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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仔敲开商业大门
1989年，出生于四川自贡富顺县一个小山村的邓申伟背井离乡，来到北京打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第一股创业潮，正带动了第一股打工潮。经济相对落后的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数以万计的四川打工仔奔赴“北上广”地区打工。17岁的邓申伟只是其中一员。
和叔叔一起在北京市昌平区物资局当搬运工的他，每天要背500张层板，每张工钱6分，一天赚30元，但却要一直忙到次日凌晨三点，最后累得整个人都散架了。
那些苦闷的夜晚，年轻的邓申伟总是眉头紧锁地望着天花板，脑海里反复激荡着一个问题：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机会不期而至。由于干活卖力，邓申伟深得物资局木材公司尹书记的赏识。1993年，尹书记让邓申伟承包了一辆东风货车，主要承接木材公司的生意，从东北拉木料到北京。一年下来，邓申伟挣了20多万元。
24岁，有了20多万元的现金，邓申伟一下子就飘了起来。听说四川老家有不少老板给五粮液供货、卖饲料发了财，他决定不再当货车司机，回老家收高粱倒卖给五粮液。为了绷足衣锦还乡的派头，他一口气买了一辆4万多元的北京吉普，一部1万多元的大哥大，还加一部传呼机挂在腰上。好笑的是，传呼机两三天没人呼，他就自己打电话呼自己，“这玩意儿还真能响！”
邓申伟神气十足地回到老家收高粱，谁知由于缺乏经营经验，忽略了农民赊账问题，他的资金链很快就断掉了，把车卖了都补不了窟窿。一夜回到解放前，他欲哭无泪。
一切只能从头开始。邓申伟不得不来到富顺县城打工。最艰难的时候，他帮人开修路用的翻斗车，一周回不了家，累得只有趁堵车的时候睡觉。他的妻子则在车站摆个烟摊养家糊口。
终于，靠着自己的积蓄和亲朋好友的支持，夫妇二人分别做起了出租车和皮具店的生意。两三年后，夫妇两人又有了三四十万元的积攒。而这个开在偏僻小城的皮具店，则为邓申伟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1998年，邓申伟决定再赌一把，投资50万元开一家火锅店。辛苦多年家境才好转过来，现在突然要开从未涉足过的火锅店，亲朋好友们都觉得，他一定是疯了。
邓申伟并没有头脑发热，经验教训使他变得越来越理性。前期，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选择店址搞好装修，请来了重庆的火锅师傅，取名为“重庆鲜鳝鱼火锅城”。开业之前，他找到老年秧歌队，请他们连续三天敲锣打鼓从东门走到西门，报酬是免费的火锅。
与此同时，他机灵地找到刚刚进入富顺急于打开市场的华润蓝剑啤酒，以只卖他们的啤酒为条件，换来了开业前三天每天免费供应200件的优惠，足以支持“开业三天酒水免费”的酬宾活动。
这些营销策略虽然如今已是屡见不鲜，但在当时仍是让小城的人们眼前一亮，迅速使火锅店在当地蹿红，40张桌子每晚几乎要翻4次台。仅三个月，他的火锅店就赚了50万元。
第二年，在云南朋友的鼓动下，邓申伟将餐饮生意做到了昆明，同样大获成功。在经历了最原始的生意洗礼后，邓申伟终于敲到了现代商业文明的大门。
做皮具顺风顺水
2002年秋天，邓申伟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弟弟在昆明开了三家某皮具品牌的加盟店，生意还不错的时候，这个皮具品牌总部资金链出了问题，通知不再向加盟店供货。弟弟一时六神无主，找到了邓申伟。
邓申伟无法袖手旁观了。多年来摸爬滚打得来的商业经验，又使他开始冷静分析起来：餐饮业的供应链难以管理，不容易发展壮大，且当时的小天鹅、苏大姐、德庄和谭鱼头等川渝品牌业已形成气候，市场相对饱和。而当时的皮具市场，高端是LV、古驰等奢侈品牌，中端基本被舶来品占据，而低端则充斥着大量的杂牌皮具，没有一家中国人自己的皮具品牌。这其中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邓申伟毫不犹豫地将餐饮生意交托给朋友打理，转身进军皮具生意。可是，怎样才能先让弟弟的店起死回生呢？
