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是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积极倡导者，著名教育家。留美期间，他曾于1915年发起创办了《科学》月刊杂志，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并任首任社长，对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普及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鸿隽出长四川大学为时虽仅一年又十个月，然其改革雷厉风行，颇多成效，时人称其“深得从前蔡孑民先生办北大时的遗风。”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祖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县），生于四川垫江。1907年他进入有“革命党大本营”之称的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胡适、杨杏佛、张奚若、朱经农等人，后来成为最要好的朋友。是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留日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与当时的反清革命活动。为了了解炸药制造原理以更好地参与反清革命斗争，任鸿隽最终决定选习工业化学专业。
　　
　　创办《科学》月刊 宣传科学之真谛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任鸿隽毅然回国参加革命。翌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担任临时大总统秘书工作，负责起草文告，并参与处理政务。1913年初，任鸿隽作为“稽勋”留学生赴美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化学、物理等学科。在美期间，他曾任留美中国学生会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主编，成为当时留美学界领袖群伦的人物。由于认识到科学对国家的重要性，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任鸿隽和杨杏佛、胡明复等人决定创办《科学》月刊，向国内传播科学。
　　


　　1915年1月，《科学》月刊正式创刊，任鸿隽在《发刊词》中，以“科学救国”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科学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而对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杂志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思想指导下，刊登了大量介绍西方新学科兴起和发展以及启蒙国人的科学普及和科学学理等方面的文章。此后，任鸿隽又和杨杏佛、胡明复于当年10月在美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为目的，力求“学术实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成立后，分别设立了期刊编辑部以编辑《科学》，书籍译著部以编译图书，图书部以筹设图书馆，以及分股委员会以管理分股事宜与年会学术交流活动。而任鸿隽作为中国科学社的首任社长和《科学》杂志的主要编辑成员，则成为该刊创办之初撰稿最多的作者之一。
　　据统计，从1915年创刊至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至国内，任鸿隽大致平均每期在《科学》上发表一篇文章。这些文字，对当时科学知识及其意义与作用的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8年初，由于中国科学社的董事大部分毕业回国，中国科学社也随之迁到国内，并最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办事机构。为了加强中国科学社的基本建设工作以扩大其在国内的影响作用，回国之初，任鸿隽组织社员发起了“五万元基金募集活动”，并亲自到上海、杭州、广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演说，宣传科学、募集资金。此后，他相继担任了其他职《科学》月刊，向国内传播科学。
　　1915年1月，《科学》月刊正式创刊，任鸿隽在《发刊词》中，以“科学救国”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科学在改善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而对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杂志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思想指导下，刊登了大量介绍西方新学科兴起和发展以及启蒙国人的科学普及和科学学理等方面的文章。此后，任鸿隽又和杨杏佛、胡明复于当年10月在美共同发起组建了中国科学社，科学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为目的，力求“学术实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成立后，分别设立了期刊编辑部以编辑《科学》，书籍译著部以编译图书，图书部以筹设图书馆，以及分股委员会以管理分股事宜与年会学术交流活动。而任鸿隽作为中国科学社的首任社长和《科学》杂志的主要编辑成员，则成为该刊创办之初撰稿最多的作者之一。
　　据统计，从1915年创刊至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至国内，任鸿隽大致平均每期在《科学》上发表一篇文章。这些文字，对当时科学知识及其意义与作用的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8年初，由于中国科学社的董事大部分毕业回国，中国科学社也随之迁到国内，并最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办事机构。为了加强中国科学社的基本建设工作以扩大其在国内的影响作用，回国之初，任鸿隽组织社员发起了“五万元基金募集活动”，并亲自到上海、杭州、广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演说，宣传科学、募集资金。此后，他相继担任了其他职务，如1920年初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同年，受教育总长范源廉之请，任教育部专门司司长；1923年冬至1925年初任东南大学副校长。但是，即使是在担任中基会干事长和1935年任四川大学校长的繁忙时期，任鸿隽仍矢志不渝地从事着科学宣传和科学研究工作。
　　1922年8月，任鸿隽和同仁一起创建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同时，决定将中国科学社的工作重心由原来的以科学宣传为主，转向着重科学研究。1926年，他基于长期对科学本质及理论进行探讨而著成的《科学概论》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书中，他专列一节论述科学精神，在他看来，科学精神体现在五个方面：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和存疑。此后，他又将他在《科学》上新发表的有关文章（其中也包括其他作者的主要文章）结集取名《科学通论》，于1934年由中国科学社出版发行。在该书中，任鸿隽将所收录的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科学真诠，科学方法，科学分类，研究与发明，科学应用，中国之科学和科学学会，可以说基本上涵盖了《科学》所刊文章的基本方面。透过这些文字，人们不难窥见中国科学社及其《科学》杂志创办的宗旨所在。
