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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与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孙中山先后二十九次到上海，有几次是路过，有几次是秘密来到，居住时间短则一二日，长则几年。其间，孙中山与上海各界人士有广泛的往来，包括与浦东人的往来。本文介绍高旭、李平书、王一亭、黄炎培等浦东人与孙中山的相见交往史实。
一、高旭帮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江苏支部机关
高旭为金山张堰镇人，从大浦东的概念来讲，张堰也算是浦东之地。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1904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高旭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孙中山革命党人有交往，1905年7月30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田桐、冯自由等留学生70多人参加①。当时参加的留日学生以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安徽、江西、浙江、陕西、福建籍为主。高旭在8月6日加入同盟会。8月20日（农历七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阪区霞关子爵阪本金弥邸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300余人。通过会章，选举干事。设立庶务、书记、内务、外务、会计、总理等六部组织机构。此外留东京各省会员，各就本省会员中举出一人为本省分会长，专司本省留学界之人入会主盟事务，江苏为高旭，上海为蔡元培②。高旭在留日期间与孙中山就曾相见的可能性较大。
高旭回国后，1906年与朱少屏、柳亚子、陈陶遗、沈砺、吴修源、陈去病等在上海西门康宁里创办健行公学，作为革命运动枢纽。又在八仙桥设立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机关部。1906年10月9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孙中山从越南西贡抵达日本，他所乘的法国兵轮在途经上海时曾停泊吴淞口，并委托法国总巡麦兰邀请柳亚子、黄炎培、高旭等上船会谈反清革命。黄炎培因未知实情，未前往。高旭、柳亚子、陈陶遗等人则乘坐小船至吴淞口外“大东”轮船上与孙中山相见。
二、李平书与孙中山的
几次相见
李平书是上海著名的地方实力派士绅，在地方上有较高的威望，并积极致力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也甚表赞同，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上海两人有多次相见。
1911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从香港乘“地湾夏”号轮船于上午抵沪，在黄浦江租界码头登岸。李平书与陈其美等即日下午拜谒孙中山。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云：“下午2时30分，由伍廷芳邀至爱文义路100号伍宅会谈，黄兴等参加。至4点20分，往住所宝昌路408号（法国人屠树产业，沪军都督府安排）。法国工部局派员护卫住所。在住所，法总巡麦兰及陈其美、李平书等均往拜谒。晚上，赴戈登路7号庞济时（青城）家就餐，晚11时始告别。”有关陈其美、李平书这次拜谒孙中山的情况，1911年12月27日《申报》的报道为：“中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前日抵埠后，即于下午五点余钟偕广东都督胡汉民君等乘汽车莅法新租界宝昌路四百零八号大洋房行辕暂住。旋经法总巡麦兰君及沪军都督陈英士君、民政总长李平书君等先后诣行辕拜谒，当经孙君接见晤谈片刻，旋即辞出。”
1911年12月26日《申报》在报道孙中山先生25日到上海的消息时有两种说法，其中一说为孙中山先生所乘的轮船停泊浦东码头，孙中山先生下船后再换乘小轮至浦西。如是这样，说明孙中山曾到过浦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乘沪宁铁路专车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李平书等到车站欢送。《民立报》和《申报》均有详细的报道。
1912年1月10日，孙中山致电陈其美、李平书，电文云：“沪军都督陈、民政司长李同鉴：（上略）据云执事前已允济三万元，望协力统筹，从速拨给。卫江北即所以卫江南，惟执事筹之。总统，蒸。印。”此电见《孙中山集外集》。1912年1月12日，孙中山又致电李平书，电文云：“迅将前攻金陵机关稍损之各大炮，迅速修理解宁安置。”李平书当时担任着江南制造局总理的职务，江南制造局承担着军火制造和修理的任务。南京光复时，革命军所用的大炮就是由江南制造局改装而成的，并且在攻打南京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攻城的重要武器。故孙中山要求李平书迅速修理损坏的大炮。