首先是解决货源问题，邓申伟从广州请来几个做皮具的老匠人，开了一个皮具小厂房，为昆明的三家门店供货，针对云南当地少数民族人群多的情况，主打具有原始民族风格的女包产品，单品均价定为150～300元。
紧接着，为了在众多看似洋味十足实为杂牌的同行中鹤立鸡群，邓申伟决定启用具有中国风特色的品牌。一瞬间的灵感，“红谷”二字跃然纸上。“简单好记又有民族风情，让人联想到山谷中朝阳初升的意境。”
与此同时，他将店面装修统一改为返璞归真的民族风格，甚至把“红谷”两字刻在原木板上当招牌。这样一来，红谷的店面在昆明青年路林立的商铺中显得别具一格，很容易脱颖而出。
市场逐渐验证了邓申伟的分析，带有民族风的红谷逐渐被消费者接受。一个店每天能卖十几个包包，营收3000多块，一个月下来营收达到八九万元。原本还有些忐忑的邓申伟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路子找对了，就要快马加鞭！”
为了实现连锁发展，他连夜赶制了十几本用于招商的小册子，上面印着像模像样的宣传语“来自异域风情，点缀自我风采”以及招商电话。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将小册子放在店铺里守株待兔。没想到第二天就带来一个来自云南省文山市的咨询电话。
打电话的人名叫张洋，当年22岁的他从老家文山来到昆明，寻思着找点什么生意到老家去做。接到电话的邓申伟激动不已，他连忙告诉张洋，自己连夜赶来。
两人一碰面，张洋还没来得及尽地主之谊招待一番，邓申伟便拉着他直奔当地的商业街看店，累了就在张洋家里的地板上铺张凉席打个盹，最终圈定了两三个铺面。
张洋被邓的真诚打动了。后来，他不但在文山开了4家店，还因业绩突出被邓申伟请到公司来助一臂之力。
在初期的市场拓展战场上，邓申伟几乎都是这样冲到前线，亲自上阵。除了在选址、营销上给加盟商提建议，他甚至还帮助加盟商一起装修，细致到亲自动手刻招牌上的字。这种认真责任的态度感染了很多加盟商和跟随者。 2003年，红谷加盟店达到40多家，涉足云南、贵州和山东三省，同时设立了昆明海兴工厂，从生产端支撑起渠道扩张。这一年红谷年销售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一切似乎顺风顺水。
重改革转危为安
2004年，邓申伟把总部和工厂都搬到了广州永兴，利用当地的皮具产业集群优势，扩大了生产规模。在渠道上，红谷开始启用走时尚明快路线的第二代店铺装修方案，并向湖南、河北等地扩张，店铺数量达到了400多家。
然而，风暴往往发轫于被忽视的地方。供应链管理成了红谷木桶那块漏水的短板。2005年，邓申伟猛然发现，红谷的库存积压竟然达到了七八千万元之多！资金链断裂的声音几乎在他耳边响起，更严重的是，扩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被引发出来。
所有的压力都向邓申伟袭来，他深知，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土崩瓦解，要么活下来就有希望。可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仔细梳理供应链后，邓申伟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红谷的供应链早已乱作一团！
原来，初创以来，红谷一直采取铺货制，这种制度省去了加盟商在品种选择上的精力，使其不会因为盲目订货而导致资金和库存压力，可以很快地铺开渠道、抢占市场。
但是，红谷总部的管理团队远离一线，并没有对市场需求做出详细的分析，进而造成盲目下单，有些畅销款订单不足、长期缺货，有些滞销款却越积越多，造成库存压力。更好笑的是，有时候补订单，100个不够，就直接在后面加个零。
当时，红谷的供应链信息沟通极为不畅，人工统计数据的方式也很落后。一方面市场需求变化很快，另一方面工厂生产又需要较长的周期，这样一来，销售预估和生产排单几乎是一团乱麻。
到2005年底，严重的库存积压造成的资金占用，使得红谷已经没有钱给员工发工资了！万般无奈之下，邓申伟不得不向云南一个做餐饮生意的朋友借来几十万元渡过难关。
痛定思痛的邓申伟立即组织人手，统计积压货品和已下订单未发货的数量，对已下订单未生产的货品进行控制，然后在终端推行捆绑销售的促销政策，比如买一个女包送一条皮带，或者送一个钱夹，推动了正品的销售，使毛利率下降，净利率提升。
