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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阿布·菲达的《地理书》是中世纪一部重要的地理书籍，作者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时值中国宋朝时期，书中有不少对杭州的描写。本文通过《地理书》中对杭州描写的注释和思考，分析了宋朝杭州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特点。处在独特地理位置上的杭州沟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所做的研究是杭州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中阿文化交流等历史学科研究的需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关键词】阿布·菲达；地理书；杭州；丝绸之路；阿拉伯国家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历史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友谊源远流长，而中世纪则是两大民族文化交往的鼎盛时期。两大民族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在双方历史记载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而形成相互认识的雏形，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充实和成长。阿布·菲达的《地理书》是中世纪一部重要的地理书籍，作者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时值中国宋朝时期，书中有不少对杭州的描写。因此，通过对《地理书》中有关杭州描写内容的考究，分析宋朝杭州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特点，不仅是杭州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中阿文化交流等历史学科研究的需要，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一、阿布·菲达的《地理书》以及书中的杭州
（一）阿布·菲达与他的《地理书》
阿布·菲达（1273-1331）出生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他是阿拉伯王子，曾在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苏丹纳昔儿部下服役。他被人称为伊玛德丁、大学者、地理学家，曾经阅读过很多关于历史、文学、宗教起源方面的书籍，也编撰了很多哲学和医学的的书籍，他不以写诗为生，却擅长写诗，尤其善于二重韵诗。他精通多门知识，撰写了多部著作。阿拉伯地区的图书馆保留了12部他的书籍，特别是关于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地理书》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地理书》是一本界定各个国家地理的书籍，在欧洲曾多次出版发行。俄罗斯学者科拉梯绪·可夫斯克曾说：在阿拉伯人的心中只有两本书的重要性超过阿布·菲达的《地理书》，他们是《古兰经》和《一千零一夜》。由此可见这部书的重要地位。
（二）书中关于杭州的描写
游历家归中国者，略告吾人一下诸城邑：一为康府（Khanfu），当今又称曰汉沙（一）。城北有淡水湖，名曰西湖（SI-khu），周围有半日程。——阿布·菲达《地理书》。[1]
《喀侬》记康州亦中国门户之一，位于河上。依宾赛德云，此城为诸门户之冠，有石城以为固。——东为塔家城。依宾赛德又云，此为中国都城，其大王拔格伯尔即居于此。
二、杭州在中阿交往中的独特要素
（一）丝绸
从古至今，在阿拉伯人的心中，最重要的中国物产主要有黄金、白银、珍珠、丝绸、陶瓷。丝绸一般排在瓷器前，中阿交往中最重要的物产之一也是丝绸，丝绸之路因此而得名。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贸易从两汉时期开始就非常频繁，其中丝绸受到西方人的广泛欢迎。从丝绸的贸易开始，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得到了极大的促进。书中曾写到：当罗马凯撒大帝穿上中国的丝袍去看戏时，显得尤为华贵，引起全场轰动；罗马的贵妇们都以能穿上中国的丝绸衣裙为荣，中国的丝绸轰动了西方，成为罗马帝国最受欢迎的奢侈品。[2]中国的丝绸闻名天下。书中曾写到，阿拉伯人在广州看到一位专为中国皇帝采办阿拉伯商品的太监。太监的脖子上长有一颗黑痣。他虽然穿了五层衣衫也没有遮住这颗痣。原因在于，他穿的丝绸薄如蚕翼，质地透明。这是未经漂白的生丝，总督穿的丝绸比这种更加精美，更为名贵。[3]
浙江自古称被誉为丝绸之府，尤其以杭州的丝绸闻名天下。据《元和郡县制》和《新唐书》关于贡赋的记载，江南道每年贡赋的丝绸等物的州郡大部分属于盛产蚕丝的苏南和浙江，而浙江又占半数以上。[4]可见，杭州在丝绸之路运载的货源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瓷器
丝绸之路还被称为陶瓷之路。我国的陶瓷业起源很早，历代都有发展，到了唐后期，我国烧制的陶瓷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自古以来，杭州的青瓷闻名于世，是阿拉伯商人非常喜爱的中国商品之一。他们在中国看到了半透明的超细瓷器，薄似玻璃。“尽管是陶碗，但隔着碗可以看见碗里的水。” 4世纪初，在浙江出现了半瓷体的陶器，这种技术被杭州湾南部的越窑所继承，并有大量的制作。到了唐代，北方邢窑的白瓷和南方越窑的青瓷最为著名，闻名天下，成为向海外大量的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青瓷已风靡全国。以越州为例，唐开元年间的贡品仅有交绫、白纱，可到了唐代后期，《元和郡县志》中记载：“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皼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青瓷似玉如冰，釉为翠色，晶莹光亮可以照人。陆羽在《茶经之器篇》中，认为越州为上。并对青白两瓷做了比较：“或以邢州处越州为上，殊不为然。邢瓷类银，越瓷似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银，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3]
