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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以“建党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与创新”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于2021年5月15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通过选取以政治经济学与当代資本主义新发展为核心视角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资本主义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当代帝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等方面对与会论文进行综述。研究发现，平台经济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当前青年政经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相关学术成果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 建党百年;政治经济学;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F0-0;F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6-0102-07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分析的重要理论来源。青年学者们不仅探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还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货币政治经济学等重要领域进行了讨论。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与会青年学者主要围绕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价值形式理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存在争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桑朝阳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发展历程，指出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要突破过往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山东财经大学讲师宋宪伟则通过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含义及相互关系的再考察，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一种简化的表达方式，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一种更具体的表达方式。这两种表达方式不矛盾，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对于价值形式的研究，南京财经大学讲师谢家新认为当代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资本论》第一章的理论环节，而要在一般方法论层面上重审马克思在手稿群中对经济范畴“形式规定性”的分析，及其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如此一来，在更为广义的研究视域中，通过一种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中介运动呈现，价值形式理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方法论前提的重要意义，才能得到科学地揭示和说明。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阵地。武汉大学陈艺丹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提炼了人大政经教研室在初创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经验，总结了这些经验对于当前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现实启示。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破除各种理论迷信;应积极培养后备师资力量并组建人才梯队;必须有目的地搭建政治经济学教学载体和科研阵地，特别是要保证充分的教学课时量，并争取高水平理论刊物的积极配合。
（二）关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中，空间极少成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向度。近年来，以大卫·哈维为代表性人物的空间政治学兴起，引发国内青年学者的研究热情。南京农业大学讲师冉璐认为，哈维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地理学重构，正式打开了政治经济学的空间视域。一方面，他从总体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全新的地理学解读，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空间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指认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件“深刻的地理学事件”;另一方面，他从地理学角度重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未曾引起传统政治经济学重视的核心概念，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特性及其内在矛盾，实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地理学重构。
一些学者将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分析我国城市发展、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之中。西南财经大学讲师姚常成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内驱动力，而资本积累也会引起城市群空间中不平等交换的可能。中国特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路径包括国有经济引导着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方向、土地制度差异规制着中国城市群空间修复的方向、金融政策影响着中国城市群时间修复的广度与深度、户籍制度差异调节着中国城市群空间集聚与扩散过程、城市群发展规划提高了中国城市群功能一体化与产业一体化水平。兰州财经大学曹稳键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合谋博弈模型，分析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对城市发展和边界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扩张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土地供给是保障，劳动力集聚是条件。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刘鹏飞将市域社会治理置于空间维度中进行考察，发现当前我国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本逻辑的隐性影响，进而生发出空间治理的现实问题，如市域空间发展不平衡、市域空间资源分配失衡、市域空间内部阶层分化、市域空间权利分配非正义等。因此，要从复兴空间正义、明确空间参与主体、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空间治理手段四个方面加以矫治。
（三）关于货币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直以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经常被忽略，随着货币数字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涌现，货币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浙江海洋大学教授李光辉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所有财物“都可以兼作易货之用”[1]的货币理论分析，说明主流经济学的货币分析以自然经济条件的物物交换为基础，导致其论证逻辑中实质上没有货币的位置，因而难以解释经济现实。马克思明确意识到了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批判和超越，从商品分析到货币分析再到资本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实质。
对货币数字化的最新发展，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一方面，贵州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国帅指出，人民币数字化面临如何让用户接受、如何避免多元货币制度造成的货币体系紊乱、如何避免我国货币运动失控三个方面的难题。我们要警惕有人打着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摆脱美元霸权等旗号，以消解我国对货币在国内和国际运动的监管主权，进而搞乱我国货币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剑刚则认为，货币数字化是货币在数字经济时代货币职能和货币形态的进一步演化，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它不仅会推动传统金融体系向数字化转变，同时还将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产生重大的变革。随着数字人民币红包的成功发放，人民币数字化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币数字化将更加有力地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内外双循环模式的构建。同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工具，人民币数字化对于重塑国际结算体系、捍卫货币主权、制衡和约束美国金融霸权、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维护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资本主义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
