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 on Ten Years’ Green Camp
　　Green Camp is looked upon as the oriflamme of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Chinese undergraduate. For ten years, Green Camp has covered China extensively, and planted the idea about environment into the mind of more people. As the founder of Green Camp, Mr. Tang Xiyang shared his thinking and experience in the review of Green Camp.
　　“绿色营”被看作中国大学生环保活动的旗帜。10年来，绿色营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把绿色理念像一粒粒种子播撒到更多人的心田里。作为“绿色营”的创建者，唐锡阳先生在回顾“绿色营”走过的十年历程时，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体会。
　　
　　胡杨泪
　　
　　从北京出发前，2000届绿色营好像没有讨论过胡杨林的问题。到新疆以后，我们才认识胡杨林，热爱胡杨林，痛惜胡杨林，和胡杨林建立了休戚相关的感情。
　　据历史记载，胡杨林曾广泛分布于地中海沿岸、中东和我国的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等地的干旱地区。目前，胡杨林已在广大范围内消退，而塔里木河流域却还保留着世界最大面积的胡杨林。
　　胡杨林是大自然的一个伟大创造，正如荒漠生态创造了骆驼这种特型动物一样，也演化了胡杨林这种特型植物。它抗热、抗寒、抗风、抗沙、抗碱、抗旱、抗瘠，是中亚腹地荒漠中惟一的乔木，是干旱地区的一种奇特的森林类型。胡杨林系杨柳科杨属，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树种之一。因为叶片的形状在生长期有不同的变化，所以也叫异叶杨。新疆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地区，降水量极少，蒸发量极大，胡杨林虽然生活在这种地区，但本性不是旱性植物，它需要水，两种水：地表水帮助它的种子萌发，地下水帮助它成长。而动荡不定的塔里木河正好满足了它的这种需要，也强化了它的这种性格。胡杨林5月开花，8月种子成熟，正值冰峰融化、河水横溢的季节，种子得以四处漂游，在湿润的土地上迅速萌发。而成片幼林的发育成长，又可以改变土壤结构，稳定和抬高河岸，让漫溢河水改道去哺育另一片幼林。所以胡杨林的幼林、青壮林、成熟林很少混杂在一起，而是随着塔里木河的摆动变迁而成块地分布在两岸不同的台地。
　　另一方面，塔里木河两岸丰富的地下水源，正好满足了胡杨林的生长需要，由于根系特别发达，只要地下水位不低于6米，它们便可以生存下去。如果地下水源丰富，胡杨便生长旺盛，最高可达30米，最大三人合抱不拢，成为荒漠中罕见的威武雄壮的森林。当地老百姓形容它们是“三千岁”：“一千年不死，一千年不倒，一千年不朽。”作为胡杨个体，虽然达不到这么长的年限，但作为一种森林群落和生态系统，确实起着千万年防沙固沙的巨大作用。
　　塔里木河滋润着胡杨林，胡杨林护卫着塔里木河。她们共同创造的这条横穿西域、长达千里的绿色长城，一直在保护着周边的生态，紧紧锁住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人类在最残酷的荒漠环境中创造了生存空间，所以新疆人民把塔里木河亲切地称作“母亲河”。张骞、玄奘、马可·波罗、徐霞客、斯文·赫定等，都到过塔里木河流域，进入过胡杨林。根据古籍记载，当时有些林木茂盛到难以穿行，林中的马鹿、狼、野骆驼和新疆虎都非常多。这片绿洲为开辟丝绸之路创造了自然条件，以传教和商贸为中心，，成为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古代国际文化的交汇点。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说：“塔里木河流域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找到这把钥匙，世界文化的大门便打开了。”
