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格式化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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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不顾程序、歪曲释法、爆料以激起民众激愤的做法,和那些打砸售楼处、绑架稳定的行为在实质上又有什么区别?”看到“央视曝光发改委调查电信、联通反垄断”的报道,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刘远举气愤不已。
  电信、联通垄断案被疑为“神仙打架”,但这并不影响此案搅动舆论,招来大批围观者,为反垄断摇旗呐喊,也并不影响公众将此案当做发泄机会,倾吐平素对垄断的不满。为什么广大民众的情绪如同愤怒的公牛一样,一看到红布就发作呢?
  中国公众对垄断的不满,根源在于被“竞争至上论”洗脑,对垄断概念形成了一种格式化的认识。这种情绪如果单纯是为了监督国企,当然是利大于弊,但如果被利用,以至于导致决策层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那就后果堪忧。
  就事论事看垄断
  “从用户角度来说,当然越便宜越好,最好免费。但如果电信和联通真的亏损,对电信行业绝对不是好事。”南京邮电大学原副校长、博导张顺颐教授向记者表示,“水、电、煤气、交通等一个都不能反,国外也没有一个城市有好几家水、电、煤气公司,每家安装两个自来水龙头,谁家好就用谁的。”
  刘远举告诉记者:“一些对此次事件持欢迎态度的人盼望反垄断由此扩展到‘两桶油’,这不太可能,因为背后的逻辑太不一样。
  ‘两桶油’并非市场定价,而是行政定价。这也正体现了国内《反垄断法》的逻辑——只反市场竞争中的相对垄断。”
  《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
  国有企业名为国有,其实是全民的财产。某些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是国家确定的,存在也是合法合理的。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国有经济必须居支配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
  业内人士表示,电信行业只有由国家控制、国企控制,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自主技术。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电信行业掌握在三个国企手里,中国才能在从国外购买技术和设备时可以适当地压低价格。如果像钢铁行业那样,几十家中国钢铁企业为了争夺国外的铁矿石,互相之间搞恶性竞争,甚至個别企业为了讨好外资、自己拿好处而当汉奸,结果大幅度抬高了铁矿石的价格,中国企业打得头破出流,力拓、必和必拓等国外资本赚到高额垄断利润。判定垄断——制裁或者拆分——私有化,这就是隐伏在部分反垄断呼声背后的逻辑。
  业内专家认为,竞争和垄断对于市场经济,就像汽车的油门和刹车一样,一个都不能少。垄断并不都是坏的,例如对意义重大资源的国家垄断、对独占性知识产权的垄断保护、对高新技术项目的垄断性特许,都是市场经济国家百年来的发展经验所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措施。过度竞争会导致市场过分拥挤、无序,从而影响效率,竞争过少则会损害公平。反垄断调查的目的绝不能是打垮一两个企业甚至让外资在本行业居于支配地位,而要有利于产业发展和国民经济进步。为效率和公平考虑,我们可以反对某些国有企业不合法的垄断行为,但绝不可以一概而论地反国企垄断,进而反国企存在,直至行私有化之实。
  “反垄断调查要就事论事。”电信专家、3G产业联盟秘书长项立刚告诉记者,“可以对于较为弱势的接入服务商保护,要求主导运营商为弱势运营商提供保护性资源,而不是因为价格不同就认定为垄断。”
  “我们更要讲法律,讲程序,讲规则,不能对法律断章取义,更不能利用老百姓的情绪,不计后果,将事情捅出去。很难相信,程序的不正当,能保证结果的公正。”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刘远举告诉记者。
  电信行业应该管制
  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行政垄断的现象存在。某些“市场支配地位”,完全是政策使然,属于行政垄断范畴。具体到电信行业,也就是电信监管制度设计的垄断。
  如同高速公路,接入电信骨干网,肯定要收取费用,收费的标准不能仅考虑光缆铺设及维护成本,还要考虑设备更换、前期巨大投资分摊,以及为建设全国网络在偏远及人口稀少地区的建网成本。关于收费标准,国家有明文规定,也可以说电信费用是国家管制价格。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说法,垄断和竞争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垄断企业是价格的制定者,垄断者通过捌整供给量来改变产品的价格。而在中国,电信和联通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价格制定权在国家。
  “中国《反垄断法》反的是竞争市场中的垄断行为,而不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根本不能适用《反垄断法》。”国务院国资委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告诉记者。