紧接着，他将“铺货制”改为“订货制”，变原先的“生产驱动型”为“市场驱动型”。红谷总部每个季度召开订货会，今年春季发布今年秋的新品，今年秋季发布明年春季的新品，按照这样一个周期，加盟商根据当地的消费习惯、以往的销售数据以及对流行趋势的把握，选择订货的款式与数量，顺利实现从以产定销到以销定产的重大转变。
这样一来，公司发货总数即为销售总数，总部能够更准确地掌控生产与库存总量，极大地纾缓了库存压力。
接下来，他在公司内部组建了供应链管理部门，专门负责衔接前端门店和后端工厂之间的订单。另外，为了加强供应链上的信息沟通，他斥资200万元请来专业IT团队，为红谷量身打造了一套先进的ERP系统，同时在每个专卖店装上ERP的终端POS管理系统，让总部实时掌握一线销售信息。
在具体实践中，他总结出了一套“定、销、存、补、平、调、促、清、退”商品流管理九字真经，各环节都有市场实时数据作为参考，还开通机动车间缩短畅销款补单周期，决策和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两年里，通过一连串的组合拳改革，红谷逐渐缓解了致命的库存压力。红谷的商品存销比从2005年的6：1降至2007年的不到3：1。同时，2006年，按照现代化、信息化标准建设的广州江高工厂建成投产，700多家店铺带来了三个亿的年销售额。
坚持不懈屡创奇迹
2006年之前，红谷在丽江一共投资200万元开了四家店，一直在盈亏平衡点上打转，当地的经理总抱怨，丽江市场太小，支撑不了四家店的销售额。他来到丽江仔细考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丽江的店铺数量太少了，还应该多开店！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中，邓申伟重新在丽江布局，多开店开大店。
奇迹出现了，随着一家家新增红谷店铺的落地，丽江地区的总业绩开始节节攀升。邓申伟还发现，即使到了晚上11点，丽江的街道上依然游人如织，这时候人们的消费能力甚至更强。他尝试着将丽江门店的打烊时间，从晚上九点延迟到十一点，员工工作时间相应地从通班制改为倒班制，得到的结果竟然是，延长的这两个小时的业绩达到了以前一整天的水平，这意味着单店效益直接翻了一番！
至今，红谷在丽江已发展到11家门店，单店最高年销售额更是达到400多万元，丽江市场也成为红谷在全国小城市中最好的市场之一。邓申伟这种“一街多店协同增效”的战术，逐渐在红谷其他市场铺开，相继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信息化的供应链系统，加上极具营销战斗力的终端，内外兼修的红谷驶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2008年，投资两个亿的四川自贡生产基地投产，红谷全国门店突破1000家，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
2009年，邓申伟说服几个创始股东拿出15%的股份预留为员工股，用“金手铐”稳定住了高层团队。他说：“这些年来的成绩，高层团队居功至伟，他们有资格分享公司成长的红利，这也是家伙伴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如今，红谷企业已顺利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以邓申伟为首的投资者团队和以张洋为核心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相得益彰。邓申伟得以从红谷的具体经营中解放出来，思考更大的世界。在他的胸中，占地300亩的国际物流商贸城的蓝图日渐清晰，而另一位创始股东牟德彬任红谷监事会主席，也淡出红谷管理，如今已成为业界颇有名气的投资人。除了重大决策，所有的股东不再参与红谷皮具的日常经营，放手让80后少帅张洋纵马驰骋。
2012年是红谷的第10年。在邓申伟的战略规划里，过去两个五年的目标，分别是生存与提升，而下一个五年的目标，则是真正的品牌腾飞，“未来五年后，如果一提到女包，消费者脑海中，能立即联想到红谷，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2012年春节，邓申伟一家从广州开车出发来到长沙，大年三十赶到石家庄过年。初一初二又赶赴北京、天津，初五赶到了南京，初六从南京到南昌，初七返回广州上班。“走到哪个市场，就在哪里过年”已经成为邓家过年的传统。
