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简 介
贾克林（1917-2016），四川绵阳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看护员、军委机关延安保育院保育员、新四军4师卫生员、民运干事、三野司令部管理处管理员、浙江省军区后勤部保密员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四方面军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7年荣立三等功一次。1955年和1988年分别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6年1月12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9岁（正师职离休干部）。
2016年1月12日，当新年的钟声回荡在神州大地之际，我亲爱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9岁。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生中最喜欢唱的就是那首陕北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鸡娃子那个叫来狗娃子儿咬，我那当红军的哥哥哟嗬呵回来哟嗬了……我的红军哥哥儿跟的是共产党……”延安，留给母亲的记忆令她终生难以忘怀。在那里，她为毛主席洗过衣服；在那里，她照料过开国领袖及元勋们的子女；在那里，她与毛主席的警卫员，也是老红军的父亲赵明才相识相知相恋，结成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见证了母亲的青春岁月和无悔年华。
风雪征程
母亲贾克林191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早年家里穷，父母被迫将只有十几岁的她送到地主家当童养媳。“地主很凶，每天只给我吃地瓜，还经常用鞭子抽打我。后来我终于逃了出去，跑了20多公里路，到了中坝，找到红军大部队，成了一名红军战士。”晚年的母亲回忆道。
父亲赵明才也是四川人，虽然他的家乡宣汉与母亲的家乡绵阳相距近千里，但两人十分有缘。他们俩都出生于1917年，属蛇；两人都在1933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又都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是，父亲的“福气”比母亲好。1935年6月，长征途中，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父亲被交流到一方面军去了，而且分配在中央警卫营任防空排长，后调到毛主席警卫班贴身保卫毛主席。而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卫生员的母亲可就苦了！两爬雪山，三过草地，最后随西路军出征河西，浴血奮战，九死一生，和幸存的战友历尽磨难回到了延安。
晚年的母亲经常给我们讲起那段峥嵘岁月。她说，作为长征的幸存者，尤其是仅有的几位尚健在的女红军之一，她有义务、有责任把长征的故事告诉年轻人。
母亲说那时真是艰苦，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追击，风餐露宿，没吃没喝，衣服烂了，没换的，有的女同志甚至打个草帘子围在腰上遮羞……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只能吃皮带、树皮、草根。“把草根上的污泥擦干净，直接放进嘴里嚼，味道还有点甜。”她一边回忆，一边比划着说。
爬雪山时由于空气稀薄，腿发软，稍不留神就会滚下山，掉进深谷。夜里，大雪纷飞，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头发、眉毛都结了冰。有的战友被冻死在雪地，长眠在那里。有一天，母亲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不小心摔下了坡，战友们都以为她不行了，没想到她最终抓着马的尾巴爬了上来，追上了队伍。母亲说，连马都同情她们！因为一般马是不让人抓它的尾巴的，会踢人。
虽然生活艰苦，战斗频繁，但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她们觉得在革命大家庭里十分幸福，比在家受剥削压迫，挨地主老财打骂强百倍！
母亲说她们过了3次草地。由于兵员损失多，母亲既当卫生员又当炊事员。原先背锅的战友牺牲了，母亲就接替她背了一口跟自己身高差不多的大锅。有一次在战斗中，她突然感觉后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直到战斗结束队伍休整时，她才发现她身上背着的大锅被一枚子弹差点打穿。是这口锅救了母亲的命。
而母亲的许多战友可没她那么幸运。她的教导员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伤员，胸部被子弹打了一个碗口大的窟窿，鲜血直喷，当场牺牲！在看护班里有一个比母亲大两岁的四川籍女战士，名叫刘香，是个共产党员。她身高体壮，特别能吃苦，身上背的东西比其他人都多。姐妹们喜欢跟她开玩笑，用编排四川军阀刘湘的歌谣唱她：“盒子枪打刘湘，一枪打在胯胯上，看你缴枪不缴枪？”她听了憨厚地笑笑，一点都不恼。可惜，在过草地时，刘香陷入沼泽地，泥水很快淹没了她的身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向试图救自己的小姐妹们一个劲儿地摆手：“不要管我，快走！”她鼓励同志们：“一定要走出草地，革命一定会成功！”每当提及此事，母亲总是泪流满面……
