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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报刊应体现时代精神与人民要求，涵盖着政治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的品质。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创办的主流报纸，舆论宣传立足于服务抗日的大局，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凸显出强烈的政治性；采编工作精益求精，内容贴近劳苦大众生活，人民性突出；传播理念与时俱进，全面反映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与大后方的经济实况，时代色彩浓郁。抗战时期中共主流党报的舆论宣传达到了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的内在统一。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共党报；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G216； 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1009207
新闻出版是高度反映意识形态动向的重要场域。在此场域中，主流报刊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共意识的培育与走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媒以动态、发展的目光，准确、及时地传播进步舆论，批驳反动言论，成为“反对奴化思想和民族失败主义，巩固和建设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的一条重要舆论战线”[1]。习近平指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历史实践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2]在地区军国主义势力妄图美化侵略、部分青年厌倦宏观史实甚至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背景下，研究与重温党在抗战时期的舆论宣传事业，有益于坚持与弘扬正确的历史观。
一、抗战时期的中共主流党报
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期间，根据历史事实和对德国新闻界的长期观察，提出无产阶级报刊应体现时代精神与人民要求，[3]这映射出好报刊的三个品质：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时代潮流，体现了政治性、人民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放手发动群众，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驱逐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在此期间，以各级党报、党刊、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中共传媒体系逐步创立，成为鼓舞与强化中央、地方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军民坚持斗争信念的精神武器。
主流党报（中央与地方各级党报）在新闻传播方式单调、受众媒介素养落后的抗战时期居于舆论宣传领导地位。中共中央的两大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党的大政方针与国民政府当局新动向的直接传达者。前者1941年5月创刊于延安，包括《发刊词》在内的主要社论由毛泽东撰写，“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大部分文章都是其为《解放日报》而做的”[4]24，政策指导性极强，反映着中共最新的抗日主张和民主、军队、经济建设理论。后者在国统区发行，其历史分为武汉时期（1938年1月创刊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和重庆时期（1938年10月至日本宣布投降）。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实归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董事长为王明，由于其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无视中央执行的独立自主条件下的抗日统一战线，抵制《论持久战》的发表，所以报纸的政治成熟性不足、无产阶级的党性不强。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划归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主管，经过与顽固派的长期斗争及党内整风运动，其党性和人民性明显增强。
地方根据地党报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抗敌报》（1940年11月改名《晋察冀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等为代表。后者自1939年元旦创刊，在当时的“大山东”区域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宣传发行策略，将党的方针深入浅出地传达到群众中去，在“联合各方抗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舆论团体、日伪宣传阵营形成了抗衡之势。1943年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朱瑞曾给予其高度评价：创刊四年出版424期，共3666961份，同时印书188种，承印报纸宣传品等491085份，出版事业堪比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5]1
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众日报》为代表的中共主流党报的舆论宣传，实践了好报刊的品质：政治上将党的根本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相融合；内容采编和栏目设置上以沟通党和人民、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普及知识为宗旨；新闻报道坚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转变宣传策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根据地和国统区的经济社会实况。
二、政治性：无产阶级属性
报刊的政治方向和“为谁代言”取决于它的阶级属性。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报必然反映抗日大局和群众心声，与此同时，报人致力于遵守、阐释和贯彻党的政策。
（一）着眼于服务抗战的大局，巩固统一战线
综观1938年10月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及其1940年元旦为《大众日报》的题词可以看出，其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是“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6]
1.从内容重心上看，以服务抗战为首要任务