1912年12月4日，李平书又与孙中山一起参加实业银行、信成银行在愚园举行的欢迎南洋华侨会。12月6日的《民立报》报道说：本日下午（12月4日），实业银行、信成银行周舜卿、沈缦云等在上海愚园开会欢迎南洋华侨陆秋杰、沈怿舸、王少文三人。下午3时，（孙中山）先生偕陈其美、李平书及两银行董事、办事员次第入席。（孙中山）先生于席上演说，力主联合国中数十银行，与法国资本家合资创一极大银行，发行债票，任外资输入。此事在《孙中山年谱长编》中有记载。1913年4月3日，孙中山召开中国兴业公司第二次筹建会议，李平书与王一亭、张静江、宋嘉树、王宠惠等12人参加，此事在《孙中山年谱长编》中也有记载。
根据笔者所见资料，李平书与孙中山有多次相见，第一次是1911年12月25日，在外滩码头迎接孙中山；第二次是12月25日下午在宝昌路408号拜谒孙中山；第三次是1912年1月1日，在火车站欢送孙中山去南京；第四次是1912年12月4日与孙中山一起参加在愚园的欢迎会。第五次是1913年4月3日，在中国兴业公司筹建会上。另外，孙中山在1912年曾两次到江南制造局。1912年4月6日上午，孙中山偕同子女到江南制造局考察。同月14日，孙中山从湖北乘船抵沪，船泊江南制造局。《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报道：本日晨5时半抵沪，船泊高昌庙制造局。局中人以未得消息，不及供张，拟电陈其美，先生止之；旋自雇马车，与从者偕赴三马路客利旅馆。先生及男女公子宿宋耀如宅。孙中山先生这两次到江南制造局，李平书是否在场，未见报纸报道。但按常理，李平书作为该局的总理是应该在场，特别是4月6日上午，孙中山先生是到该局考察，李平书以总理身份接待是应该的，但未见史料记载，故还有待作进一步考证。
三、王一亭资助孙中山革命
王一亭（1867年12月—1938年11月），祖籍吴兴，出生于浦东周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书画家、中外文化交流使者。1910年，与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加入同盟会，并担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财政科长③。王一亭作为上海工商界的领袖人物积极资助上海陈其美革命军的活动，想方设法筹措军费支援孙中山的同盟会进行革命。据王一亭三子王传焘（季眉）撰文云：自辛亥革命以来，王一亭曾为革命筹款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款四十万元，以后都无法收回。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大仓洋行借款三百万日元，也是王一亭以“商务部长”的身份介绍的。
王一亭曾与孙中山有多次谋面。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香港到上海时，王一亭也在码头的欢迎人员中。1913年4月3日，孙中山在上海广东路中国铁路总公司办事处召集筹建中国兴业公司第一次会议，前外交总长王宠惠、实业家王一亭、张静江、邱锡章等人应召参加。孙中山在会上作讲话，该讲话收录在《孙中山集外集·演说》。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在彭泽周著的《中山先生与中国兴业公司》有记载。另据沈缦云的孙子沈云荪撰文云，沈缦云是中国兴业公司的筹办员之一，出席了孙中山召集的这次会议，并保留了这次会议的记录材料，到会者签名中有王一亭、宋嘉树、庞青城等人。1913年4月5日，孙中山召开第二次中国兴业公司筹建会议，王一亭与张静江等又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帮公司筹集资金。4月9日，孙中山又召开了第三次中国兴业公司筹建会议，13位实业家参加了会议。在1916年6月，王一亭与孙中山又有一次相见。6月7日，孙中山在上海与部分国会议员讨论恢复国会和约法等问题，张继、吴景濂、孙洪伊、王一亭等出席，会后孙中山与大家合影。
王一亭作为上海的著名实业家，在财力上给予孙中山大力支持，孙中山在上海的一些活动也需要王一亭、李平书等上海地方实力人物的相助。
四、黄炎培应邀修改
《孙文学说》
黄炎培在蔡元培的介绍下1905年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又接任同盟会上海干事一职，但他与孙中山的相见则是十多年后的事了。1906年10月时，孙中山曾约见过黄炎培，但由于事前未明知，故错过了一次机会。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一书中讲到此事。
尽管错过了一次与孙中山相见的机会，但在后来，黄炎培也曾几次见到孙中山。在他的《八十年来》一书中讲到“曾在上海张家花园听过中山先生一次大规模演说，听众人山人海”。黄炎培没有讲明具体的时间。张家花园即味莼园，俗呼张园，当时许多社会集会活动在该园进行。孙中山在张园曾有多次演讲，1912年4月17日上午，中华实业联合会在张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到者五百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有关振兴实业、实行社会主义和举借外债等问题的演讲。同年10月6日下午，国民党人3千余人在张园开会欢迎孙中山从北京回来，孙中山演说了北行观感。同年12月22日下午，孙中山出席在张园召开的上海机器公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上述三次活动在《民立报》上均有报道。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在张园举行茶话会，与在沪各界人士研讨建设方针，并发表演讲。到会者有在沪两院议员、旅沪名流、商、学、政、军各界、新闻记者共千余人。这次活动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有报道。从黄炎培所讲的“听众人山人海”来看，他所参加的一次以1912年10月6日可能性较大，因为这次听孙中山演讲的人员有3千多人。1919年8月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闭幕式会议在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屋顶花园举行，孙中山出席会议并作演讲，到会学生有近百人，朱少屏和黄炎培等人参加了会议。1919年8月6日《申报》对此事作了报道。