莫说青山多障碍，“农民企业家”邓申伟仍然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勇前行，红谷皮匠的传奇还在继续。（编辑/晴川）
1989年，出生于四川自贡富顺县一个小山村的邓申伟背井离乡，来到北京打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内第一股创业潮，正带动了第一股打工潮。经济相对落后的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数以万计的四川打工仔奔赴“北上广”地区打工。17岁的邓申伟只是其中一员。
和叔叔一起在北京市昌平区物资局当搬运工的他，每天要背500张层板，每张工钱6分，一天赚30元，但却要一直忙到次日凌晨三点，最后累得整个人都散架了。
那些苦闷的夜晚，年轻的邓申伟总是眉头紧锁地望着天花板，脑海里反复激荡着一个问题：我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机会不期而至。由于干活卖力，邓申伟深得物资局木材公司尹书记的赏识。1993年，尹书记让邓申伟承包了一辆东风货车，主要承接木材公司的生意，从东北拉木料到北京。一年下来，邓申伟挣了20多万元。
24岁，有了20多万元的现金，邓申伟一下子就飘了起来。听说四川老家有不少老板给五粮液供货、卖饲料发了财，他决定不再当货车司机，回老家收高粱倒卖给五粮液。为了绷足衣锦还乡的派头，他一口气买了一辆4万多元的北京吉普，一部1万多元的大哥大，还加一部传呼机挂在腰上。好笑的是，传呼机两三天没人呼，他就自己打电话呼自己，“这玩意儿还真能响！”
邓申伟神气十足地回到老家收高粱，谁知由于缺乏经营经验，忽略了农民赊账问题，他的资金链很快就断掉了，把车卖了都补不了窟窿。一夜回到解放前，他欲哭无泪。
一切只能从头开始。邓申伟不得不来到富顺县城打工。最艰难的时候，他帮人开修路用的翻斗车，一周回不了家，累得只有趁堵车的时候睡觉。他的妻子则在车站摆个烟摊养家糊口。
终于，靠着自己的积蓄和亲朋好友的支持，夫妇二人分别做起了出租车和皮具店的生意。两三年后，夫妇两人又有了三四十万元的积攒。而这个开在偏僻小城的皮具店，则为邓申伟后来的人生埋下了伏笔。
1998年，邓申伟决定再赌一把，投资50万元开一家火锅店。辛苦多年家境才好转过来，现在突然要开从未涉足过的火锅店，亲朋好友们都觉得，他一定是疯了。
邓申伟并没有头脑发热，经验教训使他变得越来越理性。前期，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选择店址搞好装修，请来了重庆的火锅师傅，取名为“重庆鲜鳝鱼火锅城”。开业之前，他找到老年秧歌队，请他们连续三天敲锣打鼓从东门走到西门，报酬是免费的火锅。
与此同时，他机灵地找到刚刚进入富顺急于打开市场的华润蓝剑啤酒，以只卖他们的啤酒为条件，换来了开业前三天每天免费供应200件的优惠，足以支持“开业三天酒水免费”的酬宾活动。
这些营销策略虽然如今已是屡见不鲜，但在当时仍是让小城的人们眼前一亮，迅速使火锅店在当地蹿红，40张桌子每晚几乎要翻4次台。仅三个月，他的火锅店就赚了50万元。
第二年，在云南朋友的鼓动下，邓申伟将餐饮生意做到了昆明，同样大获成功。在经历了最原始的生意洗礼后，邓申伟终于敲到了现代商业文明的大门。
做皮具顺风顺水
2002年秋天，邓申伟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弟弟在昆明开了三家某皮具品牌的加盟店，生意还不错的时候，这个皮具品牌总部资金链出了问题，通知不再向加盟店供货。弟弟一时六神无主，找到了邓申伟。
邓申伟无法袖手旁观了。多年来摸爬滚打得来的商业经验，又使他开始冷静分析起来：餐饮业的供应链难以管理，不容易发展壮大，且当时的小天鹅、苏大姐、德庄和谭鱼头等川渝品牌业已形成气候，市场相对饱和。而当时的皮具市场，高端是LV、古驰等奢侈品牌，中端基本被舶来品占据，而低端则充斥着大量的杂牌皮具，没有一家中国人自己的皮具品牌。这其中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邓申伟毫不犹豫地将餐饮生意交托给朋友打理，转身进军皮具生意。可是，怎样才能先让弟弟的店起死回生呢？
首先是解决货源问题，邓申伟从广州请来几个做皮具的老匠人，开了一个皮具小厂房，为昆明的三家门店供货，针对云南当地少数民族人群多的情况，主打具有原始民族风格的女包产品，单品均价定为150～300元。
