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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 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等事故的发生，令学界和社会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关注度显著增加。
英国是全球最早关注公共突发事件对公众心理影响的国家之一，通过多年积累，其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已具备体系化、社会化、专业化等特点。
2016年3月11日，在日本宫城县名取，人们悼念东日本大地震的遇难者。
第一，心理健康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已被纳入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患者或家人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NHS获得最直接、便捷的诊治。
英国规定，各级政府须对心理救援项目有持续投入，政府拨款是支撑NHS进行心理援助的重要力量。
2017年伦敦公寓楼大火致70多人遇难之后，NHS投入了超过1000万英镑用于民众心理安抚和援助工作。英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迄今为止欧洲以及英国针对突发社会事件心理干预最大规模的投入。
这些投入都用在哪些方面？据统计，在火灾后发生的一年时间内，NHS诊治了2674名成年人和463名儿童，他们均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灾后第二年，NHS又专门开辟“圣查尔斯健康与福利中心”，用于评估和帮助受大火影响的心理患者。从丧亲后心理咨询，到认知行为疗法，再到重度心理干预，范围广泛。数百人至今仍在这里接受心理治疗。
第二，英国心理学家提出，灾后心理干预不是单一维度、直线发展的工作，而是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需要整个社区甚至全社会的多维度参与和支持，而且越细越好。
英国有许多慈善机构以心理咨询和援助为主要目标，且细分程度较高。有的专注于帮助退役军人，有的关注儿童，有的则以民族宗教为特色。可以说，无论哪种心理障碍患者，几乎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组织”。
例如，伦敦大火后，一名阿富汗移民妇女得知丈夫葬身大火后，开始一边痛哭一边抽打自己的身体。NHS的医护人员不知道阿富汗的宗教文化中有这样表达哀痛的习俗，一时间不知所措。于是一些心理学家和志愿者迅速组建了多个专为穆斯林提供心理帮助的工作室，因为大火受灾者中超过六成是穆斯林。随后，英国一个名为“穆斯林援助”的慈善基金为这些心理工作室提供资金支持，并在一年后制作公布了一份心理报告。
英国心理学家阿米娜·汤姆森认为，基于民族宗教的心理援助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汤姆森还发现，除了开导情绪，为患者提供生活上的实质帮助更能提升心理干预效果。比如，帮助他们争取在住房、收入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权益。她认为，心理安抚不能局限于让患者哭一哭，释放情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会加剧患者的焦虑感。
第三，英国注重对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注重积累经验和科学分析，这有助于形成专业化的研究体系，为未来突发事件后的民众心理干预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在英国暴发之初，英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就已经出现专业学术文章，分析疫情防控期间应该注意隔离者可能出现哪些心理问题，从而对防控与隔离措施提出可行性建议。
分析认为，在疫情大范围传播等情况下，隔离手段是必要的，“不采取检测、隔离，放任疾病传播带来的心理影响会更糟”。但政府应在隔离期限、信息公开透明、保障社会物资供应等方面做出有力回应，以最大程度减少隔离给公众带来的心理影响。
我们的邻国日本自然灾害频繁，有些复合型灾害，例如2011年“3·11大地震”后引发的福岛核漏露事故让日本遭受重创。家园尽毁和痛失亲友让灾民承受巨大的心理痛苦，自杀数量呈上升趋势，心理危机干预也成为日本防灾减灾的重要环节。日本在这方面积累的一些经验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每日新闻》曾报道，截至2015年，有162人自杀与“3·11大地震”相关，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受灾最严重的福岛县。再以2016年4月发生的熊本地震为例，2017年熊本县统计，地震后有16人因灾后心理压力等自杀，而地震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是50人，自杀人数超过直接死于地震人数的三分之一。可见灾害后的心理创伤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到民间都有不同层面上的投入和支援。
