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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中充满了狂欢化的色彩，如同一面镜子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那个时代的种种黑暗与丑行。本文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故事结构、人物形象及节日场景三个方面分析《金瓶梅》中的狂欢化书写，继而表达出作家借《金瓶梅》对明朝社会强烈的讽刺意蕴。
关键词：狂欢化理论 《金瓶梅》 讽刺意蕴
狂欢化理论是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后又在《佛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在狂欢化理论中，巴赫金描绘了一个颠覆现实社会的、全民参与性的、处处弥散着浓厚的狂欢化精神的狂欢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将边缘性群体的小丑作为狂欢广場上的主要演员，让他们不受正统的生活规范和规则支配，以狂欢的眼光看世界。通过他们揭露狂欢的背后的悲凉与讽刺的意蕴。
作为中国首部世情小说的《金瓶梅》是一部充满了狂欢化色彩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长久以来，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人物的心理特征、分析作品中封建官僚文化或商品经济文化、作品的叙事手法和作品中的娱乐场景等几个方面。笔者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从作品入手，认为作品在描写北宋末年西门庆一家的日常生活，表现一个丑恶不堪的黑暗现实社会的同时，在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中都充满了狂欢化色彩。因此，本文利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节日场景三个方面来分析《金瓶梅》中的狂欢化色彩，突出地表现作家对明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讽刺，显露出作家对传统道德信心丧失的痛惜。
一、狂欢化的故事结构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把世界划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第一生活或官方世界的‘第一世界’，即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统治阶级拥有无限的话语权力，被话语统治的平民大众则要感受着来自官方的羁绊和重压；二层是第二生活、狂欢世界的‘第二世界’，是一个颠覆现实社会的、全民参与性的乌托邦式的世界。”① 在《金瓶梅》中，作家将故事结构分为两层，表面上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属于《金瓶梅》的全民参与，颠倒人物身份地位，人人在良知面前平等的乌托邦式世界，但又借“第二世界”表现了明朝黑暗的现实社会，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
《金瓶梅》描写了北宋末年商人西门庆的一生及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以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描写了他家里妻妾之间的争宠妒恨，暴露出男女之间的肮脏与丑恶；另一方面描绘了一个上自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所构成的肮脏世界，辐射市井社会和官场社会。作家将达官贵人、富有商人、地痞流氓、富门太太、丧夫妇女、低微奴婢、牵线媒婆、修行之人、青楼女子等一一纳入故事之中，包罗万象，体现出了故事框架下的全民参与的特点。同时，作家吸取王阳明“把‘吾心良知’作为‘圣人’与‘愚夫愚妇’所共有的普遍人性，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满街都是圣人’”②，良知面前人人一律平等的观点，打破了传统等级森严的社会身份认定格局，将人物身份在良知面前颠倒设置，为地位高人一等的人物脱冕，为身份低微的人物加冕，追求一种人人在良知面前一律平等的状态。位高权重的西门庆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来结交权贵，行贿钻营，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从而成为集财、权、势于一身的地方一霸。纵使他有身份地位，可是在良知面前他显得十分低微，更甚至仅有的良知都已消失殆尽了，他自己都说：“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③ 而相反棺材店铺的女儿——宋惠莲，她是西门庆家的小厮来旺儿的妻子，身份地位卑微，但当得知自己与西门庆之间的偷情致使来旺儿被西门庆递解徐州，给来旺儿带来了性命之忧后，她从心里愧对来旺儿，就用死来弥补对来旺儿的不忠。在良知面前，宋惠莲表现出伟大的一面。作家打破现实等级秩序，降低西门庆的身份，提高宋惠莲的地位，追求一种人人在良知面前平等的境界，为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狂欢世界。而在“第二世界”的深处，作家又反映了明朝现实社会生活中朝廷权贵与地方上的豪绅官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为读者呈现一个现实的“第一世界”。