　　所以，胡杨林是历史，是文化，是保护荒漠生态的骁将，是传奇式的耐人寻味的自然景观，这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祖先、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最伟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面对这种自然遗产，我们是感激、是爱、是保护，还是在短视、无知和贪婪中轻易地毁掉它们？这是摆在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面前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
　　我们从博斯腾湖到若羌的路上，基本上没有离开胡杨林，只是景观各有不同。随着塔里木河的萎缩、断流和消失，胡杨林也由兴盛而衰败，最后变成了沙漠中的“木乃伊”。二十多天的观察、访问和阅读有关资料，我们可以确定胡杨林目前所面临的命运，是难在“三劫”：一曰夺其水，二曰垦其地，三曰砍其树。
　　夺水主要表现在平原拦河筑坝，改变河道，截住了胡杨林的水源。如塔里木河就修了5座大型水库，容量约7亿立方米，再加上任意决口、蒸发和渗漏等原因，造成了上游截水、中游浪费、下游没水的后果。下游的胡杨林已由50年代的80多万亩锐减到现在的10多万亩，而且林相衰败，岌岌可危。特别是在阿拉干以南地区，两大沙漠已开始形成合拢之势，吞没了许多农田和村镇，严重威胁着各族人民的生活。
　　夺水的原因是要垦地，大量地盲目地移民及开垦农田棉田，破坏了千万年来流域、荒漠、沙漠各种生态所交汇形成的自然格局，把原来绿色走廊的生态用水毫无节制地转化为农牧和生活用水。而且这些用水要通过水库、水渠、漫灌、沼泽等等大面积的蒸发、渗漏和其他浪费，再加上人工林和荒漠植物对水分需求的悬殊，这在把水当作重要命脉的新疆是极不合理的。如果用生态的眼光来换算，人工种植一棵小树，大自然就可能要死去十棵胡杨；人工开垦一亩农田，大自然就可能要丧失一大片荒漠生态；上游修建一个水库，下游就可能干涸一个湖泊，出现一片死亡之区。20世纪80年代有个牧民为了引灌草场的需要，在塔里木河开了一个口，结果形成了一条乌斯曼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们短视无知，急功近利，想不到这些，也看不到这些；最终在失去绿色保护的情况下，只好自食其果。干旱、沙尘暴、盐碱化、病虫害等等所造成的环境劣变，土地退化，粮棉减产，人缺粮，畜缺草，生活缺水，塔河下游五个农垦团不得不弃耕13万亩农田，几万人沦为生态难民。这就是丝绸之路以及沿线无数故城的一个缩影，时间不是几千年、几百年，而是几十年。
　　砍树，自古有之。但是，从伐木取薪到滥砍滥伐，是个愈演愈烈的过程。原来人口少，工具简单，盖房烧柴取之有度，啃吃嫩叶幼树的牛羊也不多，总不会超过胡杨森林的生长速度。后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迁入，农牧业的迅速发展，经济的不断繁荣，特别是大规模的移民和开发石油等重大举措，乱砍滥伐的情况就日益严重。
　　回到北京，我以“环境使者”的名义，给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写了一个题为《紧急呼吁保护胡杨林》的报告，长达6000多字。其最后一段提了三条建议：一、 建立和扩大胡杨林自然保护区；二、 加强保护的力度；三、 加强保护胡杨林的科学研究。
　　
　　
　　我看到了16头野象
　　
　　我参加了2001绿色营，也到了云南思茅。除了参加IFAW组织的保护野象项目的评估会以外，我还想去西双版纳，重温一下我和马霞第一次相聚的地方，再重温一下20年前我看到了野象的地方。在版纳林中走了七天，从勐腊到勐养，费尽千辛万苦，最后才看到了三头野象。
　　下午将近六点，我们刚走到野象谷“树上旅馆”区域，正办理登记手续，服务员便说:“野象快到了。”我半信半疑，刚把背包放到床上，忽听得山谷间传来一声低沉的吼叫，人们在喊：“大象来了!”我赶紧往外跑，左边有一个专为观察野象的小亭，已经有好几个人聚集在那里，我侧身挤进去。一头野象就站立在我们下面的河中，另外还有两头站立在下游不远的地方，很悠闲，很静谧，很安详，只是不停地扇着耳朵，甩着尾巴。野象并不像河马、犀牛、水牛那样，全身泡在水里，它散发热量主要靠鼻子，不停地用鼻子吸水喷水，有时插进河底，搅出一团浑水，以吸取地中的盐分。