《解放日报》发刊词首句便是“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从创刊到抗战胜利，它始终将坚持抗日宣传、坚持统一战线与推进党的建设、推进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新华日报》发刊词宣示报纸支持一切有利于抗战之办法、设施、方针，抨击一切有害抗日、分裂国内团结之阴谋。在目睹汪精卫投敌、经历反共高潮后，《新华日报》仍强调抗战救亡的办报宗旨，其直接反映抗日、分析局势的内容占据着大部分版面。《大众日报》先后开辟了两周来的国际问题、农村问题、战斗报道等专栏，阐述群众运动、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等前沿问题。[7]著名副刊《群众生活》《中国青年》与每年必出的“五一专刊”“七七特刊”，切实践行了服务抗日的宗旨，对山东根据地和全民族抗战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2.从宣传方针上看，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是中共办报的重要旨归
党在整个抗战时期，始终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抗日的直接产物《新华日报》为例，其与国民政府周旋，坚持独立办报，谨慎报道时事和国民党政策，凸显出对统一战线的重视。1940年国民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新华日报》遭压迫尤甚：报道中“八路军”被勒令改为“×路军”，关于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主张均在被删或免登之列，不得不在被删的地方“开天窗”。[8]115尔后国民党不准“开天窗”，并令将未通过审查的文章的铅字铲模糊。《新华日报》忍辱负重，将社论放到第二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大众日报》创刊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捐款“五百大洋”以示支持，报纸亦刊登专文以表谢意。[9]由首任总编辑匡亚明执笔的《发刊词》强调“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精诚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解放日报》则将党的合理诉求与坚持统一战线结合起来：1943年《开罗宣言》公布，毛泽东认为国民政府可能启动民主改革，基于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提出“除延安报纸外，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起衅”[11]。 （二）全面阐述党的政策
中共主流党报是无产阶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分裂投降主义的、集中反映人民利益的舆论表达阵地，其传播任务和具体编辑方针融合着党的独立自主、全民抗战思维。由此，实事求是地分析战局，坚持解读、宣传与贯彻党的抗战政策，是必然的办报方针。1942年10月，毛泽东明确强调：“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12]
1.经济上：减租减息运动
党报对中央审时度势制定的“双减”土地政策给予充分的重视。《解放日报》一方面对“双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予以分析，一方面发表报道反映“双减”的成绩和问题。1941年11月刊登《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的演说》，声明“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战时土地政策确立。为向广大干部群众详细解释制定这一政策的依据，1942年2月公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同时为了促进“双减”的实施，指导实际工作，在第四版创办“民众呼声”。1942年4月连续刊发了反映农民心声的通讯《我没土地种》和表达地主诉求的报道《我要加租》，颇具代表性。
在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改进“双减”报道，力求语言贴近群众。特讯《八股必须废除》反映了党报整改与“双减”运动的同步、融合，极具代表性。该文报道了部分县区对“双减”的宣传力度不够，不能深入群众：临沭某镇经过一周宣传，尚有误解减租减息为“分地大会”者；标语过于冗长且词句别扭；减租减息的“墙报”犹如社论长而深奥。由此提出宣传中必须克服八股文风，引用群众口语、紧扣群众心理，[13]从而以强大的舆论攻势推进了“双减”运动的开展。
2.政治上：整风运动
开始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目的是学习与贯彻毛泽东关于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报告，改造干部及党员思想。其中，以《解放日报》为起点、进而席卷各级党报的改版运动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一环。中共中央有鉴于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对党报“党性”的削弱，发出改造党报的通知：各地方党部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党报，“宣传与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与群众生活，不能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应成为有战斗性的党报”[14]。《解放日报》首当其冲，对此的宣传呈现出组织化、专门化、常态化趋势。《大众日报》除了转发《解放日报》关于“整风”“报改”的社论，还形成了本地化的舆论宣传特色：创办副刊《学习导报》，刊载关于整风的理论指导文章、争论和释疑，介绍学习的方法、模范的自我批评，将其作为“整风学习的思想动员、斗争、领导的工具与组织推动、经验交流的工具”[15]。此外，还刊发专题报道《华中的整风运动》《晋西北整风扩大座谈会》，记录各根据地的整风经过、运动中发生的偏向、整风的收获，增加了党风学习的深度。
3.文艺政策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由于最靠近中央，所以《解放日报》的文艺整风最具典型性。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文章对延安的革命生活提出批评，折射出延安文艺界小资产阶级气息与无产阶级思想矛盾尖锐的现实。同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纲领和理论。[16]之后《解放日报》的文艺风格开始贴近工农兵：首先集中发表了作家心得，周立波、何其芳等对自身在军中的“作客态度”、“小资产阶级情调”进行了客观反省；[17]其次确定了副刊的“征稿原则”为“务求思想上无毛病”、“力求通俗化”，促使文艺工作者贴近革命群众。经过一年的改造，《解放日报》刊登总结性社论指出，随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18]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及其工农大众化，将推进文艺的普及和提高。《大众日报》及时转载以上重要社论，并引新华社通电报道了作家艾青、丁玲、刘白羽、柳青等深入基层实践的情况，[19]在根据地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
三、人民性：一切为了群众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好报刊即人民报刊。政治上的无产阶级的属性，决定了中共党报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擎着服务劳工、实现民主的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工作导向：新闻采编对群众负责、舆论内容贴近群众。
（一）采编工作对群众负责
1.力求立场的客观性
