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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是人们在社会结构变革中心灵紊乱、认同缺失的一种释放表现，引起了我们对当前道德建设的深刻反思。十八大报告中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重点加以论述。探寻陌生人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之一是“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通过榜样示范凝聚社会共识，共筑精神家园。
一、传承与对话：陌生人社会理论求溯
“陌生人”一词首现于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著作中的“陌生人社会”概念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提出。当今社会结构的变迁冲击了绵延已久的传统社会，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理性化、流动性为表征的现代社会更是区别于以血缘、地缘及宗族为天然纽带的传统社会。“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生活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融入现代社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陌生人”。用齐尔格特.鲍曼的话说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之中，而我们本身也是陌生人。”也就是说，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在西方，陌生人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肇始于社会学学科领域，德国社会学家盖奥尔格.西美尔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指定的由他自己填充的位置，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种可能性。后来的齐尔格特.鲍曼秉承了从社会空间的意义上理解陌生人。此外，伦理学者们也尝试着在道德及价值层面来理解陌生人的相关问题，美国后现代学者、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提出了“道德异乡人”的概念等等。相对于西方较为成熟的理论积累，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对陌生人问题予以了关注，在研究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而且“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费孝通先生同样是继承了从总体社会结构格局变迁的层面分析陌生人，但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难以触及、解决陌生人社会道德领域中存在的危机。
二、挑战与超越：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
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源于以下两种分析：首先，陌生人社会道德权威的弱化。传统社会中， 人们的行为选择在西方是以上帝为指归， 相信人的“原罪说”——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救赎及虔诚的信仰才能得到解脱。在中国则是以宗法道德为归依。也就是说， 或者是宗教伦理， 或者是家族宗法道德不仅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精神基础， 而且为人们的利益冲突的化解提供了共同认可的权威。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取而代之的是契约和法律，不可否认契约伦理和法律强制力的积极作用，建立在契约、法制化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彰显着理性主义的色彩。但以契约关系等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紧紧追随着“知识性的、没有情绪的、没有感情的城市人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被丢失的东西是人际关系中的伦理特点， 一个广泛的系列的没有道德意义的人际关系， 现在成为可能，一个没有被道德标准评价和判断的行为成为一个规则。”这样的陌生人社会充满着不确定性。其次，陌生人社会缺乏有效的道德规范。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所灌输的是对王权的盲忠及对等级制度的维护，以压抑、牺牲人性为代价的臣民、子民道德也必将会被一种全新的、以彰显人性自由与理性为旨归的新规范所替代——公民道德规范，它为陌生人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诸多人将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笼统的将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概括为“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等。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当今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认同与包容性问题，更深层次的就是陌生人之间缺少一种公民性的共识——维系“道德共同体这种关于社会的观念较少利用正式的组织， 较多的利用归属感、信任和责任， 以及对分享我们的价值、利益和目标的人们的义务”的重要特质。陌生人社会的表征之一即是人员的流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必然面临现代社会认同的危机， 诸如个人归属感的匮乏、自我意义感的丧失、个体焦虑感的增强以及社会价值观的紊乱等等。黑格尔认为自我的同一性只有通过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行为互动关系才能形成。个体间的相互认同与包容不仅仅是个体出于利益考量的合作，更多的是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决定了缺乏彼此承认和公民包容、参与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的现代（公民）社会。除此之外，榜样示范在任何时代都是化解道德危机、践行道德规范的有效手段，当前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再造一个想象型的熟人社会，通过榜样示范在陌生人社会中树立一个具有广泛号召力、最大共识的价值观与精神信仰，这将成为未来陌生人社会中道德建构的一条路径。
三、参与与示范：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思考
