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贾西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
刘佑平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
中国公益慈善网总编辑
林 风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从古到今每每社会上有大灾大难时就是中国民间力量凝聚表现时，也是中国公众劝募的高潮，这是一直以来的常态，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1998年的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总共捐赠物资417亿；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舟曲地震都是几十亿的捐助，充分显示出公众募捐的强大以及民间力量凝聚力的强大。2012年北京市水灾，市政府号召捐款，得到的回复是几十万的“捐你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这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公民意识的觉醒
1998年特大洪灾，人们都在第一时间自觉自愿的参与救援、参与捐赠，而事后一切就都平息了，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大家会看到并不是这个事件过去了就过去了，而是留下了很多东西，包括小的组织，尤其是公民的参与意识、问责意识与对公益的思考和质疑，所以2008年是公益的一个分水岭，可以说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公民参与意识的一个唤醒和觉醒。
贾西津教授说，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出现了捐赠慈善的冰点，捐赠大幅度下降，但这体现了问责意识的出现。今年的事件，政府动员参与时，人们开始表示拒绝，其实拒绝在某个阶段很有意义，体现了公民选择性的出现，我参与，去做公益并不是钱的来源者和供给者，而是我要知道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做，钱去了哪里，谁来做这件事，包括很多相关联的问题，开始去思考、问责、质疑，这在现有公益发展阶段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主要体现为公民主体意识的出现。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刘佑平主任则表示，前面20年，政府的动员做了很多事情，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还是2003年的非典一直到2008年的最大高潮——全民抗震救灾，这么长时间内政府聚集了很大的民间社会资源，服务了很多的弱势群体，做了很大的贡献。但从本世纪开始，整个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捐赠人心理变化和捐赠人丰富多元化以后，捐赠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是被捐赠的，到后面捐赠人开始关注捐钱的效果，关注捐钱时这些钱是否用到了用途，捐赠人意识开始觉醒，特别是最近二、三年随着微博、新媒体的出现，作为捐赠人跟大众获得信息的权利和渠道更加方便，捐赠的行为更加理性，权利意识觉醒，这时候捐赠人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传统的劝募方式遭到新挑战，出现尴尬局面，新形式下的传统劝募方式面对新的捐赠市场出现的一种新变化。
动员式捐赠时代的终结
“动员式捐款”，这是中国特色的词汇，慈善本身的含义是什么？慈善组织也叫志愿组织，但志愿的含义并不是免费的、不要钱的，而是和个人的意志、意愿、自己的决策心紧密相关联，跟个人作为一个个体自主性、自主意识、自主选择紧密相关，这样才会出现志愿现象，即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经济需求、互助的参与社会的需求才会出现志愿现象和志愿组织。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存在“被动性的志愿”或者“被动员式的志愿”，这本身是一个矛盾的词汇。
贾西津教授解释到，动员式的捐款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政府行政式的意志和指令，而资源来源于社会。当这二者结合，最初可以实现大规模的资源动员，但当这件事持续以后，我们会发现动员式再去募集社会资源是无效的，现在我们可能很难判断说是否绝对无效，是否能动员起资源来，有可能动员得起来，但这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动员和慈善捐赠本身是矛盾的，慈善的资源来源不应该依靠动员，尤其是政府的行政动员。