力求立场的客观性表现在客观报道国民党官兵的抗战事迹与进步人士的抗日活动。《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开辟专栏，重点报道国民政府的正面抗战；派遣战地记者对台儿庄大捷进行采访；精心策划相关社论与报道，刊登社论，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战行动与决心。《大众日报》也褒扬了张自忠、范筑先等国军将领的英勇事迹，以及范铭枢、梁漱溟民主人士的抗日呼声。
2.尊重新闻价值，反对一切有悖于事实的报道
在涉及原则性的事件上，《新华日报》冲破新闻检查的阻碍再现真理。以1941年报道的重庆“防空洞惨案”为例，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大批在防空洞内避难的市民窒息而死。事后当局掩盖事实，《新华日报》的相关评论被删。随后《新华日报》“违检发表《隧道惨案善后问题》的时评和读者来信《劫后余生的呼声 》”[20]，还真相于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情势明朗，国民党的中央媒体出现严重虚报战果的报道。《解放日报》以《国民党中央社怎样“报导”战事》为反面教材，批判了错误的新闻思维；同时配发陆定一的社论，强调实事求是的报导会让读者在工作中避免走弯路，含有虚假成分的报导则会使读者在工作中走错路，损害报纸的威信。[21]《大众日报》全文转发了此社论，组织了专题探讨，并对本报出现的假劳模“地瓜大王”王殿信的报道做了深刻检查。[22]
3.采编工作细致
周恩来屡次嘱咐《新华日报》的编辑人员细心观察群众所需、所想、所求，平时要深入群众，虚心向人民学习语言。其在《新华日报》发表作品108篇，署名文章占30余篇，切身示范社论和专论对政治原则性、群众贴近性、语言艺术性的高标准要求。在周恩来严谨细致的作风影响下，《新华日报》副刊深受读者欢迎，“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销得多”[8]212。立足于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由于匡亚明对编辑、记者工作一抓到底，一丝不苟，报社形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从全体采编人员的日常化练字，到竭力追求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再到记者“轮岗式”持之以恒地深入前线采访，促进了采编人员新闻业务素质的提升。 （二）舆论内容贴近群众
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文化工作者要在抗日文化斗争中广泛发动群众。[23]新闻宣传作为文化工作，其根基与血脉在人民，所追求的强大影响力也在人民。中共党报秉持报道通俗易懂、语言符号大众化的编辑方针，力求贴近根据地知识水平较低的广大民众，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1.推进工、农、兵通讯运动
抗战时的中国，党报的编辑者应当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学习，使其参与到报纸的采编中来。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目前的文艺工作应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为中心。[24]党报执行工农通讯员工作常态化。《解放日报》壮大人民通讯队伍，登载生产节约、军民互助、战斗事迹等介绍经验的通讯，对农业合作社、商业和手工业、实用小发明进行生动的报道，至1944年形成了“分布于边区工厂、边区部队、师机关、边区分区四类区划，遍布31个地区共1020人的通讯网络”[25]；《大众日报》则把“执行认真的奖励通讯员制度”作为加强通讯工作的重要举措，“不间断公布来稿通讯员名单，并将一般通讯员和工农兵通讯员分开奖励。1945年3月份莒南壮岗区101篇来稿中工农兵通讯员稿子有49篇”[26]，凸显了通讯“大众化”成绩之卓著。
2.既报道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内容，又通俗易懂
毛泽东曾对地方报纸指示：不能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边区人民办报，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这个指示《解放日报》也基本适用”[4]25。1942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解放日报》缺乏党性，主要表现为：新闻满足于转载，而对发生在根据地党与群众身边的事情不够重视；栏目设置流于形式，八股文风浓厚。随后批判了“无冕之王”的思维和主观主义的采编作风，号召党报通讯员与记者树立“人民公仆”的观念与深入基层调查的工作作风。3月8日，《解放日报》获毛泽东“三八”纪念特刊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并在随后的党报整改中充当了先遣员的角色。在努力实现“中国化”、不懈深入群众、反复总结经验中，劳动人民逐渐成为《解放日报》上的主角。
《大众日报》由于主要面向地方基层，报道风格的转变具有典型意义。其创刊之初整体上政治性不够高，脱离群众，带有严重的党八股气息。[5]1在1942年的全党范围内机关报改造中，其贯彻“全党办报、大家办报”的方针，大力开展通讯员工作和读报组工作，达到了风格贴近群众的目标。同时从中总结经验：编报前须针对实际工作制定出详细、周密的编辑方针；编辑工作与党的领导、报社与党的机关政治生活须密切联系；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是改进报纸使其战斗化的前提。[27]
改版后党报的生活贴近性、群众参与度与具体工作导向性明显提高，影响力不断提高。《解放日报》的发行量达到7600份，在纸张严重缺乏的1943年10月印数仍有7000份。[28]《大众日报》则从创刊之初的发行不足4000份，增至1944年6月的14961份，发行地区从滨海、鲁中、鲁南、华中、淮海等地扩展至胶东、渤海、苏中、盐阜、冀鲁豫、冀鲁边及敌占区。[29]
四、时代性：紧跟历史潮流
马克思认为，好报刊应在时代中讨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30]抗战时期的中共党报紧跟历史潮流，宣传重心与时俱进，宏观反映或微观透视了抗战时局的动向，全面展现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与大后方的经济社会实况。
（一）不断调整宣传重心
抗战是一场中日之间的消耗战、持久战，不同分期的战略任务与宣传重点有所不同。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落空，侵华方针逐渐转变成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中国人民对日伪势力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激烈斗争。
党报由创刊之初的单纯揭露日军暴行和敌寇汉奸阴谋，开展抗战动员，到重点致力于反对分裂投降主义、巩固统一战线的报道。1939年12月，《新华日报》针对汪精卫亲日发表了《驳斥汪逆的“和平运动之目的与手段”》予以谴责；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新华日报》又推出了《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汪派》《反对日汪条约》等社论进行大力声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召开后，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浪潮，至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时，《大众日报》及时推出《追悼新四军被难将士》专刊，自1月19日到28日发表《为新四军被围而呼吁》等评论11篇，在当时全国报纸中居于领先地位。[31]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批评中共“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谁的命？革谁的命？》等予以批判，指出蒋文为“现在中国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32]。《大众日报》及时转载了相关反驳文章，并配发编者按，使党建设与发扬民主的主张在根据地广泛传播。