最使母亲难忘的是，在过草地时她同8个四川小女兵轮流抬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负了重伤的团长。但他最终没能走出草地，在牺牲前他把随身携带的一支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交给母亲，让她带出草地。母亲信守烈士的嘱托，一直随身带着这把枪，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1978年6月，母亲将这把珍藏了40多年的烈士遗物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后人永远铭记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而关于西路军孤军奋战兵败河西的悲壮故事母亲则很少谈起。往事不堪回首，这是她心中永远的痛。难得的一次说起西征，还是她的老战友，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连长的赵兰妈妈来看她时谈起的。妈妈们说，西征路上吃的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几倍于己的马家军对我西路军进行残酷的“围剿”。妇女团在一次掩护医院转移途中，遭遇马家军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女兵们与马匪刀对刀、枪对枪地搏杀，直到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烈士的鲜血把祁连山脉的冰雪都染红了……
那是多么悲壮的战斗啊！在苍凉的黄土地上，少粮缺弹、身材瘦弱的女兵们，面对的是身高体壮、凶残野蛮的西北匪军，子弹打光了拼大刀，大刀拼断了拉响手榴弹……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女战士用大刀连砍了6个敌人，最后倒在血泊里！连马家军也惊呼：“南蛮子厉害！红军厉害！”
血债必须血来还！解放战争后期，妈妈虽身在华东战场，但她和许多西路军战友时刻关注着西北战场的战况。希望第一野战军的战友歼灭马匪军，为死难的西路军兄弟姐妹报仇雪恨！ 从母亲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军旅生涯中，我深深感受到她所荣获的“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那沉甸甸的分量！
延安往事
1937年春，母亲和妇女团少数姐妹历经坎坷，九死一生回到延安。经过例行审查，她被分在了军委洗衣班，负责为中央首长洗衣服。
那时父亲赵明才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员，经常拿着主席的衣服去洗衣班，有时偷懒把自己的脏衣服也放在一起让母亲她们洗。母亲公事公办，毫不客气地叫他拿肥皂来。那时延安物资非常匮乏，给中央领导洗衣物的肥皂也是定量的。一来二去，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在延安期间，母亲经常能见到毛主席，还有康克清、邓颖超、刘英（张闻天的夫人）、何连芝（董必武的夫人）等，她们个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首长夫人的架子。
母亲与四方面军的老战友王定国（谢觉哉的夫人）、何子友（新四军副总参谋长周子昆烈士的夫人）、赵兰（曾任红四军妇女独立团连长）等交往甚密，解放后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1937年秋，抗战全面爆发。我军高级将领纷纷奔赴抗战前线，他们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穷人家本来就缺吃少穿，多一个孩子势必增加负担，照顾不过来，有的孩子病死了，有的被弄丢了，甚至发生过孩子从炕上掉到开水锅里烫死的事。为解除孩子父母的后顾之忧，军委决定成立延安保育院，集中管理这些革命后代，使他们的父母安心在前线打仗。母亲就这样被选调到延安保育院工作。
母亲说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担当的，要经过严格挑选。上级规定必须是共产党员和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老同志，并发誓用生命保护首长和烈士的后代。孩子们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不许任何人打听孩子的父母是谁。
岁月留痕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新四军。一天，父亲陪主席散步时对主席说自己想跟随南方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主席听后，诙谐地说：“是吃不惯黑豆小米想回南方吃大米吧？行，有机会我就叫你回南方。”不久，军委作战部副部长聂鹤亭（开国中将）调新四军工作，临行前来向主席告别，主席就叫我父亲负责聂部长的安全保卫工作，跟他去新四军。谁知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情况有变，周恩来命令聂鹤亭返回延安，父亲告诉周副主席：“是毛主席叫我到新四军的。”于是，办事处另派警卫员护送聂鹤亭回到了延安。
