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谣言的炮制者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无风掀起三尺浪，但终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本来谣言只是偶发现象，也无关大雅。可近来几则“谣言”在造谣者获得某种满足的同时，对其他民事主体造成很大的损害，这不得不让人们加以警惕。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谣言的猖獗和危害，不对谣言这一公害加以有效的治理，必定会发生更大的纰漏。
谣言几时有?
2月14日，南京铁路公安处经过四昼夜的艰苦侦查，成功破获一起扬言“火车站要发生爆炸”的编造、散布恐怖信息案，犯罪嫌疑人、江苏省邳州籍在南京打工人员武海魏被抓获归案(见2月16日《江南时报》)。笔者从当天的报纸进一步获悉，这是第5次发生的编造散布“恐怖信息”案，在此之前仅仅一年多时间内，在沈阳、南京、西安和广州，就曾发生过4次诸如此类的“恐怖”行为。
近来，《南方都市报》在调查广东非典型肺炎事件过程中，发现一种治疗流感的处方药物“达菲”的生产厂商涉嫌在背后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并利用谣言导致市民恐慌而拉动销售、获取暴利。据《南方都市报》2月15日报道，广东省公安厅接到该报的举报，已经布置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制造该药的某跨国公司是否为造谣者，需要等待权威部门的认定。一个原本并不那么可怕的疫情，在传言和谣言最盛行时，却闹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据《江南时报》报道：2月14日，一名女大学生董燕因为害怕自己男友移情别恋抛下自己外出，竟荒唐地向警方报假警，谎称男友随身携带大量爆炸物品，并已登上火车准备在列车行进过程实施爆炸……这个报警电话震惊了兰州市委、市政府、省公安厅甚至国家公安部。然而，令她始料不及的是，由于自己的一时冲动之举，触犯了法律。目前，董燕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这仅仅是2月份刚刚发生的几则案例，编造散布这些谣言的危害都十分巨大，就武海魏一案来说，不仅惊动了公安部，而且警方出动大量警力，奔波于几大城市之间，破案成本可想而知，而更主要的，此举还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加剧了老百姓恐慌心理，影响社会稳定。广东非典型肺炎事件引起的抢购风，还给民众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谣言造成的恐慌也绝不仅仅是数字能够衡量的，暗藏毒辣和凶险的信息，使得已似惊弓之鸟的部分民众在失去基本判断力的情况下，像沉默的羔羊一样被谣言轻松地牵着鼻子。
“谣言惑众”为哪般?
为什么在媒介如此发达的信息时代、“民间谣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乃至“大面积传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市民宁愿相信“谣言”呢?
从谣言制造者角度来分析，有的人在紧张的社会生活中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便会产生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于是便需要一个渠道宣泄，以缓解自己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压抑。有的人法制意识淡薄，自认为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只不过打个电话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此思想支配下，干出了荒唐之事。有的人惟恐天下不乱，一有机会就想制造点恐怖气氛，即使明知犯下大罪，也铤而走险。也有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达到牟利目的而散布谣言，恶意引导市民购买其商品，企图借机大发不义之财。
另一方面，由于在信息个性化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及价值取向来衡量信息，或者制造信息，在激发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热情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为谣言和不良信息的滋生创造了环境土壤。当谣言四起的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认知方式，使很多人根本无法从容地置身事外。在非典型肺炎事件这样的背景下，市民的心态可能处于一种警觉的状态，从抢购白醋、板蓝根到抢购食盐，正说明此时市民心理处于比较薄弱的时期。而商家则很可能利用了这种背景激发这种心理状态，把最初的少数个人行为，发展成为群体行为。此外，有关部门对加强信息管理，对不良信息制造者的打击力度仍十分薄弱，相关责任不明，技术防范、追查能力不足给不良信息滋生蔓延钻了空子。
“谣言”止于智者
当谣言的传播者大规模、有意识地传播谣言时，其后果就是危害公共安全。根据当前法律规定，无论是因过失还是故意，以散布谣言的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明确警告制造不良信息可能出现的重大刑事及民事责任风险。增强公安部门迅速出击的能力，对于谣言惑众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让造谣者受到法律的应有制裁。
对于谋取暴利的造谣者而言，造谣只是手段，非法谋利才是其真实目的。比如，公众听信谣言抢购，并不是一种理智、平等的交易行为，老百姓轻意地掏腰包，必然在经济上受到损害。还有一些谣言看似没有特定目的，但客观上让某一群体付出代价。比如，去年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和永康等地流传着一个让人心惶惶的说法：有一个患了艾滋病的年轻姑娘把自己身上的艾滋病病毒，注入了武义一瓜农的西瓜中，现这些西瓜已流入武义和永康等地市场。一时间西瓜滞销，瓜农损失惨重。除了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民众在谣言的夹击之下惶惶不可终日，其遭受的精神打击巨大。因此，造谣者要对民众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还要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从而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公众现代信息意识的培养也是当务之急。首要的是要确立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加强公众对于社会的认同感，使公众意识到不要成为不良信息的受害者的同时，也不要成为不良信息的制造者。此外，要立足于公众知识素养的提高，加强公众辨别是非的能力，树立现代社会下对于信息资源的正确态度。政府与传媒也应该正视事态，及时为公众提供正确信息，选择最好的时机向社会公布。政府作为传媒的管理者、权威信息源，不能让流传的消息放任自流，要引导和协调，而且有关部门可以考虑采用短信或网络途径及时正确公布信息。□
编辑/杨天资
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本来谣言只是偶发现象，也无关大雅。可近来几则“谣言”在造谣者获得某种满足的同时，对其他民事主体造成很大的损害，这不得不让人们加以警惕。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谣言的猖獗和危害，不对谣言这一公害加以有效的治理，必定会发生更大的纰漏。
谣言几时有?