　　
　　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是负责保管、分配和监督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的科学文化机构，1924年9月成立，由中美两国政界和科技、教育界学者15人组成“董事会”，该会的宗旨为“使用该款以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早在1926年，任鸿隽就担任了中基会的执行秘书，协助干事长范源廉主持日常工作，1927年，范源廉去世后，周诒春继任干事长，任鸿隽改任副干事长。1928年初，周诒春因故辞职，任鸿隽被推选为干事长，成为中基会的实际主持人，一直到1936年因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而请辞。任鸿隽任中基会干事长长达八年，这八年，是他精力最为旺盛、思想最为成熟的时期，同时也是任鸿隽致力于在中国发展科学教育，以实现其科学救国理想的重要时期。其夫人陈衡哲如此言道：在任鸿隽所进行的“各种事业之中，尤以中基会最能使他发展其对于科学的抱负与贡献。”
　　早在1926年2月中基会第一次常会上，中基会即将教育事业的范围定为科学研究、科学应用与科学教育三类，而在这三类事业中，任鸿隽认为：“无疑的以科学研究为最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科学的研究，便不能有科学的应用，而且科学的应用，也时时要经过一番研究工夫。”担任干事长后，任鸿隽更是将发展科学教育视为中基会的重要事业，并将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密切结合在一起，如继续在大学中设置“科学教席”、拨款建设北平图书馆、组织编译委员会、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大力度补助中国科学社开展生物学研究等。这其中，为培养研究人才所设立的科学研究补助金（1933年后改称特种补助金）计划，最为引人注目。
　　科学研究补助金的设立注重学成后的进修，其目的在于奖励国内研究，使得科学研究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事实上，科学研究补助金的设立，收效颇著，像丁文江之于地质，郭任远之于心理，张春霖之于研究中国鱼类，侯德榜之研究制碱，均有相当的成绩。正因为如此，中基会对这种促进科学发展的办法相当满意。任鸿隽也这样评曰：“自民国十七年设立此项研究补助金以来，收效之速，成才之众，恐怕不是自来所有留学办法所能比拟的。”
　　任鸿隽主持中基会的八年，不仅是其实现科学救国理想与抱负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基会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期间，中基会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任鸿隽作为干事长，厥功甚伟。1936年4月18日，中基会在上海举行第十二次年会，会议鉴于任鸿隽因受命“担任主持发展国立四川大学的重要任务”，同意他辞去干事长职务的请求，并对他在中基会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希望他今后在董事会中继续协助推进中基会的工作。
　　
　　推动四川大学的革新与发展
　　
　　1935年8月，任鸿隽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当时的四川大学乃是1931年由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三校合并而成，由于长期的军阀割据和频繁的兵马混战，使昔日的天府四川成了一个兵多匪多、民不聊生的“魔窟世界”，以致四川大学的校务也颇受地方干扰，不仅教师有很强的地方势力派，而且，长期的经费拮据使得教学设备尚不及其他省的私立大学。面对这一状况，任鸿隽上任后，决心按照“国立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对学校进行除旧布新的改革，以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将四川大学建成国内著名学府之一。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更新教师队伍 任鸿隽认为，是否有一支具备真才实学的教师队伍，是一所大学发展的关键所在，是一所大学特别是一所国立大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当时四川大学陈腐教员众多，他们思想僵化、知识老化、教法不当，严重影响教学质量，任鸿隽上任后，大胆地解聘了一些不学无术的滥竽充数者，同时竭力延揽国内著名学者到学校任教。如著名生物学家钱崇澍，经济学家沈嗣庄、杨佑之，化学家张尊仪，以及原中央大学园艺学主任毛仲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张颐、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等，均先后被聘到川大任教，经过整顿，川大的教师队伍得到了根本改善。
　　改善办学条件 鉴于川大校舍陈旧、破烂，设备仪器匮乏，1935年11月，任鸿隽制定并公布了一个改建四川大学的三年计划，其中包括兴建图书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及其教室、实验室、大礼堂、体育馆等，建筑费为三百万元，计划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需要指出的是，在任鸿隽看来，校舍的建设只是一个大学的“轮廓”，而“设备”才是一所大学的“内容”，对一所大学而言，“与其先有了一个轮廓然后慢慢地充实内容，不如先充实了内容，待到内容膨胀到轮廓不能容纳的时候，然后放大轮廓较为合理。”基于这一认识，在实施改建川大的三年计划时，首先兴建了图书馆、数理馆、化学馆这些关乎学校教学质量最密切的建筑，并随之购买大量图书，添置有关科学仪器设备。这一先“内容”后“轮廓”的办学思路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只是遗憾的是，由于后来国民政府的拨款未能全部兑现，任鸿隽改善川大办学条件的愿望最终未能完全实现。
　　推进教学改革 为了使四川大学最终成为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任鸿隽在教学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就教学内容而言，砍去了一些陈旧的课程，同时增加了一些反映现代科学发展趋势的新课程。就教学方法来说，他极力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号召引导学生研究实际问题。任鸿隽曾如是说：“学政法的要研究地方政治，学经济的要调查城市商业流通，学农的要深入农村去改良农作种籽，学理化的则要去调查工厂生产状况”。在教学管理方面，任鸿隽主张实行贷款与奖励制度。在学校制定的学生贷款与奖励制度中，规定凡三年级以上的贫困学生学年总平均分数在75分以上者，可向学校申请贷款，毕业后两年内分期偿还。这一措施，保证了不少贫困学生不致因经济困难之扰而中途辍学，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学业。所有这些政策，在当时深受师生好评。
　　任鸿隽出长四川大学为时虽仅一年又十个月，然其改革雷厉风行，颇多成效，时人称其“深得从前蔡孑民先生办北大时的遗风。”正因如此，1937年6月，当他因四川传统势力排斥而辞去川大校长时，教育界多为之惋惜，并认为他在川大的两年，是用全部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