4世纪以来，生于杭州湾南岸的越窑青瓷，到了唐、五代、宋时期，也生产于福建地区。从唐朝开始，瓷器尤其是越窑青瓷便开始同丝绸一起输往国外。宋代开始，陶瓷业在南方繁盛发展起来，海上航路日益发达，从杭州附近出发，越走越远。阿拉伯作家大马士基（1256-1327）曾讲，中国有一个地区叫做“瓷器地”。这个瓷器地应指中国沿海诸省区，为元帝国的东南部。 [3]海外考古发现，亚洲各地乃至非洲东岸，都能发现浙江青瓷的使用痕迹。由此可见，杭州作为青瓷的源产地，同时也是货运的中心，确实是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
（三）杭州港市舶司
浙江是造船和航海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为前者丝绸、陶瓷提供了外销商品来源，又为他们提供了外传的运输工具。隋唐时期，由于造船技术的大幅提高，水上、海上运输十分发达。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主要造船基地有：湖州（今浙江湖州）、杭州（今浙江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等州及剑南道（今四川成都市）沿江一带；以及沿海的登州（今山东蓬莱市）、莱州（今山东掖县）、扬州、泉州、福州、广州、交州等。当时的外国商人，都愿意乘中国船来到中国，他们甚至愿意延后几天专门等待中国船只。唐代东南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为丝绸之路海上线路的发展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杭州港市舶司的地位大幅提高，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地位极高。杭州港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紧邻杭州湾。宋初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置路一级的两浙市舶司，统管两浙所有港口的对外贸易。咸平二年（999年），又在杭州、明州两地分设府、州级的市舶司，隶属于两浙市舶司。当时海上贸易十分兴盛，欧阳修在《居士集》中就写道：“其俗习工巧，盖十余万家。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雾霭之间，可谓盛矣。”到了南宋，各国使节前来进贡，理当来到都城杭州。两宋时期浙江的海外贸易更为发达，与日本、高丽、大食（阿拉伯）等国的商贸频繁，各种番品南货，珍奇异宝，源源不断地运到临安。[5]得天独厚的船舶工业发展，也为杭州成为丝绸之路海上线路的重镇奠定了基础。
（四）茶
唐代后期，我国产茶地区遍布江南各地，杭州的龙井茶至今享有盛名，从古至今，杭州都是著名的茶叶产地。陆羽的《茶经之出篇》列举当时茶的产地：山南、淮南、浙西、浙东、江南、岭南各道。其中以光州、湖州、越州等地所出之茶被列为上等。这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
阿拉伯人知道，唐代中国的税收中还有盐税与茶税，并说得出中国茶叶的性状。他们在书中写道：“此种干草叶比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至今阿拉伯语茶叶一词的读音，基本保持了它的中国称呼。这说明，阿拉伯人在唐代就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并且将茶叶介绍到了西方。[3]两宋时期，中国给予茶叶贸易极大的优惠政策，促进了贸易的快速发展，“大食国藩客麻思利等回，收买到诸色物，乞免沿路商税”。[6]凡此种种，无不证明，杭州与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五）杭州的特殊地位
从隋唐时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已逐渐代替北方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文化中心。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茂，这些都成为吸引世界各地宾客、商贾来此贸易、居住的有利条件。至南宋建都城杭州，更加促进了杭州的繁荣和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外商贾云集，店铺、高大庭院比比皆是。苏东坡守杭时，就曾见到外国商人和使者频繁来到杭州，“朝贡踵接”，商队庞大到“两浙骚然”。[4] 杭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上以及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贸易基础，沟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其在丝绸之路上对外贸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宋朝杭州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特点
（一）宋朝杭州的地位有所提升
阿布·菲达在他的《地理书》一共描写了8个城市，分别为杭州、扬州、泉州、广州、新罗、札姆库忒、喀州以及肃州。虽然他提到广州是最大、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但在他的描写中杭州排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称之为“中国都城”，而且是“诸门户之冠”。历史上，市舶之制，最早出现在唐朝，始置之地，当为广州。北宋初年的市舶司与唐代有所区别，除广州继续保留它的重要位置外，福州、扬州让位于明州、杭州。[7]从这些史料中，都可以发现，杭州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二）对杭州的描写一直很好
葛铁鹰在书中写道：“阿拉伯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必然反馈到他们的历史、地理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之中，特别是阿拉伯史地学家通常都很热衷于对异国形象的记述与描绘。以阿拉伯史学著作为例的阿拉伯古籍中对于中国记载的总基调是正面的，对于中国总体形象的描绘是美好的。”[8]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阿拉伯人对杭州的印象也是美好的。