　　
　　看得太真切了，连它那嘴边的稀毛，耳背的皱纹，都清清楚楚。我们站的位置就好比是一个五米跳台，野象就站在游泳池里。旁边还有一个“三米跳台”，我沿着铁梯爬下去，看得更近，更亲切，不一会就拍了一个胶卷。
　　正当我们准备要走的时候，啊!又来了一大群象，满满地好像装了一河，多少头?眼睛都看花了。我抑制住激动的情绪，静下心来慢慢数，十五头，不对？又数，十六头。慢慢辨别它们的年龄和性别，老中少都有，最小的不到8个月，有两头，有一头还在它妈妈的身下吸奶。一岁左右的有两头，成年象12头，其中一头是公象，有一对约30 公分的獠牙，一看就是一个兴旺的群体。
　　在这里，我见到了野象谷的创始人和设计师——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森林旅游发展公司的总经理邱开培。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和风餐露宿，现在他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野象专家了。他最爱谈他的创业史，建设这个野象谷的最大困难还不是找钱和动工，而是精神压力：一是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核心区内禁止搞旅游设施；再是许多专家反对，担心这样搞会把野象撵跑的。但他相信自己比专家更了解野象，而且当时的省长给了他两句话：“只做不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曾经是军人的他，就凭这个“尚方宝剑”，硬是在这个热带雨林、野象出没的深处搞了一个世界少见的旅游景点，人们最难进入的热带雨林和最难看到的野象现在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和看到了，而且象群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多。
　　据统计，全年平均每隔4.8天可以看到一次野象，如果是雨季，看到野象的频率更高。在一个固定的点上，能够这么多次地看到野象，而且是很多的群体，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为什么？据邱总的分析：象群是可以亲近人居环境的，凡是第一次来野象谷的象群，听到人的动静，看到灯光，都会有不安的反应；第二次、第三次来，你即使把手电筒照在它的身上，闪光灯不断闪烁，它们也不在乎了。野象为什么集中在这个地方呢？有几方面的原因：一、这里是许多河沟交汇处，野象离不开水；二、这里在保护区的位置，好比是一只蝴蝶的身体部分，是许多象道的必经之地；三、这里是沟谷雨林到山地雨林的过渡地带，植物的种类特别丰富，野象爱吃的食物种类多，数量大；四、这一带硝塘多，可以满足野象和其它草食动物对盐分及其它矿物的需要。正是根据后一个特点，他们在“观象台”的近处投放了成吨的食盐，因此招引了越来越多的野象在这里停留，使这里成为一个观察野象的热点。
　　我喜欢这个地方，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成功的，不过也有点担心，希望野象谷尽量保持自然的生态，不要再扩展旅游设施。如果游客增多，可以在外围发展。而且这样的旅游点只可一，不可再。大自然就是大自然，不管人工的设施如何巧妙，总是对大自然的干扰。这种干扰，有的看得出来，有的看不出来；有的今天看不出来，明天就可能看出来。丘总提到想活捕六头小象的计划，我是坚决反对。不管你用什么聪明的办法，都是对象群和生态的破坏。
　　有几次我们的谈话被打断，野象在河中呆够了，就走上岸来，慢条斯理地从我们旁边经过，我们不得不起身回避。在座的多有经验，观察野象只是路过，并无他意，就用不着回避了。我虽然心里有点打鼓，大家都很安然，也就警惕地坐在旁边。象走象的路，我们谈我们的话。
　　
　　这个会议应该邀请野象代表
　　
　　和野象谷的情况相反，在别的地区、特别是思茅地区人象“混居”的地方，野象简直成了又可怕又可恨的动物。
　　思茅在历史上也是野象出没的地方。但由于猎杀野象和砍伐森林，思茅的象群越来越少，菜阳河最后仅有的3头，也于1976年被偷猎，从此思茅就没有野象了。在间隔了16年之后，1992年首次出现了一头独象，游荡在大开河、思茅机场和思茅三中附近。