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兵库县的临床心理师协会就组织人员进行避难所现场心理咨询以及提供电话咨询，在之后的各个重大自然灾害中，日本心理咨询师也都积极为灾民提供心理咨詢服务。在2011年“3·11大地震”后，日本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协会和东北大学等机构都参与到了灾后心理咨询活动中，采取电话咨询、避难所巡回服务等多种灵活的形式，为灾民、警察以及消防队员提供心理干预服务，并且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课题论文。
日本灾后心理健康护理指南中强调，灾后心理工作者首先要协助当地的精神卫生机构正常运转，并在灾后尽早与灾民进行接触，如果心理干预不及时，焦虑、绝望、困惑的情绪得不到缓解，就更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乃至群体事件。
目前，国际上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的心理治疗，临床验证有效的方法有认知行为治疗、暴露治疗等。另外，近年来我国也开始了中医治疗PTSD的研究，有证据显示针灸在治疗PTSD上效果与药物相当。
暴露治疗方法在西方国家较为普遍，但是在我国，相关专家在心理危机干预活动中，时常会谨慎使用此方法。这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情感倾诉理念呈现国别差异，使用不当反而会起反作用。
亚洲人表达情感相对内敛，日本一个小小的举动，安静而温柔地温暖了许多饱受灾难折磨的人群。在“3·11大地震”重灾区岩手县大槌町的山丘上，有一座开满鲜花的西洋式花园。花园里有一个白色的电话亭，面朝大海。灾后第九年，仍不断有幸存者来到这里，走进电话亭里面拨打电话，叙说着什么。其实，这是一部没有电线的电话，被称为“通向天堂的电话”。
“爸爸，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和您通话的地方了。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您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谢谢您，爸爸，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会一直照顾好妈妈……”
从一行行留言中，我们既看到了悲痛，也看到了力量。他们通过适合自己的方式，释放了压抑、思念的情绪，有效缓解了悲痛。
假如下一次灾难来临，希望我们可以在来自他国心理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拥有先进的、体现中国智慧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灾难面前，人是脆弱的。当灾难渐远，唯有让心强大起来，才能延续生命的价值。
◎ 来源|半月谈
英国是全球最早关注公共突发事件对公众心理影响的国家之一，通过多年积累，其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已具备体系化、社会化、专业化等特点。
第一，心理健康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已被纳入英国国民医疗体系（NHS）。患者或家人如果有需要，可以通过NHS获得最直接、便捷的诊治。
英国规定，各级政府须对心理救援项目有持续投入，政府拨款是支撑NHS进行心理援助的重要力量。
2017年伦敦公寓楼大火致70多人遇难之后，NHS投入了超过1000万英镑用于民众心理安抚和援助工作。英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迄今为止欧洲以及英国针对突发社会事件心理干预最大规模的投入。
这些投入都用在哪些方面？据统计，在火灾后发生的一年时间内，NHS诊治了2674名成年人和463名儿童，他们均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灾后第二年，NHS又专门开辟“圣查尔斯健康与福利中心”，用于评估和帮助受大火影响的心理患者。从丧亲后心理咨询，到认知行为疗法，再到重度心理干预，范围广泛。数百人至今仍在这里接受心理治疗。
第二，英国心理学家提出，灾后心理干预不是单一维度、直线发展的工作，而是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需要整个社区甚至全社会的多维度参与和支持，而且越细越好。
英国有许多慈善机构以心理咨询和援助为主要目标，且细分程度较高。有的专注于帮助退役军人，有的关注儿童，有的则以民族宗教为特色。可以说，无论哪种心理障碍患者，几乎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组织”。
例如，伦敦大火后，一名阿富汗移民妇女得知丈夫葬身大火后，开始一边痛哭一边抽打自己的身体。NHS的医护人员不知道阿富汗的宗教文化中有这样表达哀痛的习俗，一时间不知所措。于是一些心理学家和志愿者迅速组建了多个专为穆斯林提供心理帮助的工作室，因为大火受灾者中超过六成是穆斯林。随后，英国一个名为“穆斯林援助”的慈善基金为这些心理工作室提供资金支持，并在一年后制作公布了一份心理报告。