传统美德已难以适应日渐形成的陌生人社会道德欲求，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公民道德应运而生。公民道德的阐释从法律意义上是从公民资格的普适性这一角度出发；政治视角中立足社会制度，解决自然人的政治归属问题；而伦理学视野中的公民则从个体的角度探讨一个人怎样才算是好公民，强调公民在处理个体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利益关系时应遵守一定的公共性道德规范。公民道德就是指这种公共性的道德规范， 徐启贤教授认为公民道德具有“普遍性与多层性的统一、广泛性与平等性的统一、个体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辩证统一、道德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等特点。公民道德建设的探讨离不开基本概念与关系的厘清，从广义的角度看，公民道德是社会道德层面的公民道德，即“公民的道德”。“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是指公民道德的建设，而且是指公民的道德建设。公民的道德不仅包括‘社会公德’，而且也包括‘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从与现代公民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解读。我们每一个公民不仅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是各种各样非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现代公民身份的多重性决定了公民的道德范围的多样化。由此自下而上的建构、完善公民道德取决于公民个体的社会生活经验与直观感受，榜样示范的真实性与感召力可以激起个人心中的道德共鸣，“身教重于言传”激励人们约束不道德行为，向榜样看齐。从狭义角度讲，“公民道德属于社会公共道德的范畴，是公民参加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这是从政治伦理角度解读公民道德，即是“公民伦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行政伦理状况和行政行为的道德取向决定着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导向， 政府既是全民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最应体现公平、正义、平等、诚信、保护弱者等道德价值。这种自上而下的建构方式同样离不开榜样示范的能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四、榜样示范：陌生人社会的精神家园
列宁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论述的理解是建立在对榜样概念的不同区别层面上。教育学观点认为，榜样是一种教育方法。即“榜样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的方法。”这一颇具工具主义理性色彩的榜样观在学校德育以及引领社会道德风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学分析认为，榜样是能够对人产生较大启发价值和积极意义、值得学习的好人或好事。在价值理性高度上确立了榜样就是相对于他人的模仿行为的标准行为，人们通过模仿榜样的思想、行为适应社会，更易于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而伦理学视域下的道德榜样就是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高尚的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富有道德魅力和道德吸引力而令社会大众景仰、学习和模仿， 从而对提升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产生重大影响的先进人物。具备道德性的榜样观是我们关注与思考的焦点。
陌生人社会需要榜样的示范力量，但榜样能否承担起建构一个精神型的熟人社会、凝聚全社会共识则需要对榜样自身的内在属性予以剖析。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榜样首先具备真实性：榜样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是有追求、有情感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模范事迹承载着一定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体现着社会所要求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其次是先进性：榜样是一定社会道德评价的标尺，它具有社会肯定性和主导性，能够激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实践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第三是可模仿性：榜样的生命力存在于它的的可延续、可学性上，中国传统道德向来以“圣贤”、“英雄”的道德标准对所有人提出了高不可攀的“榜样”要求，这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上极容易失去本该有的实际约束力。
榜样示范是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的社会正能量。它的功能发挥机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其一，榜样示范作为工具有利于公民道德的构建。首先，从历史纬度看重视道德榜样、推动榜样示范已成为许多国家道德建设中的一条成功经验。传统儒家提出人格修养的范式是内圣外王， 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就包含着只有在学习道德楷模中才能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榜样示范作为工具而言可以有效的降低道德建设的社会成本，将道德内化为人们的自律意识，做到“润物细无声”。其二，榜样自身即是公民道德的构成要素。公民道德继承了传统美德的精华，同时又扩展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等方面，明确了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作为一种先进的道德规范，引领道德风尚，净化社会环境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以榜样凝聚共识、用示范化解危机，榜样的先进性与示范性等是公民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结语
温总理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而时代前进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会发展需要道德楷模的力量来推动。探索以榜样示范构筑陌生人社会的精神家园，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包容，形成以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为行为准则的公民性共识是本文的责任与期许。