紧接着，为了在众多看似洋味十足实为杂牌的同行中鹤立鸡群，邓申伟决定启用具有中国风特色的品牌。一瞬间的灵感，“红谷”二字跃然纸上。“简单好记又有民族风情，让人联想到山谷中朝阳初升的意境。”
与此同时，他将店面装修统一改为返璞归真的民族风格，甚至把“红谷”两字刻在原木板上当招牌。这样一来，红谷的店面在昆明青年路林立的商铺中显得别具一格，很容易脱颖而出。
市场逐渐验证了邓申伟的分析，带有民族风的红谷逐渐被消费者接受。一个店每天能卖十几个包包，营收3000多块，一个月下来营收达到八九万元。原本还有些忐忑的邓申伟一下子兴奋了起来：“路子找对了，就要快马加鞭！”
为了实现连锁发展，他连夜赶制了十几本用于招商的小册子，上面印着像模像样的宣传语“来自异域风情，点缀自我风采”以及招商电话。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他将小册子放在店铺里守株待兔。没想到第二天就带来一个来自云南省文山市的咨询电话。
打电话的人名叫张洋，当年22岁的他从老家文山来到昆明，寻思着找点什么生意到老家去做。接到电话的邓申伟激动不已，他连忙告诉张洋，自己连夜赶来。
两人一碰面，张洋还没来得及尽地主之谊招待一番，邓申伟便拉着他直奔当地的商业街看店，累了就在张洋家里的地板上铺张凉席打个盹，最终圈定了两三个铺面。
张洋被邓的真诚打动了。后来，他不但在文山开了4家店，还因业绩突出被邓申伟请到公司来助一臂之力。
在初期的市场拓展战场上，邓申伟几乎都是这样冲到前线，亲自上阵。除了在选址、营销上给加盟商提建议，他甚至还帮助加盟商一起装修，细致到亲自动手刻招牌上的字。这种认真责任的态度感染了很多加盟商和跟随者。 2003年，红谷加盟店达到40多家，涉足云南、贵州和山东三省，同时设立了昆明海兴工厂，从生产端支撑起渠道扩张。这一年红谷年销售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一切似乎顺风顺水。
重改革转危为安
2004年，邓申伟把总部和工厂都搬到了广州永兴，利用当地的皮具产业集群优势，扩大了生产规模。在渠道上，红谷开始启用走时尚明快路线的第二代店铺装修方案，并向湖南、河北等地扩张，店铺数量达到了400多家。
然而，风暴往往发轫于被忽视的地方。供应链管理成了红谷木桶那块漏水的短板。2005年，邓申伟猛然发现，红谷的库存积压竟然达到了七八千万元之多！资金链断裂的声音几乎在他耳边响起，更严重的是，扩张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被引发出来。
所有的压力都向邓申伟袭来，他深知，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土崩瓦解，要么活下来就有希望。可是，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仔细梳理供应链后，邓申伟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红谷的供应链早已乱作一团！
原来，初创以来，红谷一直采取铺货制，这种制度省去了加盟商在品种选择上的精力，使其不会因为盲目订货而导致资金和库存压力，可以很快地铺开渠道、抢占市场。
但是，红谷总部的管理团队远离一线，并没有对市场需求做出详细的分析，进而造成盲目下单，有些畅销款订单不足、长期缺货，有些滞销款却越积越多，造成库存压力。更好笑的是，有时候补订单，100个不够，就直接在后面加个零。
当时，红谷的供应链信息沟通极为不畅，人工统计数据的方式也很落后。一方面市场需求变化很快，另一方面工厂生产又需要较长的周期，这样一来，销售预估和生产排单几乎是一团乱麻。
到2005年底，严重的库存积压造成的资金占用，使得红谷已经没有钱给员工发工资了！万般无奈之下，邓申伟不得不向云南一个做餐饮生意的朋友借来几十万元渡过难关。
痛定思痛的邓申伟立即组织人手，统计积压货品和已下订单未发货的数量，对已下订单未生产的货品进行控制，然后在终端推行捆绑销售的促销政策，比如买一个女包送一条皮带，或者送一个钱夹，推动了正品的销售，使毛利率下降，净利率提升。
紧接着，他将“铺货制”改为“订货制”，变原先的“生产驱动型”为“市场驱动型”。红谷总部每个季度召开订货会，今年春季发布今年秋的新品，今年秋季发布明年春季的新品，按照这样一个周期，加盟商根据当地的消费习惯、以往的销售数据以及对流行趋势的把握，选择订货的款式与数量，顺利实现从以产定销到以销定产的重大转变。
