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作为共和国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诞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摇篮里。几十年来，这支英雄的队伍，饱受磨练，历经了血与火的洗礼，建国后曾经八易其名，其中三次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之名饮誉全军。在此过程中，罗瑞卿大将作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的创始人，担任公安部队第一把手长达10年之久，以其出色的组织能力，为这支数十万人的公安武装的创建和成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名字永远和中国人民公安部队联系在一起……
　　
　　从烽火硝烟到保卫战线
　　
　　新中国建立前夕，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各种挑战：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妄图卷土重来。残留的国民党土匪武装、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猖狂破坏捣乱。大陆上有些边远地区尚未解放，少数民族聚居的川、甘、青结合部和凉山等地区，尚处在国民党特务和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反动上层分子的统治之下。解放区的广大城乡，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广泛存在；城市中的封建把头、帮会分子、地痞流氓、农村中的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横行霸道、欺压人民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城乡社会秩序很不安定。
　　尤其北平的社会治安状况比较乱，因为北平曾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华北的中心，由于是和平解放，敌伪人员基本没动，由华北战场退下来的大批散兵游勇和从敌军中逃散的人员，分散隐藏在城内和近郊，给北平解放初城市的警卫、治安工作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百孔千疮，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支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巩固人民政权的强大的武装力量，已摆到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根据全国的形势，周恩来指出：年轻的共和国需要一把护身剑。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的规定。中央决定组建公安部。
　　那么，谁来当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呢?毛泽东心中有一个人选就是罗瑞卿。
　　罗瑞卿(1906—1978年)，1906年5月31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舞凤乡清泉坝。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底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校军讨伐夏斗寅的战斗。1928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他被派往闽西组训游击队，同年6月随部队编入朱、毛领导的红四军。先后任闽西游击大队队长，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红四军纵队政治委员，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红四军政治委员等职。期间，他参战数十次，每战披坚执锐，果敢顽强。
　　早在1929年，罗瑞卿在井冈山时期就结识毛泽东，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风风雨雨，他始终是这位伟大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毛泽东对罗瑞卿也很器重和赏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罗长子”的外号就是毛泽东给起的。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在和平时期，毛泽东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在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期间，人们称他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这也可以说是对它的保卫工作的高度评价。
　　1933年1月，罗瑞卿出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接手工作后，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要求保卫干部在办案中要一切从事实出发。在王明“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肃反扩大化的情况下，他在红一军团得以避免发生大的差错。就这样，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大约三年，罗瑞卿一直当保卫局局长，积累了丰富的保卫经验。
　　在此期间，罗瑞卿每次行军都跟着军团部，只要大队人马一出发，他就照例出现在军团首长的身边，只在吃饭和睡觉时才回到保卫局。那时，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随红一军团行动，对他们的保卫虽然由中央保卫局负责，但罗瑞卿仍把保障他们的安全当成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要求不出一点问题。以后，罗瑞卿跟毛泽东外出寸步不离左右，就是那时养成的警卫习惯。对首长的保卫工作，没有出一点差错。由于罗瑞卿的出色表现，他曾于1933年荣获一枚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2月中旬，他连续破获两起为敌侦探红军消息、企图拖游击队投敌的敌探案。并昼夜召开特派员会议，部署工作，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部队破坏。8月中下旬，奉军委命令，他率3个连上筷子山搜捕与土匪勾结逃跑的杨岳斌，随即组织击溃土匪武装。1934年10月16日，率领红一军团保卫局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条件下，为保卫随红一军团行动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35年1月，罗瑞卿参加强渡乌江的战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作外围警戒工作，当得知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兴奋地说：“红军得救了!”1月26日至3月21日，率一军团保卫局四渡赤水，参加回师遵义歼灭国民党军吴奇伟师的战斗。到达陕北后，罗瑞卿任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罗瑞卿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在保卫方面的出色才干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