黄炎培与孙中山的最亲近的交往是在孙中山家中帮助孙中山对《孙文学说》作文字上的修改。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一书中云：“我和中山先生亲切的个别谈话，还在辛亥革命之后，先生脱卸了政权，住上海闭门写一本《孙文学说》，稿才及半，忽然招我去对谈，拿出学说初稿，虚怀下问，他说：现在一般同志对于革命，虽杀身成仁，在所不惜，该说能‘行’的了。但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未必尽‘知’，还没有提得出办法。因此我想到‘知’是‘难’的，‘行’是‘易’的。为了发挥这些道理，唤醒一般同志，写这本书，愿向你请教。我惊讶中山先生这样虚心。我就率直地答复：多少年来，为了革命而死，包括杀人自杀，我所联系的这些同志，也已着实不少。到今天怎样救民？怎样救国？要切实地提出计划办法来，先生写这本学说，一面唤醒，一面号召，在今天说来，确是切中需要。中山先生说：那就让我写下来。但我不长于写文章，这已写的，请你看一遍，字句上有须斟酌的，请你动笔。我就不客气地照办。时至中午，和宋庆龄国母——今时的副主席三人共餐，餐毕而散。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一般人未必尽知。特记于此。”这是一段黄炎培的回忆之文，与孙中山相见的时间没有讲明，在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未见记载这件事。据推定，黄炎培帮孙中山修改《孙文学说》书稿的时间当在1919年6月前，具体的日期有待寻找更多的史料来确定。
与孙中山相见过的浦东人还有叶惠钧、夏公麐等。上海是孙中山开展民主革命的重要地方，在上海期间曾有多次在公众场所作革命演讲，因此，见过孙中山的浦东人不止于本文所记述几位，肯定还有其他人士，这有待于在相关史料中去稽录出来。本文仅仅是从地方史料的角度对几位浦东人与孙中山的交往作一简略的考述，以此来永远记住他们对民主共和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也表示对他们的崇敬和永远的纪念。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42页。
②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6页。
③ 陈祖恩、李华兴著《白龙山人——王一亭传》，第256页。
一、高旭帮孙中山建立同盟会江苏支部机关
高旭为金山张堰镇人，从大浦东的概念来讲，张堰也算是浦东之地。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号剑公。1904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高旭在日本留学时就与孙中山革命党人有交往，1905年7月30日（农历六月二十八日），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在日本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田桐、冯自由等留学生70多人参加①。当时参加的留日学生以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安徽、江西、浙江、陕西、福建籍为主。高旭在8月6日加入同盟会。8月20日（农历七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阪区霞关子爵阪本金弥邸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300余人。通过会章，选举干事。设立庶务、书记、内务、外务、会计、总理等六部组织机构。此外留东京各省会员，各就本省会员中举出一人为本省分会长，专司本省留学界之人入会主盟事务，江苏为高旭，上海为蔡元培②。高旭在留日期间与孙中山就曾相见的可能性较大。
高旭回国后，1906年与朱少屏、柳亚子、陈陶遗、沈砺、吴修源、陈去病等在上海西门康宁里创办健行公学，作为革命运动枢纽。又在八仙桥设立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机关部。1906年10月9日（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孙中山从越南西贡抵达日本，他所乘的法国兵轮在途经上海时曾停泊吴淞口，并委托法国总巡麦兰邀请柳亚子、黄炎培、高旭等上船会谈反清革命。黄炎培因未知实情，未前往。高旭、柳亚子、陈陶遗等人则乘坐小船至吴淞口外“大东”轮船上与孙中山相见。
二、李平书与孙中山的
几次相见