（二）全面反映根据地建设状况
中共党报始终跟随根据地的领导中心，站在抗战宣传的最前沿，敏感地反映着不同阶段战局的变化与根据地建设状况。
1.政治方面：民主建设
1937年5月，毛泽东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提出在乡、区、县边区各级政府中践行普选制度。[33]《新华日报》首先于1939年10月发布《毛泽东与中央社等记者谈话》，声明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全国政治最进步的区域”。《解放日报》则在1942年3月26日至27日头版刊载谢觉哉的研究长文《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阐明“三三制的民主，比阶级民主的内容更丰富”，并
重点宣传“三三制”是全体抗日人民的联合政权，力主“民主政治，选举第一；各级选举，乡选第一”[34]。同时以政权实际构成表明中共建设的新民主：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选出的18个政府委员中，中共占6人；9个参议会常驻会委员中，共产党员占3个[35]。《大众日报》则着眼于基层民主建设的报道。自1943年5月始，刊发开展山东民主文化工作的社论，指出开展县区村民主选举运动，建设县以上各级参议会的可行性；连续报道《好村长连选连任》《群起罢免坏村长》，对村选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 2.文化领域：冬学运动
1940年9月晋冀鲁豫根据地制订的《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指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最好工具是报纸和刊物，每个独立根据地都应有定期的报纸和刊物。冬学运动成为根据地社会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后，党报对此进行了大力宣传。
《解放日报》的冬学运动舆论动员实现了群众“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统一。一方面将“双减”政策、持久抗战、工农兵文艺运动等内容，以通俗白话、木刻、版画等浅显易懂的形式刊载出来；另一方面设置“读者来信”，通过刊登群众关于冬学的不同意见与看法，达到观点交流与思维碰撞的目的，推动冬学朝着高质量、深层次开展。与此同时，在1945年3月至7月公开读者讨论改进“冬学教材”的来信，通过有的放矢的对话，将课本存在脱离群众理解力的问题暴露出来，促进了教材的修订编写。《大众日报》自1940年10月至抗战胜利，一直关注山东根据地的冬学运动，创办文化运动专刊《战时教育》，以“动态报道”和“通俗诗词”的形式，将妇女识字班、学习互助组呈现给读者，形成了浩大的冬学舆论。
3.经济层面：大生产运动
由于人口激增、日寇扫荡与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自力更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解放日报》一方面报道陕甘宁开荒的焦点区域南泥湾，另一方面宣传生产中涌现的先进人物。自1941年起陆续发表《南泥湾的风光》（隐夫）、《拥护自己的部队：献给三五九旅》（艾青）等诗作，歌咏了垦区的美好变化。1944年1月创办“边区生产劳动”专栏，登载《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工人旗帜赵占魁》等通讯。其中赵占魁事迹的连续发表，使其“被当成教育全体职工的最具体教材，工人阶级最优秀的模范”，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36]《大众日报》既对沂蒙区、鲁中等地生产建设现状予以报道，又创办副刊《经济建设》，对粮食生产、农业技术加以指导。同时推出宣传本区生产模范郑信的通讯，传播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事迹。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等为代表的中共党报，掀起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大规模的经济生产宣传热潮。
（三）折射抗战大后方经济社会境况
中共主流党报及时、客观地报道了大后方的经济、民生与文化状况。
1.国统区经济生产状况
一方面，报道工业迁移与生产情况。《新华日报》记录了抗战爆发后爱国企业家向内地迁移坚持生产的实况，对国民政府发展国营工矿、“迁川工厂联合会”展览会、西北工作竞赛运动进行了报道。
另一方面，直陈后方经济政策的过失，提出解决措施。自1941年上半年起，后方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大都缩减生产规模，甚至实行以商养工、以商代工的办法。[37]《新华日报》既反映了后方工业生产资料匮乏日甚一日的困境，又揭露了官僚资本大肆压榨民营工业生存空间的行径。副刊《经济讲座》指出后方的工业生产难以为继，一是由于战争导致的交通不畅，原料奇缺，二是由于朝野若干大亨、巨商富户不断囤积，物价飞涨[38]，指出工业发展的希望乃是废除统制经济政策。
2.国统区的民生实录
1943年7月《大众日报》依据新华社的“重庆通讯”推出专版，将国统区报刊对大后方社会生活的零碎描写聚集起来，力求通过众媒体之眼再现大后方的生活相。[39]“集录”内容涵盖三部分：平民的生存挣扎、贵族的醉生梦死与社会的集体苦闷。
（1）平民的生存挣扎
有的内容反映知识分子饥病交迫。如“小说家蒋牧良在湘现又患病，贫不能医。”（《广西日报》四月二十九日）“武大教授有出售旧衣旧书过活者。”（《新华日报》四月十四日）
有的内容反映苦力工人待遇极低。如“兰州市工资评议会为普遍实施工资限价，决将未加入工会之‘野工’‘野力’加以取缔，查获者处以五日至三十日苦役。”（《大公报》五月十七日）
有的内容反映饥饿、流浪者众多。如“广州湾之华侨工人逃难至内地者约三万人，颠沛流离之余，资金已告罄，情况凄惨极待救济。”（《新华日报》四月二十七日）
（2）贵族的醉生梦死
少数赃官巨富无视国家民族安危，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如昆明的装饰品“琴斯手表一万二千九百元，雪花膏六百元，迈克斯口红五百元，均供不应求”。（《新华日报》四月二十六日）“孔祥熙长女近赴美结婚，其嫁妆皆由财政部妇女工作队代制。前在江津失事之中航机，即载有其嫁衣六箱，不幸污有水渍，正由财政部妇女工作队数十人日夜赶工重制。”（《新民报》三月三日）
（3）社会的集体苦闷、消沉与不安
昆明市平日不相信谈命算运的知识分子们，也有的跑去谈谈终身或者算算命运、相相面。二卷一期《银行界》杂志，有小职员写的一年来的银行生活感想六篇，除一篇写斗争方法之外，其余尽皆表达苦闷。
3.国统区的文化状况
国统区的文化状况是国民党新闻事业一家独大。
首先，中统与复兴社直接或间接控制近两百家报纸，竭力鼓吹法西斯主义。其次，大力训练特务记者，“学成”之后无须记者证，便分到各地报纸去执行采访职务。再次，封锁抗战消息，打击中共党报。国民党中央社垄断一切消息，战报无论真假，各报义务登载；而对八路军的战绩则一字不提，亦不准后方报纸登载。普遍的新闻检查制度使进步言论遭到禁止或删改。同时严格限制《新华日报》购买出版物资，还采取逮捕《新华日报》订户、禁止报纸向外发行的手段，[40]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也在1941年被下令解散。国民党“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新闻独占政策暴露无遗。
五、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的统一