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地理书中对杭州有细致描写的只有两部，一部是上文提到的阿布·菲达的《地理志》，另一部是更广为传播的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后者有大量的关于杭州城市、人文的描写。伊本·白图泰来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的元朝。伊本·白图泰在书中描写杭州是“是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城市美丽，市街布置和伊斯兰地区的一样”。元朝时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杭州的伊斯兰教进一步兴盛，回回“遍布中国，江南尤多”。因此，从宋朝与杭州交往的阿布·菲达的《地理志》中的描写一直到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对于杭州的描写可以看出，阿拉伯人眼中的杭州一直都是正面的、美好的。
（三）双向交往、共同获益
经贸是双方的，文化交流是相互的，所以通过丝绸之路相互交往的阿拉伯与杭州，既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发展，又促进了杭州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南宋初年，港口市舶司的收入已经达到了杭州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反映出中国对外经贸交往已发展迅猛、颇具规模，尤其是中阿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阿拉伯方面，巴格达、巴士拉、苏哈尔、亚丁等城市在中阿经贸交往中地位逐渐提高，成为重要的港口。阿拉伯国家正值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与中国和平、友好、互惠互利地交往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中阿之间的友好交往不仅促进了双方的商贸交往，而且促进了人文、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繁荣了中阿双方的经济，增强了彼此国力，丰富了文化，实现双方共同的互利发展。
（四）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
“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去：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丰富”。[9]“文明交往就是某一地缘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性”，“就是通过开放性和互动型的动态平衡，不断调整和更新文化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以创造和传承民族文明”。
两宋时期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两大民族都在双方的经贸、文化交往中不断获益、共同提高和进步。虽然最初的丝绸之路只是经贸之路，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双方的交往中，文明、文化的不断交流和传承。
从阿布·菲达的《地理书》和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阿拉伯人已非常了解杭州以及中国的其他城市。伊斯兰教已传入中国，阿拉伯人在杭州建立了清真寺，并有自己专门居住的区域。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中国的造纸术、针灸学、经络学、炼丹术、临床医学经验也源源不断地输入阿拉伯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影响从阿拉伯、波斯传向欧洲，改变了中世纪的“黑暗的西方世界”，促进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到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唐宋时期数百年的中阿友好交往历程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相互学习，两大文化相互吸收，互补共荣，堪称世界史上人类文明交往的典范。[10] 四、古籍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今天的中阿关系正是双方古籍中关于丝绸之路上中阿历史交往的珍贵记录的延续，后人的研究也都得益于这些古籍所留下的宝贵文献。因此，从阿拉伯古籍中搜寻杭州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中阿交往的文字，向世界讲述中阿文化交流的“丝路故事”，不仅是中阿关系史等历史学科研究的需要，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拓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视野，更是对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根基的考证、中阿文明交往的历史佐证，可以唤醒中阿民众的丝路记忆与丝路情节，弘扬新时代的丝路精神、进一步加深中阿哥方面合作，续写友好互助的新篇章。这种交往对今天中阿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都有可借鉴的启示。因此，通过对阿布·菲达的《地理书》一类的古籍的研究，可以得到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体现在：
（一）历史意义
1.维护了世界的稳定，有助于构建多元文明共存的新秩序
中国史书说：“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中世纪是两大文明的极盛时期，也是中阿交往最密切的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帝国都是当时大国和强国，中阿关系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局势发展。但事实上，中阿之间并没有武力征服，而是以“和平性、互惠性、包容性为主的交往特征，官民并举的交往态势，丝绸之路为主的交往途径，郑和等先驱践行的和平外交思想，以及中华文明在丝路交往中成长，并因延绵不断的丝路支撑而成为唯一没有断层的最古老的文明等。”[11]因此，中阿之间这种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的友好的交往方式有利于促进当时世界的稳定。