　　野象开始出现的时候，老百姓都很高兴，奔走相告。野象表现也比较温和，并无伤人之意，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一多，总会有胆大的、好奇的、搞恶作剧的，于是有过分接近的，直接喂食或抚摸野象的身体；还有的给野象做出威吓的姿态，甚至有扔石块的。野象虽然聪明，但并不理解人的行为。一旦它们做出自卫的反应，只要稍微动动手脚，就可能致人于死命。
　　但人和象的矛盾，主要还是表现在争夺食物的空间。野象本来有自己的栖息环境和自己的生活行为。因为环境的破坏，它们就不自觉地往人住的环境流窜。偶尔发现人工种植的花果树和庄稼很好吃，很集中，又不费力，就流连忘返了。一片一片农田庄稼，不是被吃掉，就是被践踏得狼藉不堪。野象为了寻找含盐的成分，有时还闯入民居翻箱倒柜。政府为了保护野象，制定了赔偿的办法。但损害的面积越来越大，赔偿只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
　　人们经受不起这种损害，就奋起驱赶，有聚众吆喝的，有鸣锣放炮的，甚至还有打枪下药的。人象的冲突就造成了个别野象的发怒，所以伤人死人的事件越来越多。如何缓解人象的矛盾？不仅是受害的老百姓，也是政府、环保组织和各方人士十分关注的问题。
　　
　　7月24日，保护野象评估会分成三个小组，深入实际调查。我参加了野外组，地点在南屏乡的上寨、何家寨和老董寨，这一带是“重灾区”，有野象践踏的庄稼和芭蕉，毁坏的房屋，也上山考察了它们活动的环境。村民告诉我们，这5头象今天早上还在。我们察看了大象的脚印、粪便和食物痕迹，确实都很新鲜。
　　考察以后，我得出一个结论：这5头野象是个不正常的象群。
　　第一，象群没有固定的巢穴，而且食量很大，所以它们的生活方式是有规律的游荡。而这个象群却呆在村庄附近达5天、7天、甚至10来天。
　　第二、我们看到的山地，不是野象可以栖息的典型环境，是以针叶树为主的再生林，很少野象可以食用的植物。在这种环境中，野象进入农田食用庄稼是必然的。
　　第三、这五头野象有四头身上有被枪炮打过的伤疤。野象是有报复记忆的，因此它们的伤人不是偶然的。
　　这个象群的不正常，实际是反映了人和象、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正常。
　　从历史的情况看，西双版纳和思茅地区的人口稀少，植被保存完好，因此号称中国热带的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那时候人不猎杀野象，野象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并不威胁人类的生活环境。所谓保护野象，内容很简单：一是不猎杀野象，二是保护森林——野象的栖息地。当地一些民族就保存着一些与之适应的传统，如傣族人民很尊重大象，把大象视为神圣和吉祥的动物，他们住的是竹楼，烧的是自己种植的铁刀木，对森林很少侵犯。而外来的人口就不具备这种传统和文化；相反的，他们还要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影响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久而久之，傣族的风俗习惯也变了。
　　我们可以回顾一些破坏自然的重要历史情况：一是大规模地毁坏热带森林种橡胶，改变了原始森林的自然格局，把野象和其它动物驱赶到难以存身的境界；再是允许众多的盲流人口和非盲流人口拥进这个地区，如一个建设兵团就吸引了全国许多城市的知识青年，更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上海动物园1972年为了捕获一头幼象，竟动用了民兵和军队在西双版纳折腾了一年，用冲锋枪射死2头大象，又因麻醉剂量不准药死了3头，破坏了大面积的生态，更严重的后果是开了杀戒。野象是陆地最大的动物，过去谁也不敢动，以后猎杀野象的案件就不断发生，最严重的是1995年猎杀野象10多头，政府不得不对首犯处以极刑。
　　所以，我在评估会上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这个会可惜没有野象的代表参加。如果有它们参加，这个会就会活跃一些，也公平一些。今天人和象的矛盾，不是这个人和这头象、这个村庄和这群象的矛盾，而是整体人类和整体象类的矛盾。总的说来，不是象侵犯了人的空间，而是人侵犯了象的空间；不是象侵犯了人的利益，而是人侵犯了象的利益。而且这个‘人’，我主要指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因为政府的行动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是大规模的，是制约全局的。