（一）关于资本主义平台经济研究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平台经济逐渐出现并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会学者围绕“平台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问题提出以下观点。
北京工商大学讲师王金秋等对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众包生产模式进行了研究。她们认为，众包生产模式实际上是早期资本主义包买商制度的复归，众包组织将非雇佣劳资关系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资本—劳动关系日趋多元化、 层次化和弹性化。同时，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碎片化与重新整合过程中，劳资关系由起初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进而发展到平台经济时代的无形隶属。为适应弹性化的资本积累体制，众包平台通过将在线劳动者商品化、利用精细的等级体系和算法控制使得众包劳动者工作不稳定化。平台经济时代实现真正的协同生产，需要进一步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韩文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陈航从马克思的生产条件分配理论出发，讨论当新生产要素广泛渗入劳动过程、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时，其不同的归属和占有关系对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分配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不仅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机遇，加速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多的数字财富;还要从源头处进行调整，实现更加合理且均衡的生产条件分配，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
福州大学讲师王丽丽撰文探讨企业如何通过超网络关系适应动态复杂的竞争，从而促进知识共享转化为企业绩效。文章选取了458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样本，构建出超网络关系—知识共享—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从定量角度分析超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与互联网技术使用程度正向影响超网络关系和共享环境;超网络关系以知识共享为中介间接影响企业绩效，中介效应强度依次为共享动力、共享内容、共享环境;组织学习能力在知识共享影响企业绩效中起调节作用，探索式组织学习的调节效应大于利用式组织学习[2]。
上海交通大学陈若芳从马克思劳动关系从属理论的角度出发，对零工经济“自由”与“依附”的劳资关系生成根源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零工劳动中，以弹性雇佣和平台模块化用工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客观上给劳动者带来了自由空间，但与此同时，劳动者对平台的从属内在强化，从而使劳动和资本间呈现出“自由”与“依附”二元矛盾并存的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及不同类型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在零工经济时代发生的变化。一方面，物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部分转移使劳动者对平台的依赖在表面上有所减轻;另一方面，资本对数据生产要素的剥夺性占有又使得劳动者对平台的实际从属内在强化，劳动者被集体禁锢在这种生产方式中。
西南财经大学王明铠深入研究了平台经济垄断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重要关系。他以垄断理论和契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平台垄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的威胁，强调了数据要素的重要性，并从反垄断法的制定、对平台内市场的合理监管、数据要素的归属界定、互联网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
资本主义进入信息时代后，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数字资本主义也存在深刻弊端，与会学者围绕“收入极化”“资本与数字合谋”“劳动者自主性弱化”等问题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进一步对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讲师王娟、教授刘志国对新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效应进行分析。新技术革命使一些常规性的、易编码的工作被替代，导致了工作和收入的极化，同时还会出现社会“空心化”现象。工作和收入的极化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代表民粹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及候选人纷纷上台，以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打破了全球治理秩序。我国对新技术革命的后果应予以充分關注，既要保证以技术革命推动高质量发展，又要采取措施化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风险。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国健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成与本质问题展开研究。他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生成于资本与数字的“合谋”，“合谋”关系根源于资本追求自我增殖的本性及运动，基础支撑在于数字技术的全面进步，其关键在于中间环节是数字化革命。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信息时代的发展新形态，其“新”在生产要素构成、功能作用、增殖范围和方式等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突破传统发展障碍，寻求当代的资本增殖空间以实现创新与改良的新发展形态，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否定与毁灭深层迈进的新征程。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石先梅对资本一般性与数字资本特殊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他认为，“数字资本不等价于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兼具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与生产功能属性。”[3]从资本的一般性中把握数字资本的特殊性，是把握与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数字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发挥数字资本的生产功能属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同时，数字技术集中体现了当前的先进生产力，数字资本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数字资本，协调好数字产业与其他产业以及大资本数字平台与小资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推动数字经济引领下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邮电大学讲师张昕蔚、南开大学教授刘刚就数字劳动过程变革对生产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从数字劳动的概念出发，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研究了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的变革逻辑及其对生产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数据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的过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了数字经济就业的规模;另一方面，数字化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的使用，在提升生产过程社会化程度的同时亦增强了数字资本的垄断势力和劳动者对数字资本的依附。 北京师范大学李国庆研究了数字经济视域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新特征。他认为，技术与数字资本的结合遮蔽了劳动过程中的技能退化，表现为弱化雇佣工人的自主性，强化了对劳动过程的监控，扩大了雇佣工人的层次分化;数据与数字资本的结合掩盖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事实，平台与数字经济的结合加速了雇佣劳动的生产效率，占有休闲时间延长劳动者的剩余时间，弹性雇佣制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他还指出，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一方面是资本的“非暴力式”剥削，另一方面是劳动的“自愿式”加速生产。