《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年（1582）后，现今学界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框定在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年之间，即明神宗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正在崛起，官商结合现象普遍，奢华淫逸之风弥漫着整个社会。这些现实的社会现象在《金瓶梅》所塑造的“第二世界”中都一一有所体现。西门庆本是药店老板，他巴结权贵，聚敛财富，诱骗结义兄弟的妻子，霸占民间少女，无恶不作。他的罪恶行为正是与这一时期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相符。此外，西门庆整日的荒淫行为也正与终年不见朝臣，日处深宫荒淫无道的明神宗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作家巧妙地通过描写西门庆的荒淫行为来批判明神宗时期，社会自上而下的黑暗、丑恶现象。
《金瓶梅》在故事结构布局上所具有的狂欢化色彩，不仅使读者领略了人物丰富多样的形象特征，也使读者很好地解读出作品深处所反映的现实社会。而书中元宵节的设置，又为故事结构上所具有的狂欢化增添了色彩。
一、狂欢式的节日场景
巴赫金认为在“狂欢节”上，“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④。各种狂欢活动与人复杂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给予人各种复杂的观念。在《金瓶梅》中，作家多次描写元宵节，营造出了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有声有色的欢庆场面，还将元宵节与西门庆的家族命运连接在一起。笔者认为作品中的元宵节好似狂欢节，作家在为读者呈现具有欢乐的、辞旧迎新的节日的同时，也将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中那种由盛到弱变迁过后的悲凉传递出来了。 《金瓶梅》共写了四次元宵节活动，对节日热闹的作了详尽描写。如在第十五回中写到，正月十五这天李瓶儿以过生日并看灯吃酒为名邀请了西门庆的妻妾们前来。吴月娘、潘金莲等盛装出席，一边在楼上吃酒，一边“搭伏定楼窗往下观看。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⑤。又如第四十二回第三个元宵节，西门庆约应伯爵等在狮子街房里赏灯，“打了回双陆，收拾摆饭吃了，二人在帘里观看灯市，但见：万井人烟锦绣围，香车骏马闹如雷，鳌山耸出青云上，何处游人不看来”⑥。作家以西门庆、吴月娘等人物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元宵节上异常热闹的景象。这热闹的元宵节不仅为故事情节发展提供了空间场所，而且也暗示了西门庆的家族变迁史。
第一次元宵节是李瓶儿以过生日为名，邀请了西门庆的妻妾们前来吃酒看灯。当天李瓶儿极力示好于西门庆的诸妻妾，又暗下与西门庆订下嫁娶之约。这一回的元宵节是李瓶儿为进入西门庆家作铺垫，暗示西门庆家族兴盛的帷幕即將拉开。第二次元宵节描写了宋惠莲与西门庆的偷情。宋惠莲仗着西门庆的宠爱占尽了风头，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此次元宵节主要反映了西门庆家庭生活混乱不堪的状况，为下文西门家族的变化埋下了伏笔。第三次元宵节是全书中最为奢华热闹的一次。此次元宵节与西门庆家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连妓女们也争着认吴月娘为干娘，这都显示出了西门庆家财势的强大，此时是西门庆家族兴旺繁盛之际。当然，因在节日人多的混乱中金镯子被盗，所引发的家中上下内外的矛盾，就显示出家族一丝衰败的痕迹。第四次元宵节，即最后一次元宵节，西门庆还没来得及安排诸般过节的活动，就在他与王六儿、潘金莲的一系列性行为后突然暴亡。西门庆的死导致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解体，是西门庆家败落的标志。第一次元宵节是西门庆家繁华的展开，而最后一次元宵节则是西门庆家“繁华尽虚”之际，作者是以元宵节的存在形态指向西门庆家以元宵节为始，以元宵节为终之命运。
元宵节作为人物进行狂欢活动的空间场所，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节日盛宴，使之领略到节日的欢乐，而且作家将节日与西门庆家族由盛到衰的变化联系起来，使读者更直接地体会到节日背后的死亡、再生的交替更新。
三、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在双层世界的故事框架下，巴赫金又将作为边缘性群体的小丑作为狂欢广场上的主要演员，使他们不受正统的生活规范和规则支配，以狂欢的眼光看世界，以颠倒的视角审视人生，呈现出一副非真非假的双重形象。《金瓶梅》中处处充斥着这类人物，如以陈经济为首的闲散公子们的言行举止将小丑的诙谐、滑稽表现得淋漓尽致。
