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共和、民主两党候选人争取党内提名的竞争接近摊牌。持激进观点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尽管遭受党内主流的“阻击战”，依然势头强劲，而代表传统意义上的美国体制势力的希拉里等候选人却险象环生，选举前景难卜。
　　这次大选深刻揭示了美国在全球化大潮冲击下，社会割裂，老百姓普遍厌恶政府无能，对美国的未来充满悲观，怀旧情绪浓厚。美国国内政治的混乱和“向后看”，不仅将对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产生影响，而且也将改变美国全球战略优先次序和对外政策。
　　就美国共和党而言，特朗普在许多州攻城掠地，常常赢得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选民支持。许多党内大佬惊呼，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将走向何方？其实，“特朗普现象”更多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非新时代的开始。这表明，美国20世纪中叶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模式和思维已经难以适应21世纪美国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问题了。与其说特朗普代表民粹主义，还不如说他代表了如今弥漫在美国社会的怀旧和悲观情绪。特朗普在大选中不厌其烦传递的核心信息并不是“政府太强势”，而是批评美国治理国家的精英们“太软弱、太无能”，以致美国正在逐步失去世界的领导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内外政策失误很多，从全球反恐战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再到2008年由华尔街肇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的软硬实力均遭到严重打击和削弱。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失去了往日的光环。美国社会进入深刻反思的阶段，对外战略也进入深度调整和收缩周期。民众对政府和体制的不满情绪、社会思潮的变迁，给“特朗普现象”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众多追随者。
　　从美国上世纪后半期的历史看，民主党的辉煌在60年代表现最为突出。当时，经济得到有效治理，监管有序，文化多元自由、蓬勃发展。而共和党的高峰则在80年代。经济高度自由化，美国国际地位和自豪感空前，社会家庭观念和价值观巩固。当前，共和、民主两党选举都围绕着上述成就做文章，让人有隔世之感。
　　美国社会日益碎片化、利益诉求多元，美国政治权力和体制则从集中走向分散，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如何适应这一形势的变化，是共和与民主两党共同的挑战。美国社会共识的裂变，导致了美国政治的极端化、民粹化和激进思潮的涌现。具体来讲，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匪浅，主要体现在经济更加繁荣，个人更加自由，文化更加多元，种族更加包容，技术更加创新，人民有更多选择。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包括对政府体制失去信心，社会秩序和结构被打乱，文化凝聚力下降，许多蓝领工人失去稳定的工作和安全感……这些最终导致政治和道德共识的丧失。虽然，对美国而言，全球化的好处远远大于弊端，但是政治和经济转型带来的痛苦常常引发社会对政府和制度的怀疑和不满。这些社会思潮的碰撞和博弈，在美国大选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是美国必须面对的内部挑战。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国内问题虽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但向传统中寻求的“向后看”思维与要求打破传统“向前看”的主张都呈现着拉锯的格局。新美国需要“新共和党”和“新民主党”思维，已经成为各州两党大选的普遍强烈呼声。
　　这种对美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迷茫和反思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它不仅仅是美国民众对政府和国内政治的重新思考，也必然会透过当选的候选人及其政策思想的落实对美国未来几年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或者说“干扰”实际上已经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初露端倪。由于美国的“块头大”、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无出其右，我们应密切关注其国内政治思潮的变迁。
　　首先，美国目前的战略收缩究竟会走多久、多远？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美国对外战略开始进入战略收缩期，美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洲，其核心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欧洲的乌克兰危机、中东的叙利亚乱局与“伊斯兰国组织”（IS）的崛起，均未打乱美国的战略收缩与调整。原因很清楚，美国的对外战略是以国内支持为基础的，没有这样的支持，美国的对外扩张和海外军事行动都会受到影响。叙利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哪怕踩了奥巴马自己划定的“红线”，美国也裹足不前，始终不肯派地面军队卷入冲突。从其国内政治看，美国战略收缩的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
　　其次，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思想和内顾倾向也会加强并影响其对外政策。新总统上台后，很可能更多关注国内议题，譬如医疗体制、社会福利制度、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说美国将进入“新孤立主义”的“鸵鸟”状态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国际主义”思想会有所退缩。奥巴马任期内达成的伊朗核问题解决协议、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的承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乃至全球治理改革的支持，都有可能遭到挫折或削弱。
　　美国大选跌宕起伏，尚未有定论。现在就对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下结论为时尚早，需要继续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