　　
　　毛泽东点将，出任公安部长
　　


　　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调入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当时传给罗瑞卿的消息是任命他为西北军区副政委。他精神振奋、满怀激情地打点行装，准备奔赴西北战场。
　　1949年5月14日，罗瑞卿突然接到毛泽东来电：“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罗瑞卿抓紧时间向继任十九兵团政委的李志民交待了工作。6月初，罗瑞卿到达北平。几天后，周恩来找到他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对于任命他当公安部部长出乎意料。罗瑞卿当面请求周恩来，允许他去西北打仗。罗瑞卿说，现在形势很好，仗也打熟了，叫我做公安工作，我不太会做，不如叫我去打仗。周恩来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不要很长时间了。旧的国家机器打掉了，就要建设新的，公安部是管家的，很重要。罗瑞卿建议，公安部长还是请李克农来当好，他比我熟悉。红军1932年打漳州时，就有红军保卫局，局长是李克农，李克农一直没离开本行。
　　罗瑞卿的意见不无道理，为什么没选李克农来当公安部长呢?中央给各中央局及分局有一份电报，说是为了分工，以便更好地建设我们的保卫与情报工作，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另成立情报、公安两部。李克农一直是我们党内的情报专家，理所当然是情报部长了。所以周恩来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就这样定了。周恩来认为罗瑞卿的保卫经验不一定比李克农差。并说，今晚毛主席要见你，就不要再提打仗了。
　　当晚，李克农用车把罗瑞卿送到毛泽东住所——香山双清别墅。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到公安部工作?还要去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罗瑞卿深情地说，我真想随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见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大地。我是不太愿意再做公安保卫工作，可是党让我做，我决心当一辈子人民警察!我向毛主席表示，不会可以学习，可以请李克农帮助，一定要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
　　1949年8月31日，在罗瑞卿的指导下，中国人民中央公安纵队成立(司令员由一六○师师长吴烈担任)，下辖2个师另1个团。将原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第一六○师，改编为公安中央纵队一师。担负警卫中央、中央政府和北京的治安保卫任务。公安中央纵队二师，则以原中央警备团为基础扩编，担负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各部委办的安全警卫。原来的团首长，升格为师首长，师长刘辉山，政委张廷祯，副政委张耀祠，参谋长魏传连，副参谋长古远兴、蒋秦峰，政治部副主任向前。由团提升为师，需要扩充两个团，一个团从东北的部队抽调，一个团从山东的部队抽调。于是，原来警备团的一些营、连、排干部，便分赴各地，将从各部队抽调的补充人员带到北平。新建的三个营，一个来自胶东军区；一个来自鲁南军区；一个来自渤海军区。因为未来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首脑和机关，这些指战员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当时的要求是政治可靠：必须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兵；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忠诚的战士；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复杂等。
　　


　　公安第一、第二师的两个警卫营合编为中央警卫团，主要负责毛泽东、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的警卫任务。另新建和改建了3个公安师。12个公安总队、1个纠察总队、3个省公安团和若干个公安大队、公安中队和公安队。毛泽东对这支部队非常关心，并亲自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创办的《士兵报》题写了报名。同一时期，国家公安机关在边境上开始建立了边境管理机构和部队，开展了边防工作。
　　9月7日，公安中央纵队在当时的北平西苑举行成立大会，朱德亲临检阅。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统管全国的公安机关和公安武装，天安门斜对面的一片英国兵营，作为公安部的大本营。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罗瑞卿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并负责警卫工作。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从北京至哈尔滨铁路沿线所有地方，全线执行路线警卫任务。公安部队的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对所有护路任务的人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关于铁路护路警戒方案的业务技术教育，并在铁路沿线的兵力布置和任务的分工上，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和安排。在任务的分工上，实行了“包干制”，由师、团、营、连到排、班和个人，都明确地划分了警戒线区域。各级领导干部分别深入到具体的岗位，进行督促检查，在干部力量配备上，除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外，其余人员及所有参加执勤的机关干部，一律深入到班，做到每班至少有两名排以上干部；在警戒布置上，护路部队采取了重点地段设立固定哨，分散地段设游动哨的办法，每个哨位都是根据周围的地形和社会情况确定的。以确保每个哨位都起到应有的作用。由于官兵高度警惕，忠于职守，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出访的政治保卫任务，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不负重望，铸造共和国“护身利剑”