抗战时代是中华各族人民抗日的时代，人民是抗战大潮中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此期间诞生的中共党报的无产阶级属性，决定了其既需要舆论宣传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编辑思维贴近群众以实现抗战动员和普及文化教育的目标，又需要传播理念与时俱进，调整宣传策略，全面、客观地报道经济社会实况，同时又要与服务抗战的中心任务和民族独立的目标紧密相连。 具体而言，《解放日报》宣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41]，要成为鼓吹抗战、民主、进步的号角；1942年后的《新华日报》明确自身既是团结抗战的武器，又是解释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和群众生活的组织者；[42]《大众日报》的三个办报方针[43]，“坚持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指向党性，“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指向抗日，“大力开展群众运动”指向人民。三个主流党报的舆论宣传皆达到了政治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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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玲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共党报；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
中图分类号：G216； 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1009207
新闻出版是高度反映意识形态动向的重要场域。在此场域中，主流报刊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共意识的培育与走向。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媒以动态、发展的目光，准确、及时地传播进步舆论，批驳反动言论，成为“反对奴化思想和民族失败主义，巩固和建设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的一条重要舆论战线”[1]。习近平指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历史实践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2]在地区军国主义势力妄图美化侵略、部分青年厌倦宏观史实甚至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背景下，研究与重温党在抗战时期的舆论宣传事业，有益于坚持与弘扬正确的历史观。
一、抗战时期的中共主流党报
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期间，根据历史事实和对德国新闻界的长期观察，提出无产阶级报刊应体现时代精神与人民要求，[3]这映射出好报刊的三个品质：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反映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时代潮流，体现了政治性、人民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放手发动群众，将日本帝国主义彻底驱逐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在此期间，以各级党报、党刊、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中共传媒体系逐步创立，成为鼓舞与强化中央、地方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军民坚持斗争信念的精神武器。
主流党报（中央与地方各级党报）在新闻传播方式单调、受众媒介素养落后的抗战时期居于舆论宣传领导地位。中共中央的两大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是党的大政方针与国民政府当局新动向的直接传达者。前者1941年5月创刊于延安，包括《发刊词》在内的主要社论由毛泽东撰写，“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大部分文章都是其为《解放日报》而做的”[4]24，政策指导性极强，反映着中共最新的抗日主张和民主、军队、经济建设理论。后者在国统区发行，其历史分为武汉时期（1938年1月创刊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和重庆时期（1938年10月至日本宣布投降）。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实归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董事长为王明，由于其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无视中央执行的独立自主条件下的抗日统一战线，抵制《论持久战》的发表，所以报纸的政治成熟性不足、无产阶级的党性不强。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划归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主管，经过与顽固派的长期斗争及党内整风运动，其党性和人民性明显增强。
地方根据地党报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抗敌报》（1940年11月改名《晋察冀日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等为代表。后者自1939年元旦创刊，在当时的“大山东”区域制定了符合实际的宣传发行策略，将党的方针深入浅出地传达到群众中去，在“联合各方抗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舆论团体、日伪宣传阵营形成了抗衡之势。1943年时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的朱瑞曾给予其高度评价：创刊四年出版424期，共3666961份，同时印书188种，承印报纸宣传品等491085份，出版事业堪比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5]1
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众日报》为代表的中共主流党报的舆论宣传，实践了好报刊的品质：政治上将党的根本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相融合；内容采编和栏目设置上以沟通党和人民、提高群众的政治意识、普及知识为宗旨；新闻报道坚持紧跟时代潮流，不断转变宣传策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根据地和国统区的经济社会实况。
二、政治性：无产阶级属性
报刊的政治方向和“为谁代言”取决于它的阶级属性。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报必然反映抗日大局和群众心声，与此同时，报人致力于遵守、阐释和贯彻党的政策。
（一）着眼于服务抗战的大局，巩固统一战线
综观1938年10月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及其1940年元旦为《大众日报》的题词可以看出，其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是“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6]
1.从内容重心上看，以服务抗战为首要任务
《解放日报》发刊词首句便是“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从创刊到抗战胜利，它始终将坚持抗日宣传、坚持统一战线与推进党的建设、推进群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新华日报》发刊词宣示报纸支持一切有利于抗战之办法、设施、方针，抨击一切有害抗日、分裂国内团结之阴谋。在目睹汪精卫投敌、经历反共高潮后，《新华日报》仍强调抗战救亡的办报宗旨，其直接反映抗日、分析局势的内容占据着大部分版面。《大众日报》先后开辟了两周来的国际问题、农村问题、战斗报道等专栏，阐述群众运动、根据地建设、统一战线等前沿问题。[7]著名副刊《群众生活》《中国青年》与每年必出的“五一专刊”“七七特刊”，切实践行了服务抗日的宗旨，对山东根据地和全民族抗战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2.从宣传方针上看，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是中共办报的重要旨归