2.促进了双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回顾中阿人民交往历史，我们就会想起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我们的祖先在大漠戈壁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在汪洋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甘英、郑和、伊本·白图泰等中阿交流友好使者通过丝绸之路把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地区传播到欧洲，又把阿拉伯 的天文、历法、医药引入到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阿拉伯人把印度的学术著作和中国的造纸术以及在欧洲已经失传的古希腊著作传入西欧，为欧洲的文艺启蒙和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历史无疑将重新改写。”[11]丝绸之路之所以繁茂，是因为中阿之间不仅仅是丝绸、茶、香料等等生活用品的贸易，更重要的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等四大发明，以及伊斯兰教、佛教、中阿两大文明民族的文明交流。中阿两大民族都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发展和繁荣。
（二）当代价值
宋朝时期的杭州和阿拉伯国家是中阿和平交往一个很好的典范。这段历史对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启示，它为当今世界上多元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各方面的对话、交流和交往树立了榜样。不仅对“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国和平外交实践与理论建设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还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并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阿文化交流成为不同文明间开展平等交流的典范。[11]展望杭州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的前景，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拓双边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1.加强群众性文化的广度
进一步强化和推进双边群众性文化交流， 开展形势多样、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交流项目，如歌舞、杂技、武术、影视艺术和艺术展览等。旨在加强双边民众对彼此文化的认识、了解和喜爱。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文化部都在双方之间举办过多项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例如，受中国文化部委派，由浙江歌舞剧院、浙江曲艺杂技总团联合组成的浙江艺术代表团一行34人参加了2016年1月的第二十二届科威特、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艺术节的演出。在演出中，从民乐到民歌再到民族舞蹈，从国粹文化到吴越文化，全方位的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其中杭州的青年歌唱家还演唱了阿拉伯民歌，引起了全场共鸣，深受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欢迎。卡塔尔文化大臣和中国文化部部长给予了高度评价。
2.加强专业领域的交流深度
针对不同的专业领域的需求规划和实施交流与合作项目，尤其关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无形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如思想界、文学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深层交流。
交流层次不仅限于研讨会、交流会，而应落实到刊物和出版物，或共同的研究成果， 如考古挖掘、文物保护、古迹手稿修复技术等。例如阿联酋某出版机构意欲记载郑和航海和中阿交流的历史，与中方合作完成重走郑和路， 最终形成摄影作品、专刊和专著等成果。杭州也一直致力于杭州伊斯兰教的历史进程、阿拉伯回回社区和阿拉伯碑铭的考证和研究工作。
总之，中阿文化在新世纪的交流与合作拥有巨大潜力和前景，我们不应只满足于举办大型热闹的活动， 而应着力加大深层的更加务实的合作，造福于民众。
参考文献：
[1]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杜瑜.海上丝路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宋岘.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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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建华.浙江文化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M].北京：中华书局，1957.
[7]马健春.两宋时期留居杭州的穆斯林蕃商胡贾[J].浙江社会科学，2011（4）：105-113.
[8]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研究—以史学著作为例[D].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
[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肖等译.文明史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0]刘伟.源远流长的中阿文化交流[J].民族艺林，2013（1）：25-31.