（作者简介：江苏连云港人，现就读于苏州大学政治与共管理学院，为11级伦理学专业研究生）
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是人们在社会结构变革中心灵紊乱、认同缺失的一种释放表现，引起了我们对当前道德建设的深刻反思。十八大报告中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重点加以论述。探寻陌生人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之一是“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通过榜样示范凝聚社会共识，共筑精神家园。
一、传承与对话：陌生人社会理论求溯
“陌生人”一词首现于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著作中的“陌生人社会”概念及其相关伦理问题的提出。当今社会结构的变迁冲击了绵延已久的传统社会，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理性化、流动性为表征的现代社会更是区别于以血缘、地缘及宗族为天然纽带的传统社会。“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生活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融入现代社会，成为别人眼中的“陌生人”。用齐尔格特.鲍曼的话说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几乎被陌生人所充斥，而使得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普遍的陌生世界。我们生活在陌生人之中，而我们本身也是陌生人。”也就是说， 现代社会是一个由相互陌生的人所构成的“陌生人社会”。在西方，陌生人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肇始于社会学学科领域，德国社会学家盖奥尔格.西美尔认为，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指定的由他自己填充的位置，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促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种可能性。后来的齐尔格特.鲍曼秉承了从社会空间的意义上理解陌生人。此外，伦理学者们也尝试着在道德及价值层面来理解陌生人的相关问题，美国后现代学者、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提出了“道德异乡人”的概念等等。相对于西方较为成熟的理论积累，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对陌生人问题予以了关注，在研究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而且“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费孝通先生同样是继承了从总体社会结构格局变迁的层面分析陌生人，但是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难以触及、解决陌生人社会道德领域中存在的危机。
二、挑战与超越：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
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源于以下两种分析：首先，陌生人社会道德权威的弱化。传统社会中， 人们的行为选择在西方是以上帝为指归， 相信人的“原罪说”——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救赎及虔诚的信仰才能得到解脱。在中国则是以宗法道德为归依。也就是说， 或者是宗教伦理， 或者是家族宗法道德不仅为人们的行为选择提供了精神基础， 而且为人们的利益冲突的化解提供了共同认可的权威。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取而代之的是契约和法律，不可否认契约伦理和法律强制力的积极作用，建立在契约、法制化基础上的现代社会彰显着理性主义的色彩。但以契约关系等建构起来的现代社会紧紧追随着“知识性的、没有情绪的、没有感情的城市人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被丢失的东西是人际关系中的伦理特点， 一个广泛的系列的没有道德意义的人际关系， 现在成为可能，一个没有被道德标准评价和判断的行为成为一个规则。”这样的陌生人社会充满着不确定性。其次，陌生人社会缺乏有效的道德规范。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所灌输的是对王权的盲忠及对等级制度的维护，以压抑、牺牲人性为代价的臣民、子民道德也必将会被一种全新的、以彰显人性自由与理性为旨归的新规范所替代——公民道德规范，它为陌生人社会道德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智力支持。
诸多人将陌生人社会的道德危机笼统的将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概括为“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等。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当今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认同与包容性问题，更深层次的就是陌生人之间缺少一种公民性的共识——维系“道德共同体这种关于社会的观念较少利用正式的组织， 较多的利用归属感、信任和责任， 以及对分享我们的价值、利益和目标的人们的义务”的重要特质。陌生人社会的表征之一即是人员的流动性，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成员必然面临现代社会认同的危机， 诸如个人归属感的匮乏、自我意义感的丧失、个体焦虑感的增强以及社会价值观的紊乱等等。黑格尔认为自我的同一性只有通过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的行为互动关系才能形成。个体间的相互认同与包容不仅仅是个体出于利益考量的合作，更多的是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决定了缺乏彼此承认和公民包容、参与的社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被广泛认的现代（公民）社会。除此之外，榜样示范在任何时代都是化解道德危机、践行道德规范的有效手段，当前以文化建构的方式再造一个想象型的熟人社会，通过榜样示范在陌生人社会中树立一个具有广泛号召力、最大共识的价值观与精神信仰，这将成为未来陌生人社会中道德建构的一条路径。
三、参与与示范：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思考
