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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伦敦的海德公园遇到一件日常的奇观：公共厕所外，女人排了好长一列，至少二十几人。我穿过队伍，向女厕里探了探，室内还塞了好几个等待的人，而厕所总共只有三间。照这样排下去，就算每个女人只花两分钟，我至少也要枯等一个小时。男厕很空，女人的膀胱很胀，夏日的阳光那么好，为什么我们要花大把时间在尿急中站立？我转向身后的女生，提议，“我想去上男厕，你要跟我一起吗？”整列排队的女人当中，就我一个亚洲人，我想找个本地人壮胆。女孩愿意跟我一起，刚从男厕出来的两个男子也说，去吧，里面空得很。就在我们两个女的即将进入男厕的一刻，冒出一个强壮的年轻人，他张开双臂将我们挡了下来，不准我们继续前进。
“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问他。
“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女人有女人的地方。”他说。
“但女人的地方不够啊。”我说。
“这里有这里的秩序，你们不能任意破坏秩序。”他遥遥指着女厕的标示，带着轻蔑的怒气，高声对我说，“你应该看得懂吧？女人，那是女人的意思。”又回身指着男厕的标示，“这是男人的意思。”我想我遇到某种类似种族主义的东西了，他以对待文盲与文化盲的态度对待我，對待亚洲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被种族主义的眼光审视着，我就成了亚洲女人。我的直觉是对的，这是我拉一个白种女人同进同出的原因。接着，我身边的女孩开口了，她启动本地人的优势，以诉诸权威的口吻问他：“你有什么权力？你代表这个公园吗？”
“我不代表这个公园，但我负责管理这间厕所。”他说。
“那就请你证明给我们看。”我说。
他晃动挂在胸口的工作证，说：“这就是证明。”
工作证上没有“海德公园”的字样，那上面的单位名称，是一组意义不明的缩写。女孩以连串高速的英语质问证件的效力，几个旁观的男女也加入了战局，在一阵混乱的语言泼洒之后，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那男人是外包清洁公司的员工。
“你的经理呢？”女孩说，“我们要跟你的经理说话。”
“这里就我一个人负责。”男人说。
“那我们就只好打电话投诉你了。”女孩说完，围观的几个人也跟着附和，指控他性别歧视。
“随便你们，”男人又重复了一次，“女人有女人的地方，男人有男人的地方。”
“请问你到底在坚持什么？”我忍不住再问一次。
“秩序，男女有序，”他说，“还有，我不要扫两个女厕，那会增加我的工时。”
这一刻，我动摇了。眼前的男人不只是一个男人，他是一个工人，一个黑皮肤的非裔清洁工。而跟他对峙的，是放假出游的大学女生，一群白种女生；以及，我这远道而来的观光客。这男人的处境在我心中开了一道缝，令女性主义的昂扬失去了单一价值的稳定感，产生了自我怀疑的谦抑。我当真害怕这男人受到投诉或惩处，决定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看着女孩自信的、蜜色的大腿，我与这蜜色的大腿共享着女人的义愤，但这义愤暂时落了空，无法安然着陆，搁悬于更复杂幽微的灰色空间。这感觉多少有些憋屈，但我们知道解方不在这里，不在这份与清洁工的对峙里。虽然我还是很想问：女厕与男厕有什么不同？清扫女厕真的比较困难而耗时吗？你会不会只是讨厌帮女人打扫而已？
那天，我在海德公园晃了一个下午，八点的日落才刚开始，我已经穿越了公园的纵轴，来到海德的另一个出入口。游人稀稀落落，大概都去觅食了，只有几对情侣坐在草地上看书，或叠着身体。我感觉自己好像要拉肚子了，而最近的公共厕所已经关闭。我走出公园的大门，朝地铁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付费的厕所。就在找路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走在一列华丽的大理石走廊上，有个胖胖的黑人老爹穿着黑色的制服，正在替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开门。啊，这是一间饭店吗？廊道上另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肤色黝亮的年轻人，提着行动吸尘器正在打扫。我问他，这是一间饭店吗？他说是。“我可以使用里面的厕所吗？”他微笑着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 “请！”。
推开饭店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股不可思议的香气。那不是食物的味道，而仅仅是那“空间”的味道。混合了天然植物的芬芳，与隐微细腻的焚香。这不是饭店的大厅，而是某个通往酒吧或餐厅的走廊，天花板垂下水晶灯柔和的光束，脚下是酒红色的地毯。那地毯厚得像云，将步行一下午的我捧了起来，吸走双腿的疲惫。墙上挂着油画，几步就是一张小桌，一道沙发，盛大的白色花束遮蔽了我的视线，视线那端，男男女女端着酒杯自在游走，聚谈，看似在进行一场私人派对，人人都穿着所谓的正式服装。
