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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王朝覆灭的年份，也是中国最衰落、最没有希望的时刻。一位叫梁济的官员默默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清廷民政部。他对这个国家前途感到绝望，对自己毕生所学的儒学前途感到绝望。
一天下午，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便离开了家，投湖自尽。
这件事情对青年梁漱溟刺激很大。后来，梁漱溟成为儒学大师，扬名世界，却始终不能忘怀父亲的这个疑问。在其晚年，这句话成为他回忆录的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粱济的观念里，他所说的世界当然是指中国。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从一个极度衰落、任人宰割、毫无希望的国家，重新振作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而且按照现在的趋势，不出十年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强国，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成就。跟过去一百多年里为了国家振兴而献身的先辈们相比，我们无疑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
中国转型与个人选择的三个问题
从2005年到2008年，中国股市从1000点一口气涨到了6000多点。也就是说，短短三年内，这个股市的股票价格平均都上涨了六倍多。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参与者基本都赚到了钱，因为你购买任何股票几乎都是涨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处的时代，也正好与此相似。我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正在势不可挡地崛起，每一位中国人，要想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开创自己的事业，都会比我们的前辈们容易得多。
在普遍上涨的市场中赚钱，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家日子都可以过得不错。
但是，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2007年的时候，有个开书店的朋友跟我说他炒股老是亏本，让我大吃一惊：所有股票都在涨，你咋能亏本呢？他就说，他一旦买了一个股票，两天不涨，看见别的股票嗖嗖嗖往上涨，就开始心慌，觉得错失良机。于是赶紧卖了买涨得最好的，结果刚买进来那个股票不涨了，开始回调（下跌），卖掉那个反而开始涨了，于是又开始发慌，赶紧卖掉再买……就这样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偶尔赚一点钱还不够手续费的，所以亏了。
这样看来，即使是在大牛市中，要想成功也是需要点技术的。中国崛起这样的历史大机遇，要顺势而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样需要努力和机智。如果由于机遇太多了，没有良好的心态一味不停地追逐各种机会而忘掉已有的积累，也有可能会一无所获。在这样的大潮中，怎样才能静下心来，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除了中国的崛起这个大事件以外，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种幸运，就是另外一个大事件——信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真正开始火红起来，也差不多跟中国崛起同时，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1975年和1976年，也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先后创立了微软和苹果电脑公司，标志着信息技术改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到来了。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这本书里面说，中国其实很幸运，因为我们正好在信息革命的门槛上开始了改革开放，跟上了信息革命的浪潮，像联想、华为这些后来成长为巨人的民族企业都是一开放就进入了信息产业。如果“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再持续个十年八年，中国可能就永远地被时代甩在后面了。
我们国家的幸运呢，其实也就是每个人的幸运。这两股浪潮的冲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们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其实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进步在破旧立新中前进：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市场改革派逐步淘汰了计划经济派。而信息技术革命实际上加速了这种轮换，数码相机淘汰了传统胶卷，MP3淘汰了随身听……然而这些新产品崛起不到十年，又很快被智能手机消灭殆尽……在此过程中，如果只是坚守，而不跟随潮流，怎么会不被随时淘汰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国的崛起实在是不同寻常的，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和看衰的声音。放眼看世界上的大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就咱们中国一家了。整个外部世界，包括受到国外舆论影响的很多中国人，也都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持有严重怀疑的态度。很多人也都会禁不住怀疑：过去几十年的好日子真能够持续吗？我们是否应该为未到来的危机做好准备？