李平书是上海著名的地方实力派士绅，在地方上有较高的威望，并积极致力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也甚表赞同，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上海两人有多次相见。
1911年12月25日（农历十一月初六日），孙中山从香港乘“地湾夏”号轮船于上午抵沪，在黄浦江租界码头登岸。李平书与陈其美等即日下午拜谒孙中山。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云：“下午2时30分，由伍廷芳邀至爱文义路100号伍宅会谈，黄兴等参加。至4点20分，往住所宝昌路408号（法国人屠树产业，沪军都督府安排）。法国工部局派员护卫住所。在住所，法总巡麦兰及陈其美、李平书等均往拜谒。晚上，赴戈登路7号庞济时（青城）家就餐，晚11时始告别。”有关陈其美、李平书这次拜谒孙中山的情况，1911年12月27日《申报》的报道为：“中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前日抵埠后，即于下午五点余钟偕广东都督胡汉民君等乘汽车莅法新租界宝昌路四百零八号大洋房行辕暂住。旋经法总巡麦兰君及沪军都督陈英士君、民政总长李平书君等先后诣行辕拜谒，当经孙君接见晤谈片刻，旋即辞出。”
1911年12月26日《申报》在报道孙中山先生25日到上海的消息时有两种说法，其中一说为孙中山先生所乘的轮船停泊浦东码头，孙中山先生下船后再换乘小轮至浦西。如是这样，说明孙中山曾到过浦东。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乘沪宁铁路专车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李平书等到车站欢送。《民立报》和《申报》均有详细的报道。
1912年1月10日，孙中山致电陈其美、李平书，电文云：“沪军都督陈、民政司长李同鉴：（上略）据云执事前已允济三万元，望协力统筹，从速拨给。卫江北即所以卫江南，惟执事筹之。总统，蒸。印。”此电见《孙中山集外集》。1912年1月12日，孙中山又致电李平书，电文云：“迅将前攻金陵机关稍损之各大炮，迅速修理解宁安置。”李平书当时担任着江南制造局总理的职务，江南制造局承担着军火制造和修理的任务。南京光复时，革命军所用的大炮就是由江南制造局改装而成的，并且在攻打南京城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攻城的重要武器。故孙中山要求李平书迅速修理损坏的大炮。
1912年12月4日，李平书又与孙中山一起参加实业银行、信成银行在愚园举行的欢迎南洋华侨会。12月6日的《民立报》报道说：本日下午（12月4日），实业银行、信成银行周舜卿、沈缦云等在上海愚园开会欢迎南洋华侨陆秋杰、沈怿舸、王少文三人。下午3时，（孙中山）先生偕陈其美、李平书及两银行董事、办事员次第入席。（孙中山）先生于席上演说，力主联合国中数十银行，与法国资本家合资创一极大银行，发行债票，任外资输入。此事在《孙中山年谱长编》中有记载。1913年4月3日，孙中山召开中国兴业公司第二次筹建会议，李平书与王一亭、张静江、宋嘉树、王宠惠等12人参加，此事在《孙中山年谱长编》中也有记载。
根据笔者所见资料，李平书与孙中山有多次相见，第一次是1911年12月25日，在外滩码头迎接孙中山；第二次是12月25日下午在宝昌路408号拜谒孙中山；第三次是1912年1月1日，在火车站欢送孙中山去南京；第四次是1912年12月4日与孙中山一起参加在愚园的欢迎会。第五次是1913年4月3日，在中国兴业公司筹建会上。另外，孙中山在1912年曾两次到江南制造局。1912年4月6日上午，孙中山偕同子女到江南制造局考察。同月14日，孙中山从湖北乘船抵沪，船泊江南制造局。《民立报》1912年4月15日报道：本日晨5时半抵沪，船泊高昌庙制造局。局中人以未得消息，不及供张，拟电陈其美，先生止之；旋自雇马车，与从者偕赴三马路客利旅馆。先生及男女公子宿宋耀如宅。孙中山先生这两次到江南制造局，李平书是否在场，未见报纸报道。但按常理，李平书作为该局的总理是应该在场，特别是4月6日上午，孙中山先生是到该局考察，李平书以总理身份接待是应该的，但未见史料记载，故还有待作进一步考证。
三、王一亭资助孙中山革命
王一亭（1867年12月—1938年11月），祖籍吴兴，出生于浦东周浦，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书画家、中外文化交流使者。1910年，与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加入同盟会，并担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财政科长③。王一亭作为上海工商界的领袖人物积极资助上海陈其美革命军的活动，想方设法筹措军费支援孙中山的同盟会进行革命。据王一亭三子王传焘（季眉）撰文云：自辛亥革命以来，王一亭曾为革命筹款数十万元，并垫付军政府所发行的公债款四十万元，以后都无法收回。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大仓洋行借款三百万日元，也是王一亭以“商务部长”的身份介绍的。
