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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
196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2周年之际，她在克里姆林宫指挥莫斯科老爱乐乐团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翌年，她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获得广泛好评，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郑小瑛女士，如今依然活跃在指挥舞台上，她笑称自己是“80”后，和当下中国的“80后”一样年轻，充满活力。
指挥界的稀有动物
1955年2月，苏联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主持中国第一个专业合唱指挥训练班，正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的郑小瑛以她的灵性和指挥素质打动了这位老师，从而有幸成为这个班中的一员；由于才能出众，郑小瑛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
“我是在1960年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后才去的苏联，所以我们已得不到苏联政府方面的任何优待。”郑小瑛说，“我在苏联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主要是由于苏联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特别的关照。”
郑小瑛觉得自己能够成长为一名女指挥家，和新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我父母让我从小学钢琴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有全面修养的淑女，而不是成为职业音乐家，而解放后，我遇到了一个男女平等的好时代，至少在知识分子中没有人歧视学音乐的女性了，要知道，女指挥在全世界来说人数都是不多的，可以说是稀有动物。”
1980年代，郑小瑛去美国访问，见到一位80多岁的女指挥，她问郑小瑛：“你在中国受到歧视吗？”郑小瑛说自己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她说：“你非常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是有很大成见的。”郑小瑛当时还不太明白，过了几年，那位指挥家去世了，有人从费城给郑小瑛寄来一篇报道，题目就是：“一位没有被认识的天才”。意思是说，如果她是男性，她的指挥才能应该会得到更多的赞誉，她应该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指挥家。
郑小瑛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确很幸运：“我热爱音乐，又碰到了许多伯乐，我的领导们很重视我的才能，所以我能在音乐这条路上一直走下来，并取得一些成绩。”
她永远记得1961年夏，周恩来总理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时的情景。
周总理走到郑小瑛面前，停下脚步，问她：“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郑小瑛回答：“歌剧和交响乐指挥。”
周总理说：“女同志学指挥不容易，要努力啊。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把你们送出来学习不容易，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祖国多做贡献。”
谨记总理的嘱托，1964年，学成毕业的她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正当她踌躇满志并成功执棒了民族歌剧《阿依古丽》，想要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做出一番成就时，“文化大革命”冷酷地摧毁了她的音乐与人生之梦。
“那本来应当是我人生最好的十年。”郑小瑛说。
她先被下放到38军接受“再教育”，1972年，她从中央音乐学院调到当时的“样板团”中国京剧团，在一支中西合璧的乐队中担任指挥，演出的剧目呢，不外乎就是《智取威虎山》、《龙江颂》这样的样板戏，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文革”十年，她也有过无奈，有过彷徨，可是她不绝望，从没有想过放弃音乐。她一方面从中国古典戏曲中吸收养分，一方面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这使得“文革”结束之后，她能迅速走上舞台，重执交响乐队指挥棒。
1978年，她与老同志们一起，从废墟上重建起中央歌剧院，并担任首席指挥一职。那不仅是古典音乐的春天，也是整个中国文化获得复苏、赢得读者观众尊重和掌声的年代，此时的郑小瑛已年过半百，可是她觉得身上有股子用不完的劲，她“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她带着乐队进校园，她在歌剧开演前做20分钟歌剧音乐讲座，她到各个学校去普及交响乐歌剧知识，她想补回失去的十年，那金子般的十年。
可是好景不长，港台流行音乐迅速侵占了原本属于经典音乐的市场：“人们越来越感到困惑，那些港台流行歌手一夜成名，唱一首歌可以挣到几十万，而难度大得多的歌剧《茶花女》、《卡门》的主演们，却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几十元补贴。于是歌剧院的主演们也纷纷开始‘走穴’，更有人改唱流行歌曲，或去给流行歌手伴奏，很多集体表演的剧团剧院陷入了瘫痪状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有十几年之久。”
她无力改变这种现象，但是她想，她总可以做些什么。
