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证券交易所引入做市商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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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发布并向社会征求意见的《北京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试行)》明确指出,北京证券交易所(下称“北交所”)为引入做市机制、实行混合交易机制预留了制度空间。作为国内证券市场的一项重要制度供给,做市商机制不久在北交所的落地,释放出的无疑是北交所的特殊使命承载。
  全球证券市场的交易制度主要有“竞价交易制度”和“做市商制度”。竞价交易又称指令驱动制,是指投资者通过网络,把买卖指令传输到交易所,交易所的电脑主机根据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将买卖指令撮合成交,形成连续的成交价格。在这种交易制度下,所有的买卖交易都是在投资人与投资人之间直接发生,因此可以简称为C2C交易。而做市商制度又称报价驱动制,是指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提供买卖价格,并按其提供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进行交易,其中的买卖价差就是做市商的利润。看得出,做市商下的交易是在投资人与做市商之间发生,因此可以成为C2B交易。
  按照每只证券所承载的做市商数量,做市商制度可分为垄断型做市商制度和竞争型做市商制度两种类型,前者是指每只证券有且仅有一个做市商,后者是指每只证券有多个做市商。一般来说,全球各国股票市场中主板市场的交易比较活跃,因此像纽约证券交易所等都实行垄断型做市商,而相较主板市场,一些衍生板市场的交易活跃度较弱,因此像纳斯达克市场等都选择竞争型做市商制度,往往单只股票的做市商数目多达10家甚至更多。
  总体看来,竞价交易制度与做市商交易制度各有优劣,且彼此之间并不是对立和不相容的,各自发展过程中二者也在不断吸取对方的优点而逐步走向融合,因此,全球证券市场均采用了竞价交易与做市商交易两种机制的混合搭配模式。就国内证券市场而言,沪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的股票交易采用的是竞价交易制度,而在新三板市场除了竞价交易外,创新层和基础层还引入了做市商交易制度。
  一般来说,竞价交易制度环境中并不提供即时的直接性的服务,也就是说任何一只股票买卖指令发出后,必须等到对手同样的买卖信号回应与对接后方可撮合而成,因此竞价交易市场很容易出现供给与需求并不匹配的失衡状况,虽然这种不平衡可以经过市场的自发性力量而得以纠正,但由于力量的零星分散,纠正性结果的出现也带有明显滞后性,且往往会产生不低的成本,比如交易量的堆积与交易过程的延缓;但有了做市商,他们用自有的证券与资金随时进行显性的双向报价,并在其主动报出的价格上实现买卖交易,只要投资者愿意买,做市商就必须卖,或者只要投资者愿意卖,做市商就必须买,无需等到期望对手的期望价格出现便可完成交易,并且交易还是连续不间断地进行,由此便可有效平抑因竞价交易而形成的供求失衡,并带动整个市场交易的活跃。
  由上推之,在北交所引入做市商制度的首要意义就是激发与增强市场的活跃度。众所周知,北交所主要服务中小型企业上市,已经在新三板上市的精选层企业将平滑到北交所。数据显示,开板以来,新三板上市公司达7285家,其中精选层企业66家,但由于存在个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资产不低于100万元并参与证券交易满24个月”的门槛,加之有些新三板小公司估值明显偏高导致的避险情绪,使得整个板块的整体流动性并不显著,其中数百家家上市公司的换手率低于1%,急需通过引入做市商制度来进一步调动起市场的活跃性。
  进一步分析,做市商制度对科创板的赋能效果并不仅仅停留在市场交易的活跃度层面,其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可以放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促进股票价值的真实凸现。一方面,做市商往往是IPO的询价主体,为防止新股询价结果估值太高或太低从而导致日后做市过程中买卖差价空间的挤压,做市商往往会对新股的价值进行更加仔细与更负责任的评估,相关IPO股票的定价就会更趋合理;另一方面,由于一只股票存在多个做市商,双向报价上彼此存在透明的竞争关系,为了形成以量取胜优势并使买卖能够迅速达成和获利,任何一个做市商报价时都不太可能高得或低得离谱,整体报价价差趋于缩小甚至均衡是一种市场常态,由此使得股价也不会过大偏离自己的价值中枢;不仅如此,做市商的任何报价都是在综合分析市场所有参与者的信息以及衡量自身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投资者根据报价进行决策,并反过来影响做市商的报价,从而促使证券价格逐步靠拢其实际价值。
  对交易进行及时与有效纠错并推动市场平稳运行是做市商对包括北交所在内的国内证券市场所赋予的又一个重要现实意义。正常情况下,如果买单暂时多于卖单,做市商有义务用自己的账户卖出;如果卖单暂时多于买单,做市商也有义务用自己的账户买入;同样,当价格出现持续下跌时,做市商有义务以等于或高于前笔交易的价格卖出,当价格出现持续上涨时,做市商有义务以低于或等于前笔交易的价格买入,股价的波动空间由此受到平抑;非正常情况下,比如当出现“羊群效应”导致股价非理性上升与下降时,做市商同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卖出与买进来干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惧怕做市商调控价格的纠错能力,试图通过拉抬诱多或者打压股价而恶意做空的市场操纵者也不敢贸然行事,交易的投機性因此得到反向遏制并大大减少,进而也可以消除散户被“收割”的风险,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其实,在新三板基础层与创新层引入做市商的同时,管理层也在一直表示要在科创板也引入做市商制度。2019年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交易特别规定》首先提到,科创板股票交易实行竞价交易,条件成熟时引入做市商机制;2020年6月的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公开表示,将加快推出将科创板股票纳入沪股通标的、引入做市商制度;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正式的最高级文件提出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制度。但现在看来,由于新三板已经有了操作的经验,北交所很可能在沪深交易所之前实施做市商安排,这样,北交所实际就是扮演做市商“试验田”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不仅科创板会引入做市商,整个主板、创业板以及期货市场都将会拥抱做市商。
  不得不指出的是,因做市商具有较强的资源占有(可供交易的证券与资金)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前瞻性市场驾驭能力,利益诱惑与驱使下,可能通过自身行为或者做市商之间“合谋”来获取不当利润,因此需要制度层面能够强力压缩甚至封闭其非正常性赢利空间,包括像国内股转系统那样对做市商买卖价差做出不能超过5%的规定,同时严格加强做市商的信息披露等。与此同时,我们要强调的是,做市商在国外称为“勤劳的小蜜蜂”,由于其承担稳定市场的义务,必要时会被动投入资金,甚至承担亏损风险,为此需要在政策层面对做市商提供风险补偿,比如减免交易手续费和印花税、缴纳保证金时可以享受优惠或减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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