1937年底，新四军在汉口宣布成立。1938年初，军部移至南昌。在南昌，“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牌子是我父亲挂上去的。后来父亲跟着张云逸、赖传珠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又躲过了皖南事变一劫。皖南事变后，母亲也从延安调到新四军工作，在苏北盐城他们重逢了。
他们向组织上递交了结婚报告，因不够条件（那时结婚的条件是25岁，8年革命资历，团级干部，俗称“258团”），他们只符合一项，最后考虑到两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签字批准他们结婚。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母亲担任新四军四师、华野司令部民运干事，因工作出色，于1947年荣立三等功一次。由于长期处于恶劣环境中，母亲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病，经久不愈，备受煎熬，最后还是在山东军区时由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治愈的。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父亲曾两次脱下军装又穿上军装。第一次是在1942年雷贯集战斗中，父亲胸部负重伤，伤愈后转业到由方毅任专员的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油坊（为部队提供食油），担任经理。他和母亲种菜养鸡，过起了悠闲的农家生活。但没过多久，张云逸副军长路过油坊时认出父亲，问明情况，二话不说连人带鸡带回军部。父亲又穿上军装，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连连长、保卫副官，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中，父亲的老首长赖传珠调东北工作，父亲执意要跟老首长去东北，最后被一纵司令员叶飞拉了回来，说父亲是个不要老婆孩子的人，并说赖政委走前有交待，问父亲想干什么工作。那时鬼子刚投降，新四军接收了大批汽车，一纵成立了汽车大队，是我军较早的成建制的汽车部队。父亲那时年轻，喜爱接受新生事物，就要求去汽车大队，并当了大队长。汽车队的师傅是日本战俘，父亲很快学会了开汽车且技术一流。解放后一直保留着部队、地方两种驾驶执照，60年代他的地方驾驶证是杭州市00001号。
第二次是在1959年，父亲从浙江省军区后勤部转业到浙江省武装警察总队，在这里，他再一次给来杭的毛主席担任了警卫。那是1960年，毛主席来杭州，秘书叶子龙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并把他带到主席面前，主席居然也一眼就认出了20多年前那个“要去南方吃大米”的小赵。
父亲激动地向主席报告：我又归队了！主席亲切地询问了他这些年的情况，包括家庭、孩子……父亲这时也顾不得警卫纪律，提出女儿想见见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欣然同意了。于是正在上中学的17岁的大姐金琳幸运地见到了毛主席，并与主席面对面谈话，主席还抓起茶几上的糖给她吃。这幸福的时刻成为姐姐今生最美好的记忆。后来姐姐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成为部队的一名文艺工作者。当年大姐见毛主席时所穿的棉袄母亲保存至今……
1968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沈阳军区、南京军区干部学习班成员。在休息厅等待接见时，张耀祠发现了父亲，便把他拉进休息厅喝茶，凑巧主席经过休息厅，又认出了我父亲。主席询问了父亲的近况，并要他认真学习……
1955年，部队搞正规化建设，红军女干部因年纪普遍偏大，且文化水平低，大部分脱下了军装，母亲也依依不舍地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军营。据说毛主席当时并不知情，后来知道了，下了指示：把女红军全部召回部队。于是母亲在70年代重新穿上了军装。根据军委指示，老红军不管是战士还是马夫一律享受正师职待遇。
母亲一直保持着红军艰苦朴素的本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衣服。但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给希望工程、失学儿童捐款她从不落下。电视里每每播放反腐新闻，她都要站起来拍手称快！
几年前的一天，母亲外出买菜，在菜市场门口被一辆汽车碰倒。围观者抓住车主不放，又叫来了救护车和干休所的领导。哪想到，不一会儿，母亲自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若无其事地说：“是我自己没站稳，人家开车挣点钱不容易，大家可别难为他了。”此后，邻居们对她的称呼从“快100岁的老红军”变成了“那个被撞倒后自个儿站起来的老太太”。
2005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母亲被列入《长征女红军巾帼英雄纪念邮票》80人之一。2007年建军80周年，她的业绩被收入了《开国将士风云录》（第3卷）。《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这样评价母亲：“战争年代，您是出生入死在炮火中救护伤员的白衣天使，又是电影《啊，摇篮》中所描述的对烈士子弟亲如骨肉，抚育他们成长的保育员，更是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优秀民运干事……女红军战士贾克林，不愧是开国将士、女中豪杰！不愧是巾帼英雄，党的好女儿！”