武汉大学教授周绍东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国内外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文献进行了综述。在界定数字资本和数字资本主义等概念的基础上，从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数字生产引发的社会问题、数字拜物教以及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等四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概括了国内外学者开展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思路，指出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并对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张永红对大数据时代数字劳动异化问题进行了探究。他们认为，数字劳动具有虚拟性、多样性和即时性三大基本特点。在数字资本视域下，“无酬劳动”超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范畴，其剥削程度达到极致并展现出人与自身创造性、人与劳动工具、人与社会生活相异化的新异化特性。我国正处于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经济中，剥削因失去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而消失，但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数字劳动的剥削和异化特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数字劳动有显著不同，但同样存在愈发隐蔽和加重的状况。
（三）我国经济数字化的借鉴与发展研究
关于我国经济数字化发展如何借鉴经验，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我国经济数字化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湘潭大学副教授杨巨等对中国地区间数字消费差距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他认为，中国地区间数字消费差距的主要特征是“空间普惠”，在地区数字消费“空间普惠”背后，数字生产—分配—交换呈现出“双重逻辑”和“双重特征”。一方面，电信运营服务等基本资料的供给呈现出“社会逻辑”和“空间普惠”，为数字消费的“空间普惠”提供了基础性环境;另一方面，在数字制造、数字服务、网络零售等数字经济领域，数字生产—分配—交换则呈现出“商品逻辑”和“空间集聚”，为数字消费的“空间普惠”提供了阶段性前提。因此，要想继续保持地区数字消费的“空间普惠”，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国有电信运营服务的普惠供给，实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区平衡发展，同时需要优化数字经济的地区布局，破除数字经济的地区极化。
重庆邮电大学讲师史宇宏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疫情事件与数字时代城市免疫功能的构筑。通过剖析疫情产生与蔓延的一般规律以及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城市化本身并不是催生疫情的源头，城市化程度不足所导致的城市免疫功能缺失则是引起疫情在城市中蔓延的主要“推手”。他提出，加快构建与当前数字化生产技术相匹配的城市免疫功能，可以为现代化城市发展树立一道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中国在“十四五”时期补齐城市化短板采取的重要举措。
上海财经大学王艺宣在新发展格局下对中国经济数字化路径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构建以国内整体经济大循环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同时注重国内国际双路径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开端。从此时的中国国情出发，应基于经济数字化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环节，同时结合金融数字化的赋能，进行经济数字化发展的转型升级。同时，她指出了当前中国经济数字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例如数据与技术的微观基础限制、产业非均衡的中观调节问题以及数字鸿沟扩大的宏观表现问题等，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借鉴。
三、当代帝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一）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经济研究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经济进行研究是准确把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方面。与会学者围绕“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符豪就21世纪美国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21 世纪以来，扎根于“帝国中心”的美国左翼学者作为最早一批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的群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阐释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内在特征和运行方式，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作为新帝国主义在信息时代的統治样态，如何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扶持下发挥其隐蔽性和工具性，为保护资本主义国家安全和促进新自由主义商业繁荣不辍运转，揭示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公平与民主政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值得左翼学界加以辩证汲取和理性借鉴[4]。
南开大学讲师赵敏基于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实践，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百年来革命与建设历史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应用于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社会特殊性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后殖民帝国主义时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基于国际垄断资本的二重属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在帝国主义时代主动利用国际资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并发展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既是在中国百年来伟大实践中萃取的思想魂宝，也是继续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旗帜。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讲师祝伟研究了资本逻辑与依附性世界秩序的新发展变化。他指出，资本扩张悖论所展现出来的内在否定性，使得资本必须通过形成垄断，并不断扩展外在空间，将世界各地纳入资本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生成了资本主导的依附性世界秩序，以榨取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价值，实现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从而延缓资本主义危机。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其积累方式经历了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历史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维护资本利益的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变迁。当前主导世界秩序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实现全球扩张，其不断通过金融衍生品、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段，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都转化为资本，纳入资本全球扩张的体系中。现实世界愈来愈成为一个金融化的世界，这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提供了超越全球地理空间的巨量空间，但也使得人类社会的未来逐渐被透支，从而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同时他指出，当前人类已经步入相互依存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时代，中国应该努力做全球化的倡导者与平等参与者，而不是所谓新的领导者，应该积极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常晶在“中心—外围”视域下，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她认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有利于国内市场稳定，也有利于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通过引入“中心—外围”理论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论基础进行完善;梳理出改革开放前后培育国内市场的历史发展逻辑，了解未来“双循环”的发展方向;同时分析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从而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推动世界格局的合理演变。