[11]马丽蓉.丝路学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
[12]朱威烈.国际文化战略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阿布·菲达；地理书；杭州；丝绸之路；阿拉伯国家
【中图分类号】K876 【文献标识码】A
历史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友谊源远流长，而中世纪则是两大民族文化交往的鼎盛时期。两大民族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在双方历史记载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而形成相互认识的雏形，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丰富、充实和成长。阿布·菲达的《地理书》是中世纪一部重要的地理书籍，作者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时值中国宋朝时期，书中有不少对杭州的描写。因此，通过对《地理书》中有关杭州描写内容的考究，分析宋朝杭州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的特点，不仅是杭州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中阿文化交流等历史学科研究的需要，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一、阿布·菲达的《地理书》以及书中的杭州
（一）阿布·菲达与他的《地理书》
阿布·菲达（1273-1331）出生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他是阿拉伯王子，曾在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苏丹纳昔儿部下服役。他被人称为伊玛德丁、大学者、地理学家，曾经阅读过很多关于历史、文学、宗教起源方面的书籍，也编撰了很多哲学和医学的的书籍，他不以写诗为生，却擅长写诗，尤其善于二重韵诗。他精通多门知识，撰写了多部著作。阿拉伯地区的图书馆保留了12部他的书籍，特别是关于人文科学方面的著作，其中，《地理书》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地理书》是一本界定各个国家地理的书籍，在欧洲曾多次出版发行。俄罗斯学者科拉梯绪·可夫斯克曾说：在阿拉伯人的心中只有两本书的重要性超过阿布·菲达的《地理书》，他们是《古兰经》和《一千零一夜》。由此可见这部书的重要地位。
（二）书中关于杭州的描写
游历家归中国者，略告吾人一下诸城邑：一为康府（Khanfu），当今又称曰汉沙（一）。城北有淡水湖，名曰西湖（SI-khu），周围有半日程。——阿布·菲达《地理书》。[1]
《喀侬》记康州亦中国门户之一，位于河上。依宾赛德云，此城为诸门户之冠，有石城以为固。——东为塔家城。依宾赛德又云，此为中国都城，其大王拔格伯尔即居于此。
二、杭州在中阿交往中的独特要素
（一）丝绸
从古至今，在阿拉伯人的心中，最重要的中国物产主要有黄金、白银、珍珠、丝绸、陶瓷。丝绸一般排在瓷器前，中阿交往中最重要的物产之一也是丝绸，丝绸之路因此而得名。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贸易从两汉时期开始就非常频繁，其中丝绸受到西方人的广泛欢迎。从丝绸的贸易开始，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得到了极大的促进。书中曾写到：当罗马凯撒大帝穿上中国的丝袍去看戏时，显得尤为华贵，引起全场轰动；罗马的贵妇们都以能穿上中国的丝绸衣裙为荣，中国的丝绸轰动了西方，成为罗马帝国最受欢迎的奢侈品。[2]中国的丝绸闻名天下。书中曾写到，阿拉伯人在广州看到一位专为中国皇帝采办阿拉伯商品的太监。太监的脖子上长有一颗黑痣。他虽然穿了五层衣衫也没有遮住这颗痣。原因在于，他穿的丝绸薄如蚕翼，质地透明。这是未经漂白的生丝，总督穿的丝绸比这种更加精美，更为名贵。[3]
浙江自古称被誉为丝绸之府，尤其以杭州的丝绸闻名天下。据《元和郡县制》和《新唐书》关于贡赋的记载，江南道每年贡赋的丝绸等物的州郡大部分属于盛产蚕丝的苏南和浙江，而浙江又占半数以上。[4]可见，杭州在丝绸之路运载的货源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瓷器
丝绸之路还被称为陶瓷之路。我国的陶瓷业起源很早，历代都有发展，到了唐后期，我国烧制的陶瓷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自古以来，杭州的青瓷闻名于世，是阿拉伯商人非常喜爱的中国商品之一。他们在中国看到了半透明的超细瓷器，薄似玻璃。“尽管是陶碗，但隔着碗可以看见碗里的水。” 4世纪初，在浙江出现了半瓷体的陶器，这种技术被杭州湾南部的越窑所继承，并有大量的制作。到了唐代，北方邢窑的白瓷和南方越窑的青瓷最为著名，闻名天下，成为向海外大量的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青瓷已风靡全国。以越州为例，唐开元年间的贡品仅有交绫、白纱，可到了唐代后期，《元和郡县志》中记载：“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皼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青瓷似玉如冰，釉为翠色，晶莹光亮可以照人。陆羽在《茶经之器篇》中，认为越州为上。并对青白两瓷做了比较：“或以邢州处越州为上，殊不为然。邢瓷类银，越瓷似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银，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3]