吃水不忘挖井人，红军精神代代传。历史将永远铭记母亲她们这代红军妈妈的不朽功绩！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
贾克林（1917-2016），四川绵阳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后方总医院看护员、军委机关延安保育院保育员、新四军4师卫生员、民运干事、三野司令部管理处管理员、浙江省军区后勤部保密员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四方面军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7年荣立三等功一次。1955年和1988年分别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6年1月12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9岁（正师职离休干部）。
2016年1月12日，当新年的钟声回荡在神州大地之际，我亲爱的母亲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9岁。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生中最喜欢唱的就是那首陕北民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鸡娃子那个叫来狗娃子儿咬，我那当红军的哥哥哟嗬呵回来哟嗬了……我的红军哥哥儿跟的是共产党……”延安，留给母亲的记忆令她终生难以忘怀。在那里，她为毛主席洗过衣服；在那里，她照料过开国领袖及元勋们的子女；在那里，她与毛主席的警卫员，也是老红军的父亲赵明才相识相知相恋，结成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见证了母亲的青春岁月和无悔年华。
风雪征程
母亲贾克林1917年出生于四川绵阳，早年家里穷，父母被迫将只有十几岁的她送到地主家当童养媳。“地主很凶，每天只给我吃地瓜，还经常用鞭子抽打我。后来我终于逃了出去，跑了20多公里路，到了中坝，找到红军大部队，成了一名红军战士。”晚年的母亲回忆道。
父亲赵明才也是四川人，虽然他的家乡宣汉与母亲的家乡绵阳相距近千里，但两人十分有缘。他们俩都出生于1917年，属蛇；两人都在1933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又都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是，父亲的“福气”比母亲好。1935年6月，长征途中，红军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父亲被交流到一方面军去了，而且分配在中央警卫营任防空排长，后调到毛主席警卫班贴身保卫毛主席。而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卫生员的母亲可就苦了！两爬雪山，三过草地，最后随西路军出征河西，浴血奮战，九死一生，和幸存的战友历尽磨难回到了延安。
晚年的母亲经常给我们讲起那段峥嵘岁月。她说，作为长征的幸存者，尤其是仅有的几位尚健在的女红军之一，她有义务、有责任把长征的故事告诉年轻人。
母亲说那时真是艰苦，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追击，风餐露宿，没吃没喝，衣服烂了，没换的，有的女同志甚至打个草帘子围在腰上遮羞……过草地时没有吃的，只能吃皮带、树皮、草根。“把草根上的污泥擦干净，直接放进嘴里嚼，味道还有点甜。”她一边回忆，一边比划着说。
爬雪山时由于空气稀薄，腿发软，稍不留神就会滚下山，掉进深谷。夜里，大雪纷飞，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头发、眉毛都结了冰。有的战友被冻死在雪地，长眠在那里。有一天，母亲饿得实在走不动了，不小心摔下了坡，战友们都以为她不行了，没想到她最终抓着马的尾巴爬了上来，追上了队伍。母亲说，连马都同情她们！因为一般马是不让人抓它的尾巴的，会踢人。
虽然生活艰苦，战斗频繁，但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她们觉得在革命大家庭里十分幸福，比在家受剥削压迫，挨地主老财打骂强百倍！
母亲说她们过了3次草地。由于兵员损失多，母亲既当卫生员又当炊事员。原先背锅的战友牺牲了，母亲就接替她背了一口跟自己身高差不多的大锅。有一次在战斗中，她突然感觉后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直到战斗结束队伍休整时，她才发现她身上背着的大锅被一枚子弹差点打穿。是这口锅救了母亲的命。
而母亲的许多战友可没她那么幸运。她的教导员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伤员，胸部被子弹打了一个碗口大的窟窿，鲜血直喷，当场牺牲！在看护班里有一个比母亲大两岁的四川籍女战士，名叫刘香，是个共产党员。她身高体壮，特别能吃苦，身上背的东西比其他人都多。姐妹们喜欢跟她开玩笑，用编排四川军阀刘湘的歌谣唱她：“盒子枪打刘湘，一枪打在胯胯上，看你缴枪不缴枪？”她听了憨厚地笑笑，一点都不恼。可惜，在过草地时，刘香陷入沼泽地，泥水很快淹没了她的身体……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向试图救自己的小姐妹们一个劲儿地摆手：“不要管我，快走！”她鼓励同志们：“一定要走出草地，革命一定会成功！”每当提及此事，母亲总是泪流满面……
