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条件变化的必然。借助"公共政策-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实现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的补偿,以免人口增长长期滑出合意的均衡路径。为了实现城市化阶段的发展可持续性,人口质量问题无疑是政策优先选项,唯此才有望实现"经济效率-民生保障"的良性循环。政策次序上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先、兼顾质量提升和数量增长的再平衡,是理解中国城市化人口问题的根本切入点。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招标课题“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转型风险与国家生产系统效率提升路径研究”(14AJL006)。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口增长向低度均衡路径收敛,是大规模工业化之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历,现在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将面临类似的局面,这是城市化发展和结构条件变化的必然。借助"公共政策-经济效率"的一体化协调,实现低度均衡路径上人口增长的补偿,以免人口增长长期滑出合意的均衡路径。为了实现城市化阶段的发展可持续性,人口质量问题无疑是政策优先选项,唯此才有望实现"经济效率-民生保障"的良性循环。政策次序上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先、兼顾质量提升和数量增长的再平衡,是理解中国城市化人口问题的根本切入点。
其他文献
货币政策根据经济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方能保障调控有效,为此必须清楚把握经济运行脉络。本文基于长、中、短期的阶段性视角进行剖析,发现当前经济复杂环境的形成源于长、中、短期不同因素的叠加。其中,世界经济周期下行拖拽引发国内经济增速降档、对外贸易顺差趋势性缩减造成有效需求重心内移、疫情冲击经济活动短暂停滞增添不确定性风险,共同造就我国面临经济复杂环境。为此,围绕调控目标、调控职能、调控模式、调控工具探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的应对之策,以促成货币政策发挥总量管理下的结构精准作用,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维护流动性合
农业家庭经营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促进农业家庭经营平稳而有效的代际传递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高效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外学者对该现象和问题关注较早并已形成系统性研究成果,比较而言,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在法律制度逐渐完善和土地要素市场化进程大幅推进的背景下,农业家庭经营形态逐步稳定,代际传递问题成为一种客观实践的需要并被国内学者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框架提出农业家庭周期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和农业家庭经营代际传递的一般规律。研究认为:农业家庭经营的代际传递是家庭生命周期规律的逻辑必然。农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数字资本在物质技术、经济权力维度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动向,如全球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变革与高度渗透、数字资本逻辑全球扩张、国际间数字化竞争日益政治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霸权极端化等。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动了国际数字化平台分工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共性理念深入人心,并促进了数字化世界市场的形成,然而其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具有矛盾性的双重作用,并以多种“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国际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实质是资本扩张逻辑和剥削逻辑的强化,加剧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酝酿着更强烈度和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突破苏联教科书和传统计划经济理论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教材时期以及正在进行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期。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历史背景、结构体系、研究主题、发展脉络等的研究,可以发现坚持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现实性与时代性、重视研究经济学理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以及在批判中借鉴西方经济学是我国在建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过程中取得的主要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吸收我国政治经
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发展相互共生、良性互动.回首过往,新中国70年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不断发展和丰富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不但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谱写出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走出了一条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之路,而且也彰显了来自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探索涌现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丰硕成果。现在来看,新中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功实践更加凸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功。
当前中国的反贫困进程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系统总结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反贫困政策和思想体系的演进路径,对扶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借鉴作用。本文采用统计分析与文本对比的研究方法,对1949-2019年期间国家层面颁布的301份反贫困政策文件进行分析,认为新中国的反贫困政策经历了五个不同核心的阶段。共同富裕是各个时期反贫困思想的主线,但不同发展阶段所赋予"共同富裕"的内涵不同,直接导致不同时期扶贫政策的侧重点与战略规划的差异。文本的分析结果支持了未来扶贫工作的发展趋势。总体上看,反贫困
本文在总结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反贫困思想的演进历程与“精准扶贫”理论的形成,系统整理和归纳了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的科学内涵,阐述了“精准扶贫”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精准扶贫”理论体系的内容包含三个大类九大精准,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当代化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在此基础上,文章以习近平“精准扶贫”理论为指导,从发展和创新的视角,对新时代背景下扶贫、脱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提出要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有着大量关于合作社历史作用的论述。论述高度评价了合作社的伟大历史作用,指出合作社的兴起与发展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是吸引农民参加工农联盟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形式和途径;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中间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历史作用的阐释,从提高认识、推进组织创新和优化合作社治理等层面,对当前新型合作社健康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从创新结构的视角出发,构建适应性金融结构模型,同时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中国金融结构与创新结构的适应性。研究发现:与创新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结构与创新风险、股权融资效率负相关,与创新潜在价值、债权融资效率正相关;当参数发生变化时,与创新结构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有一个从纯债权融资到债权融资主导、股权融资主导、纯股权融资的连续演化过程;当前中国创新结构已转型为高风险的R&D和产品创新为主,以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已不能适应创新结构的升级。因此,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风险
数字经济创新事关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及其国际竞争力,事关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鉴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端”还相对薄弱,仍存在巨大的创新空间,本文从理论上对数字经济应如何创新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地探讨。本文分析认为,中国应坚持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文化创新为底蕴、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和以制度创新为保障的综合式创新,以理论创新、文化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合力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地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