巴赫金将小丑看作非官方真理的传播者，认为他们因在现实体制文化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以伪装的形式与体制文化周旋，使自己的生活观念和价值立场隐而不露。陈经济这一形象就将小丑的滑稽展现得活灵活现。陈经济作为落魄公子寄住在丈人西门庆家里，对西门庆惟命是从。西门庆“安他在花园中，同贲四管工记账”⑦，他每天都在花园中管工，没有呼唤都不敢进入中堂，饮食都是小厮从里面给他拿出来的。对吴月娘更是竭力承奉；对西门大姐是不敢有一句怨言；面对貌美风韵的潘金莲的藏钥匙的戏弄行为，其小丑形象即展现出来。为迎合潘金莲，陈经济不厌其烦地用一个接着一个的唱词来逗潘金莲开心。巴赫金说：“小丑的职业仿佛就是制造第二级意义，他们真正的自我是隐藏在话语之后的，呈现给你的只是他们的假面，真实自我则随时准备从假面后抽身而走。”⑧ 陈经济小丑的假面就在西门庆暴亡后表现出来了。西门庆死后，陈经济整日与潘金莲打情骂俏，成为潘金莲满足情欲的小丑。被赶出西门府后，竟为了潘金莲活活将西门大姐逼上绝路。后来他投身晏公庙，成为一名道士，在此期间，竟用老实的面具以博取庙主任道士的信任。小说正是通过小丑的诙谐滑稽，生动地展现了人际交往的势利行为，更多地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金瓶梅》中小丑的大量存在，不仅强化了喜剧效果，活跃了狂欢气氛，而且他们以幽默滑稽的言行，传播着非官方的真理，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笑谑精神，深化了文本的狂欢主题，发挥着重要的文学功能。
四、讽刺性的主题意蕴
《金瓶梅》在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节日场景三个方面所具有的狂欢化色彩，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明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讽刺，警示后人。
首先是讽刺政治生活。明代中后期的一些皇帝，多是些昏庸荒唐的无能之辈，具有强烈的逸乐要求，为求乐趣可谓无所不为。而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大多醉卧风月里浅唱梨园中，沉迷于娱乐纵情于声色，以追求“真乐”“快活”为人生目标。《金瓶梅》“第二世界”所描写的西门庆所做的逸乐之事、滑稽之谈就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狂欢化的故事结构布局含蓄地表达了作家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日趋低迷的不满和对当朝政治集团无能的领导的强烈讽刺。
其次是讽刺经济社会。明代洪熙、宣德年间，社会逐渐趋于安定兴盛，社会经济也逐渐由农业经济转化为商业经济。结果一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凭借大量的财富或寻欢作乐或谋求权势，给予传统规范及封建体制以强有力的冲击。受他们的影响，人们追求金钱、贪图享乐、僭越礼法，可谓无所不为，这种礼教废弛的社会风尚造成了当时的人际关系及世情风尚的极大转变。商人西门庆的塑造就是现实中市民阶层的代表。在元宵节的狂欢场面上，西门庆因荒淫无耻的行为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同时，显赫一时的西门家也随着几次元宵节而逐渐落寞，这些情节设置都是作家在对当时社会中寻欢作乐的商人的一种讽刺与警告，借西门庆的形象表达自己对商人的不满。
再次是讽刺文化社会。《金瓶梅》中代表小丑形象的陈经济，在人前装腔作势，唯唯诺诺。可他违反封建伦理道德，私通长辈，表里不一的行为是对当时所代表的道德观念的极大讽刺和背叛。狂欢化人物形象的设置表达了作家对当时日益低迷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强烈不满与讽刺。
《金瓶梅》表面上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全民参与、人物身份地位在良知面前颠倒的乌托邦式世界，在其深处又暗示了明朝黑暗的现实社会。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了一个个热闹欢庆的元宵节，还将元宵节与西门庆的家族命运连接在一起，使读者体会西门家族由盛到衰的悲凉之情。具有滑稽色彩的小丑人物设置，不仅活跃了狂欢气氛，他们还传播着非官方的真理。作家从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节日场景三个方面书写了《金瓶梅》中所具有狂欢化色彩，更突出地表达自己对明朝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满与讽刺，显露出对传统道德信心丧失的痛惜。但与此同时，又更多地引发了读者的思考和联想，具有以事警人的作用。
① 马振宏：《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死亡”艺术观》，《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07页。
②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③⑤⑥⑦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第495页，第598页，第199页。
④⑧ [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第98页。
参考文献：
[1] [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 传习录[M].上海：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马振宏.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死亡”艺术观[J].延安大学学报，2008（6）.