4世纪以来，生于杭州湾南岸的越窑青瓷，到了唐、五代、宋时期，也生产于福建地区。从唐朝开始，瓷器尤其是越窑青瓷便开始同丝绸一起输往国外。宋代开始，陶瓷业在南方繁盛发展起来，海上航路日益发达，从杭州附近出发，越走越远。阿拉伯作家大马士基（1256-1327）曾讲，中国有一个地区叫做“瓷器地”。这个瓷器地应指中国沿海诸省区，为元帝国的东南部。 [3]海外考古发现，亚洲各地乃至非洲东岸，都能发现浙江青瓷的使用痕迹。由此可见，杭州作为青瓷的源产地，同时也是货运的中心，确实是丝绸之路中的重要节点。
（三）杭州港市舶司
浙江是造船和航海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为前者丝绸、陶瓷提供了外销商品来源，又为他们提供了外传的运输工具。隋唐时期，由于造船技术的大幅提高，水上、海上运输十分发达。据《资治通鉴》记载，唐代主要造船基地有：湖州（今浙江湖州）、杭州（今浙江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台州（今浙江临海县）、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等州及剑南道（今四川成都市）沿江一带；以及沿海的登州（今山东蓬莱市）、莱州（今山东掖县）、扬州、泉州、福州、广州、交州等。当时的外国商人，都愿意乘中国船来到中国，他们甚至愿意延后几天专门等待中国船只。唐代东南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为丝绸之路海上线路的发展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杭州港市舶司的地位大幅提高，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地位极高。杭州港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南端，紧邻杭州湾。宋初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置路一级的两浙市舶司，统管两浙所有港口的对外贸易。咸平二年（999年），又在杭州、明州两地分设府、州级的市舶司，隶属于两浙市舶司。当时海上贸易十分兴盛，欧阳修在《居士集》中就写道：“其俗习工巧，盖十余万家。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雾霭之间，可谓盛矣。”到了南宋，各国使节前来进贡，理当来到都城杭州。两宋时期浙江的海外贸易更为发达，与日本、高丽、大食（阿拉伯）等国的商贸频繁，各种番品南货，珍奇异宝，源源不断地运到临安。[5]得天独厚的船舶工业发展，也为杭州成为丝绸之路海上线路的重镇奠定了基础。
（四）茶
唐代后期，我国产茶地区遍布江南各地，杭州的龙井茶至今享有盛名，从古至今，杭州都是著名的茶叶产地。陆羽的《茶经之出篇》列举当时茶的产地：山南、淮南、浙西、浙东、江南、岭南各道。其中以光州、湖州、越州等地所出之茶被列为上等。这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
阿拉伯人知道，唐代中国的税收中还有盐税与茶税，并说得出中国茶叶的性状。他们在书中写道：“此种干草叶比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至今阿拉伯语茶叶一词的读音，基本保持了它的中国称呼。这说明，阿拉伯人在唐代就了解了中国的文化，并且将茶叶介绍到了西方。[3]两宋时期，中国给予茶叶贸易极大的优惠政策，促进了贸易的快速发展，“大食国藩客麻思利等回，收买到诸色物，乞免沿路商税”。[6]凡此种种，无不证明，杭州与丝绸之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五）杭州的特殊地位
从隋唐时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已逐渐代替北方成为中国新的经济、文化中心。江南经济发达，文化繁茂，这些都成为吸引世界各地宾客、商贾来此贸易、居住的有利条件。至南宋建都城杭州，更加促进了杭州的繁荣和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外商贾云集，店铺、高大庭院比比皆是。苏东坡守杭时，就曾见到外国商人和使者频繁来到杭州，“朝贡踵接”，商队庞大到“两浙骚然”。[4] 杭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上以及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贸易基础，沟通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其在丝绸之路上对外贸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宋朝杭州与阿拉伯国家交往特点
（一）宋朝杭州的地位有所提升
阿布·菲达在他的《地理书》一共描写了8个城市，分别为杭州、扬州、泉州、广州、新罗、札姆库忒、喀州以及肃州。虽然他提到广州是最大、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但在他的描写中杭州排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称之为“中国都城”，而且是“诸门户之冠”。历史上，市舶之制，最早出现在唐朝，始置之地，当为广州。北宋初年的市舶司与唐代有所区别，除广州继续保留它的重要位置外，福州、扬州让位于明州、杭州。[7]从这些史料中，都可以发现，杭州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所提高。
（二）对杭州的描写一直很好
葛铁鹰在书中写道：“阿拉伯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必然反馈到他们的历史、地理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之中，特别是阿拉伯史地学家通常都很热衷于对异国形象的记述与描绘。以阿拉伯史学著作为例的阿拉伯古籍中对于中国记载的总基调是正面的，对于中国总体形象的描绘是美好的。”[8]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阿拉伯人对杭州的印象也是美好的。