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兰楠对美国再工业化政策与高端制造业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美国新一轮再工业化战略的实质不仅仅是制造业繁荣，更重要的是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和霸权地位。相关数据表明，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尚未带动整体制造业的繁荣。但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可忽视，新一轮再工业化战略后，美国高端制造业稳步发展，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说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是无效的或者是失败的，美国依然在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上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依然还在继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剑刚对货币数字化与金融霸权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他认为，货币数字化是货币在数字经济时代货币职能和货币形态的进一步演化，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不仅将会推动传统金融体系向着数字化转变，还会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变革。同时，人民币数字化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工具，对于重塑国际结算体系，捍卫货币主权，制衡和约束美国金融霸权，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维护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全球化以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为基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在“逆全球化”思潮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趋势尤为重要。与会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
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光勤基于2003—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及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信任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的信任水平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信任水平的提升会显著促进中国的投资水平，且因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及治理水平是东道国信任水平对中国投资影响机制的中介变量。
上海理工大学讲师张芷寻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挑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她指出，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背景下，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取得的成就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对于预测中国今后经济格局发展的动态、问题与新挑战，补齐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扎实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断增强，但是既有经济改革经验已经不足以满足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博弈中，中国应积极应对挑战并踊跃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东北财经大学讲师高思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发展逻辑相统一的关系。文章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发展为视角，将经济全球化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世界背景，中国的发展也内化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经济全球化蕴含着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包括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历史逻辑和未来逻辑。理论和现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璇等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相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总体上，数字经济、出口总额、研发力度显著正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禀赋程度显著负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在劳动密集产业中，仅有数字经济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在资本密集产业中，数字经济、出口总额显著正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禀赋程度显著负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在技术密集产业中，数字经济、研发力度显著正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资源禀赋程度显著负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6]。
四、结语和展望
通过从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资本主义平台经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经济数字化发展路径、帝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等角度对与会论文进行梳理和总结，可以大体了解目前青年政经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研究情况。其中，平台经济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众多学者关心和研究的问题。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化的影响，并从劳资关系、劳动过程新变化、收入分配极化等视角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在帝國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研究方面，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及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发展与重构，并从依附性体系、价值链分工、国际经贸关系等视角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趋势的研究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世界经济体系的重构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在“十四五”开局之际，第十一届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的召开在为广大学者提供学术研讨平台的同时，也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25.
[2]王丽丽.工业互联网背景下超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知识共享为中介[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37-44. [3]閆境华，朱巧玲，石先梅.资本一般性与数字资本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江汉论坛， 2021（7）： 39-47.
[4]符豪.21世纪美国左翼学者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5）： 135-140.
[5]朱巧玲，杨剑刚.货币数字化与金融霸权：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改革与战略， 2021（6）： 10-17.
[6]刘璇.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相关性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 2021（13）： 174-177.