最使母亲难忘的是，在过草地时她同8个四川小女兵轮流抬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负了重伤的团长。但他最终没能走出草地，在牺牲前他把随身携带的一支德国造的勃朗宁手枪交给母亲，让她带出草地。母亲信守烈士的嘱托，一直随身带着这把枪，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全国解放。1978年6月，母亲将这把珍藏了40多年的烈士遗物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后人永远铭记历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而关于西路军孤军奋战兵败河西的悲壮故事母亲则很少谈起。往事不堪回首，这是她心中永远的痛。难得的一次说起西征，还是她的老战友，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连长的赵兰妈妈来看她时谈起的。妈妈们说，西征路上吃的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几倍于己的马家军对我西路军进行残酷的“围剿”。妇女团在一次掩护医院转移途中，遭遇马家军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女兵们与马匪刀对刀、枪对枪地搏杀，直到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烈士的鲜血把祁连山脉的冰雪都染红了……
那是多么悲壮的战斗啊！在苍凉的黄土地上，少粮缺弹、身材瘦弱的女兵们，面对的是身高体壮、凶残野蛮的西北匪军，子弹打光了拼大刀，大刀拼断了拉响手榴弹……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女战士用大刀连砍了6个敌人，最后倒在血泊里！连马家军也惊呼：“南蛮子厉害！红军厉害！”
血债必须血来还！解放战争后期，妈妈虽身在华东战场，但她和许多西路军战友时刻关注着西北战场的战况。希望第一野战军的战友歼灭马匪军，为死难的西路军兄弟姐妹报仇雪恨！ 从母亲艰苦卓绝、九死一生的军旅生涯中，我深深感受到她所荣获的“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那沉甸甸的分量！
延安往事
1937年春，母亲和妇女团少数姐妹历经坎坷，九死一生回到延安。经过例行审查，她被分在了军委洗衣班，负责为中央首长洗衣服。
那时父亲赵明才在毛主席身边当警卫员，经常拿着主席的衣服去洗衣班，有时偷懒把自己的脏衣服也放在一起让母亲她们洗。母亲公事公办，毫不客气地叫他拿肥皂来。那时延安物资非常匮乏，给中央领导洗衣物的肥皂也是定量的。一来二去，他们就这样相识了。
在延安期间，母亲经常能见到毛主席，还有康克清、邓颖超、刘英（张闻天的夫人）、何连芝（董必武的夫人）等，她们个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首长夫人的架子。
母亲与四方面军的老战友王定国（谢觉哉的夫人）、何子友（新四军副总参谋长周子昆烈士的夫人）、赵兰（曾任红四军妇女独立团连长）等交往甚密，解放后她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1937年秋，抗战全面爆发。我军高级将领纷纷奔赴抗战前线，他们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只能把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穷人家本来就缺吃少穿，多一个孩子势必增加负担，照顾不过来，有的孩子病死了，有的被弄丢了，甚至发生过孩子从炕上掉到开水锅里烫死的事。为解除孩子父母的后顾之忧，军委决定成立延安保育院，集中管理这些革命后代，使他们的父母安心在前线打仗。母亲就这样被选调到延安保育院工作。
母亲说保育院的工作人员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担当的，要经过严格挑选。上级规定必须是共产党员和政治可靠、立场坚定的老同志，并发誓用生命保护首长和烈士的后代。孩子们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不许任何人打听孩子的父母是谁。
岁月留痕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新四军。一天，父亲陪主席散步时对主席说自己想跟随南方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主席听后，诙谐地说：“是吃不惯黑豆小米想回南方吃大米吧？行，有机会我就叫你回南方。”不久，军委作战部副部长聂鹤亭（开国中将）调新四军工作，临行前来向主席告别，主席就叫我父亲负责聂部长的安全保卫工作，跟他去新四军。谁知到了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情况有变，周恩来命令聂鹤亭返回延安，父亲告诉周副主席：“是毛主席叫我到新四军的。”于是，办事处另派警卫员护送聂鹤亭回到了延安。