这是第三个问题。
中国的城乡差距
我记得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包括中学和大学阶段，就曾经非常困惑，对这个国家感到困惑，也就跟着对自己的人生理想感到困惑。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区域差异、城乡差距都非常大，一切问题看起来都显得很复杂。
先说最坏的事吧。我读初中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有一天晚上在回家路上被一行六人打劫了，财物被抢走了还不算，这些人还把他暴打一顿，他被打成重伤。就这么一起严重的抢劫伤害案件，肇事者被抓起来以后，却通过给镇政府官员行贿，第二天就给放了。这个事情让学校的老师们愤怒了，联合起来罢课、上访。但是毫无结果，反而是支持老师们上访的校长被撤职了。我的父亲时任学校教导主任，也愤而辞职。这个事情令我非常愤怒，觉得我们的社会制度肯定是出了大问题。好人遭殃、坏人得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在农村，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不断接触到很多社会阴暗面，觉得这个国家真是要出大问题。要改革她，怎么办？高考的时候，我选择了法律专业。
进到大学以后，来到北京，那是2000年，正是美国新经济泡沫最热闹的一年。我从偏远的地方抬起头来，忽然看到一片全新的世界。在北京这个地方，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法制问题并不那么突出。这个时代的主题是开拓梦想、创造未来。那个时候，李彦宏和张朝阳刚刚回国，成立了百度和搜狐，马云的淘宝还要过两年才会出现。正是互联网的英雄们厉兵秣马、开天辟地的时刻。总之，那是一个完全和我所生活的小镇完全不同的世界。
中国的城乡差距时常让我大惑不解——边是冉冉上升、突飞猛进，一边是贫穷落后、社会矛盾深刻，前者预示中国即将崛起，后者意味着它可能走向崩溃。然而它们却都是事实，同一时间存在于同一国度。这究竟昭示着什么？ 我想明白的东西还有很多，不能一一细说。不过一个基本的概念，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说法非常接近，就是“复杂中国”。他提的这个概念很好：中国实在是太大、太复杂了，仅从个人所经历所见闻的角度来了解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每一个个人所能体验到的东西，其实都不足以改变她前进的方向。像我成长中所耳闻目睹的那些不公平，对我或我身边的人固然影响巨大，但于整个国家来说，实在可以忽略不计。
改变与坚守：立足现实规划未来
面对这个复杂的中国，我们从后往前来逐步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崛起在未来是可持续的吗？会不会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人生规划人生理想显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复杂中国的角度去看，由于中国实在太庞大了，就好像一艘航空母舰，一旦启动起来，要想扭转它的航向将变得非常困难。过去三十年的成就，表明我们正航行在正确的道路上，核心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格局不变，中国崛起的方向就将保持不变。观察中国的长期趋势，只能用这样巨大的视角。对当前的中国来说，除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外，唯一可能扭转国家大势的，就是政府的腐败。然而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严惩腐败的情况来看，党仍然具备自我更新、清除腐败的能力，腐败不可能长久阻挡中国崛起的势头。
立足于中国继续崛起的大趋势来思考和规划未来，我们一部分人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提出了一个大方向的选择：为政或从商，必须分为两途。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是与别家不同的，政治家和商人在职业前景上很难结合。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可以下海，但问题是一旦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这两条道路，有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出了选择，因为三十岁以后再要改变，就很困难了。在政府里面，你可能掌握巨大的能量，能够推动社会经济体制上的许多改变，但如果要想借此为自己和家人牟取很大的经济利益，就会非常危险，可能身败名裂。
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二者之间可谓矛盾统一。坚守与改变，需要的是智慧和勇气。
我本科所学的法学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这个特殊在于：法学的本科生很难找到好工作。因为法律特别强调实际运用，没有经验的毕业生在法律工作岗位实际上干不了什么，刚开始只能学习，因为很难一毕业就有高薪岗位在等着你。相反，像财务会计、人力资源管理这些专业，专业性强，几乎任何企业都需要这样的岗位。所以等我们毕业的时候，眼睁睁看着隔壁的同学们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些很好的单位，工资水平几乎是我们的一倍。于是，有很多人选择了放弃，不再从事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了，去做一些收入稍微高一点的工作。现在十年过去了，回头来看，目前发展最好的，基本都是那些最后选择坚持下来的。因为只要熬上三五年，懂得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利用法律知识了，马上就不一样了，能够用法律帮助企业、客户解决实际问题，立刻就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反之，那些离开法律岗位随便干点啥的同学们，则因为专业背景不对口，工作时与其他专业的人相比并无优势，因此一直很难取得很大的进步。