党在整个抗战时期，始终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以国共合作抗日的直接产物《新华日报》为例，其与国民政府周旋，坚持独立办报，谨慎报道时事和国民党政策，凸显出对统一战线的重视。1940年国民政府实行新闻检查制度，《新华日报》遭压迫尤甚：报道中“八路军”被勒令改为“×路军”，关于团结抗战、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主张均在被删或免登之列，不得不在被删的地方“开天窗”。[8]115尔后国民党不准“开天窗”，并令将未通过审查的文章的铅字铲模糊。《新华日报》忍辱负重，将社论放到第二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大众日报》创刊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捐款“五百大洋”以示支持，报纸亦刊登专文以表谢意。[9]由首任总编辑匡亚明执笔的《发刊词》强调“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精诚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解放日报》则将党的合理诉求与坚持统一战线结合起来：1943年《开罗宣言》公布，毛泽东认为国民政府可能启动民主改革，基于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提出“除延安报纸外，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取谨慎步骤，力避由我起衅”[11]。 （二）全面阐述党的政策
中共主流党报是无产阶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分裂投降主义的、集中反映人民利益的舆论表达阵地，其传播任务和具体编辑方针融合着党的独立自主、全民抗战思维。由此，实事求是地分析战局，坚持解读、宣传与贯彻党的抗战政策，是必然的办报方针。1942年10月，毛泽东明确强调：“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12]
1.经济上：减租减息运动
党报对中央审时度势制定的“双减”土地政策给予充分的重视。《解放日报》一方面对“双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予以分析，一方面发表报道反映“双减”的成绩和问题。1941年11月刊登《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表的演说》，声明“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战时土地政策确立。为向广大干部群众详细解释制定这一政策的依据，1942年2月公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同时为了促进“双减”的实施，指导实际工作，在第四版创办“民众呼声”。1942年4月连续刊发了反映农民心声的通讯《我没土地种》和表达地主诉求的报道《我要加租》，颇具代表性。
在山东根据地，《大众日报》改进“双减”报道，力求语言贴近群众。特讯《八股必须废除》反映了党报整改与“双减”运动的同步、融合，极具代表性。该文报道了部分县区对“双减”的宣传力度不够，不能深入群众：临沭某镇经过一周宣传，尚有误解减租减息为“分地大会”者；标语过于冗长且词句别扭；减租减息的“墙报”犹如社论长而深奥。由此提出宣传中必须克服八股文风，引用群众口语、紧扣群众心理，[13]从而以强大的舆论攻势推进了“双减”运动的开展。
2.政治上：整风运动
开始于1942年的整风运动，目的是学习与贯彻毛泽东关于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报告，改造干部及党员思想。其中，以《解放日报》为起点、进而席卷各级党报的改版运动是整风运动的重要一环。中共中央有鉴于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新闻思想对党报“党性”的削弱，发出改造党报的通知：各地方党部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党报，“宣传与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与群众生活，不能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应成为有战斗性的党报”[14]。《解放日报》首当其冲，对此的宣传呈现出组织化、专门化、常态化趋势。《大众日报》除了转发《解放日报》关于“整风”“报改”的社论，还形成了本地化的舆论宣传特色：创办副刊《学习导报》，刊载关于整风的理论指导文章、争论和释疑，介绍学习的方法、模范的自我批评，将其作为“整风学习的思想动员、斗争、领导的工具与组织推动、经验交流的工具”[15]。此外，还刊发专题报道《华中的整风运动》《晋西北整风扩大座谈会》，记录各根据地的整风经过、运动中发生的偏向、整风的收获，增加了党风学习的深度。
3.文艺政策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由于最靠近中央，所以《解放日报》的文艺整风最具典型性。1942年3月《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文章对延安的革命生活提出批评，折射出延安文艺界小资产阶级气息与无产阶级思想矛盾尖锐的现实。同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纲领和理论。[16]之后《解放日报》的文艺风格开始贴近工农兵：首先集中发表了作家心得，周立波、何其芳等对自身在军中的“作客态度”、“小资产阶级情调”进行了客观反省；[17]其次确定了副刊的“征稿原则”为“务求思想上无毛病”、“力求通俗化”，促使文艺工作者贴近革命群众。经过一年的改造，《解放日报》刊登总结性社论指出，随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18]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及其工农大众化，将推进文艺的普及和提高。《大众日报》及时转载以上重要社论，并引新华社通电报道了作家艾青、丁玲、刘白羽、柳青等深入基层实践的情况，[19]在根据地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
三、人民性：一切为了群众
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好报刊即人民报刊。政治上的无产阶级的属性，决定了中共党报在民族独立运动中擎着服务劳工、实现民主的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工作导向：新闻采编对群众负责、舆论内容贴近群众。
（一）采编工作对群众负责
1.力求立场的客观性
力求立场的客观性表现在客观报道国民党官兵的抗战事迹与进步人士的抗日活动。《新华日报》在第二版开辟专栏，重点报道国民政府的正面抗战；派遣战地记者对台儿庄大捷进行采访；精心策划相关社论与报道，刊登社论，肯定了国民党的抗战行动与决心。《大众日报》也褒扬了张自忠、范筑先等国军将领的英勇事迹，以及范铭枢、梁漱溟民主人士的抗日呼声。
2.尊重新闻价值，反对一切有悖于事实的报道
在涉及原则性的事件上，《新华日报》冲破新闻检查的阻碍再现真理。以1941年报道的重庆“防空洞惨案”为例，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大批在防空洞内避难的市民窒息而死。事后当局掩盖事实，《新华日报》的相关评论被删。随后《新华日报》“违检发表《隧道惨案善后问题》的时评和读者来信《劫后余生的呼声 》”[20]，还真相于人民。1945年抗战胜利情势明朗，国民党的中央媒体出现严重虚报战果的报道。《解放日报》以《国民党中央社怎样“报导”战事》为反面教材，批判了错误的新闻思维；同时配发陆定一的社论，强调实事求是的报导会让读者在工作中避免走弯路，含有虚假成分的报导则会使读者在工作中走错路，损害报纸的威信。[21]《大众日报》全文转发了此社论，组织了专题探讨，并对本报出现的假劳模“地瓜大王”王殿信的报道做了深刻检查。[22]
