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勇（化名）在今年5月为其父亲投了“绑架险”，虽然家境富裕，但是这位乡镇企业家还是经不住多次受到家人遭绑架的困扰。他患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已被人绑架了十次，每次都要花个10万、8万。吴金勇的遭遇是社会大多数富人安全感告急的一个象征。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自己，增加安全设施，聘请私人保镖，低调行事。（7月12日《国际先驱导报》）
　　如果孤立地看待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富人被绑架被杀害事件，可能会得出社会存在“仇富心理”，富人的安全感告急的结论，但是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观察，它实际是整个社会安全感降低的体现，因此也需要从全社会的视野进行反思。
　　其实在这个社会转型期，穷人等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显然更大，只不过他们缺乏话语权，不像富人那样更能吸引媒体的目光。农民会面临耕地被低价强制征用的风险；农民工进城打工，会面临讨不到工钱的风险；城市居民会面临房屋被强制拆迁的风险；下岗职工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风险；低收入者要面临因病致贫甚至无钱医治等死的风险。而社会全体民众，都要面临食品安全的风险，天灾人祸的风险，甚至公共场所发生恐怖袭击的风险。不需要举例就可以知道，这些已经成为近在身边的现实。
　　如果社会成了充满贫穷和不公的海洋，富人也不可能永远躲在安全的孤岛上。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说过：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毕竟，在一个不安全的社会中，没有谁会有安全感。
　　富人们如果极力想提高自己的安全感，把自己的住所武装成一个堡垒是无济于事的。安全问题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问题，构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