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地理书中对杭州有细致描写的只有两部，一部是上文提到的阿布·菲达的《地理志》，另一部是更广为传播的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后者有大量的关于杭州城市、人文的描写。伊本·白图泰来到中国时正值中国的元朝。伊本·白图泰在书中描写杭州是“是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城市美丽，市街布置和伊斯兰地区的一样”。元朝时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更加密切，杭州的伊斯兰教进一步兴盛，回回“遍布中国，江南尤多”。因此，从宋朝与杭州交往的阿布·菲达的《地理志》中的描写一直到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对于杭州的描写可以看出，阿拉伯人眼中的杭州一直都是正面的、美好的。
（三）双向交往、共同获益
经贸是双方的，文化交流是相互的，所以通过丝绸之路相互交往的阿拉伯与杭州，既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发展，又促进了杭州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南宋初年，港口市舶司的收入已经达到了杭州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反映出中国对外经贸交往已发展迅猛、颇具规模，尤其是中阿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阿拉伯方面，巴格达、巴士拉、苏哈尔、亚丁等城市在中阿经贸交往中地位逐渐提高，成为重要的港口。阿拉伯国家正值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与中国和平、友好、互惠互利地交往促进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中阿之间的友好交往不仅促进了双方的商贸交往，而且促进了人文、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繁荣了中阿双方的经济，增强了彼此国力，丰富了文化，实现双方共同的互利发展。
（四）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
“没有一种文明可以毫不流动地存续下去：所有文明都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得到丰富”。[9]“文明交往就是某一地缘文化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性”，“就是通过开放性和互动型的动态平衡，不断调整和更新文化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以创造和传承民族文明”。
两宋时期中阿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两大民族都在双方的经贸、文化交往中不断获益、共同提高和进步。虽然最初的丝绸之路只是经贸之路，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双方的交往中，文明、文化的不断交流和传承。
从阿布·菲达的《地理书》和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阿拉伯人已非常了解杭州以及中国的其他城市。伊斯兰教已传入中国，阿拉伯人在杭州建立了清真寺，并有自己专门居住的区域。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到中国的同时，中国的造纸术、针灸学、经络学、炼丹术、临床医学经验也源源不断地输入阿拉伯地区，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其影响从阿拉伯、波斯传向欧洲，改变了中世纪的“黑暗的西方世界”，促进了欧洲近代文明的到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唐宋时期数百年的中阿友好交往历程中，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相互学习，两大文化相互吸收，互补共荣，堪称世界史上人类文明交往的典范。[10] 四、古籍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今天的中阿关系正是双方古籍中关于丝绸之路上中阿历史交往的珍贵记录的延续，后人的研究也都得益于这些古籍所留下的宝贵文献。因此，从阿拉伯古籍中搜寻杭州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中阿交往的文字，向世界讲述中阿文化交流的“丝路故事”，不仅是中阿关系史等历史学科研究的需要，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拓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视野，更是对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根基的考证、中阿文明交往的历史佐证，可以唤醒中阿民众的丝路记忆与丝路情节，弘扬新时代的丝路精神、进一步加深中阿哥方面合作，续写友好互助的新篇章。这种交往对今天中阿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对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都有可借鉴的启示。因此，通过对阿布·菲达的《地理书》一类的古籍的研究，可以得到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体现在：
（一）历史意义