1989年，她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等女音乐家们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也是碰巧，组成这支乐团的音乐家都是女性，并非刻意，”郑小瑛解释说，“这是一支完全由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的民办团体，目的是向年轻一代介绍健康的中外经典音乐。先后共有70多位女艺术家们自愿加盟，自1990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首演开始，我们利用大家的业余时间演出了300多场，其中，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基层，带讲解的普及音乐会占2/3，我们曾经进入60多所大中学校演出，直接听众达20余万。我们的演出完全是义务的，不收取任何费用。”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郑小瑛们以她们对古典音乐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努力播撒着音乐的种子，力求“阳春白雪，和者日众”，但是因为缺乏体制的支撑，我国第一支志愿者乐团最终还是以解散告终。
1997年的一天，她忽然接到了来自厦门方面一位领导的电话，他盛情邀请郑小瑛南下创建一个职业乐团，那将是我国第一家“公助民办”性质的交响乐团。
她有点犹豫，有意前行，但是大病初愈，人生地不熟；不去？这似乎是一个可以尝试按艺术规律来建设乐团的机会，放弃又不甘心。经过再三考虑，郑小瑛下定决心，去厦门闯闯。
她从来没有向邀请方提任何物质条件，建团之初，她和乐团成员一起，就住在鼓浪屿经贸干校的集体宿舍里，由于是“民办”，在今天已经有了五六个现代化音乐厅的厦门，这个乐团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立足之地。
“可是我们一天也没有停步，我们每天五小时排练，每个星期排出一套新节目，成员从一开始的30多人到现在的70多人。我和乐团成员们一起埋头苦干，辛勤耕耘，始终坚持‘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音乐宗旨，希望经典音乐能被更多的观众所接受。15年来，我们怀着播撒中外经典健康乐种、宣传音乐文明的心愿，演出近1200场，巡回演出的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获得了40多个荣誉奖项和好评，为厦门作为文明宜居城市做出了贡献。”
但是不久前，郑小瑛从工作了16年的“厦门爱乐乐团”退了下来，原因并不是年龄和身体因素，而是她和乐团理事会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近几年来，随着乐团社会声誉的提高，我却逐渐感到了不被‘上面’信任，经常受到空穴来风式的指责；理事会在为乐团提供经费的同时，也对乐团管理事务越来越多地介入，这里已经不是原来艺术总监能够按艺术规律做主的平台了，我也就萌生了去意。”
理事会，本是被她力争来保障乐团资金的机构，没想到，若干年后，她会因此而离开自己心爱的乐团。
一度，她陷入了将要失去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痛苦之中，但是很快，她就走出了阴霾，当记者在厦门她的家中见到她时，今年已经84岁的郑小瑛女士仍然显得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她说，她会活到老，学到老，正在构建下一个梦想，也许可以为西方经典歌剧的“中文化”再尽一份力量。
我们期待耄耋之年的她，焕发人生的又一次青春。
196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2周年之际，她在克里姆林宫指挥莫斯科老爱乐乐团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翌年，她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获得广泛好评，她也因此成为第一位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
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郑小瑛女士，如今依然活跃在指挥舞台上，她笑称自己是“80”后，和当下中国的“80后”一样年轻，充满活力。
指挥界的稀有动物
1955年2月，苏联指挥家列·尼·杜马舍夫主持中国第一个专业合唱指挥训练班，正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的郑小瑛以她的灵性和指挥素质打动了这位老师，从而有幸成为这个班中的一员；由于才能出众，郑小瑛又被选派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歌剧-交响乐指挥。
“我是在1960年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后才去的苏联，所以我们已得不到苏联政府方面的任何优待。”郑小瑛说，“我在苏联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主要是由于苏联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特别的关照。”
郑小瑛觉得自己能够成长为一名女指挥家，和新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我父母让我从小学钢琴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有全面修养的淑女，而不是成为职业音乐家，而解放后，我遇到了一个男女平等的好时代，至少在知识分子中没有人歧视学音乐的女性了，要知道，女指挥在全世界来说人数都是不多的，可以说是稀有动物。”
1980年代，郑小瑛去美国访问，见到一位80多岁的女指挥，她问郑小瑛：“你在中国受到歧视吗？”郑小瑛说自己是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她说：“你非常幸运，在美国，人们对女指挥是有很大成见的。”郑小瑛当时还不太明白，过了几年，那位指挥家去世了，有人从费城给郑小瑛寄来一篇报道，题目就是：“一位没有被认识的天才”。意思是说，如果她是男性，她的指挥才能应该会得到更多的赞誉，她应该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指挥家。
郑小瑛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确很幸运：“我热爱音乐，又碰到了许多伯乐，我的领导们很重视我的才能，所以我能在音乐这条路上一直走下来，并取得一些成绩。”