所以，在这个变化太快的时代，人生规划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坚守和离开，都需要智慧和勇气。如果我们对人生、对未来没怎么想清楚，趁着自己还年轻，那么就多去尝试。在尝试当中，去发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这需要的是智慧和冷静的态度。一旦看准了，最后还是要靠坚守。只有坚守，才能在一个领域真正取得成功，这需要的是勇气，是放弃更多看起来很好的选择的勇气。
一天下午，他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完便离开了家，投湖自尽。
这件事情对青年梁漱溟刺激很大。后来，梁漱溟成为儒学大师，扬名世界，却始终不能忘怀父亲的这个疑问。在其晚年，这句话成为他回忆录的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
在粱济的观念里，他所说的世界当然是指中国。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从一个极度衰落、任人宰割、毫无希望的国家，重新振作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而且按照现在的趋势，不出十年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强国，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成就。跟过去一百多年里为了国家振兴而献身的先辈们相比，我们无疑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
中国转型与个人选择的三个问题
从2005年到2008年，中国股市从1000点一口气涨到了6000多点。也就是说，短短三年内，这个股市的股票价格平均都上涨了六倍多。在这种情况下，股票市场的参与者基本都赚到了钱，因为你购买任何股票几乎都是涨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所处的时代，也正好与此相似。我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正在势不可挡地崛起，每一位中国人，要想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开创自己的事业，都会比我们的前辈们容易得多。
在普遍上涨的市场中赚钱，是很容易的事情，大家日子都可以过得不错。
但是，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2007年的时候，有个开书店的朋友跟我说他炒股老是亏本，让我大吃一惊：所有股票都在涨，你咋能亏本呢？他就说，他一旦买了一个股票，两天不涨，看见别的股票嗖嗖嗖往上涨，就开始心慌，觉得错失良机。于是赶紧卖了买涨得最好的，结果刚买进来那个股票不涨了，开始回调（下跌），卖掉那个反而开始涨了，于是又开始发慌，赶紧卖掉再买……就这样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偶尔赚一点钱还不够手续费的，所以亏了。
这样看来，即使是在大牛市中，要想成功也是需要点技术的。中国崛起这样的历史大机遇，要顺势而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样需要努力和机智。如果由于机遇太多了，没有良好的心态一味不停地追逐各种机会而忘掉已有的积累，也有可能会一无所获。在这样的大潮中，怎样才能静下心来，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除了中国的崛起这个大事件以外，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种幸运，就是另外一个大事件——信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真正开始火红起来，也差不多跟中国崛起同时，也就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1975年和1976年，也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先后创立了微软和苹果电脑公司，标志着信息技术改变人类生活的时代到来了。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这本书里面说，中国其实很幸运，因为我们正好在信息革命的门槛上开始了改革开放，跟上了信息革命的浪潮，像联想、华为这些后来成长为巨人的民族企业都是一开放就进入了信息产业。如果“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乱再持续个十年八年，中国可能就永远地被时代甩在后面了。
我们国家的幸运呢，其实也就是每个人的幸运。这两股浪潮的冲击，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们还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其实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进步在破旧立新中前进：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市场改革派逐步淘汰了计划经济派。而信息技术革命实际上加速了这种轮换，数码相机淘汰了传统胶卷，MP3淘汰了随身听……然而这些新产品崛起不到十年，又很快被智能手机消灭殆尽……在此过程中，如果只是坚守，而不跟随潮流，怎么会不被随时淘汰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
这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中国的崛起实在是不同寻常的，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和看衰的声音。放眼看世界上的大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就咱们中国一家了。整个外部世界，包括受到国外舆论影响的很多中国人，也都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持有严重怀疑的态度。很多人也都会禁不住怀疑：过去几十年的好日子真能够持续吗？我们是否应该为未到来的危机做好准备？
这是第三个问题。
中国的城乡差距