英国心理学家阿米娜·汤姆森认为，基于民族宗教的心理援助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汤姆森还发现，除了开导情绪，为患者提供生活上的实质帮助更能提升心理干预效果。比如，帮助他们争取在住房、收入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权益。她认为，心理安抚不能局限于让患者哭一哭，释放情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会加剧患者的焦虑感。
第三，英国注重对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注重积累经验和科学分析，这有助于形成专业化的研究体系，为未来突发事件后的民众心理干预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
新冠肺炎疫情在英国暴发之初，英国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就已经出现专业学术文章，分析疫情防控期间应该注意隔离者可能出现哪些心理问题，从而对防控与隔离措施提出可行性建议。
分析认为，在疫情大范围传播等情况下，隔离手段是必要的，“不采取检测、隔离，放任疾病传播带来的心理影响会更糟”。但政府应在隔离期限、信息公开透明、保障社会物资供应等方面做出有力回应，以最大程度减少隔离给公众带来的心理影响。
我们的邻国日本自然灾害频繁，有些复合型灾害，例如2011年“3·11大地震”后引发的福岛核漏露事故让日本遭受重创。家园尽毁和痛失亲友让灾民承受巨大的心理痛苦，自杀数量呈上升趋势，心理危机干预也成为日本防灾减灾的重要环节。日本在这方面积累的一些经验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日本《每日新闻》曾报道，截至2015年，有162人自杀与“3·11大地震”相关，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受灾最严重的福岛县。再以2016年4月发生的熊本地震为例，2017年熊本县统计，地震后有16人因灾后心理压力等自杀，而地震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是50人，自杀人数超过直接死于地震人数的三分之一。可见灾害后的心理创伤是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到民间都有不同层面上的投入和支援。
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兵库县的临床心理师协会就组织人员进行避难所现场心理咨询以及提供电话咨询，在之后的各个重大自然灾害中，日本心理咨询师也都积极为灾民提供心理咨詢服务。在2011年“3·11大地震”后，日本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协会和东北大学等机构都参与到了灾后心理咨询活动中，采取电话咨询、避难所巡回服务等多种灵活的形式，为灾民、警察以及消防队员提供心理干预服务，并且发表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课题论文。
日本灾后心理健康护理指南中强调，灾后心理工作者首先要协助当地的精神卫生机构正常运转，并在灾后尽早与灾民进行接触，如果心理干预不及时，焦虑、绝望、困惑的情绪得不到缓解，就更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乃至群体事件。
目前，国际上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的心理治疗，临床验证有效的方法有认知行为治疗、暴露治疗等。另外，近年来我国也开始了中医治疗PTSD的研究，有证据显示针灸在治疗PTSD上效果与药物相当。
暴露治疗方法在西方国家较为普遍，但是在我国，相关专家在心理危机干预活动中，时常会谨慎使用此方法。这是因为，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情感倾诉理念呈现国别差异，使用不当反而会起反作用。
亚洲人表达情感相对内敛，日本一个小小的举动，安静而温柔地温暖了许多饱受灾难折磨的人群。在“3·11大地震”重灾区岩手县大槌町的山丘上，有一座开满鲜花的西洋式花园。花园里有一个白色的电话亭，面朝大海。灾后第九年，仍不断有幸存者来到这里，走进电话亭里面拨打电话，叙说着什么。其实，这是一部没有电线的电话，被称为“通向天堂的电话”。
“爸爸，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和您通话的地方了。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您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谢谢您，爸爸，一直陪伴着我们。我会一直照顾好妈妈……”
从一行行留言中，我们既看到了悲痛，也看到了力量。他们通过适合自己的方式，释放了压抑、思念的情绪，有效缓解了悲痛。
假如下一次灾难来临，希望我们可以在来自他国心理援助经验的基础上，拥有先进的、体现中国智慧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灾难面前，人是脆弱的。当灾难渐远，唯有让心强大起来，才能延续生命的价值。
◎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