3.采编工作细致
周恩来屡次嘱咐《新华日报》的编辑人员细心观察群众所需、所想、所求，平时要深入群众，虚心向人民学习语言。其在《新华日报》发表作品108篇，署名文章占30余篇，切身示范社论和专论对政治原则性、群众贴近性、语言艺术性的高标准要求。在周恩来严谨细致的作风影响下，《新华日报》副刊深受读者欢迎，“编得好，出得早，印得清，销得多”[8]212。立足于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由于匡亚明对编辑、记者工作一抓到底，一丝不苟，报社形成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从全体采编人员的日常化练字，到竭力追求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再到记者“轮岗式”持之以恒地深入前线采访，促进了采编人员新闻业务素质的提升。 （二）舆论内容贴近群众
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文化工作者要在抗日文化斗争中广泛发动群众。[23]新闻宣传作为文化工作，其根基与血脉在人民，所追求的强大影响力也在人民。中共党报秉持报道通俗易懂、语言符号大众化的编辑方针，力求贴近根据地知识水平较低的广大民众，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1.推进工、农、兵通讯运动
抗战时的中国，党报的编辑者应当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学习，使其参与到报纸的采编中来。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目前的文艺工作应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为中心。[24]党报执行工农通讯员工作常态化。《解放日报》壮大人民通讯队伍，登载生产节约、军民互助、战斗事迹等介绍经验的通讯，对农业合作社、商业和手工业、实用小发明进行生动的报道，至1944年形成了“分布于边区工厂、边区部队、师机关、边区分区四类区划，遍布31个地区共1020人的通讯网络”[25]；《大众日报》则把“执行认真的奖励通讯员制度”作为加强通讯工作的重要举措，“不间断公布来稿通讯员名单，并将一般通讯员和工农兵通讯员分开奖励。1945年3月份莒南壮岗区101篇来稿中工农兵通讯员稿子有49篇”[26]，凸显了通讯“大众化”成绩之卓著。
2.既报道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内容，又通俗易懂
毛泽东曾对地方报纸指示：不能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边区人民办报，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这个指示《解放日报》也基本适用”[4]25。1942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解放日报》缺乏党性，主要表现为：新闻满足于转载，而对发生在根据地党与群众身边的事情不够重视；栏目设置流于形式，八股文风浓厚。随后批判了“无冕之王”的思维和主观主义的采编作风，号召党报通讯员与记者树立“人民公仆”的观念与深入基层调查的工作作风。3月8日，《解放日报》获毛泽东“三八”纪念特刊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并在随后的党报整改中充当了先遣员的角色。在努力实现“中国化”、不懈深入群众、反复总结经验中，劳动人民逐渐成为《解放日报》上的主角。
《大众日报》由于主要面向地方基层，报道风格的转变具有典型意义。其创刊之初整体上政治性不够高，脱离群众，带有严重的党八股气息。[5]1在1942年的全党范围内机关报改造中，其贯彻“全党办报、大家办报”的方针，大力开展通讯员工作和读报组工作，达到了风格贴近群众的目标。同时从中总结经验：编报前须针对实际工作制定出详细、周密的编辑方针；编辑工作与党的领导、报社与党的机关政治生活须密切联系；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是改进报纸使其战斗化的前提。[27]
改版后党报的生活贴近性、群众参与度与具体工作导向性明显提高，影响力不断提高。《解放日报》的发行量达到7600份，在纸张严重缺乏的1943年10月印数仍有7000份。[28]《大众日报》则从创刊之初的发行不足4000份，增至1944年6月的14961份，发行地区从滨海、鲁中、鲁南、华中、淮海等地扩展至胶东、渤海、苏中、盐阜、冀鲁豫、冀鲁边及敌占区。[29]
四、时代性：紧跟历史潮流
马克思认为，好报刊应在时代中讨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30]抗战时期的中共党报紧跟历史潮流，宣传重心与时俱进，宏观反映或微观透视了抗战时局的动向，全面展现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与大后方的经济社会实况。
（一）不断调整宣传重心
抗战是一场中日之间的消耗战、持久战，不同分期的战略任务与宣传重点有所不同。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落空，侵华方针逐渐转变成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中国人民对日伪势力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激烈斗争。
党报由创刊之初的单纯揭露日军暴行和敌寇汉奸阴谋，开展抗战动员，到重点致力于反对分裂投降主义、巩固统一战线的报道。1939年12月，《新华日报》针对汪精卫亲日发表了《驳斥汪逆的“和平运动之目的与手段”》予以谴责；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新华日报》又推出了《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汪派》《反对日汪条约》等社论进行大力声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召开后，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浪潮，至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时，《大众日报》及时推出《追悼新四军被难将士》专刊，自1月19日到28日发表《为新四军被围而呼吁》等评论11篇，在当时全国报纸中居于领先地位。[31]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批评中共“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解放日报》连续发表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谁的命？革谁的命？》等予以批判，指出蒋文为“现在中国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代表们所提倡的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之内容”[32]。《大众日报》及时转载了相关反驳文章，并配发编者按，使党建设与发扬民主的主张在根据地广泛传播。
（二）全面反映根据地建设状况
中共党报始终跟随根据地的领导中心，站在抗战宣传的最前沿，敏感地反映着不同阶段战局的变化与根据地建设状况。
1.政治方面：民主建设
1937年5月，毛泽东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提出在乡、区、县边区各级政府中践行普选制度。[33]《新华日报》首先于1939年10月发布《毛泽东与中央社等记者谈话》，声明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全国政治最进步的区域”。《解放日报》则在1942年3月26日至27日头版刊载谢觉哉的研究长文《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阐明“三三制的民主，比阶级民主的内容更丰富”，并