1.维护了世界的稳定，有助于构建多元文明共存的新秩序
中国史书说：“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中世纪是两大文明的极盛时期，也是中阿交往最密切的时期。中国和阿拉伯帝国都是当时大国和强国，中阿关系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局势发展。但事实上，中阿之间并没有武力征服，而是以“和平性、互惠性、包容性为主的交往特征，官民并举的交往态势，丝绸之路为主的交往途径，郑和等先驱践行的和平外交思想，以及中华文明在丝路交往中成长，并因延绵不断的丝路支撑而成为唯一没有断层的最古老的文明等。”[11]因此，中阿之间这种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的友好的交往方式有利于促进当时世界的稳定。
2.促进了双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回顾中阿人民交往历史，我们就会想起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我们的祖先在大漠戈壁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在汪洋大海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甘英、郑和、伊本·白图泰等中阿交流友好使者通过丝绸之路把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地区传播到欧洲，又把阿拉伯 的天文、历法、医药引入到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阿拉伯人把印度的学术著作和中国的造纸术以及在欧洲已经失传的古希腊著作传入西欧，为欧洲的文艺启蒙和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辉煌历史无疑将重新改写。”[11]丝绸之路之所以繁茂，是因为中阿之间不仅仅是丝绸、茶、香料等等生活用品的贸易，更重要的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等四大发明，以及伊斯兰教、佛教、中阿两大文明民族的文明交流。中阿两大民族都在这种交往中不断发展和繁荣。
（二）当代价值
宋朝时期的杭州和阿拉伯国家是中阿和平交往一个很好的典范。这段历史对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和意义。可以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启示，它为当今世界上多元文化、不同文明之间各方面的对话、交流和交往树立了榜样。不仅对“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国和平外交实践与理论建设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还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并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阿文化交流成为不同文明间开展平等交流的典范。[11]展望杭州与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的前景，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开拓双边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1.加强群众性文化的广度
进一步强化和推进双边群众性文化交流， 开展形势多样、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交流项目，如歌舞、杂技、武术、影视艺术和艺术展览等。旨在加强双边民众对彼此文化的认识、了解和喜爱。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文化部都在双方之间举办过多项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例如，受中国文化部委派，由浙江歌舞剧院、浙江曲艺杂技总团联合组成的浙江艺术代表团一行34人参加了2016年1月的第二十二届科威特、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艺术节的演出。在演出中，从民乐到民歌再到民族舞蹈，从国粹文化到吴越文化，全方位的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特色，其中杭州的青年歌唱家还演唱了阿拉伯民歌，引起了全场共鸣，深受阿拉伯国家人民的欢迎。卡塔尔文化大臣和中国文化部部长给予了高度评价。
2.加强专业领域的交流深度
针对不同的专业领域的需求规划和实施交流与合作项目，尤其关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的无形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如思想界、文学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深层交流。
交流层次不仅限于研讨会、交流会，而应落实到刊物和出版物，或共同的研究成果， 如考古挖掘、文物保护、古迹手稿修复技术等。例如阿联酋某出版机构意欲记载郑和航海和中阿交流的历史，与中方合作完成重走郑和路， 最终形成摄影作品、专刊和专著等成果。杭州也一直致力于杭州伊斯兰教的历史进程、阿拉伯回回社区和阿拉伯碑铭的考证和研究工作。
总之，中阿文化在新世纪的交流与合作拥有巨大潜力和前景，我们不应只满足于举办大型热闹的活动， 而应着力加大深层的更加务实的合作，造福于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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