责任编辑：艾 岚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ummary of the 11th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Young Scholars in Political Economics
Qiao Han， Bai Xiao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0， China）
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11th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young in scholars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the theme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entu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was held 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on May 15， 2021. By select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cor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articipating paper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platform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my， the reference for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digital capitalism is the focus of you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holars， and the relev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centennial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political economic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关键词： 建党百年;政治经济学;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F0-0;F0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1）06-0102-07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中国经济现实问题分析的重要理论来源。青年学者们不仅探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还在空间政治经济学、货币政治经济学等重要领域进行了讨论。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与会青年学者主要围绕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价值形式理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存在争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讲师桑朝阳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发展历程，指出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要突破过往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山东财经大学讲师宋宪伟则通过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含义及相互关系的再考察，说明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一种简化的表达方式，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一种更具体的表达方式。这两种表达方式不矛盾，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对于价值形式的研究，南京财经大学讲师谢家新认为当代价值形式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资本论》第一章的理论环节，而要在一般方法论层面上重审马克思在手稿群中对经济范畴“形式规定性”的分析，及其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方法论意义。如此一来，在更为广义的研究视域中，通过一种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中介运动呈现，价值形式理论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方法论前提的重要意义，才能得到科学地揭示和说明。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是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阵地。武汉大学陈艺丹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提炼了人大政经教研室在初创过程中所取得的历史经验，总结了这些经验对于当前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现实启示。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破除各种理论迷信;应积极培养后备师资力量并组建人才梯队;必须有目的地搭建政治经济学教学载体和科研阵地，特别是要保证充分的教学课时量，并争取高水平理论刊物的积极配合。
（二）关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中，空间极少成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向度。近年来，以大卫·哈维为代表性人物的空间政治学兴起，引发国内青年学者的研究热情。南京农业大学讲师冉璐认为，哈维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地理学重构，正式打开了政治经济学的空间视域。一方面，他从总体上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全新的地理学解读，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空间思想系统化、理论化，指认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件“深刻的地理学事件”;另一方面，他从地理学角度重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未曾引起传统政治经济学重视的核心概念，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特性及其内在矛盾，实现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地理学重构。
一些学者将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分析我国城市发展、社会治理等现实问题之中。西南财经大学讲师姚常成认为，资本积累是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内驱动力，而资本积累也会引起城市群空间中不平等交换的可能。中国特色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路径包括国有经济引导着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方向、土地制度差异规制着中国城市群空间修复的方向、金融政策影响着中国城市群时间修复的广度与深度、户籍制度差异调节着中国城市群空间集聚与扩散过程、城市群发展规划提高了中国城市群功能一体化与产业一体化水平。兰州财经大学曹稳键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合谋博弈模型，分析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对城市发展和边界形成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扩张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土地供给是保障，劳动力集聚是条件。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刘鹏飞将市域社会治理置于空间维度中进行考察，发现当前我国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本逻辑的隐性影响，进而生发出空间治理的现实问题，如市域空间发展不平衡、市域空间资源分配失衡、市域空间内部阶层分化、市域空间权利分配非正义等。因此，要从复兴空间正义、明确空间参与主体、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完善空间治理手段四个方面加以矫治。
（三）关于货币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直以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经常被忽略，随着货币数字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涌现，货币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浙江海洋大学教授李光辉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指出的所有财物“都可以兼作易货之用”[1]的货币理论分析，说明主流经济学的货币分析以自然经济条件的物物交换为基础，导致其论证逻辑中实质上没有货币的位置，因而难以解释经济现实。马克思明确意识到了古典经济学的这一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批判和超越，从商品分析到货币分析再到资本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实质。
对货币数字化的最新发展，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一方面，贵州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国帅指出，人民币数字化面临如何让用户接受、如何避免多元货币制度造成的货币体系紊乱、如何避免我国货币运动失控三个方面的难题。我们要警惕有人打着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摆脱美元霸权等旗号，以消解我国对货币在国内和国际运动的监管主权，进而搞乱我国货币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剑刚则认为，货币数字化是货币在数字经济时代货币职能和货币形态的进一步演化，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它不仅会推动传统金融体系向数字化转变，同时还将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产生重大的变革。随着数字人民币红包的成功发放，人民币数字化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币数字化将更加有力地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内外双循环模式的构建。同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工具，人民币数字化对于重塑国际结算体系、捍卫货币主权、制衡和约束美国金融霸权、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维护我国的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资本主义平台经济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