这样一来，公司发货总数即为销售总数，总部能够更准确地掌控生产与库存总量，极大地纾缓了库存压力。
接下来，他在公司内部组建了供应链管理部门，专门负责衔接前端门店和后端工厂之间的订单。另外，为了加强供应链上的信息沟通，他斥资200万元请来专业IT团队，为红谷量身打造了一套先进的ERP系统，同时在每个专卖店装上ERP的终端POS管理系统，让总部实时掌握一线销售信息。
在具体实践中，他总结出了一套“定、销、存、补、平、调、促、清、退”商品流管理九字真经，各环节都有市场实时数据作为参考，还开通机动车间缩短畅销款补单周期，决策和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
两年里，通过一连串的组合拳改革，红谷逐渐缓解了致命的库存压力。红谷的商品存销比从2005年的6：1降至2007年的不到3：1。同时，2006年，按照现代化、信息化标准建设的广州江高工厂建成投产，700多家店铺带来了三个亿的年销售额。
坚持不懈屡创奇迹
2006年之前，红谷在丽江一共投资200万元开了四家店，一直在盈亏平衡点上打转，当地的经理总抱怨，丽江市场太小，支撑不了四家店的销售额。他来到丽江仔细考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丽江的店铺数量太少了，还应该多开店！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中，邓申伟重新在丽江布局，多开店开大店。
奇迹出现了，随着一家家新增红谷店铺的落地，丽江地区的总业绩开始节节攀升。邓申伟还发现，即使到了晚上11点，丽江的街道上依然游人如织，这时候人们的消费能力甚至更强。他尝试着将丽江门店的打烊时间，从晚上九点延迟到十一点，员工工作时间相应地从通班制改为倒班制，得到的结果竟然是，延长的这两个小时的业绩达到了以前一整天的水平，这意味着单店效益直接翻了一番！
至今，红谷在丽江已发展到11家门店，单店最高年销售额更是达到400多万元，丽江市场也成为红谷在全国小城市中最好的市场之一。邓申伟这种“一街多店协同增效”的战术，逐渐在红谷其他市场铺开，相继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信息化的供应链系统，加上极具营销战斗力的终端，内外兼修的红谷驶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2008年，投资两个亿的四川自贡生产基地投产，红谷全国门店突破1000家，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
2009年，邓申伟说服几个创始股东拿出15%的股份预留为员工股，用“金手铐”稳定住了高层团队。他说：“这些年来的成绩，高层团队居功至伟，他们有资格分享公司成长的红利，这也是家伙伴企业文化的一部分。”
如今，红谷企业已顺利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以邓申伟为首的投资者团队和以张洋为核心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相得益彰。邓申伟得以从红谷的具体经营中解放出来，思考更大的世界。在他的胸中，占地300亩的国际物流商贸城的蓝图日渐清晰，而另一位创始股东牟德彬任红谷监事会主席，也淡出红谷管理，如今已成为业界颇有名气的投资人。除了重大决策，所有的股东不再参与红谷皮具的日常经营，放手让80后少帅张洋纵马驰骋。
2012年是红谷的第10年。在邓申伟的战略规划里，过去两个五年的目标，分别是生存与提升，而下一个五年的目标，则是真正的品牌腾飞，“未来五年后，如果一提到女包，消费者脑海中，能立即联想到红谷，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2012年春节，邓申伟一家从广州开车出发来到长沙，大年三十赶到石家庄过年。初一初二又赶赴北京、天津，初五赶到了南京，初六从南京到南昌，初七返回广州上班。“走到哪个市场，就在哪里过年”已经成为邓家过年的传统。
莫说青山多障碍，“农民企业家”邓申伟仍然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勇前行，红谷皮匠的传奇还在继续。（编辑/晴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