作 者：尚十蕊，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狂欢化理论 《金瓶梅》 讽刺意蕴
狂欢化理论是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后又在《佛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在狂欢化理论中，巴赫金描绘了一个颠覆现实社会的、全民参与性的、处处弥散着浓厚的狂欢化精神的狂欢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将边缘性群体的小丑作为狂欢广場上的主要演员，让他们不受正统的生活规范和规则支配，以狂欢的眼光看世界。通过他们揭露狂欢的背后的悲凉与讽刺的意蕴。
作为中国首部世情小说的《金瓶梅》是一部充满了狂欢化色彩的、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长久以来，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人物的心理特征、分析作品中封建官僚文化或商品经济文化、作品的叙事手法和作品中的娱乐场景等几个方面。笔者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从作品入手，认为作品在描写北宋末年西门庆一家的日常生活，表现一个丑恶不堪的黑暗现实社会的同时，在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中都充满了狂欢化色彩。因此，本文利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节日场景三个方面来分析《金瓶梅》中的狂欢化色彩，突出地表现作家对明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讽刺，显露出作家对传统道德信心丧失的痛惜。
一、狂欢化的故事结构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把世界划分为两个层次：一层是第一生活或官方世界的‘第一世界’，即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统治阶级拥有无限的话语权力，被话语统治的平民大众则要感受着来自官方的羁绊和重压；二层是第二生活、狂欢世界的‘第二世界’，是一个颠覆现实社会的、全民参与性的乌托邦式的世界。”① 在《金瓶梅》中，作家将故事结构分为两层，表面上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属于《金瓶梅》的全民参与，颠倒人物身份地位，人人在良知面前平等的乌托邦式世界，但又借“第二世界”表现了明朝黑暗的现实社会，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
《金瓶梅》描写了北宋末年商人西门庆的一生及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以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描写了他家里妻妾之间的争宠妒恨，暴露出男女之间的肮脏与丑恶；另一方面描绘了一个上自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所构成的肮脏世界，辐射市井社会和官场社会。作家将达官贵人、富有商人、地痞流氓、富门太太、丧夫妇女、低微奴婢、牵线媒婆、修行之人、青楼女子等一一纳入故事之中，包罗万象，体现出了故事框架下的全民参与的特点。同时，作家吸取王阳明“把‘吾心良知’作为‘圣人’与‘愚夫愚妇’所共有的普遍人性，认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满街都是圣人’”②，良知面前人人一律平等的观点，打破了传统等级森严的社会身份认定格局，将人物身份在良知面前颠倒设置，为地位高人一等的人物脱冕，为身份低微的人物加冕，追求一种人人在良知面前一律平等的状态。位高权重的西门庆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来结交权贵，行贿钻营，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从而成为集财、权、势于一身的地方一霸。纵使他有身份地位，可是在良知面前他显得十分低微，更甚至仅有的良知都已消失殆尽了，他自己都说：“咱闻那西天佛祖，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③ 而相反棺材店铺的女儿——宋惠莲，她是西门庆家的小厮来旺儿的妻子，身份地位卑微，但当得知自己与西门庆之间的偷情致使来旺儿被西门庆递解徐州，给来旺儿带来了性命之忧后，她从心里愧对来旺儿，就用死来弥补对来旺儿的不忠。在良知面前，宋惠莲表现出伟大的一面。作家打破现实等级秩序，降低西门庆的身份，提高宋惠莲的地位，追求一种人人在良知面前平等的境界，为大家呈现一个不一样的狂欢世界。而在“第二世界”的深处，作家又反映了明朝现实社会生活中朝廷权贵与地方上的豪绅官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为读者呈现一个现实的“第一世界”。