重点宣传“三三制”是全体抗日人民的联合政权，力主“民主政治，选举第一；各级选举，乡选第一”[34]。同时以政权实际构成表明中共建设的新民主：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选出的18个政府委员中，中共占6人；9个参议会常驻会委员中，共产党员占3个[35]。《大众日报》则着眼于基层民主建设的报道。自1943年5月始，刊发开展山东民主文化工作的社论，指出开展县区村民主选举运动，建设县以上各级参议会的可行性；连续报道《好村长连选连任》《群起罢免坏村长》，对村选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 2.文化领域：冬学运动
1940年9月晋冀鲁豫根据地制订的《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指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最好工具是报纸和刊物，每个独立根据地都应有定期的报纸和刊物。冬学运动成为根据地社会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后，党报对此进行了大力宣传。
《解放日报》的冬学运动舆论动员实现了群众“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统一。一方面将“双减”政策、持久抗战、工农兵文艺运动等内容，以通俗白话、木刻、版画等浅显易懂的形式刊载出来；另一方面设置“读者来信”，通过刊登群众关于冬学的不同意见与看法，达到观点交流与思维碰撞的目的，推动冬学朝着高质量、深层次开展。与此同时，在1945年3月至7月公开读者讨论改进“冬学教材”的来信，通过有的放矢的对话，将课本存在脱离群众理解力的问题暴露出来，促进了教材的修订编写。《大众日报》自1940年10月至抗战胜利，一直关注山东根据地的冬学运动，创办文化运动专刊《战时教育》，以“动态报道”和“通俗诗词”的形式，将妇女识字班、学习互助组呈现给读者，形成了浩大的冬学舆论。
3.经济层面：大生产运动
由于人口激增、日寇扫荡与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自力更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解放日报》一方面报道陕甘宁开荒的焦点区域南泥湾，另一方面宣传生产中涌现的先进人物。自1941年起陆续发表《南泥湾的风光》（隐夫）、《拥护自己的部队：献给三五九旅》（艾青）等诗作，歌咏了垦区的美好变化。1944年1月创办“边区生产劳动”专栏，登载《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凤英》《工人旗帜赵占魁》等通讯。其中赵占魁事迹的连续发表，使其“被当成教育全体职工的最具体教材，工人阶级最优秀的模范”，激发了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36]《大众日报》既对沂蒙区、鲁中等地生产建设现状予以报道，又创办副刊《经济建设》，对粮食生产、农业技术加以指导。同时推出宣传本区生产模范郑信的通讯，传播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事迹。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等为代表的中共党报，掀起了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大规模的经济生产宣传热潮。
（三）折射抗战大后方经济社会境况
中共主流党报及时、客观地报道了大后方的经济、民生与文化状况。
1.国统区经济生产状况
一方面，报道工业迁移与生产情况。《新华日报》记录了抗战爆发后爱国企业家向内地迁移坚持生产的实况，对国民政府发展国营工矿、“迁川工厂联合会”展览会、西北工作竞赛运动进行了报道。
另一方面，直陈后方经济政策的过失，提出解决措施。自1941年上半年起，后方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大都缩减生产规模，甚至实行以商养工、以商代工的办法。[37]《新华日报》既反映了后方工业生产资料匮乏日甚一日的困境，又揭露了官僚资本大肆压榨民营工业生存空间的行径。副刊《经济讲座》指出后方的工业生产难以为继，一是由于战争导致的交通不畅，原料奇缺，二是由于朝野若干大亨、巨商富户不断囤积，物价飞涨[38]，指出工业发展的希望乃是废除统制经济政策。
2.国统区的民生实录
1943年7月《大众日报》依据新华社的“重庆通讯”推出专版，将国统区报刊对大后方社会生活的零碎描写聚集起来，力求通过众媒体之眼再现大后方的生活相。[39]“集录”内容涵盖三部分：平民的生存挣扎、贵族的醉生梦死与社会的集体苦闷。
（1）平民的生存挣扎
有的内容反映知识分子饥病交迫。如“小说家蒋牧良在湘现又患病，贫不能医。”（《广西日报》四月二十九日）“武大教授有出售旧衣旧书过活者。”（《新华日报》四月十四日）
有的内容反映苦力工人待遇极低。如“兰州市工资评议会为普遍实施工资限价，决将未加入工会之‘野工’‘野力’加以取缔，查获者处以五日至三十日苦役。”（《大公报》五月十七日）
有的内容反映饥饿、流浪者众多。如“广州湾之华侨工人逃难至内地者约三万人，颠沛流离之余，资金已告罄，情况凄惨极待救济。”（《新华日报》四月二十七日）
（2）贵族的醉生梦死
少数赃官巨富无视国家民族安危，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如昆明的装饰品“琴斯手表一万二千九百元，雪花膏六百元，迈克斯口红五百元，均供不应求”。（《新华日报》四月二十六日）“孔祥熙长女近赴美结婚，其嫁妆皆由财政部妇女工作队代制。前在江津失事之中航机，即载有其嫁衣六箱，不幸污有水渍，正由财政部妇女工作队数十人日夜赶工重制。”（《新民报》三月三日）
（3）社会的集体苦闷、消沉与不安
昆明市平日不相信谈命算运的知识分子们，也有的跑去谈谈终身或者算算命运、相相面。二卷一期《银行界》杂志，有小职员写的一年来的银行生活感想六篇，除一篇写斗争方法之外，其余尽皆表达苦闷。
3.国统区的文化状况
国统区的文化状况是国民党新闻事业一家独大。
首先，中统与复兴社直接或间接控制近两百家报纸，竭力鼓吹法西斯主义。其次，大力训练特务记者，“学成”之后无须记者证，便分到各地报纸去执行采访职务。再次，封锁抗战消息，打击中共党报。国民党中央社垄断一切消息，战报无论真假，各报义务登载；而对八路军的战绩则一字不提，亦不准后方报纸登载。普遍的新闻检查制度使进步言论遭到禁止或删改。同时严格限制《新华日报》购买出版物资，还采取逮捕《新华日报》订户、禁止报纸向外发行的手段，[40]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也在1941年被下令解散。国民党“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新闻独占政策暴露无遗。
五、政治性、人民性、时代性的统一
抗战时代是中华各族人民抗日的时代，人民是抗战大潮中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在此期间诞生的中共党报的无产阶级属性，决定了其既需要舆论宣传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编辑思维贴近群众以实现抗战动员和普及文化教育的目标，又需要传播理念与时俱进，调整宣传策略，全面、客观地报道经济社会实况，同时又要与服务抗战的中心任务和民族独立的目标紧密相连。 具体而言，《解放日报》宣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纸”[41]，要成为鼓吹抗战、民主、进步的号角；1942年后的《新华日报》明确自身既是团结抗战的武器，又是解释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和群众生活的组织者；[42]《大众日报》的三个办报方针[43]，“坚持宣传党的抗战政策”指向党性，“广泛开展统一战线”指向抗日，“大力开展群众运动”指向人民。三个主流党报的舆论宣传皆达到了政治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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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