　　
　　1950年，阳春三月。
　　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厅。毛泽东春风满面，主持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讨论组建人民公安部队议题。会议进行到如何建设公安部队时，毛泽东还是习惯性地抽着烟，精辟指出：“公安部队数量不要大，但质量要精。”
　　刘少奇插话说：“公安部队在组织上，成分上应该是很好的，非常纯洁的。”接着，又补充说：“至少要有80%的党员。”
　　朱德坚定地说：“为了更好地完成捍卫边疆，巩固边防的任务，要把公安部队建设成为一支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纯洁的组织、优良的军事素养与熟练的业务水平，现代化装备的、充满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钢铁般的部队。”
　　周恩来说：“我已给罗部长说过，国家安危他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他们是天天要用的。此外，我也提了，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搞一个建设人民公安部队详细方案要点出来。”
　　“好。”毛泽东拍板：“我看这个事，还是恩来同志你来多费心，好好抓一下，把方案搞妥，把班子搭起来，至于这个司令员嘛，是不是让‘罗长子’兼起来。”
　　“行。”几位常委一致同意通过。
　　1950年5月16日到31日，在北京召开全军参谋长会议，贯彻落实政治局上述决定。经研究确定，在解放军由540万人精减到400万人的同时，建设一支占全国军队数量4.5%的公安部队，以担负维护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22日，罗瑞卿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设公安部队的报告和刘少奇关于公安部队要有80%的共产党员的指示。会议期间，罗瑞卿提出了《建设人民公安部队方案和几个要点》，对全国公安部队的编制、领导机构的设置、领导指挥关系和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做了总体上的阐述。该方案提出，全国编制若干个公安师，作为正规的公安部队；中央、各大行政区(华北除外)、铁道部分别成立公安部队指挥机构，定名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中央指挥部”以及“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铁道指挥部”。公安部队中央指挥部受党中央、中央军委统率，各大行政区指挥部受中央指挥部和所在大军区双重领导，铁道部受中央指挥部和铁道部首长双重领导。地方性公安部队由地方公安部门领导、指挥使用，物资供应由地方政府负责；但管理训练、政治工作则由中央指挥部、大军区和省军区负责。5月31日，周恩来批准了这一方案。同日，聂荣臻代总长在军委参谋会议总结报告中宣布：军委成立公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国公安部队。
　　各地公安武装完成整编后，全国共有一个公安中央纵队，以及若干个公安师、公安部队、纠察队、警卫团、省公安团和公安大队、公安中队，总人数20余万人。这次整编使各地公安武装在编制、指挥领导上基本实现了一致。
　　1950年9月22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公安部队组建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以原第二十兵团机关、公安中央纵队部分干部为基础，另从军委各总部及华北军区抽调少数干部组成。1950年10月5日，罗瑞卿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写出专题报告。毛泽东当天就在报告上做出批示。对报告中提出在原方案的基础上“请求中央考虑是否多成立一个公安师置于华北或东北”的问题，毛泽东批示：“可以多一个师。”在报告中提出“关于已经决定成立公安部队应该迅予组成并适当注意其质量上各点，乘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到中央开会之际，是否便中向各同志提提”的建议，毛主席批示：“可同各负责人面商”；“请聂(指代总长聂荣臻)与罗(指罗瑞卿)协同与各中央局负责同志面商解决，以结果告我。”
　　当时第二十兵团部在天津，因此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也就设在天津。10月4日，罗瑞卿在天津第二十兵团驻地津和里5号楼，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公安部队领导班子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命令，研究制订组建公安部队的实施方案。11月8日，军委公安部队领导机关由天津迁到北京。司令部驻羊市大街广济寺内，政治部驻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甲1号，后期部驻海淀。各部迁京后正式开始工作，并开始接管与整编内卫公安部队。至1951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和铁道公安部队司令部相继成立。在组建过程中，罗瑞卿一边抓紧工作，一边及时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及有关建议。
　　1950年11月9日，罗瑞卿率公安部队领导班子成员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汇报，并共同审定关于公安部队编制，并以聂荣臻的名义呈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于1950年12月11日指示：“同意。”
　　1950年12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罗瑞卿的建议，发出“关于公安部队各项工作统归各大行政区之公安司令部政治部领导的命令。”命令中说：“为了加强地方公安部队之领导和管理教育起见，兹决定：各地方公安部队之管理、训练、政治工作等统归各大行政区公安司令部、政治部领导。须请示中央解决之问题，由各大行政区之公安司令部、政治部报军委公安司令部、政治部解决。华北各省、市地方公安部队直属军委公安司令部、政治部领导。全国各省以下地方公安部队和边防部队与机关之建制使用与供给等，则仍属于各级人民政府之公安机关。”
　　1951年1月10日，在罗瑞卿的主持下，军委公安司令部召开了华北5省地方公安武装会议，各大军区司令部也先后召开了会议，研究解决地方公安武装领导与组织机构等问题。1951年7月11日，罗瑞卿先后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部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统一整编全国公安部队的建议。毛泽东对公安部队做了“要(指需要公安部队)、统(指内卫、边防、地方公安部队统一)、整(指公安部队要整顿、整编)、精(指公安部队要精简、精干)”的重要指示。
　　至此，公安部队在罗瑞卿的领导下，已经组成较完备的编制体制，全面肩负起内卫和边防任务，成为共和国一把锐利的“护身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