传统美德已难以适应日渐形成的陌生人社会道德欲求，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公民道德应运而生。公民道德的阐释从法律意义上是从公民资格的普适性这一角度出发；政治视角中立足社会制度，解决自然人的政治归属问题；而伦理学视野中的公民则从个体的角度探讨一个人怎样才算是好公民，强调公民在处理个体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的利益关系时应遵守一定的公共性道德规范。公民道德就是指这种公共性的道德规范， 徐启贤教授认为公民道德具有“普遍性与多层性的统一、广泛性与平等性的统一、个体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辩证统一、道德权利与义务的统一”等特点。公民道德建设的探讨离不开基本概念与关系的厘清，从广义的角度看，公民道德是社会道德层面的公民道德，即“公民的道德”。“公民道德建设不仅是指公民道德的建设，而且是指公民的道德建设。公民的道德不仅包括‘社会公德’，而且也包括‘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从与现代公民身份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行解读。我们每一个公民不仅是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是各种各样非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现代公民身份的多重性决定了公民的道德范围的多样化。由此自下而上的建构、完善公民道德取决于公民个体的社会生活经验与直观感受，榜样示范的真实性与感召力可以激起个人心中的道德共鸣，“身教重于言传”激励人们约束不道德行为，向榜样看齐。从狭义角度讲，“公民道德属于社会公共道德的范畴，是公民参加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这是从政治伦理角度解读公民道德，即是“公民伦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行政伦理状况和行政行为的道德取向决定着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导向， 政府既是全民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 最应体现公平、正义、平等、诚信、保护弱者等道德价值。这种自上而下的建构方式同样离不开榜样示范的能量，“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四、榜样示范：陌生人社会的精神家园
列宁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一论述的理解是建立在对榜样概念的不同区别层面上。教育学观点认为，榜样是一种教育方法。即“榜样是以他人的高尚思想、模范行为和卓越成就来影响学生品德的方法。”这一颇具工具主义理性色彩的榜样观在学校德育以及引领社会道德风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学分析认为，榜样是能够对人产生较大启发价值和积极意义、值得学习的好人或好事。在价值理性高度上确立了榜样就是相对于他人的模仿行为的标准行为，人们通过模仿榜样的思想、行为适应社会，更易于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而伦理学视域下的道德榜样就是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高尚的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富有道德魅力和道德吸引力而令社会大众景仰、学习和模仿， 从而对提升社会大众的道德素质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产生重大影响的先进人物。具备道德性的榜样观是我们关注与思考的焦点。
陌生人社会需要榜样的示范力量，但榜样能否承担起建构一个精神型的熟人社会、凝聚全社会共识则需要对榜样自身的内在属性予以剖析。公民道德建设中的榜样首先具备真实性：榜样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是有追求、有情感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模范事迹承载着一定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体现着社会所要求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其次是先进性：榜样是一定社会道德评价的标尺，它具有社会肯定性和主导性，能够激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实践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第三是可模仿性：榜样的生命力存在于它的的可延续、可学性上，中国传统道德向来以“圣贤”、“英雄”的道德标准对所有人提出了高不可攀的“榜样”要求，这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上极容易失去本该有的实际约束力。
榜样示范是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的社会正能量。它的功能发挥机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其一，榜样示范作为工具有利于公民道德的构建。首先，从历史纬度看重视道德榜样、推动榜样示范已成为许多国家道德建设中的一条成功经验。传统儒家提出人格修养的范式是内圣外王， 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就包含着只有在学习道德楷模中才能达到理想人格的境界，体现了一种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榜样示范作为工具而言可以有效的降低道德建设的社会成本，将道德内化为人们的自律意识，做到“润物细无声”。其二，榜样自身即是公民道德的构成要素。公民道德继承了传统美德的精华，同时又扩展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等方面，明确了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作为一种先进的道德规范，引领道德风尚，净化社会环境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以榜样凝聚共识、用示范化解危机，榜样的先进性与示范性等是公民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结语
温总理曾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而时代前进需要健康向上的道德风尚来引领，社会发展需要道德楷模的力量来推动。探索以榜样示范构筑陌生人社会的精神家园，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包容，形成以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为行为准则的公民性共识是本文的责任与期许。
（作者简介：江苏连云港人，现就读于苏州大学政治与共管理学院，为11级伦理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