　　我认为保护野象的关键是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拥有各种政治手段，控制盲流和非盲流人口，改变人象“混居”的状态，打击滥垦、滥伐、滥猎的非法行为，建立和扩展自然保护区，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政策。”
　　怎么缓解人象的矛盾？肯尼亚专家在会上说得很干脆：“只有三个办法，或者是把象搬走；或者是把人搬走；或者是把人象分开。”但这三个办法，都谈何容易。亚洲象和非洲象不一样，主要生活在森林和森林的边缘地带，即使被麻醉了，也搬不动，运不出来，也无处可去。搬人，根据我国的国情，也不现实。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村寨，人口不多，刚好处在象道必经之路，或者截断了野象游荡的绿色走廊，如果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也未尝不可采取搬迁措施。当然，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尽量把人象隔开，既防止野象糟蹋庄稼；也防止人伤害野象。
　　也有人说，这不可能。他们主张既然保护野象，就只能容忍、退让。用赔偿村民损失的办法；主张多种些芭蕉、竹子、玉米，让野象吃一些，自己收一些；还有人主张让少数村民专给野象种食物，由政府给他们发工资和口粮等等，都属于这种想法和做法。从生态的观点来看，人象不分开的想法和做法，既不利于人，也不利于象。因为野象毕竟是野生动物，有它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行为规律，如果由于人类的行为而增加野象对人类的依赖，逐渐向人类的环境靠拢，逐渐改变它们原来的生活方式，逐渐变成半野生的动物。到那时候，人象的矛盾和冲突将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我在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谈到黑熊，在峨眉山谈到藏酋猴，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要尊重自然和自然规律，少用人的主观办法。现在的野象谷欢迎野象和人在一起，越多越好，同样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怎样把人象隔开呢?老百姓用过许多办法，如举火把，发噪音，挂红布，挖沟，种植隔离植物如薄荷、茶树、榕树等，还有的做太阳能电围栏。这些办法有的有效，有的没效；有的对这群野象有效，对那群野象无效；有的开始有效，多用几次就无效。因为野象是种智商很高的动物，它有辨别的能力和回避的办法。还有略为积极的办法，就是有目的地种植野象爱吃的速生植物，建立人工硝塘，引导野象远离村庄，回到适合它们生存的栖息地。
　　缓解人象的矛盾也好，保护自然也好，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好，历来有两条路线：一条可以称为替人行道，一条可以称为替天行道。替人行道是以人为中心，从人的利益出发，用人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替天行道是以自然为中心，从生态的观点出发，按自然的规律办事。从许多的历史实践来看，替人行道已经行不通了，最终也达不到符合人的利益的目的；而替天行道是尊重自然，尊重历史，按照大自然的本来面目和客观规律办事，达到天人和谐、天泰人康的目的，其中自然也包含替人行道的内容。
　　如果你希望把你的阅读感受与人分享，或者你希望购买《错错错——唐锡阳绿色沉思与百家评点》这本书，请与唐锡阳先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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