（一）关于资本主义平台经济研究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平台经济逐渐出现并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会学者围绕“平台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问题提出以下观点。
北京工商大学讲师王金秋等对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众包生产模式进行了研究。她们认为，众包生产模式实际上是早期资本主义包买商制度的复归，众包组织将非雇佣劳资关系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资本—劳动关系日趋多元化、 层次化和弹性化。同时，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碎片化与重新整合过程中，劳资关系由起初的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到实际隶属，进而发展到平台经济时代的无形隶属。为适应弹性化的资本积累体制，众包平台通过将在线劳动者商品化、利用精细的等级体系和算法控制使得众包劳动者工作不稳定化。平台经济时代实现真正的协同生产，需要进一步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
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韩文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陈航从马克思的生产条件分配理论出发，讨论当新生产要素广泛渗入劳动过程、价值生产和实现过程时，其不同的归属和占有关系对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分配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不仅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机遇，加速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和数字化，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多的数字财富;还要从源头处进行调整，实现更加合理且均衡的生产条件分配，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
福州大学讲师王丽丽撰文探讨企业如何通过超网络关系适应动态复杂的竞争，从而促进知识共享转化为企业绩效。文章选取了458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样本，构建出超网络关系—知识共享—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结构方程模型，从定量角度分析超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与互联网技术使用程度正向影响超网络关系和共享环境;超网络关系以知识共享为中介间接影响企业绩效，中介效应强度依次为共享动力、共享内容、共享环境;组织学习能力在知识共享影响企业绩效中起调节作用，探索式组织学习的调节效应大于利用式组织学习[2]。
上海交通大学陈若芳从马克思劳动关系从属理论的角度出发，对零工经济“自由”与“依附”的劳资关系生成根源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零工劳动中，以弹性雇佣和平台模块化用工为主要特征的关系模式客观上给劳动者带来了自由空间，但与此同时，劳动者对平台的从属内在强化，从而使劳动和资本间呈现出“自由”与“依附”二元矛盾并存的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存在的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的重要性及不同类型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在零工经济时代发生的变化。一方面，物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部分转移使劳动者对平台的依赖在表面上有所减轻;另一方面，资本对数据生产要素的剥夺性占有又使得劳动者对平台的实际从属内在强化，劳动者被集体禁锢在这种生产方式中。
西南财经大学王明铠深入研究了平台经济垄断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重要关系。他以垄断理论和契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平台垄断行为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的威胁，强调了数据要素的重要性，并从反垄断法的制定、对平台内市场的合理监管、数据要素的归属界定、互联网金融科技领域的监管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二）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
资本主义进入信息时代后，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数字资本主义也存在深刻弊端，与会学者围绕“收入极化”“资本与数字合谋”“劳动者自主性弱化”等问题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进一步对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南京财经大学讲师王娟、教授刘志国对新技术革命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化效应进行分析。新技术革命使一些常规性的、易编码的工作被替代，导致了工作和收入的极化，同时还会出现社会“空心化”现象。工作和收入的极化改变了传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秩序，代表民粹主义的极右翼政党及候选人纷纷上台，以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打破了全球治理秩序。我国对新技术革命的后果应予以充分關注，既要保证以技术革命推动高质量发展，又要采取措施化解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风险。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国健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成与本质问题展开研究。他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生成于资本与数字的“合谋”，“合谋”关系根源于资本追求自我增殖的本性及运动，基础支撑在于数字技术的全面进步，其关键在于中间环节是数字化革命。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信息时代的发展新形态，其“新”在生产要素构成、功能作用、增殖范围和方式等方面。数字资本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突破传统发展障碍，寻求当代的资本增殖空间以实现创新与改良的新发展形态，同时也是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否定与毁灭深层迈进的新征程。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石先梅对资本一般性与数字资本特殊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他认为，“数字资本不等价于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兼具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与生产功能属性。”[3]从资本的一般性中把握数字资本的特殊性，是把握与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数字资本雇佣劳动关系，发挥数字资本的生产功能属性，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同时，数字技术集中体现了当前的先进生产力，数字资本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发展数字资本，协调好数字产业与其他产业以及大资本数字平台与小资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推动数字经济引领下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邮电大学讲师张昕蔚、南开大学教授刘刚就数字劳动过程变革对生产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以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从数字劳动的概念出发，结合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研究了数字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的变革逻辑及其对生产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数据物化劳动替代活劳动的过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了数字经济就业的规模;另一方面，数字化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的使用，在提升生产过程社会化程度的同时亦增强了数字资本的垄断势力和劳动者对数字资本的依附。 北京师范大学李国庆研究了数字经济视域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新特征。他认为，技术与数字资本的结合遮蔽了劳动过程中的技能退化，表现为弱化雇佣工人的自主性，强化了对劳动过程的监控，扩大了雇佣工人的层次分化;数据与数字资本的结合掩盖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事实，平台与数字经济的结合加速了雇佣劳动的生产效率，占有休闲时间延长劳动者的剩余时间，弹性雇佣制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他还指出，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一方面是资本的“非暴力式”剥削，另一方面是劳动的“自愿式”加速生产。