2月14日，南京铁路公安处经过四昼夜的艰苦侦查，成功破获一起扬言“火车站要发生爆炸”的编造、散布恐怖信息案，犯罪嫌疑人、江苏省邳州籍在南京打工人员武海魏被抓获归案(见2月16日《江南时报》)。笔者从当天的报纸进一步获悉，这是第5次发生的编造散布“恐怖信息”案，在此之前仅仅一年多时间内，在沈阳、南京、西安和广州，就曾发生过4次诸如此类的“恐怖”行为。
近来，《南方都市报》在调查广东非典型肺炎事件过程中，发现一种治疗流感的处方药物“达菲”的生产厂商涉嫌在背后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并利用谣言导致市民恐慌而拉动销售、获取暴利。据《南方都市报》2月15日报道，广东省公安厅接到该报的举报，已经布置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制造该药的某跨国公司是否为造谣者，需要等待权威部门的认定。一个原本并不那么可怕的疫情，在传言和谣言最盛行时，却闹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据《江南时报》报道：2月14日，一名女大学生董燕因为害怕自己男友移情别恋抛下自己外出，竟荒唐地向警方报假警，谎称男友随身携带大量爆炸物品，并已登上火车准备在列车行进过程实施爆炸……这个报警电话震惊了兰州市委、市政府、省公安厅甚至国家公安部。然而，令她始料不及的是，由于自己的一时冲动之举，触犯了法律。目前，董燕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这仅仅是2月份刚刚发生的几则案例，编造散布这些谣言的危害都十分巨大，就武海魏一案来说，不仅惊动了公安部，而且警方出动大量警力，奔波于几大城市之间，破案成本可想而知，而更主要的，此举还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加剧了老百姓恐慌心理，影响社会稳定。广东非典型肺炎事件引起的抢购风，还给民众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谣言造成的恐慌也绝不仅仅是数字能够衡量的，暗藏毒辣和凶险的信息，使得已似惊弓之鸟的部分民众在失去基本判断力的情况下，像沉默的羔羊一样被谣言轻松地牵着鼻子。
“谣言惑众”为哪般?
为什么在媒介如此发达的信息时代、“民间谣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乃至“大面积传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市民宁愿相信“谣言”呢?
从谣言制造者角度来分析，有的人在紧张的社会生活中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或自己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便会产生对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于是便需要一个渠道宣泄，以缓解自己在身体和精神上的压抑。有的人法制意识淡薄，自认为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只不过打个电话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此思想支配下，干出了荒唐之事。有的人惟恐天下不乱，一有机会就想制造点恐怖气氛，即使明知犯下大罪，也铤而走险。也有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达到牟利目的而散布谣言，恶意引导市民购买其商品，企图借机大发不义之财。
另一方面，由于在信息个性化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及价值取向来衡量信息，或者制造信息，在激发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热情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为谣言和不良信息的滋生创造了环境土壤。当谣言四起的时候，“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认知方式，使很多人根本无法从容地置身事外。在非典型肺炎事件这样的背景下，市民的心态可能处于一种警觉的状态，从抢购白醋、板蓝根到抢购食盐，正说明此时市民心理处于比较薄弱的时期。而商家则很可能利用了这种背景激发这种心理状态，把最初的少数个人行为，发展成为群体行为。此外，有关部门对加强信息管理，对不良信息制造者的打击力度仍十分薄弱，相关责任不明，技术防范、追查能力不足给不良信息滋生蔓延钻了空子。
“谣言”止于智者
当谣言的传播者大规模、有意识地传播谣言时，其后果就是危害公共安全。根据当前法律规定，无论是因过失还是故意，以散布谣言的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要明确警告制造不良信息可能出现的重大刑事及民事责任风险。增强公安部门迅速出击的能力，对于谣言惑众者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让造谣者受到法律的应有制裁。
对于谋取暴利的造谣者而言，造谣只是手段，非法谋利才是其真实目的。比如，公众听信谣言抢购，并不是一种理智、平等的交易行为，老百姓轻意地掏腰包，必然在经济上受到损害。还有一些谣言看似没有特定目的，但客观上让某一群体付出代价。比如，去年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和永康等地流传着一个让人心惶惶的说法：有一个患了艾滋病的年轻姑娘把自己身上的艾滋病病毒，注入了武义一瓜农的西瓜中，现这些西瓜已流入武义和永康等地市场。一时间西瓜滞销，瓜农损失惨重。除了可以用数字来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民众在谣言的夹击之下惶惶不可终日，其遭受的精神打击巨大。因此，造谣者要对民众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还要进行精神损害赔偿，从而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公众现代信息意识的培养也是当务之急。首要的是要确立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加强公众对于社会的认同感，使公众意识到不要成为不良信息的受害者的同时，也不要成为不良信息的制造者。此外，要立足于公众知识素养的提高，加强公众辨别是非的能力，树立现代社会下对于信息资源的正确态度。政府与传媒也应该正视事态，及时为公众提供正确信息，选择最好的时机向社会公布。政府作为传媒的管理者、权威信息源，不能让流传的消息放任自流，要引导和协调，而且有关部门可以考虑采用短信或网络途径及时正确公布信息。□
编辑/杨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