  “电信是敏感行业,涉及信息安全,属同家管制领域,不可能完全放开。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华为就被限制不准进入印度市场,美国对电信业也有限制。”南京邮电大学原副校长张顺颐教授告诉记者,“电信行业不可能完全自由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搞太多企业竞争。不是任何企业都能从事电信业务的,必须有严格的准入门槛。”
  “对于像电信骨干网这种涉及国家信息安全的行政垄断,我们该怎么看?能否去除垄断?”许保利向记者坦承,“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状况肯定不能改变。国家信息骨干网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不能为了竞争就多铺几张网。否则,或者恶性竞争,或者被闲置,都是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不合理配置。铺网需要几千亿元的成本,按照国家管制的电信价格,回收周期又很长,非国企不会愿意干。如果国家让其他任何国有企业再来建一张电信网,民众也不会答应。”
  发展还要靠改革
  相比于盲目的、不切实际的反行政垄断,还不如推动电信等行业的不断发展进步。
  反垄断事件的导火索被认为源于电信、联通的“清理事件”。“清理事件”导致铁通等接入服务商遭受重创,大量用户断网或者网速异常缓慢。
  2010年8月,中国电信下发文件,要求各分公司对高带宽流量进行清理,除骨干核心正常互联互通点之外的任何网络节点,不得有其他运营商和互联单位等的流量穿透接入。所谓流量穿透,简单说是其他接入服务商隐瞒自己的身份,以其他名义或通过其他渠道与电信、联通(多为外省公司)交易,从而实现少交费用、降低成本的目的。
  对此,许保利告诉记者:“清理违规行为本身没错。流量穿透类似窜货,接入服务商采用投机取巧的方式少交费,是一种违规行为。清理违规行为必然导致断网、网速慢等后果,由此产生了纠纷不能全怪电信和联通收费高。不能因为收费高就认定采取穿透流量手段接人等违规行为是合法合理的。”
  业内人士则表示,穿透接入不仅极大影响了电信企业内部管理秩序, 减少了运营商收入,给电信运营商的网络通道造成异常大的压力,导致设备扩容及维护的成本直线上升,还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竞争格局。
  许保利向《国企》表示:“接入服务费及网间结算费用,是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收取的,电信和联通只是按照制度办事。可能收费偏高,也可能收费政策有问题,那我们可以考虑是否修改或调整有关政策。”
  “既然电信、联通与铁通等接入服务商的关系是由电信条例确定的,如果电信和联通违反了相关规定,没有按照成本定价,也该投诉到工信部,或者提议修改《互联网交换中心网间结算办法》等有关收费标准。”刘远举坦言。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收费是合情合理的。由于线路铺设成本巨大,加上全覆盖、双备份、多线路等各种电路维护措施,以及承担普遍服务,与国际电信商之间进行结算等因素,宽带网注定需要集中在几个技术过硬实力雄厚的专业大公司手里。
  “为承担普遍服务,需要在新疆、西藏等地广人稀的地域鋪设电信网络,提供宽带服务。巨大的投资不说,对其网费的收取绝对不能比大城市高,甚至要低很多。这些损失或者说责任是电信和联通必须承担的。因为,一般的接入服务商不可能去业务无法赢利的地区开展业务。”张顺颐教授表示。
  “近些年,许多商品都在涨价,唯独通信资费在下降,网速在上升。最近,上海电信和北京联通正着手免费升级网络,可以将2M升级到10M甚至更高。这也反映了电信企业对国家的贡献。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垄断经营到有序竞争,里面肯定有一些不合规的事实,一些企业的做法有失误或体现了小团体利益,这需要逐步改进、不断调整,而非一棍子打死。”张顺颐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表示,电信业的痼疾还是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以垄断为借口否定电信国企对电信业的贡献和必要性固然可以一时间大快人心,久后就会体验到市场混乱、价格上升等恶果。“对工信部等监管部门来说,要继续推进电信产业竞争机制设计,及时改革僵化的管理机制。对两大运营商来说,要根据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及时调整企业战略,扩大经营核心业务种类,在科学管理上苦下工夫,不断提高企业的综合效益。同时,要加大企业信息透明化力度,培育企业在消费者之间的公信力。”
  “尽管清理流量穿透接人事件合规,断网及网速异常缓慢却给普通用户带来了巨大影响和损失。以后要注意处理此类事件时,要做到提前通知,不伤及普通用户的利益。当然根本的还是要提升对终端消费者的服务。”许保利告诉记者。
  目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还在等待发改委反垄断局的调查结果,并以此为由谢绝了《国企》记者的采访。对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的反垄断调查,无论结局如何,对于国家和公众最有意义的结果就是电信和联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断降低有关资费、提升服务,推动电信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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