武汉大学教授周绍东等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对国内外数字资本主义批判文献进行了综述。在界定数字资本和数字资本主义等概念的基础上，从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数字生产引发的社会问题、数字拜物教以及数字资本全球化扩张等四个方面对既有文献进行了梳理，概括了国内外学者开展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思路，指出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之处，并对进一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张永红对大数据时代数字劳动异化问题进行了探究。他们认为，数字劳动具有虚拟性、多样性和即时性三大基本特点。在数字资本视域下，“无酬劳动”超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范畴，其剥削程度达到极致并展现出人与自身创造性、人与劳动工具、人与社会生活相异化的新异化特性。我国正处于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公有制经济中，剥削因失去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而消失，但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仍将长期存在;在非公有制经济中，数字劳动的剥削和异化特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数字劳动有显著不同，但同样存在愈发隐蔽和加重的状况。
（三）我国经济数字化的借鉴与发展研究
关于我国经济数字化发展如何借鉴经验，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并提出我国经济数字化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湘潭大学副教授杨巨等对中国地区间数字消费差距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他认为，中国地区间数字消费差距的主要特征是“空间普惠”，在地区数字消费“空间普惠”背后，数字生产—分配—交换呈现出“双重逻辑”和“双重特征”。一方面，电信运营服务等基本资料的供给呈现出“社会逻辑”和“空间普惠”，为数字消费的“空间普惠”提供了基础性环境;另一方面，在数字制造、数字服务、网络零售等数字经济领域，数字生产—分配—交换则呈现出“商品逻辑”和“空间集聚”，为数字消费的“空间普惠”提供了阶段性前提。因此，要想继续保持地区数字消费的“空间普惠”，就需要维持和加强国有电信运营服务的普惠供给，实现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区平衡发展，同时需要优化数字经济的地区布局，破除数字经济的地区极化。
重庆邮电大学讲师史宇宏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疫情事件与数字时代城市免疫功能的构筑。通过剖析疫情产生与蔓延的一般规律以及城市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城市化本身并不是催生疫情的源头，城市化程度不足所导致的城市免疫功能缺失则是引起疫情在城市中蔓延的主要“推手”。他提出，加快构建与当前数字化生产技术相匹配的城市免疫功能，可以为现代化城市发展树立一道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是中国在“十四五”时期补齐城市化短板采取的重要举措。
上海财经大学王艺宣在新发展格局下对中国经济数字化路径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构建以国内整体经济大循环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同时注重国内国际双路径循环的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开端。从此时的中国国情出发，应基于经济数字化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四环节，同时结合金融数字化的赋能，进行经济数字化发展的转型升级。同时，她指出了当前中国经济数字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例如数据与技术的微观基础限制、产业非均衡的中观调节问题以及数字鸿沟扩大的宏观表现问题等，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借鉴。
三、当代帝国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一）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经济研究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对帝国主义经济进行研究是准确把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方面。与会学者围绕“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符豪就21世纪美国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21 世纪以来，扎根于“帝国中心”的美国左翼学者作为最早一批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探索与研究的群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阐释资本主义的本质内涵、内在特征和运行方式，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作为新帝国主义在信息时代的統治样态，如何在权力和资本的双重扶持下发挥其隐蔽性和工具性，为保护资本主义国家安全和促进新自由主义商业繁荣不辍运转，揭示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公平与民主政治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值得左翼学界加以辩证汲取和理性借鉴[4]。
南开大学讲师赵敏基于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实践，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百年来革命与建设历史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应用于近代中国的革命实践，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社会特殊性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后殖民帝国主义时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基于国际垄断资本的二重属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在帝国主义时代主动利用国际资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并发展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命运共同体理论。中国共产党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既是在中国百年来伟大实践中萃取的思想魂宝，也是继续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旗帜。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讲师祝伟研究了资本逻辑与依附性世界秩序的新发展变化。他指出，资本扩张悖论所展现出来的内在否定性，使得资本必须通过形成垄断，并不断扩展外在空间，将世界各地纳入资本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生成了资本主导的依附性世界秩序，以榨取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价值，实现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从而延缓资本主义危机。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其积累方式经历了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到国际垄断资本的历史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维护资本利益的世界秩序发生了巨大变迁。当前主导世界秩序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实现全球扩张，其不断通过金融衍生品、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手段，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都转化为资本，纳入资本全球扩张的体系中。现实世界愈来愈成为一个金融化的世界，这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提供了超越全球地理空间的巨量空间，但也使得人类社会的未来逐渐被透支，从而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同时他指出，当前人类已经步入相互依存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时代，中国应该努力做全球化的倡导者与平等参与者，而不是所谓新的领导者，应该积极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常晶在“中心—外围”视域下，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她认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有利于国内市场稳定，也有利于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通过引入“中心—外围”理论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理论基础进行完善;梳理出改革开放前后培育国内市场的历史发展逻辑，了解未来“双循环”的发展方向;同时分析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从而深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推动世界格局的合理演变。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兰楠对美国再工业化政策与高端制造业振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美国新一轮再工业化战略的实质不仅仅是制造业繁荣，更重要的是促进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和霸权地位。相关数据表明，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尚未带动整体制造业的繁荣。但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不可忽视，新一轮再工业化战略后，美国高端制造业稳步发展，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说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是无效的或者是失败的，美国依然在科技发展和创新能力上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这表明，当代资本主义依然还在继续进行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剑刚对货币数字化与金融霸权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他认为，货币数字化是货币在数字经济时代货币职能和货币形态的进一步演化，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不仅将会推动传统金融体系向着数字化转变，还会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变革。同时，人民币数字化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工具，对于重塑国际结算体系，捍卫货币主权，制衡和约束美国金融霸权，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维护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济全球化以世界范围的国际分工为基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在“逆全球化”思潮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及趋势尤为重要。与会学者围绕“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
