目标都是达成共识。
目前，各方已达成的共识是，欧盟部长理事会将仅对原则性问题进行讨论，而欧盟主要机构领导人提名将放在即将于6月召开的欧盟峰会上讨论。这些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洲中央银行等。此外，各国同意将下届欧盟机构的主要目标聚焦在气候行动、社会凝聚力、保护欧洲、欧元区改革等议题上。
欧盟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虽然欧洲议会选举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较为利好的消息，但欧洲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首先，欧盟经济有下行风险。据欧委会新近发布的欧盟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欧元区2019年整年的增长率被调整为1.2%，低于原先1.3%的预期目标;欧盟同期整体增长率调为1.4%，下降0.1%。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下行是欧盟下调增长预期的主要考量。2019年德国经济增长率预期仅为0.5%，德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出口大幅缩减，尤其是对中国的出口。
其次，结构性赤字问题依然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5月8日，欧委会向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等国政府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建议书，望其恪守财政纪律，保持收支平衡。欧委会认为，比、西、意、法等四国在2019年预算中的结构性赤字过高。公债规模长期居高不下、经济停滞是造成赤字率过高、结构性赤字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糟糕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2019年扩张性的财政计划都是在较高增长预期基础上制定的。在经济不振的现实面前，欧委会有理由担心两国的财政状况存在恶化风险。最后，不断增加的全球风险和国内政治不确定等因素加大了欧洲经济提振难度。这些因素包括英国脱欧以及欧美、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等。欧委会经济与金融事务专员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表示，欧洲经济被负面的全球时局和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所裹挟。如果贸易摩擦持续下去的话，未来两年欧盟面临的主要风险将是更多的贸易保护措施和全球经济增速下滑。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也给成员国国内政治带来了一定冲击，政府频繁更迭无疑不利于政策执行的连贯性。大选过后，极左翼领导的希腊政府宣布解散、提前举行国内大选。欧洲议会选举中表现惨淡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的党首、意大利副总理迪玛约将于近日在党内支持者中发起对自己的信任投票。英国无协议脱欧的风险依然很高，从其他成员国角度看，欧央行行长德拉吉在今年4月曾警告称，英国脱欧引发的不确定性正对欧元区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欧委会负责欧元区版块副主席则强调，“我们应该对英国无协议脱欧、政治不确定性和国有银行坏账等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用“无形的手”将欧洲团结起来
图斯克、容克、塔亚尼、莫盖里尼和德拉吉为首的上一届班子给欧盟留下了许多政治遗产，包括多速欧洲、能源联盟、全球战略、财政紧缩以及众多“武装到牙齿”的贸易保护措施等。尽管如此，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依然在欧盟民众中呈下降趋势。
民粹政党虽然未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爆冷”夺得更多的席位，但其发展势头依然强劲，正在联盟和各成员国层面成为左右欧盟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民粹、反建制派政党放弃了惯用的“摧毁一切”的竞选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提出以“变化”“改革”为主题的竞选主张。虽然各民粹政党的竞选主张存在不同，但其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也找到了共性，即要求将权力收回成员国、建立更严格的欧盟边境控制制度等。从原来的单打独斗，到如今形成严格的政党间合作机制，民粹势力正逼近欧盟政治权力的中心。
过去五年，欧盟似乎与“更紧密的联盟”目标越来越远。在经济方面，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的经济表现不佳。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债危机、欧元危机、难民危机等接踵而至。容克的3150亿投资计划也没有将欧盟经济带入真正的增长轨道。以出口拉动增长的德国模式不再“高光”，法国经济停滞不前，意大利经济在过去十年里三次陷入衰退。在社会文化方面，欧盟推行的促进“公平”“民主”的新工具在很多成员国就对待难民、移民问题频频失灵。
“欧洲之父”让·莫内从不显眼、争议较小的“煤钢”联营突破，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自那之后，从项目入手、通过技术细节设计、将各国的共同利益绑定在欧盟这个超国家机制下的发展范式，使欧洲联盟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从取消煤钢关税到英国脱欧，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已从项目式的发展“范式”走向了迫不得已的“多速发展”方向。如何“用无形的手将欧洲团结起来”，或许是新一届欧盟机构面临的最大难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