慈善捐赠由不捐—捐—不捐。一开始“不捐”是因为人们没有慈善意识，所有生活都是通过单位、集体安排好的，没有社会慈善。随着这二、三十年时间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志愿慈善，所以人们开始意识到捐款、捐赠，比如1998年水灾、2008年汶川地震达到高潮，这是从不捐到捐。之后出现了捐到不捐，“郭美美事件”后的质疑，包括今年政府动员的无效，这里面特别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不捐到捐，为什么捐到不捐，看到这个原因就能理解背后的道理。之前不捐到捐是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资源的累积，公民意识的提升；而捐到不捐则是由于信任危机的现状。
告别政府劝募 树立更高公信力
“政府动员式”的劝募是一种很传统的方式，随着新情况出现变化，特别是去年四月以来媒体问责风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公益事业、行业都面临着信任危机，或者公信力受到挑战、受到整个社会不信任，去年这么长时间的问责风暴，把这个“阵地”也问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赢得市场的问题？我觉得要有专业的优秀品牌设计，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市场，必须要有良好的品牌。另外要有尽心、专业的服务；第三是要有透明的运作，以这三点去做才能赢得市场和公众的信任。如果做到了这三点，劝募市场一定又会获得常态的高潮，并非是2008年井喷式一下子一千多亿，而是常态的。
现在的捐赠市场尤其是去年“郭美美事件”后捐赠市场比较萎缩，一个原因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募捐、捐赠途径鱼龙混杂，比如政府动员，个体动员，官办的组织动员，民间组织也在动员，公众缺乏一个途径去识别哪些是可以相信的，这时候选择不出来。以前是捐了就行了，现在是不知道谁是可信的，就不捐了。这就需要把捐赠途径重新搭起来的前提是重建信任机制，而信任机制和公民的选择性相关。
这次“7.21”水灾事件，从某个角度集中说明了劝说式的方式是不可行的，所有公众、每个人该怎么做公益，做什么有自己的选择权，并且通过不断的监督使公众更好的区分清楚哪些是政府该做的，哪些是作为社会公众该做的。而在这样信任危机下就会给我们提出什么是最重要的？所有人，不管是公益组织还是其中一分子，包括政府在内，要真正树立起公信力。当有公信力时，做的所有事情才会往正确、正常方向发展。现在信任危机已经出现，无论这个危机是谁造成的，哪个方面造成的，都应该正面的面对和解决，也包括目前还没有暴露出各个方面可能潜在的危机，我们解决得越早、越好，中国公益的发展就越良性。
政府劝募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中国的公益慈善市场开放越来越充分，公信力是中国公益事业组织的生命力，透明和参与是获取更多社会支持和捐赠资源的不二法宝。
（责任编辑：章爽）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
刘佑平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
中国公益慈善网总编辑
林 风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从古到今每每社会上有大灾大难时就是中国民间力量凝聚表现时，也是中国公众劝募的高潮，这是一直以来的常态，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1998年的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总共捐赠物资417亿；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舟曲地震都是几十亿的捐助，充分显示出公众募捐的强大以及民间力量凝聚力的强大。2012年北京市水灾，市政府号召捐款，得到的回复是几十万的“捐你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这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公民意识的觉醒
1998年特大洪灾，人们都在第一时间自觉自愿的参与救援、参与捐赠，而事后一切就都平息了，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大家会看到并不是这个事件过去了就过去了，而是留下了很多东西，包括小的组织，尤其是公民的参与意识、问责意识与对公益的思考和质疑，所以2008年是公益的一个分水岭，可以说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公民参与意识的一个唤醒和觉醒。