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李光勤基于2003—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及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信任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的信任水平对中国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东道国信任水平的提升会显著促进中国的投资水平，且因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不同而具有异质性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及治理水平是东道国信任水平对中国投资影响机制的中介变量。
上海理工大学讲师张芷寻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挑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她指出，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背景下，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取得的成就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对于预测中国今后经济格局发展的动态、问题与新挑战，补齐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扎实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断增强，但是既有经济改革经验已经不足以满足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在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博弈中，中国应积极应对挑战并踊跃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东北财经大学讲师高思讨论了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发展逻辑相统一的关系。文章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全球化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发展为视角，将经济全球化看作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世界背景，中国的发展也内化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经济全球化蕴含着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包括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历史逻辑和未来逻辑。理论和现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璇等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相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总体上，数字经济、出口总额、研发力度显著正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禀赋程度显著负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在劳动密集产业中，仅有数字经济对价值链分工地位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在资本密集产业中，数字经济、出口总额显著正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禀赋程度显著负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在技术密集产业中，数字经济、研发力度显著正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资源禀赋程度显著负向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6]。
四、结语和展望
通过从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资本主义平台经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经济数字化发展路径、帝国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等角度对与会论文进行梳理和总结，可以大体了解目前青年政经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研究情况。其中，平台经济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众多学者关心和研究的问题。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化的影响，并从劳资关系、劳动过程新变化、收入分配极化等视角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在帝國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研究方面，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及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发展与重构，并从依附性体系、价值链分工、国际经贸关系等视角展开深入研究和分析。
目前，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趋势的研究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世界经济体系的重构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在“十四五”开局之际，第十一届中国青年政治经济学学者年会的召开在为广大学者提供学术研讨平台的同时，也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25.
[2]王丽丽.工业互联网背景下超网络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知识共享为中介[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37-44. [3]閆境华，朱巧玲，石先梅.资本一般性与数字资本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江汉论坛， 2021（7）： 39-47.
[4]符豪.21世纪美国左翼学者对监视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0（5）： 135-140.
[5]朱巧玲，杨剑刚.货币数字化与金融霸权：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改革与战略， 2021（6）： 10-17.
[6]刘璇.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相关性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 2021（13）： 174-177.
责任编辑：艾 岚
New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ummary of the 11th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Young Scholars in Political Economics
Qiao Han， Bai Xiaoj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20， China）
Abstrac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11th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young in scholars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the theme of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entur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was held 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on May 15， 2021. By select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cor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articipating paper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platform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my， the reference for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and digital capitalism is the focus of you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holars， and the relevant academic achievem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centennial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political economic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