一个女侍迎向我，请问我的需求。我说，“我在找化妆间。”我的世故替我挑选了字词，剔掉了“厕所”这个字。女侍朝楼下指了指，我就降落到天堂了。厕所有两进，先走过化妆室，再来到洗手间。我通过满室的落地长镜，一格一格闪亮的化妆台，几组维多利亚式的华丽沙发，开心而舒坦地使用了女厕，马桶冲水的时候安静无声，水晶瓶内的洗手乳带着檀香，擦手的不是纸巾，而是雪白的毛巾，它们方方整整折成四方形，堆叠得像刚出炉的饼，似乎还热着呢。
后来我才知道，那饭店，是大名鼎鼎的“文华东方酒店”。只要你不被它的光华震慑，相信门内的宾客与门外的泊车员并无高下，就可以大大方方使用它。那让我进门的打扫工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选自台湾《皇冠》杂志2018年第10期）
“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问他。
“男人有男人的地方，女人有女人的地方。”他说。
“但女人的地方不够啊。”我说。
“这里有这里的秩序，你们不能任意破坏秩序。”他遥遥指着女厕的标示，带着轻蔑的怒气，高声对我说，“你应该看得懂吧？女人，那是女人的意思。”又回身指着男厕的标示，“这是男人的意思。”我想我遇到某种类似种族主义的东西了，他以对待文盲与文化盲的态度对待我，對待亚洲人。一旦意识到自己被种族主义的眼光审视着，我就成了亚洲女人。我的直觉是对的，这是我拉一个白种女人同进同出的原因。接着，我身边的女孩开口了，她启动本地人的优势，以诉诸权威的口吻问他：“你有什么权力？你代表这个公园吗？”
“我不代表这个公园，但我负责管理这间厕所。”他说。
“那就请你证明给我们看。”我说。
他晃动挂在胸口的工作证，说：“这就是证明。”
工作证上没有“海德公园”的字样，那上面的单位名称，是一组意义不明的缩写。女孩以连串高速的英语质问证件的效力，几个旁观的男女也加入了战局，在一阵混乱的语言泼洒之后，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那男人是外包清洁公司的员工。
“你的经理呢？”女孩说，“我们要跟你的经理说话。”
“这里就我一个人负责。”男人说。
“那我们就只好打电话投诉你了。”女孩说完，围观的几个人也跟着附和，指控他性别歧视。
“随便你们，”男人又重复了一次，“女人有女人的地方，男人有男人的地方。”
“请问你到底在坚持什么？”我忍不住再问一次。
“秩序，男女有序，”他说，“还有，我不要扫两个女厕，那会增加我的工时。”
这一刻，我动摇了。眼前的男人不只是一个男人，他是一个工人，一个黑皮肤的非裔清洁工。而跟他对峙的，是放假出游的大学女生，一群白种女生；以及，我这远道而来的观光客。这男人的处境在我心中开了一道缝，令女性主义的昂扬失去了单一价值的稳定感，产生了自我怀疑的谦抑。我当真害怕这男人受到投诉或惩处，决定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看着女孩自信的、蜜色的大腿，我与这蜜色的大腿共享着女人的义愤，但这义愤暂时落了空，无法安然着陆，搁悬于更复杂幽微的灰色空间。这感觉多少有些憋屈，但我们知道解方不在这里，不在这份与清洁工的对峙里。虽然我还是很想问：女厕与男厕有什么不同？清扫女厕真的比较困难而耗时吗？你会不会只是讨厌帮女人打扫而已？
那天，我在海德公园晃了一个下午，八点的日落才刚开始，我已经穿越了公园的纵轴，来到海德的另一个出入口。游人稀稀落落，大概都去觅食了，只有几对情侣坐在草地上看书，或叠着身体。我感觉自己好像要拉肚子了，而最近的公共厕所已经关闭。我走出公园的大门，朝地铁的方向走去，那里有付费的厕所。就在找路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走在一列华丽的大理石走廊上，有个胖胖的黑人老爹穿着黑色的制服，正在替一辆黑色的大轿车开门。啊，这是一间饭店吗？廊道上另有一个穿着制服的、肤色黝亮的年轻人，提着行动吸尘器正在打扫。我问他，这是一间饭店吗？他说是。“我可以使用里面的厕所吗？”他微笑着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 “请！”。
推开饭店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股不可思议的香气。那不是食物的味道，而仅仅是那“空间”的味道。混合了天然植物的芬芳，与隐微细腻的焚香。这不是饭店的大厅，而是某个通往酒吧或餐厅的走廊，天花板垂下水晶灯柔和的光束，脚下是酒红色的地毯。那地毯厚得像云，将步行一下午的我捧了起来，吸走双腿的疲惫。墙上挂着油画，几步就是一张小桌，一道沙发，盛大的白色花束遮蔽了我的视线，视线那端，男男女女端着酒杯自在游走，聚谈，看似在进行一场私人派对，人人都穿着所谓的正式服装。
一个女侍迎向我，请问我的需求。我说，“我在找化妆间。”我的世故替我挑选了字词，剔掉了“厕所”这个字。女侍朝楼下指了指，我就降落到天堂了。厕所有两进，先走过化妆室，再来到洗手间。我通过满室的落地长镜，一格一格闪亮的化妆台，几组维多利亚式的华丽沙发，开心而舒坦地使用了女厕，马桶冲水的时候安静无声，水晶瓶内的洗手乳带着檀香，擦手的不是纸巾，而是雪白的毛巾，它们方方整整折成四方形，堆叠得像刚出炉的饼，似乎还热着呢。
后来我才知道，那饭店，是大名鼎鼎的“文华东方酒店”。只要你不被它的光华震慑，相信门内的宾客与门外的泊车员并无高下，就可以大大方方使用它。那让我进门的打扫工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选自台湾《皇冠》杂志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