贾西津教授说，2011年郭美美事件之后，出现了捐赠慈善的冰点，捐赠大幅度下降，但这体现了问责意识的出现。今年的事件，政府动员参与时，人们开始表示拒绝，其实拒绝在某个阶段很有意义，体现了公民选择性的出现，我参与，去做公益并不是钱的来源者和供给者，而是我要知道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要做，钱去了哪里，谁来做这件事，包括很多相关联的问题，开始去思考、问责、质疑，这在现有公益发展阶段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主要体现为公民主体意识的出现。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刘佑平主任则表示，前面20年，政府的动员做了很多事情，无论是1998年的抗洪，还是2003年的非典一直到2008年的最大高潮——全民抗震救灾，这么长时间内政府聚集了很大的民间社会资源，服务了很多的弱势群体，做了很大的贡献。但从本世纪开始，整个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捐赠人心理变化和捐赠人丰富多元化以后，捐赠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是被捐赠的，到后面捐赠人开始关注捐钱的效果，关注捐钱时这些钱是否用到了用途，捐赠人意识开始觉醒，特别是最近二、三年随着微博、新媒体的出现，作为捐赠人跟大众获得信息的权利和渠道更加方便，捐赠的行为更加理性，权利意识觉醒，这时候捐赠人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传统的劝募方式遭到新挑战，出现尴尬局面，新形式下的传统劝募方式面对新的捐赠市场出现的一种新变化。
动员式捐赠时代的终结
“动员式捐款”，这是中国特色的词汇，慈善本身的含义是什么？慈善组织也叫志愿组织，但志愿的含义并不是免费的、不要钱的，而是和个人的意志、意愿、自己的决策心紧密相关联，跟个人作为一个个体自主性、自主意识、自主选择紧密相关，这样才会出现志愿现象，即人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经济需求、互助的参与社会的需求才会出现志愿现象和志愿组织。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存在“被动性的志愿”或者“被动员式的志愿”，这本身是一个矛盾的词汇。
贾西津教授解释到，动员式的捐款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政府行政式的意志和指令，而资源来源于社会。当这二者结合，最初可以实现大规模的资源动员，但当这件事持续以后，我们会发现动员式再去募集社会资源是无效的，现在我们可能很难判断说是否绝对无效，是否能动员起资源来，有可能动员得起来，但这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动员和慈善捐赠本身是矛盾的，慈善的资源来源不应该依靠动员，尤其是政府的行政动员。
慈善捐赠由不捐—捐—不捐。一开始“不捐”是因为人们没有慈善意识，所有生活都是通过单位、集体安排好的，没有社会慈善。随着这二、三十年时间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出现了社会志愿慈善，所以人们开始意识到捐款、捐赠，比如1998年水灾、2008年汶川地震达到高潮，这是从不捐到捐。之后出现了捐到不捐，“郭美美事件”后的质疑，包括今年政府动员的无效，这里面特别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不捐到捐，为什么捐到不捐，看到这个原因就能理解背后的道理。之前不捐到捐是由于经济发展，社会资源的累积，公民意识的提升；而捐到不捐则是由于信任危机的现状。
告别政府劝募 树立更高公信力
“政府动员式”的劝募是一种很传统的方式，随着新情况出现变化，特别是去年四月以来媒体问责风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公益事业、行业都面临着信任危机，或者公信力受到挑战、受到整个社会不信任，去年这么长时间的问责风暴，把这个“阵地”也问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赢得市场的问题？我觉得要有专业的优秀品牌设计，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市场，必须要有良好的品牌。另外要有尽心、专业的服务；第三是要有透明的运作，以这三点去做才能赢得市场和公众的信任。如果做到了这三点，劝募市场一定又会获得常态的高潮，并非是2008年井喷式一下子一千多亿，而是常态的。
现在的捐赠市场尤其是去年“郭美美事件”后捐赠市场比较萎缩，一个原因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募捐、捐赠途径鱼龙混杂，比如政府动员，个体动员，官办的组织动员，民间组织也在动员，公众缺乏一个途径去识别哪些是可以相信的，这时候选择不出来。以前是捐了就行了，现在是不知道谁是可信的，就不捐了。这就需要把捐赠途径重新搭起来的前提是重建信任机制，而信任机制和公民的选择性相关。
这次“7.21”水灾事件，从某个角度集中说明了劝说式的方式是不可行的，所有公众、每个人该怎么做公益，做什么有自己的选择权，并且通过不断的监督使公众更好的区分清楚哪些是政府该做的，哪些是作为社会公众该做的。而在这样信任危机下就会给我们提出什么是最重要的？所有人，不管是公益组织还是其中一分子，包括政府在内，要真正树立起公信力。当有公信力时，做的所有事情才会往正确、正常方向发展。现在信任危机已经出现，无论这个危机是谁造成的，哪个方面造成的，都应该正面的面对和解决，也包括目前还没有暴露出各个方面可能潜在的危机，我们解决得越早、越好，中国公益的发展就越良性。
政府劝募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中国的公益慈善市场开放越来越充分，公信力是中国公益事业组织的生命力，透明和参与是获取更多社会支持和捐赠资源的不二法宝。
（责任编辑：章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