《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年（1582）后，现今学界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框定在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年之间，即明神宗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正在崛起，官商结合现象普遍，奢华淫逸之风弥漫着整个社会。这些现实的社会现象在《金瓶梅》所塑造的“第二世界”中都一一有所体现。西门庆本是药店老板，他巴结权贵，聚敛财富，诱骗结义兄弟的妻子，霸占民间少女，无恶不作。他的罪恶行为正是与这一时期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相符。此外，西门庆整日的荒淫行为也正与终年不见朝臣，日处深宫荒淫无道的明神宗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作家巧妙地通过描写西门庆的荒淫行为来批判明神宗时期，社会自上而下的黑暗、丑恶现象。
《金瓶梅》在故事结构布局上所具有的狂欢化色彩，不仅使读者领略了人物丰富多样的形象特征，也使读者很好地解读出作品深处所反映的现实社会。而书中元宵节的设置，又为故事结构上所具有的狂欢化增添了色彩。
一、狂欢式的节日场景
巴赫金认为在“狂欢节”上，“死亡、再生、交替更新的关系始终是节日世界感受的主导因素”④。各种狂欢活动与人复杂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给予人各种复杂的观念。在《金瓶梅》中，作家多次描写元宵节，营造出了一个有足够吸引力的有声有色的欢庆场面，还将元宵节与西门庆的家族命运连接在一起。笔者认为作品中的元宵节好似狂欢节，作家在为读者呈现具有欢乐的、辞旧迎新的节日的同时，也将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中那种由盛到弱变迁过后的悲凉传递出来了。 《金瓶梅》共写了四次元宵节活动，对节日热闹的作了详尽描写。如在第十五回中写到，正月十五这天李瓶儿以过生日并看灯吃酒为名邀请了西门庆的妻妾们前来。吴月娘、潘金莲等盛装出席，一边在楼上吃酒，一边“搭伏定楼窗往下观看。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⑤。又如第四十二回第三个元宵节，西门庆约应伯爵等在狮子街房里赏灯，“打了回双陆，收拾摆饭吃了，二人在帘里观看灯市，但见：万井人烟锦绣围，香车骏马闹如雷，鳌山耸出青云上，何处游人不看来”⑥。作家以西门庆、吴月娘等人物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元宵节上异常热闹的景象。这热闹的元宵节不仅为故事情节发展提供了空间场所，而且也暗示了西门庆的家族变迁史。
第一次元宵节是李瓶儿以过生日为名，邀请了西门庆的妻妾们前来吃酒看灯。当天李瓶儿极力示好于西门庆的诸妻妾，又暗下与西门庆订下嫁娶之约。这一回的元宵节是李瓶儿为进入西门庆家作铺垫，暗示西门庆家族兴盛的帷幕即將拉开。第二次元宵节描写了宋惠莲与西门庆的偷情。宋惠莲仗着西门庆的宠爱占尽了风头，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此次元宵节主要反映了西门庆家庭生活混乱不堪的状况，为下文西门家族的变化埋下了伏笔。第三次元宵节是全书中最为奢华热闹的一次。此次元宵节与西门庆家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连妓女们也争着认吴月娘为干娘，这都显示出了西门庆家财势的强大，此时是西门庆家族兴旺繁盛之际。当然，因在节日人多的混乱中金镯子被盗，所引发的家中上下内外的矛盾，就显示出家族一丝衰败的痕迹。第四次元宵节，即最后一次元宵节，西门庆还没来得及安排诸般过节的活动，就在他与王六儿、潘金莲的一系列性行为后突然暴亡。西门庆的死导致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解体，是西门庆家败落的标志。第一次元宵节是西门庆家繁华的展开，而最后一次元宵节则是西门庆家“繁华尽虚”之际，作者是以元宵节的存在形态指向西门庆家以元宵节为始，以元宵节为终之命运。
元宵节作为人物进行狂欢活动的空间场所，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节日盛宴，使之领略到节日的欢乐，而且作家将节日与西门庆家族由盛到衰的变化联系起来，使读者更直接地体会到节日背后的死亡、再生的交替更新。
三、狂欢化的人物形象
在双层世界的故事框架下，巴赫金又将作为边缘性群体的小丑作为狂欢广场上的主要演员，使他们不受正统的生活规范和规则支配，以狂欢的眼光看世界，以颠倒的视角审视人生，呈现出一副非真非假的双重形象。《金瓶梅》中处处充斥着这类人物，如以陈经济为首的闲散公子们的言行举止将小丑的诙谐、滑稽表现得淋漓尽致。