1937年底，新四军在汉口宣布成立。1938年初，军部移至南昌。在南昌，“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牌子是我父亲挂上去的。后来父亲跟着张云逸、赖传珠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又躲过了皖南事变一劫。皖南事变后，母亲也从延安调到新四军工作，在苏北盐城他们重逢了。
他们向组织上递交了结婚报告，因不够条件（那时结婚的条件是25岁，8年革命资历，团级干部，俗称“258团”），他们只符合一项，最后考虑到两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签字批准他们结婚。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母亲担任新四军四师、华野司令部民运干事，因工作出色，于1947年荣立三等功一次。由于长期处于恶劣环境中，母亲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肺病，经久不愈，备受煎熬，最后还是在山东军区时由国际友人马海德医生治愈的。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父亲曾两次脱下军装又穿上军装。第一次是在1942年雷贯集战斗中，父亲胸部负重伤，伤愈后转业到由方毅任专员的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油坊（为部队提供食油），担任经理。他和母亲种菜养鸡，过起了悠闲的农家生活。但没过多久，张云逸副军长路过油坊时认出父亲，问明情况，二话不说连人带鸡带回军部。父亲又穿上军装，任新四军军部警卫连连长、保卫副官，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中，父亲的老首长赖传珠调东北工作，父亲执意要跟老首长去东北，最后被一纵司令员叶飞拉了回来，说父亲是个不要老婆孩子的人，并说赖政委走前有交待，问父亲想干什么工作。那时鬼子刚投降，新四军接收了大批汽车，一纵成立了汽车大队，是我军较早的成建制的汽车部队。父亲那时年轻，喜爱接受新生事物，就要求去汽车大队，并当了大队长。汽车队的师傅是日本战俘，父亲很快学会了开汽车且技术一流。解放后一直保留着部队、地方两种驾驶执照，60年代他的地方驾驶证是杭州市00001号。
第二次是在1959年，父亲从浙江省军区后勤部转业到浙江省武装警察总队，在这里，他再一次给来杭的毛主席担任了警卫。那是1960年，毛主席来杭州，秘书叶子龙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并把他带到主席面前，主席居然也一眼就认出了20多年前那个“要去南方吃大米”的小赵。
父亲激动地向主席报告：我又归队了！主席亲切地询问了他这些年的情况，包括家庭、孩子……父亲这时也顾不得警卫纪律，提出女儿想见见毛主席，没想到主席欣然同意了。于是正在上中学的17岁的大姐金琳幸运地见到了毛主席，并与主席面对面谈话，主席还抓起茶几上的糖给她吃。这幸福的时刻成为姐姐今生最美好的记忆。后来姐姐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成为部队的一名文艺工作者。当年大姐见毛主席时所穿的棉袄母亲保存至今……
1968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沈阳军区、南京军区干部学习班成员。在休息厅等待接见时，张耀祠发现了父亲，便把他拉进休息厅喝茶，凑巧主席经过休息厅，又认出了我父亲。主席询问了父亲的近况，并要他认真学习……
1955年，部队搞正规化建设，红军女干部因年纪普遍偏大，且文化水平低，大部分脱下了军装，母亲也依依不舍地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军营。据说毛主席当时并不知情，后来知道了，下了指示：把女红军全部召回部队。于是母亲在70年代重新穿上了军装。根据军委指示，老红军不管是战士还是马夫一律享受正师职待遇。
母亲一直保持着红军艰苦朴素的本色，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衣服。但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给希望工程、失学儿童捐款她从不落下。电视里每每播放反腐新闻，她都要站起来拍手称快！
几年前的一天，母亲外出买菜，在菜市场门口被一辆汽车碰倒。围观者抓住车主不放，又叫来了救护车和干休所的领导。哪想到，不一会儿，母亲自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若无其事地说：“是我自己没站稳，人家开车挣点钱不容易，大家可别难为他了。”此后，邻居们对她的称呼从“快100岁的老红军”变成了“那个被撞倒后自个儿站起来的老太太”。
2005年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母亲被列入《长征女红军巾帼英雄纪念邮票》80人之一。2007年建军80周年，她的业绩被收入了《开国将士风云录》（第3卷）。《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这样评价母亲：“战争年代，您是出生入死在炮火中救护伤员的白衣天使，又是电影《啊，摇篮》中所描述的对烈士子弟亲如骨肉，抚育他们成长的保育员，更是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优秀民运干事……女红军战士贾克林，不愧是开国将士、女中豪杰！不愧是巾帼英雄，党的好女儿！”
吃水不忘挖井人，红军精神代代传。历史将永远铭记母亲她们这代红军妈妈的不朽功绩！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