我记得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包括中学和大学阶段，就曾经非常困惑，对这个国家感到困惑，也就跟着对自己的人生理想感到困惑。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区域差异、城乡差距都非常大，一切问题看起来都显得很复杂。
先说最坏的事吧。我读初中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有一天晚上在回家路上被一行六人打劫了，财物被抢走了还不算，这些人还把他暴打一顿，他被打成重伤。就这么一起严重的抢劫伤害案件，肇事者被抓起来以后，却通过给镇政府官员行贿，第二天就给放了。这个事情让学校的老师们愤怒了，联合起来罢课、上访。但是毫无结果，反而是支持老师们上访的校长被撤职了。我的父亲时任学校教导主任，也愤而辞职。这个事情令我非常愤怒，觉得我们的社会制度肯定是出了大问题。好人遭殃、坏人得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在农村，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不断接触到很多社会阴暗面，觉得这个国家真是要出大问题。要改革她，怎么办？高考的时候，我选择了法律专业。
进到大学以后，来到北京，那是2000年，正是美国新经济泡沫最热闹的一年。我从偏远的地方抬起头来，忽然看到一片全新的世界。在北京这个地方，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法制问题并不那么突出。这个时代的主题是开拓梦想、创造未来。那个时候，李彦宏和张朝阳刚刚回国，成立了百度和搜狐，马云的淘宝还要过两年才会出现。正是互联网的英雄们厉兵秣马、开天辟地的时刻。总之，那是一个完全和我所生活的小镇完全不同的世界。
中国的城乡差距时常让我大惑不解——边是冉冉上升、突飞猛进，一边是贫穷落后、社会矛盾深刻，前者预示中国即将崛起，后者意味着它可能走向崩溃。然而它们却都是事实，同一时间存在于同一国度。这究竟昭示着什么？ 我想明白的东西还有很多，不能一一细说。不过一个基本的概念，和《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说法非常接近，就是“复杂中国”。他提的这个概念很好：中国实在是太大、太复杂了，仅从个人所经历所见闻的角度来了解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每一个个人所能体验到的东西，其实都不足以改变她前进的方向。像我成长中所耳闻目睹的那些不公平，对我或我身边的人固然影响巨大，但于整个国家来说，实在可以忽略不计。
改变与坚守：立足现实规划未来
面对这个复杂的中国，我们从后往前来逐步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崛起在未来是可持续的吗？会不会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人生规划人生理想显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复杂中国的角度去看，由于中国实在太庞大了，就好像一艘航空母舰，一旦启动起来，要想扭转它的航向将变得非常困难。过去三十年的成就，表明我们正航行在正确的道路上，核心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格局不变，中国崛起的方向就将保持不变。观察中国的长期趋势，只能用这样巨大的视角。对当前的中国来说，除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以外，唯一可能扭转国家大势的，就是政府的腐败。然而从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严惩腐败的情况来看，党仍然具备自我更新、清除腐败的能力，腐败不可能长久阻挡中国崛起的势头。
立足于中国继续崛起的大趋势来思考和规划未来，我们一部分人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提出了一个大方向的选择：为政或从商，必须分为两途。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是与别家不同的，政治家和商人在职业前景上很难结合。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可以下海，但问题是一旦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这两条道路，有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出了选择，因为三十岁以后再要改变，就很困难了。在政府里面，你可能掌握巨大的能量，能够推动社会经济体制上的许多改变，但如果要想借此为自己和家人牟取很大的经济利益，就会非常危险，可能身败名裂。
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二者之间可谓矛盾统一。坚守与改变，需要的是智慧和勇气。
我本科所学的法学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这个特殊在于：法学的本科生很难找到好工作。因为法律特别强调实际运用，没有经验的毕业生在法律工作岗位实际上干不了什么，刚开始只能学习，因为很难一毕业就有高薪岗位在等着你。相反，像财务会计、人力资源管理这些专业，专业性强，几乎任何企业都需要这样的岗位。所以等我们毕业的时候，眼睁睁看着隔壁的同学们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些很好的单位，工资水平几乎是我们的一倍。于是，有很多人选择了放弃，不再从事和法律相关的工作了，去做一些收入稍微高一点的工作。现在十年过去了，回头来看，目前发展最好的，基本都是那些最后选择坚持下来的。因为只要熬上三五年，懂得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利用法律知识了，马上就不一样了，能够用法律帮助企业、客户解决实际问题，立刻就能获得非常丰厚的回报。反之，那些离开法律岗位随便干点啥的同学们，则因为专业背景不对口，工作时与其他专业的人相比并无优势，因此一直很难取得很大的进步。
所以，在这个变化太快的时代，人生规划的变与不变，是相对的。坚守和离开，都需要智慧和勇气。如果我们对人生、对未来没怎么想清楚，趁着自己还年轻，那么就多去尝试。在尝试当中，去发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这需要的是智慧和冷静的态度。一旦看准了，最后还是要靠坚守。只有坚守，才能在一个领域真正取得成功，这需要的是勇气，是放弃更多看起来很好的选择的勇气。