王一亭曾与孙中山有多次谋面。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香港到上海时，王一亭也在码头的欢迎人员中。1913年4月3日，孙中山在上海广东路中国铁路总公司办事处召集筹建中国兴业公司第一次会议，前外交总长王宠惠、实业家王一亭、张静江、邱锡章等人应召参加。孙中山在会上作讲话，该讲话收录在《孙中山集外集·演说》。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在彭泽周著的《中山先生与中国兴业公司》有记载。另据沈缦云的孙子沈云荪撰文云，沈缦云是中国兴业公司的筹办员之一，出席了孙中山召集的这次会议，并保留了这次会议的记录材料，到会者签名中有王一亭、宋嘉树、庞青城等人。1913年4月5日，孙中山召开第二次中国兴业公司筹建会议，王一亭与张静江等又参加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帮公司筹集资金。4月9日，孙中山又召开了第三次中国兴业公司筹建会议，13位实业家参加了会议。在1916年6月，王一亭与孙中山又有一次相见。6月7日，孙中山在上海与部分国会议员讨论恢复国会和约法等问题，张继、吴景濂、孙洪伊、王一亭等出席，会后孙中山与大家合影。
王一亭作为上海的著名实业家，在财力上给予孙中山大力支持，孙中山在上海的一些活动也需要王一亭、李平书等上海地方实力人物的相助。
四、黄炎培应邀修改
《孙文学说》
黄炎培在蔡元培的介绍下1905年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又接任同盟会上海干事一职，但他与孙中山的相见则是十多年后的事了。1906年10月时，孙中山曾约见过黄炎培，但由于事前未明知，故错过了一次机会。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一书中讲到此事。
尽管错过了一次与孙中山相见的机会，但在后来，黄炎培也曾几次见到孙中山。在他的《八十年来》一书中讲到“曾在上海张家花园听过中山先生一次大规模演说，听众人山人海”。黄炎培没有讲明具体的时间。张家花园即味莼园，俗呼张园，当时许多社会集会活动在该园进行。孙中山在张园曾有多次演讲，1912年4月17日上午，中华实业联合会在张园开会欢迎孙中山，到者五百余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有关振兴实业、实行社会主义和举借外债等问题的演讲。同年10月6日下午，国民党人3千余人在张园开会欢迎孙中山从北京回来，孙中山演说了北行观感。同年12月22日下午，孙中山出席在张园召开的上海机器公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上述三次活动在《民立报》上均有报道。1916年7月17日，孙中山在张园举行茶话会，与在沪各界人士研讨建设方针，并发表演讲。到会者有在沪两院议员、旅沪名流、商、学、政、军各界、新闻记者共千余人。这次活动在上海《民国日报》上有报道。从黄炎培所讲的“听众人山人海”来看，他所参加的一次以1912年10月6日可能性较大，因为这次听孙中山演讲的人员有3千多人。1919年8月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闭幕式会议在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屋顶花园举行，孙中山出席会议并作演讲，到会学生有近百人，朱少屏和黄炎培等人参加了会议。1919年8月6日《申报》对此事作了报道。
黄炎培与孙中山的最亲近的交往是在孙中山家中帮助孙中山对《孙文学说》作文字上的修改。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一书中云：“我和中山先生亲切的个别谈话，还在辛亥革命之后，先生脱卸了政权，住上海闭门写一本《孙文学说》，稿才及半，忽然招我去对谈，拿出学说初稿，虚怀下问，他说：现在一般同志对于革命，虽杀身成仁，在所不惜，该说能‘行’的了。但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未必尽‘知’，还没有提得出办法。因此我想到‘知’是‘难’的，‘行’是‘易’的。为了发挥这些道理，唤醒一般同志，写这本书，愿向你请教。我惊讶中山先生这样虚心。我就率直地答复：多少年来，为了革命而死，包括杀人自杀，我所联系的这些同志，也已着实不少。到今天怎样救民？怎样救国？要切实地提出计划办法来，先生写这本学说，一面唤醒，一面号召，在今天说来，确是切中需要。中山先生说：那就让我写下来。但我不长于写文章，这已写的，请你看一遍，字句上有须斟酌的，请你动笔。我就不客气地照办。时至中午，和宋庆龄国母——今时的副主席三人共餐，餐毕而散。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一般人未必尽知。特记于此。”这是一段黄炎培的回忆之文，与孙中山相见的时间没有讲明，在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未见记载这件事。据推定，黄炎培帮孙中山修改《孙文学说》书稿的时间当在1919年6月前，具体的日期有待寻找更多的史料来确定。
与孙中山相见过的浦东人还有叶惠钧、夏公麐等。上海是孙中山开展民主革命的重要地方，在上海期间曾有多次在公众场所作革命演讲，因此，见过孙中山的浦东人不止于本文所记述几位，肯定还有其他人士，这有待于在相关史料中去稽录出来。本文仅仅是从地方史料的角度对几位浦东人与孙中山的交往作一简略的考述，以此来永远记住他们对民主共和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也表示对他们的崇敬和永远的纪念。
（作者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 肖阿伍
注释：
①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42页。
②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86页。
③ 陈祖恩、李华兴著《白龙山人——王一亭传》，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