她永远记得1961年夏，周恩来总理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时的情景。
周总理走到郑小瑛面前，停下脚步，问她：“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郑小瑛回答：“歌剧和交响乐指挥。”
周总理说：“女同志学指挥不容易，要努力啊。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把你们送出来学习不容易，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祖国多做贡献。”
谨记总理的嘱托，1964年，学成毕业的她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正当她踌躇满志并成功执棒了民族歌剧《阿依古丽》，想要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做出一番成就时，“文化大革命”冷酷地摧毁了她的音乐与人生之梦。
“那本来应当是我人生最好的十年。”郑小瑛说。
她先被下放到38军接受“再教育”，1972年，她从中央音乐学院调到当时的“样板团”中国京剧团，在一支中西合璧的乐队中担任指挥，演出的剧目呢，不外乎就是《智取威虎山》、《龙江颂》这样的样板戏，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
阳春白雪，和者日众
“文革”十年，她也有过无奈，有过彷徨，可是她不绝望，从没有想过放弃音乐。她一方面从中国古典戏曲中吸收养分，一方面从未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这使得“文革”结束之后，她能迅速走上舞台，重执交响乐队指挥棒。
1978年，她与老同志们一起，从废墟上重建起中央歌剧院，并担任首席指挥一职。那不仅是古典音乐的春天，也是整个中国文化获得复苏、赢得读者观众尊重和掌声的年代，此时的郑小瑛已年过半百，可是她觉得身上有股子用不完的劲，她“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她带着乐队进校园，她在歌剧开演前做20分钟歌剧音乐讲座，她到各个学校去普及交响乐歌剧知识，她想补回失去的十年，那金子般的十年。
可是好景不长，港台流行音乐迅速侵占了原本属于经典音乐的市场：“人们越来越感到困惑，那些港台流行歌手一夜成名，唱一首歌可以挣到几十万，而难度大得多的歌剧《茶花女》、《卡门》的主演们，却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几十元补贴。于是歌剧院的主演们也纷纷开始‘走穴’，更有人改唱流行歌曲，或去给流行歌手伴奏，很多集体表演的剧团剧院陷入了瘫痪状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有十几年之久。”
她无力改变这种现象，但是她想，她总可以做些什么。
1989年，她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等女音乐家们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也是碰巧，组成这支乐团的音乐家都是女性，并非刻意，”郑小瑛解释说，“这是一支完全由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的民办团体，目的是向年轻一代介绍健康的中外经典音乐。先后共有70多位女艺术家们自愿加盟，自1990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首演开始，我们利用大家的业余时间演出了300多场，其中，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基层，带讲解的普及音乐会占2/3，我们曾经进入60多所大中学校演出，直接听众达20余万。我们的演出完全是义务的，不收取任何费用。”
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郑小瑛们以她们对古典音乐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努力播撒着音乐的种子，力求“阳春白雪，和者日众”，但是因为缺乏体制的支撑，我国第一支志愿者乐团最终还是以解散告终。
1997年的一天，她忽然接到了来自厦门方面一位领导的电话，他盛情邀请郑小瑛南下创建一个职业乐团，那将是我国第一家“公助民办”性质的交响乐团。
她有点犹豫，有意前行，但是大病初愈，人生地不熟；不去？这似乎是一个可以尝试按艺术规律来建设乐团的机会，放弃又不甘心。经过再三考虑，郑小瑛下定决心，去厦门闯闯。
她从来没有向邀请方提任何物质条件，建团之初，她和乐团成员一起，就住在鼓浪屿经贸干校的集体宿舍里，由于是“民办”，在今天已经有了五六个现代化音乐厅的厦门，这个乐团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立足之地。
“可是我们一天也没有停步，我们每天五小时排练，每个星期排出一套新节目，成员从一开始的30多人到现在的70多人。我和乐团成员们一起埋头苦干，辛勤耕耘，始终坚持‘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音乐宗旨，希望经典音乐能被更多的观众所接受。15年来，我们怀着播撒中外经典健康乐种、宣传音乐文明的心愿，演出近1200场，巡回演出的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获得了40多个荣誉奖项和好评，为厦门作为文明宜居城市做出了贡献。”
但是不久前，郑小瑛从工作了16年的“厦门爱乐乐团”退了下来，原因并不是年龄和身体因素，而是她和乐团理事会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近几年来，随着乐团社会声誉的提高，我却逐渐感到了不被‘上面’信任，经常受到空穴来风式的指责；理事会在为乐团提供经费的同时，也对乐团管理事务越来越多地介入，这里已经不是原来艺术总监能够按艺术规律做主的平台了，我也就萌生了去意。”
理事会，本是被她力争来保障乐团资金的机构，没想到，若干年后，她会因此而离开自己心爱的乐团。
一度，她陷入了将要失去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痛苦之中，但是很快，她就走出了阴霾，当记者在厦门她的家中见到她时，今年已经84岁的郑小瑛女士仍然显得神采奕奕，充满活力，她说，她会活到老，学到老，正在构建下一个梦想，也许可以为西方经典歌剧的“中文化”再尽一份力量。
我们期待耄耋之年的她，焕发人生的又一次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