巴赫金将小丑看作非官方真理的传播者，认为他们因在现实体制文化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便以伪装的形式与体制文化周旋，使自己的生活观念和价值立场隐而不露。陈经济这一形象就将小丑的滑稽展现得活灵活现。陈经济作为落魄公子寄住在丈人西门庆家里，对西门庆惟命是从。西门庆“安他在花园中，同贲四管工记账”⑦，他每天都在花园中管工，没有呼唤都不敢进入中堂，饮食都是小厮从里面给他拿出来的。对吴月娘更是竭力承奉；对西门大姐是不敢有一句怨言；面对貌美风韵的潘金莲的藏钥匙的戏弄行为，其小丑形象即展现出来。为迎合潘金莲，陈经济不厌其烦地用一个接着一个的唱词来逗潘金莲开心。巴赫金说：“小丑的职业仿佛就是制造第二级意义，他们真正的自我是隐藏在话语之后的，呈现给你的只是他们的假面，真实自我则随时准备从假面后抽身而走。”⑧ 陈经济小丑的假面就在西门庆暴亡后表现出来了。西门庆死后，陈经济整日与潘金莲打情骂俏，成为潘金莲满足情欲的小丑。被赶出西门府后，竟为了潘金莲活活将西门大姐逼上绝路。后来他投身晏公庙，成为一名道士，在此期间，竟用老实的面具以博取庙主任道士的信任。小说正是通过小丑的诙谐滑稽，生动地展现了人际交往的势利行为，更多地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金瓶梅》中小丑的大量存在，不仅强化了喜剧效果，活跃了狂欢气氛，而且他们以幽默滑稽的言行，传播着非官方的真理，展现了民间文化的笑谑精神，深化了文本的狂欢主题，发挥着重要的文学功能。
四、讽刺性的主题意蕴
《金瓶梅》在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节日场景三个方面所具有的狂欢化色彩，更突出地表现了作家对明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讽刺，警示后人。
首先是讽刺政治生活。明代中后期的一些皇帝，多是些昏庸荒唐的无能之辈，具有强烈的逸乐要求，为求乐趣可谓无所不为。而得风气之先的文人大多醉卧风月里浅唱梨园中，沉迷于娱乐纵情于声色，以追求“真乐”“快活”为人生目标。《金瓶梅》“第二世界”所描写的西门庆所做的逸乐之事、滑稽之谈就是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狂欢化的故事结构布局含蓄地表达了作家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日趋低迷的不满和对当朝政治集团无能的领导的强烈讽刺。
其次是讽刺经济社会。明代洪熙、宣德年间，社会逐渐趋于安定兴盛，社会经济也逐渐由农业经济转化为商业经济。结果一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凭借大量的财富或寻欢作乐或谋求权势，给予传统规范及封建体制以强有力的冲击。受他们的影响，人们追求金钱、贪图享乐、僭越礼法，可谓无所不为，这种礼教废弛的社会风尚造成了当时的人际关系及世情风尚的极大转变。商人西门庆的塑造就是现实中市民阶层的代表。在元宵节的狂欢场面上，西门庆因荒淫无耻的行为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同时，显赫一时的西门家也随着几次元宵节而逐渐落寞，这些情节设置都是作家在对当时社会中寻欢作乐的商人的一种讽刺与警告，借西门庆的形象表达自己对商人的不满。
再次是讽刺文化社会。《金瓶梅》中代表小丑形象的陈经济，在人前装腔作势，唯唯诺诺。可他违反封建伦理道德，私通长辈，表里不一的行为是对当时所代表的道德观念的极大讽刺和背叛。狂欢化人物形象的设置表达了作家对当时日益低迷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强烈不满与讽刺。
《金瓶梅》表面上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全民参与、人物身份地位在良知面前颠倒的乌托邦式世界，在其深处又暗示了明朝黑暗的现实社会。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了一个个热闹欢庆的元宵节，还将元宵节与西门庆的家族命运连接在一起，使读者体会西门家族由盛到衰的悲凉之情。具有滑稽色彩的小丑人物设置，不仅活跃了狂欢气氛，他们还传播着非官方的真理。作家从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节日场景三个方面书写了《金瓶梅》中所具有狂欢化色彩，更突出地表达自己对明朝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满与讽刺，显露出对传统道德信心丧失的痛惜。但与此同时，又更多地引发了读者的思考和联想，具有以事警人的作用。
① 马振宏：《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死亡”艺术观》，《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07页。
②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
③⑤⑥⑦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第495页，第598页，第199页。
④⑧ [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第98页。
参考文献：
[1] [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3]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 传习录[M].上海：海古籍出版社，1997.
[4] 马振宏.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和“死亡”艺术观[J].延安大学学报，2008（6）.
作 者：尚十蕊，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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